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纪念成都大屠杀360周年续

政治意义上的四川 四川2300年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外来政权下，才会不断发生执政者对民众的屠杀。无论是李特、张献忠，还是蒙古人和满清的赵尔丰。千百年来，各种外来政权凌驾在四川人之上。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只看见地理的四川，文化的四川和行政的四川。但我们看不见一个“政治四川”。因为四川从未以四川人的名义，形成过一个政治共同体。四川从未以四川人的名义，产生过它自己的一个领袖。四川也从未以四川人的名义，来为自己手中的权柄加冕。外来政权下的地方只有行政控制，没有政治参与。它满足于让四川作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独裁者的一座行宫，和官僚们仕途上的一次艳遇。外来政权总是倾向于拼命打压本土一切民间组织的发展，打压一切政治参与的呼吁。“异地为官”原则的最高目标，就是防止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地方的出现。于是秦惠王之后，四川人就未曾成为过这块土地的主人。所谓天府之国，不是四川人的国土，倒是四川向中央租来的一块承包地。 经过明末清初一场大乱，顾炎武曾对暴秦以来的外来政权模式进行过反思。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解决途径。大意是提倡地方主义，从春秋大一统的集权向当初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回归。通过政治的本土化和向下分权，实现对中枢滥用权力的制衡。顾炎武这一思路是介于封建主义与联邦主义之间的。但在今天，自上而下的分封当然不如自下而上的选举，更能实现政治本土化和纵向权力制衡的目标。要杜绝执政者的屠杀和一切对民众的非法侵害，就要让四川、让帝国的每一个行省都成为一个政治概念，让居住在地方区域的人民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体。因为若没有千万人之间的共和，又哪里来亿万人之间的共和？四川人之间若没有一个真共和，中国人之间就定是一个假共和。 这样一种地方的共和理想，也曾在清末宪政运动中成为昙花般的现实。四川两千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本土地方领袖，两千年来最伟大的一位本土政治家──蒲殿俊。他出生于四川广安，是一位哈维尔式的知识分子。蒲殿俊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乡后创办《蜀报》，鼓吹民权。并成为四川有史以来第一次本土议会──四川咨议局的议长。1911年，他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蒲殿俊在这一年的经历，也和哈维尔年头坐牢、年尾当总统的戏剧性际遇异常相似。9月他被赵尔丰逮捕，11月被释放。12月25日，蒲殿俊宣布四川独立，并被推举为“大汉四川军政府”的首任都督。成为四川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位本土推选的、本省籍的政治领袖，一度结束了由外省向四川供应领导人的耻辱历史。 如果政治不能取得本土民意的授权，这样的政治就注定是一种外来的、自外于每一个被统治者的政治。这样的外来政权无论它有多崇高的目标，多自律的精神，多繁荣的效率，也无法彻底免除自古以来一个举刀屠城的梦魇。在大屠杀与外来政权的话题上，四川广安是一个无法不令人喟叹的地方。因为它既诞生了四川两千年史上结束外来政权的第一位本省籍领袖蒲殿俊。也诞生了中国外来政权模式下邓小平。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共和的四川有多遥远？今年是张献忠成都大屠杀360周年，也是蒲殿俊的70周年忌日，同时还是邓小平100周年冥诞。三个日子孰重孰轻，孰远孰近，都一样令人刻骨锥心。 是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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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朋友王怡的文章吧,咋不署名转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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