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战争界限日益模糊 军事武器革命创造历史与未来

福特动力公司1918年制造的双人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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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3月，美军坦克通过南越西贡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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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M1坦克在伊拉克街头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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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例如机器人技术、指向能技术、计算机技术、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一类的创新技术，都拥有突然改变战争形态并从而导致国际体系发生根本改变的潜在能力。虽然美国在信息时代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这并不能保证该优势就能一直保持下去。美国的挑战者，可以使用新的战争手段（或者是象核武器这样并不是很新的手段）来改变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平衡。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计算机病毒这样一些可廉价制造并散布的武器特别适用于弱者对抗强者的场合。

如果这些技术手段被运用到诸如恐怖袭击一类的作战模式中，美国及其盟国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在历史上充斥着这样的先例，超级大国由于没有跟上军事革命的步伐而最终失去了其固有的优势－蒙古人没有赶上火 药革命，土耳其人和印度人错过了工业革命，法国和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有就是苏联错过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些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样一条地缘政治的铁律：过去的成绩并不能保证你在未来也可以获得同样的成绩。霸权的终结很可能是突然发生的，甚至可能发生在其长期的繁荣之后。

特别是这种长期兴盛之后的霸权终结。一般来说你越是长时间地居于顶端，就越少会去考虑存在别人取代你的位置的可能性。这种自满是一点点渗入人心的，尤以美国这种没有先例的霸权为突出。

1973年，以色列在几乎要输掉赎罪日战争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一点－仅仅在六年之前以色列军队在该地区还是不可战胜的。当时以色列人在面对苏联提供的反坦克和防空导 弹时毫无心理防备，这是一次为信息时代战争做预演的战争。事后有人说，埃及军队和叙利亚军队的实力在遭受六日战争的耻辱后获得迅速提升并不那么令人吃惊。因为失败往往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从普鲁士人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耻辱（普鲁士人在拿破仑战争中惨败给法国人，励精图治后在普法战争中俘虏了法国皇帝－译注）到德国人在一次大战中的耻辱，再到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的耻辱，都是如此。而在1853年发生日本的例子中，当时日本并没有真正战败，美国的佩里将军仅仅是率领“黑船”到达了日本（其实是武力胁迫日本开国－译注），就促使日本进行了广泛的军事改革。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挫折都导致了一度被击败的军队找到了新的作战方法，并在未来的战场上获得了胜利。

相对来说，居于统治地位的霸主们所进行的改革就要少得多。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奥斯曼帝国，他们只在其建国早期赶上了一次军事革命－火 药革命。在其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全胜期，土耳其人使用火器的海陆军击败了小亚细亚、北非和巴尔干地区的大量国家。然而，到了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过去在战争中的辉煌却成为了他们进行改革的主要障碍，而当时只有通过改革他们才有可能同欧洲的竞争者们并驾齐驱。到了十九世纪，土耳其宫廷再进行那些三心二意的改革已经太晚了，曾经的基督教国家鞭挞者（欧洲人在历史上几次给东方人打得狼狈不堪，不过他们从来不认为是自己无能，而总是认为那是上帝的惩罚－人力是不能对抗神力的，所以打败他们的东方民族往往被称为“上帝之鞭”。其中最有名的几条鞭子是匈奴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译注）沦落为了“欧洲病夫”。就这样，早期的成就造成了土耳其人和许多其他国家晚期的失败。

无法控制的创造力

历史并没有给出军事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具体蓝图。并没有某种单一的模式可以覆盖所有的例子。这正如詹姆士•威尔逊所写：

（技术）革命发生的不同性并不仅仅在于想找出一种可解释所有革命发生原因的普遍理论如想找出一种可解释所有疾病的医学理论一样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在于技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同其执行者个人兴趣和信仰相关。所以说除了“偶然发生”之外，很难找到另一种通用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对技术革命的发生进行解释。

下面我们来概括描述一下五百年来的历史，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看出，自中世纪以来多数根本性创新来自于正常军事体系之外（此处最新的例子包括原子弹、卫星、以及隐形飞机）。但是绝大多数改变了战争面貌的关键性发明则多少是那些独立发明家，例如罗伯特•富尔顿、海勒姆•马克沁、冯•德莱瑟（发明撞针式步枪－译注）以及古里奥•马可尼等人过人天赋的产物。这些创新中的一部分本来就是出于军事目的研究出来的，但多数却不是。例如，在十五世纪导致了火炮更加有效的铸造技术，其开始的初衷仅仅是为了更好地铸造教堂里的大钟。

