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

八神 · 发表于: 2020-5-20 15:54:19

源自：《考古》2020 年第 2 期 : 周丽江章华

　　成都平原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发现不多，对这一阶段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也一直不清楚，进而影响了对这一时期考古学遗存的甄别与判断。对成都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关系到蜀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如十二桥文化的下限、十二桥文化之后古蜀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蜀文化和楚文化发生联系的时间与方式等。近年少部分遗址发现了一类面貌独特的遗存，与已知的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文化遗存均有区别应该属于春秋时期的遗存。下面就这类遗存做初步分析，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成都平原的典型春秋时期遗存
　　由于春秋时期考古遗存发现很少，对其特征没有太多认识。我们主要是基于对西周和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特征的认识，识别与西周、战国遗存明显有别的一类遗存，它们明显是从西周时期文化承袭发展而来，战国时期的文化与之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成都平原商代晚期至西周晚期的十二桥文化遗存和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很多，面貌也较清楚。
　　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地点第8层[1]和金沙遗址第四期遗存[2]出土的陶器中，尖底盏多为敞口，圆折肩；饰重菱纹的敛口广肩罐和簋形器较多；喇叭口罐领部偏低。墓葬以土坑墓为主，船棺葬较少。可以确定属于面貌清楚的十二桥文化晚期遗存，年代推测大致在西周晚期。
　　战国早期墓葬中年代明确的较多，比如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3]，成都中医学院土坑墓[4]，文庙西街M1[5]，石人小区M8、M9[6]，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M2705[7]，什邡城关M25、M74B[8]等。什邡城关M25、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M2705出土了有楚文化特征的陶尊缶。这种陶器在楚墓中从战国早期开始出现，如当阳赵家湖[9]与江陵雨台山楚墓[10]。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出土了战国早期有中原地区风格的青铜壶，以及有楚式青铜器风格的壶和鼎。成都中医学院土坑墓出土了有战国早期楚式风格的铜敦。结合其他遗物，可以断定成都平原的这批墓葬是典型的战国早期墓葬。出土遗物中除了上述年代明确的有外来文化风格的器物，还有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本地器物，如小口高领釜、大口浅腹釜、小而浅的尖底盏、小口高领罐等陶器，鍪、尖底盒等青铜容器和戈、矛、剑、钺等青铜兵器。
　　基于对西周时期和战国时期文化特征的认识，可区分出春秋时期的遗存。它们与西周和战国时期遗存明显不同，从文化演变趋势上看又明显是承袭发展自西周遗存，战国时期遗存则与之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目前可确认的春秋时期遗存主要有以下几处。
　　（一）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地点
