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而神秘的彝文

⊙ 朱勇钢　邓海椿
　　当人们为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所发现的刻划符号苦思冥想的同时，就有学者试用彝文释译其中的字义；当人们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刻划符号迷惑不解的时候，就有彝族毕摩（察司）将其──读释；当人们为三星堆遗址出土金枝上的古蜀图语感到神秘的时候，就有专家试用了彝文翻译了其中的含意。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历史的偶合吗？显然它已经为古老的彝文披上了神秘的色彩──

刻划符号与彝文
　　据多年来考古发现，在中国原始社会里多个文化遗址中有多处出现了被远古先民使用的最早的文字──刻划符号。如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100多件陶器陶片上发现的20余种100多个刻划符号；陕西宝鸡北首领、长安五楼、临潼羌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有类似发现。特别是青海乐都柳湾遗址也发现了50余个彩绘符号，其中一些彩绘符号与西安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十分相似。此外大汶口遗址75号墓、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及山东诸城前寨遗址的陶器上也发现了比上述文化遗址的刻划符号更先进的象形化刻划符号10余个。这些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很长时间内被史学界认定为一种与文字有关联的文字雏形，并因为其无法破译释读而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贵州省威宁苗族、彝族自治县水中区中河乡出土一批陶文后，引起了一批彝学专家的注意。由此，当时的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的彝文执译组的学者，就用彝文释读了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无独有偶，笔者将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二十余个刻划符号，请凉山彝族的隶社会博物馆职业毕摩吉木阿洛试读。令人惊奇的是，从没有系统学过汉语文知识的他（仅小学学历）可以一口气读出多个刻划符号。难道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显然，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暗示着彝文与刻划符号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历史亲缘关系。

同源异流的彝文与汉字
　　关于彝族文字的起源历史上众说纷纭。有说始于唐代而集大成于明；有说创自东汉；有说创自于先秦时期等等。学术界也为此争论不休。但是更多的彝学专家认为彝文作为一部不受汉字影响而非常成熟完善的文字其历史应该更加久远。
　　从历史角度来看，根据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诸多证据证明彝族立体成员应该原属于古羌人的一支。早在夏商之前的远古、史前时代就生活在今甘肃青海一带的甘青草原上，逐木草而居，并逐步南迁和东移。其中南迁的一支顺着今西南地区古民族迁徙走廊来到今川、滇、贵一带繁衍生息下来，最终成为现代彝族。而东移的一支，逐步迁街文不对题今陕甘高原一带遂发展成为以古羌戎族为主流的古黄帝部落。两者依据共同先期文字雏形──刻划符号为蓝本，依据不同的历史轨迹发展和完善了不同系统的文字。南迁的逐步发展成为现今的彝文，史称“韪书”，“爨文”。而东移的逐步演化为此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而形成现今的汉字。尽管对这种文字的演化缺乏历史史籍的记载，但是在中原汉族和西南彝族民间传说故事中有类似的说法。以书祖仓颉造字故事为例，相传仓颉原为黄帝部落的史官，受命造字。大约在今陕西水县沉水河南岸一带创字，在苦苦不得真果之时，突然一只西来的白凤凰落下，并在地上留下了爪印。仓颉由此受到启发，遂以象形法造字。刹那时“天雨栗，夜鬼哭”。以此惊天动地的掀开了中原华夏文明史的一页。以现有的民族学观点来看，西来的白凤凰可能是代表一支来自西方以鸟为图腾的古羌族部落，也就可以推测，仓颉造字可能受古羌人的影响。彝文创字也有类似的传说。据彝族民间著名史籍《西南彝志》卷五《天地进化论》说：“哎君不知年，记年树上看；哺五不知月，记月石上察”。用民族学视角来看这一点描述说明在哎哺时代（以家谱谍系推算距今六千年前）彝文初创分阶段还停留在刻石、刻术记事的阶段。而同文卷三《哎哺九十代》里又说：“哎穆穆氏族传到第十代，人们心里想，口里讲，手上写”“绘天的光彩，绘荣日耀月。”说明彝文也进入象形法创字的阶段。此后“呗博耿奢哲，有条有理地讲述；密尼幺姑娘，得心应手地书写。”由此彝文进入传承时代。由此看来，彝文和汉字都由一种共同刻划符号开始，分别进入象形法造字，随后逐步演化成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法。（彝文也有“六书”）。为此，著名彝文字学家丁椿寿先生在其《彝文论》中，就此做了精辟而详细阐述。“彝文和汉文都是由象形字（包括图画文字）经过指事、会意、形声等阶段发展起来的同属表意体系的汉字。”

古彝文的研究刻不容缓
　　目前学术界对彝文的研究特别是古彝文的研究还很不够。西安半坡遗址文化刻划符号与古彝文的对比，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由贵州毕节地区民委彝文执译组组织的，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深层次系统研究始终没有开展，后续成果也就没有后劲了。同样这个问题也一直存在着我省各科研学术单位。现专职从事彝文字学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所出的新成果也更少。更令人担忧的是，各大专院校原设的彝文古籍班也因各种原因而停办了，如此长久下去研究彝古籍，彝文字学的后备人才就存在着断代的危险。与此境况相比，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文研究却蒸蒸日上。不仅有国内专家研究而且吸引了广大国外语言文字学者的兴趣。此外，为了使纳西东巴文有所传承和发展，一些有识之士还在丽江创办了东巴文化学校，编辑教材，积极组织纳西青年子弟培养兴趣深入研究。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东巴文化研究的热潮。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有所深思。在人们惊叹云南文化旅游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却不断漠视着我们现有的珍贵的民族文化资源的丧失。如此下去，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如何承担这一文化断隔的历史责任呢？古老而神秘的彝文将如何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传承下去呢？所以我们借此机会呼吁广大彝学专家和彝议文化爱好者，共同关心和努力，为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发展而深入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