技术的传播和过时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保有一项技术或者科学概念很长时间。法国在柯尼格拉茨会战（普奥战争的决定性会战，会战中普鲁士军队使用新式撞针步枪大败奥匈帝国主力军团。此战后奥地利退出了对德意志霸权的争夺－译注）之后仅仅四年就装备了撞针步枪，德国在英国人推出无畏舰之后两年就推出了同样的产品，苏联在美国轰炸广岛和长崎之后仅仅四年就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新科技只要证明了其有效性，总是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到传播，这是一条铁律。

也存在一个例外，那就是在后火 药时代和早期工业社会，也就是说在1700-1900年间，从西方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技术传播是非常缓慢的。这就造成了极度的不平衡，并使得欧洲人以非常低的代价征服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土地。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平衡规律再次发挥了作用，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拥有了现代化武器，从而可以从被两次世界大战所削弱的欧洲国家手中赢得自己的独立。有些分析家可能会低估技术原因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作用，但这并不能动摇先进武器在西方崛起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观点。

技术传播和技术过时的过程在19世纪中叶例如克虏伯、温彻斯特、阿姆斯特朗等军火巨头崛起后变得更加快速了。这些军火巨头很乐意将武器卖给任何人。于是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德国军队被中国士兵所使用的毛瑟枪和克虏伯火炮所打死。而那些当代军火制造商们，例如洛克希德 •马丁、罗斯洛尔•格鲁曼以及欧洲航空防务和空间公司，虽然被严格限制出口，但也同样在追寻将尽可能多的最新技术卖给全世界。

今天，卖计算机、夜视镜、以及全球定位系统等军民两用产品的公司大行其道。由于他们的成就，许多美国在信息时代的关键性优势技术以同样的速度同时流入朋友和敌人之手。这是全球西化长期趋势的组成部分，这使得亚洲人、美洲人、非洲人以同样的标准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同欧洲人融合。

同技术过时同样重要的是心理过时。当士兵们在柯尼格拉茨会战第一次面对撞针枪，在恩图曼面对机枪（恩图曼战役－马克沁机枪早期使用的经典战役之一，一天内约有两万名苏丹骑兵倒在英国殖民军的马克沁机枪阵地前－译注），在波兰和法国面对坦克，在海湾战争中面对灵巧炸弹的时候，他们是毫无心理防备的。然而下一次就不是这样了，正如2003年在伊拉克执行的联合轰炸战役一样，这次战役带来的“震惊和敬畏”远不如1991年那样大。断断续续的轰炸持续了十年，伊拉克人已经习惯了精确制导武器的效力。相对来说，美国装甲部队凶猛和快速的推进反而给伊拉克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获得军事优势，并不一定需要首先制造某种工具或者武器。也许如何在最广泛程度上有效利用这种工具或者武器才是更重要的。

战略和创新

文化、地理、政治，以及其他某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如何接受军事创新。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国家战略境遇－一种其地理位置、恐惧和雄心的综合体。地理位置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至少它不能解释为什么英国几世纪来一直是海上霸主，而同样作为一个靠近大陆的岛国的日本却并不是。以及为什么是普鲁士而并不是其相邻的萨克森或者巴伐利亚在18世纪初成为了强权。还有就是为什么瑞典在17世纪从一个偏僻的角落突然崛起然后又在18世纪悄然回去－它所在的地理位置一直没有改变。然而虽然地理只是许多因素中的一种，我们也还是要明白，地理因素的确影响着一个国家是否更好地接受军事革命。

例如德国，由于其准备在一场快速机动的大陆战争中击败许多敌人而在利用装甲力量方面成为了领导者。纳粹并没有在发展航空母舰和四引擎轰炸机方面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其在对抗大陆之敌的战争中需要用到这些东西。美国正好相反，她是在发展远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方面的领导者，因为其准备要在国界外的海上和空中同敌人进行战斗，而陆地作战的规模较小。这种预期会大大影响资源的分配。

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设定。德国人在两次大战的间隔期全心全意地准备欧洲大陆上的陆战，而英国没有。英国人仅仅在准备在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可能发生的海战以及进行殖民地警察系统的提升。美国在越战之后的焦点只聚集在一个敌人身上。于是其准备同来对付苏联红军的概念和技术被非常好地运用到了伊拉克军队身上。

今天，美国正因为存在很多潜在的敌人而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敌人从非政府组织(基地组织及类似组织)到中等国家（伊朗、北朝鲜、叙利亚）一直到崛起中的大国无所不有。因为美国选择了在所有作战领域（地面、海上、空中、太空，以及网络空间）、所有作战模式（从维和行动到高强度冲突）、全球所有角落都要保持优势，所以她就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立刻在许多领域进行投资和创新，要么就止住她的那颗雄心。