　　1995年，十二桥遗址新一村地点（下文简称“新一村”）发掘了396平方米。发掘区位于十二桥遗址Ⅰ发掘区东约100米，东临西郊河。该地点地层分为9层，其中第4～9层为先秦时期堆积。第4层及其下的M1为战国时期堆积；第5层出土遗物较少，时代不明。第5层下的H7及第6～9层为战国时期以前的文化层；第9层基本未见文化遗物。该地点第5层以下出土陶器的特征十二桥遗址Ⅰ、Ⅱ发掘区出土的区别明显，基本不见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常见的细泥质陶尖底杯，仅见于第8层的2件可能是晚期地层中的早期遗物。该地点出土较多唇沿下垂的外叠唇瓮、簋形器、绳纹罐、釜、盘口形喇叭口罐，尖底盏、尖底罐等陶器，特征也与之前不同。因此发掘报告认为该地点第5层以下的文化遗存当晚于Ⅰ、Ⅱ发掘区，即年代晚于西周早、中期。又由于出土陶器与战国时期的区别明显，且其上叠压1座战国墓，所以新一村这批遗存当不晚至战国，可以推定其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根据成都平原后来发掘的较多商周遗址，尤其是金沙遗址的材料，细泥质陶尖底杯主要流行至西周中期，证实了这一推断基本正确。除了尖底杯，新一村第8层的主要陶器群还是从西周早、中期的十二桥文化承袭而来。金沙遗址这一阶段的遗存也比较丰富，与之前文化的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年代基本可以推定在西周晚期[11]。因此，新一村H7和第6、7层当属春秋时期遗存。
　　（二）金沙遗址黄河墓地
　　2002～2003年，金沙遗址黄河地点发掘了12600平方米。该地点的地层分为4层，第2层未出土遗物，第2层下的遗迹及第3、4层为商周时期堆积，发掘区大部分区域缺失第3层。遗迹有灰坑321个、灰沟1条、墓葬170座。目前只发表了第2层下的16座墓葬[12]，其中6座打破第4层，10座直接打破生土。发掘简报未发表第4层出土的遗物。16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7座的葬具判断为船棺，9座未发现葬具。船棺与战国时期的相比，还显得比较原始。多是在墓底发现一层黑褐色棺木朽痕，圜底，中间微凹，两侧壁呈弧形，两端上翘，呈独木舟形。少数墓葬人骨保存较差，多为一次葬，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M350、M577、M580、M592、M600、M651等出土了时代特征较明显的陶尖底盏、仿铜盏、高领盘口罐、釜和青铜戈、矛、剑等丰富遗物。其中，仿铜陶盏明显仿自楚式青铜盏。楚墓出土的青铜盏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晚期，战国时期被青铜敦替代[13]，但楚墓中没有这种仿铜陶盏，推测是春秋中晚期楚式青铜盏流入了蜀地，后由本地仿制的。由于大量战国时期墓葬均未发现仿铜陶盏，推测这几座墓葬年代当在春秋时期。陶高领盘口罐不见于成都平原的战国墓葬，而可能与新一村第6、7层出土的同类器有关。
　　陶尖底盏也与西周和战国时期的同类器大小、形制有别。青铜兵器与战国时期的相比，形制特征也明显偏早。因此，M350、M577、M580、M592、M600、M651的年代当在春秋时期。M549出土战国早期常见的陶大口浅腹釜，M535出土战国早期常见的直腰式铜钺和陶尖底盏，它们出土的其他铜兵器也明显晚于上述春秋时期墓葬出土的兵器，这两座墓年代明显是战国早期[14]。其余出土遗物太少的墓葬年代较难判断。
　　（三）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
　　2008年，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了800平方米。该地点地层分为8层，其中第8层为宝墩文化堆积，第4层下的遗迹至第7层为商周时期遗存。遗迹有灰坑29个、灰沟1条、窑1座、墓葬48座。第4层下发现24座墓葬，包括船棺墓4座、不见葬具的土坑墓20座，其中4座船棺墓和5座土坑墓的材料已经发表[15]。土坑墓M2705、M2710、M2720的年代可明确判断为战国时期。其中，M2705、M2710出土有战国早期特征的陶大口浅腹釜、小口高领釜，M2705出土有战国早期特征的陶尊缶，因此这两座墓葬年代当在战国早期。M2720、M2705出土的陶小口高领釜形制略有区别，根据这种釜的演变规律，前者年代略晚[16]，M2720当晚于M2705、M2710。船棺墓M2725被土坑墓M2710打破，因此M2725当早于M2710。而M2725出土遗物较为丰富，陶器有尖底盏、器盖，青铜器有戈、矛、剑等。陶尖底盏与金沙遗址黄河墓地M580、M592和M600出土的比较接近。陶器盖与新一村H7出土的比较相近。这种陶器盖一直流行至战国时期，形制变化规律为捉手逐渐变小，盖腹逐渐变浅。星河路M2725和新一村H7出土的陶器盖捉手较大，盖腹较深，与战国时期的区别明显，如什邡城关战国早期偏晚的M74B等墓出土的陶器盖捉手较小，盖腹较浅[17]。M2725出土的青铜兵器与战国时期的也明显有别，因此该墓的年代当在春秋时期。船棺墓M2711、M2712、M2722出土的青铜剑、戈、矛与M2725出土的形制相近，因此这三座墓的年代可判断为春秋时期。M2725、M2722属同坑并穴合葬墓，M2712为同穴合葬墓，M2711为单人葬。4座墓均为仰身直肢葬，双手多交于胸前。葬具腐朽严重，与黄河墓地一样，基本只能辨别朽痕。3座双人合葬墓均为男女合葬，M2722、M2712中的兵器均放在男性一侧，M2725中男女均随葬兵器。除了M2712，其余3座墓内均发现大量鹿骨，应该是随葬了带骨鹿肉。2座同坑并穴合葬墓随葬磨石。M2725东室中男性一侧有一具殉人，两位墓主和殉人的骨骼上发现朱砂。
　　（四）金沙遗址人防地点
　　2002年，金沙遗址人防地点发掘了1700平方米。该地点地层分为6层，第3层下的灰坑、墓葬及第4～6层为商周时期遗存。第3层下发现14座竖穴土坑墓，有三组并排葬，每组2座，包括M268、M269，M272、M273，M276、M277。M275葬具可判断为船棺，其余墓葬的葬具不明。5座墓出土随葬器物，M271随葬青铜矛、剑各1件，M280随葬青铜剑3件，M268、M270、M276各随葬青铜剑1件[18]。该地点的墓葬未出土陶器，推测有些青铜剑可能是明器，墓葬年代判定比较困难。这批墓葬与战国墓区别明显，M270、M271、M280出土青铜剑的茎上两穿居于正中，这种剑一般年代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早期，因此墓葬的年代可能在春秋时期[19]。该墓地出土的青铜剑长度均在30厘米以内，这是早期青铜剑的特征。至战国早期，带鞘双剑可能为特殊身份的象征物而长期保持早期形态，变化不大，其他剑的长度一般超过30厘米。比如黄河墓地战国早期墓M549出土的剑长31.2厘米，M535出土的剑长30.9厘米；星河路西延线战国早期墓M2732出土的1柄剑长32.3厘米，M2720出土的2柄剑分别长35.5、42.8厘米；什邡城关M25出土的3柄剑分别长31.2、32、36.8厘米。因此，出土遗物稍多的M270、M271、M280的年代可判定在春秋时期，其余墓葬的年代无法准确判断。
　　（五）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
　　2004年，金沙遗址国际花园地点发掘了7000平方米。该地点地层分为6层，第4层下的船棺及第5A、5B、6层为商周时期遗存。第4层下的14座船棺葬均打破第5A层，与第5A层下打破第5B层的47座土坑墓区别很大，后者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少量为狭长形土坑墓。14座船棺墓中7座为同坑并穴双棺合葬墓，7座为单人葬，个别墓葬有生土二层台。墓底均发现一层黑色的棺木朽痕，底部呈弧形，两侧壁亦呈弧形，两端上翘，从形状推测葬具为船棺。有一次葬和二次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个别为俯身葬。随葬品的组合比较复杂，1～8件不等。7座单棺墓中，M949无随葬品；M848、M946只随葬1件磨石；M918、M944随葬陶纺轮和磨石各1件；M850随葬磨石、铜圆牌饰、铜兵器和工具形小型铜明器；M940随葬磨石，陶纺轮；铜戈、剑、圆牌饰、小型兵器和工具形小型明器，玉锛。双棺合葬墓中各棺的随葬器物与单棺墓基本一致，M841、M947的两棺各随葬1件磨石；M948的两棺各随葬1件纺轮；有的一棺有随葬品（磨石或铜剑、戈）；M916、M917则是一棺无随葬品，但陶器为两棺共有；M943两棺都随葬铜兵器、磨石和工具形小型明器[20]。第5A层出土的陶器比较单一，主要有敛口广肩罐、簋形器和盆，与新一村第8层出土的同类器比较一致。第5A层的年代大约在西周晚期，那么船棺墓当不早于西周晚期；依据M916、M940、M943等墓出土的青铜戈、剑，特别是茎上两穿居于正中的青铜剑，推测其年代下限不晚于战国早期。这批墓葬与战国时期的船棺墓区别明显，尤其未出土常见的战国时期遗物，因此这批墓葬年代可推定在春秋时期[21]。这批墓葬出土的青铜剑也与人防地点一样，有早期特征，长度均小于30厘米。
　　（六）郫县清江村遗址
　　1999年，郫县清江村遗址的两个发掘点共发掘了150平方米，春秋时期遗存发现于第二发掘点。该地点的地层堆积分为12层，第5～12层为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堆积[22]。其中第5层出土遗物很少，陶器主要有唇沿下垂的外叠唇瓮、绳纹罐、尖底盏等，特征与新一村第6层出土的同类器相近，因此该层遗存可以判断为春秋时期遗存。
　　（七）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行政大楼商周遗址
　　2006年，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行政大楼地点发掘一处商周时期遗址，发掘面积752平方米。遗址的地层堆积分为5层，其中第3～5层为商周时期遗存[23]。该遗址出土陶器的类型比较简单，也没有明显的早晚变化，反映出遗址的年代跨度不大。陶器主要有簋形器、敛口广肩罐、唇沿下垂的外叠唇瓮、尖底盏等，特征与新一村第7层出土的比较接近，暂将该层归入春秋时期遗存。
　　二、分期与特征
　　上述遗存中，对建立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比较重要的有三处。一是新一村遗址，这里出土了丰富的陶器，且与西周时期的文化承袭关系明显，并有明确的层位关系。二是金沙遗址黄河墓地M350、M577、M580、M592、M600、M651等，这些墓葬出土了时代特征较明显的陶尖底盏、仿铜盏、高领盘口罐、釜和青铜戈、矛、剑等丰富遗物，尤其是陶仿铜盏时代比较明确，而根据陶尖底盏、高领盘口罐、釜等，可以与新一村遗址建立年代关系，根据青铜兵器，可以与其他只出兵器的墓葬建立年代关系。三是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M2725，该墓出土了丰富的遗物，其中根据陶尖底盏、器盖，可以与其他遗址建立年代关系，而根据青铜兵器，可与只出兵器的墓葬建立年代关系。
　　上述三处遗存的后两处特征比较接近，年代应该相近，可称为黄河墓地组。而新一村遗址第7、6层和H7年代紧密衔接，文化也是一脉相承，可称为新一村组。要建立新一村组与黄河墓地组的年代关系，只有依靠两组共有的陶器。其中，高领盘口罐、尖底盏、釜形制均有区别，显然不属同一时期，但确定他们的早晚关系并没有层位依据。釜出土较少，该阶段的变化规律并不十分清楚，高领盘口罐的变化趋势过去也不清楚。尖底盏器形简单，制作标准化程度较低，同一单位出土的形制也不完全一致，单靠比较尖底盏的形态，尤其是用线图比较，很容易出现错误。不过经过对这些尖底盏的观察分析，我们发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规律，尖底盏流行至战国早期，从新一村第7层至战国早期，器形明显从大变小，器腹从深变浅。为了清楚地反映器形的变化规律，我们将战国早期有代表性的什邡城关M25和战国早期偏晚的商业街船棺4号棺出土的尖底盏[24]也纳入统计。新一村第7层出土的尖底盏口径多为15～16厘米，器高为5.4～6厘米。新一村第6层出土的11件尖底盏中，3件口径超过15厘米，7件为12～14.4厘米；3件器高超过5厘米，其余多为4.4～4.8厘米。较大的3件可能是晚期地层内的早期遗物。黄河墓地组的尖底盏更小，口径多为12厘米左右，器高多为4.2厘米左右。战国早期的尖底盏中，什邡城关M25出土的口径多为11厘米左右，器高多在4厘米以下；商业街船棺4号棺出土的口径多为10厘米左右，器高在3.5厘米以下。从尖底盏的变化规律可以推知新一村组当早于黄河墓地组。这一推论从另外两个方面也可得到佐证。一是从陶器群的变化来看，新一村第6、7层与西周晚期的新一村第8层、金沙遗址第四期遗存有紧密的继承关系，而黄河墓地组的出土陶器与西周遗存区别较大；二是黄河墓地组出土的陶仿铜盏不会早于春秋中晚期，因为楚式铜盏主要流行于春秋中晚期。
　　因此，成都平原春秋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分为两期，即新一村组为第一期，黄河墓地组为第二期。其中，新一村第7层与第6层、H7可划分为第一期的早段和晚段。黄河墓地M580、M592、M600不见陶大口高领盘口罐，所出陶仿铜盏形态比较接近；M350、M577出土相同形制的陶大口高领盘口罐，所出的陶仿铜盏也比较接近，与M580、M592、M600等墓出土的陶仿铜盏有区别。陶口高领盘口罐的特征较晚，战国早期的罗家坝M33就出土相同风格的高领盘口罐（发掘报告称为喇叭口罐）[25]。因此推测黄河墓地M580、M592、M600等当早于M350、M577等，两者可分为第二期的早段和晚段。各期段特征归纳如下。
　　第一期早段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灰陶和夹砂褐皮灰心陶。以素面陶为主，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重菱纹和弦纹。典型器物有敛口广肩罐、敛口鼓肩罐、外叠唇瓮、簋形器、绳纹罐、釜、喇叭口罐、高领盘口罐、尖底盏、尖底罐、盆、钵、器盖等。大部分是从西周晚期继承而来，形态有所变化。敛口广肩罐比西周晚期明显减少，簋形器也有所减少。唇沿较厚大而下垂的外叠唇瓮、绳纹罐、高领盘口罐基本上是此时出现的（图一）。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行政大楼地点因出土的簋形器、敛口广肩罐、外叠唇瓮、尖底盏等与该段的同类陶器相近，因此可归入该段遗存。
　　第一期晚段陶器的陶质、陶色、纹饰以及主要器类与早段接近。只是敛口广肩罐基本消失，外叠唇瓮和绳纹罐明显增多，出现一定数量的釜。小口、直领、腹下垂的尖底罐特征比较突出（图二）。郫县清江村遗址第5层因出土的外叠唇瓮、绳纹罐、尖底盏等与该段的同类陶器相近，可归入该段遗存。
　　第二期早段目前发现的遗迹主要是墓葬，包括无葬具土坑墓和船棺墓，多为一次葬，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陶器主要有尖底盏、仿铜盏，铜器主要戈、矛、剑等兵器，还有斤、刀等工具。黄河墓地M651因出土的陶仿铜盏与该段的同类器相同，可归入该段遗存（图三）。
　　第二期晚段目前发现的遗迹主要也是墓葬，整体特征与早段相近，出现了较多同坑并穴合葬墓。陶器有高领盘口罐、仿铜盏、尖底盏、器盖、釜、瓿、侈口罐等。铜器主要是兵器，有戈、矛、剑等，还有带鞘双剑。星河路西延线M2711、M2712、M2722因出土的兵器与该段的同类器相同，可归入该段遗存。星河路西延线M2725出土的陶器盖形制特征晚于新一村H7出土的同类器，而其出土的青铜兵器特征似乎已接近战国早期，因此可归入第二期晚段（图四）。
　　第二期遗存出土陶仿铜盏，因楚式铜盏流行于春秋中晚期，依此可断定该期遗存当在春秋中晚期。第二期晚段出土的陶大口高领盘口罐与罗家坝M33出土的陶盘口罐十分相近，后者的年代发掘报告推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该墓出土不少春秋晚期的楚式铜器，如鼎、缶（M33∶198）、簠等，但也有不少铜器有战国早期风格，如属楚式铜器的甗、浴缶、敦[26]和属三晋两周地区铜器的豆[27]等。战国早期陶大口高领盘口罐已很少发现，但年代下限可到此时，M33的年代也应在战国早期。因此，第二期遗存晚段年代应该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年。第二期遗存早段的年代可推定在春秋中期。第一期遗存是继承西周晚期文化而来，年代当在春秋早期，早段在春秋早期偏早，晚段在春秋早期偏晚。
　　两期遗存的较大差异可能是遗存的不同性质决定的。目前发现的第一期遗存主要是文化层堆积，第二期主要是墓葬。墓葬出土的陶器种类有限，不能代表该时段的整体陶器群，第一期的部分陶器在第二期可能还存在。虽然新一村未见青铜器，但第二期遗存墓葬中的部分青铜兵器可能已在第一期遗存中存在。新繁水观音遗址的晚期墓就出土了戈、矛、钺等铜兵器[28]，从同出的陶器判断其时代可到西周早中期。类似风格的铜兵器在竹园沟墓地西周早中期墓葬已普遍存在，如竹园沟四号墓、七号墓、十三号墓等出土了茎上两穿居于正中的柳叶形剑、长骹柳叶形矛、三角援戈，与前述第二期遗存的铜兵器形制已较接近；竹园沟十四号墓、十九号墓和茹家庄一号墓还出土了带鞘剑[29]。推测竹园沟墓地和前述第二期遗存有发展传承关系，但中间存在较大缺环。船棺在西周晚期就见于金沙遗址，春秋早期可能继续存在。金沙遗址人防地点和国际花园地点春秋墓葬出土的主要是铜兵器，不见陶器，其中的三角援戈、矛、柳叶形剑等在这一时期形制变化不明显，年代很难准确判定，这两个地点的遗存暂不归入前述两期。不过国际花园地点多船棺、流行同坑并穴合葬、普遍随葬磨石的现象与星河路西延线船棺墓近似。人防地点多见无葬具土坑墓，少见船棺。推测人防地点墓葬早于国际花园地点墓葬。
　　三、相关问题探讨
　　就目前的材料看，春秋时期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是从十二桥文化继承发展来的。比如尖底盏、尖底罐、喇叭口罐、簋形器、盆等陶器是十二桥文化已存在的器类，但这一时期新出现了外叠唇瓮、盘口罐、绳纹罐、釜等具有春秋时期特征的陶器。在墓葬形制方面，十二桥文化多为不见葬具的单人葬土坑墓，基本不见两人并列埋葬的现象；少部分墓随葬少量陶器，多数墓葬无随葬品，船棺葬到西周晚期才出现。而春秋时期船棺葬比较流行，出现较多双人并列埋葬和同坑并穴合葬墓；随葬品也较为普遍，尤其是普遍随葬兵器，戈、矛、剑等战国时期巴蜀地区的典型青铜兵器已很常见。这些变化可能反映古蜀社会在西周晚期开始转型，在族群间战争频发的时代，春秋时期古蜀社会的形态与观念已明显变化，从原来的神权政治转变到世俗军政王权政治[30]。因此，十二桥文化的年代下限应推定在西周晚期、春秋之前。
　　成都平原春秋时期遗存中的青铜戈、矛、剑与国墓地的同类器风格十分相近，它们之间应该有继承关系。而茹家庄遗址出土了十二桥文化西周早期的陶尖底盏、尖底罐，墓葬中也出土陶尖底罐，因此在西周早期，十二桥文化与国文化可能就存在亲缘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墓地常见的代表性陶器绳纹罐也见于新一村地点。如果说春秋时期的古蜀文化与国文化有某些继承关系，那么这中间有一个不小的时间缺环，有待将来的考古工作解决。
　　关于楚文化因素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蜀地，黄河墓地出土的陶仿铜盏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的楚式铜器子母口鼎（K3∶1）和铜盏（M1、K1、K2）均具有春秋中期的特征[31]。因此，楚文化因素进入蜀地的时间当在春秋中期前后。春秋时期，楚文化遗存在鄂西地区逐渐增多，春秋中期前后占绝对优势[32]。楚文化进入渝东峡江地区的巫山、奉节地区也是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完全占据这一区域，此后奉节与云阳之间一直是巴、楚势力的分界线[33]。由此推测，楚文化因素进入蜀地的时间上限可能不早于春秋中期。蜀地发现的楚文化因素遗物基本是青铜器，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和战国时期蜀地墓葬出土的楚式青铜器基本为礼器，有鼎、敦、尊缶、壶、豆、浴缶、簠、甗等，只有少量兵器。最典型的是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34]，成都文庙西街M1、百花潭中学十号墓、石人小区M8和M9、中医学院土坑墓，绵竹船棺墓[35]，什邡城关M74B等也出土了楚式青铜礼器。据此推测，蜀与楚的文化交流主要局限于社会上层，蜀与楚两地的统治阶层可能形成了政治同盟关系。蜀地统治阶层通过贸易或被赐予的方式获得了一些楚国的青铜礼器，并进行了仿铸，分配给各级贵族，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之一。春秋中晚期应有不少楚式青铜器输入了蜀地，将来的考古工作中可能会有所发现。
　　附记：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地区冶金遗址调查与研究”（编号15ZDB056）子课题三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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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试论成都平原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