民主的优势？

西方国家是过去500年中最成功的军事革新者。在西欧人以及他们的海外子孙身上有某种相对其他文明来说更加主动和开放的特性。相对自由的政治和知识气氛培育了创新得以开花结果的环境。而苏联社会的缺乏自由则最终导致了他们在追赶信息社会脚步时的失败，这正如西班牙和法国社会自由气氛的缺乏使得他们在和荷兰、英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时的失败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某种简单化的“民主必胜”观念。历史上有很多专制政府相对其民主对手更好地进行了军事革命的例子。普鲁士/德国武装力量在 1864 到 1942年间的成功以及日本人在 1895 到 1942 年间的成功都向世人表明了专制体系可以多么好地进行改革。这一切所需要的只是某些对变化的公开、一个对知识界精英的承诺，以及批判性检验自己错误的能力—偏执的德国总参谋部完成了所有这些步骤。事实上，多数民主政治国家在对军事改革进行投资方面都有着天然的缺点，因为他们在和平时期对武装力量并不慷慨，这个缺点在1930 年代使所有西方国家遭了灾。

也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军人在为民主政治作战时会比为专制政权作战时表现更好。因为人就是人，纳粹国防军至少在不早于1943年之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部队。德国军人甚至比民主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人表现得更有主动性。同时，苏联军队对物质匮乏和伤亡的承受力也远超其西方盟友。缺乏民主的北越则是另一个拥有较好野战部队的现代国家。无论如何，专制政体所拥有的军队和民主政体所拥有的军队，其直接的差别并不如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差别那样大。甚至最讲自由的国家也必须采用指挥和控制手段，而最专制的国家也必须要注意其军队的士气和个人的主动性问题。

但是如果说民主政治在创造强大的作战机器方面没有优势的话，那么他们在该如何更好地使用军队方面则有某种本质上的优势。由于缺乏内在的制衡机制，专制军队在这方面容易失控。正如菲利浦二世、古斯塔夫大王、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日本领导人这些人，他们都创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最后却都将其国家引入了毁灭性的战争之中。这些独裁者缺乏自制，而其他的政治家也没有强大到可以阻止他们。在战术方面他们可能是强大的，但在大战略方面他们却很糟糕，最好的例子就是拿破仑和希特勒对俄国的愚蠢进攻。某些时候民主政体开始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例如布尔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但到最后他们可以避免最糟糕的结局，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决策机制。

建设更好的官僚体系

创新是否成功，以及其是为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服务的关键，在于一个有效的官僚体系。美国今天的秘密武器不是隐形飞机或捕食者无人机,而是负责他们发展的机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该机构的前身成立于1958 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危机时期，今天它已经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国家机构是如何通过向大学、智库和私人公司提供高风险投资来推动创新的前沿发展的。

在有限范围内创新是可能被组织起来的，DARPA正是如此做的。那些试图同美国进行竞争的国家由于没有花费和美国同样多的经费在研究和发展上而进展缓慢。即使是那些经费达到了一定数量的国家，例如欧盟，他们的集体防卫预算大约有美国的三分之二那么多而他们的士兵数量比美国还要多一些，因此他们的军事实力应该接近美国。但问题是多数欧洲人的军费并没有得到集中使用，因此是非常低效的，而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分配二十亿的年预算时就要灵活许多。

正如从 18 世纪的印度到 20 世纪的中东国家广泛证明的那样，如果没有正确的官僚体系，那么现代武器的有效性就是值得怀疑的。阿拉伯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从1945以来，尽管他们获得了从法国、苏联等国家提供的很多现代化武器，然而他们的军队被证明是没用的。在1948、1956、1967和1973年阿拉伯人对抗以色列人的战争中，阿拉伯人一直占有人力和物力上的优势，但以色列人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夺得了胜利。在1986-1987年卡扎菲试图吞并北乍得的某次秘密行动中，武装得非常好的利比亚军队被装备低劣的乍得人击退。事实证明阿拉伯人唯一能够很好运用的战略是恐怖主义和镇压。

并不奇怪阿拉伯专制国家在多数时候并没有试图去做那些想要利用现代军事力量就必须进行的改变。没用一个阿拉伯独裁者敢于培养一支强大到可能被利用来对抗他本人的军队。但是甚至对更加自由主义的政体来说（这些政体并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军事政变问题）,从一种军事体制转为另一种军事体制也都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斩草除根”，因为这需要从根本上动摇现存的职业模式和某些深层的信仰体系。被训练用来进行骑兵冲锋的军官们很不乐于看到坦克的使用，在战列舰上受训的海员也并不会对航空母舰的到来感到高兴，进行刀剑格斗训练的骑士们对火枪的出现也并不会很高兴。军人的天性是保守的。正如一位英国上校在1839年所写的那样：“军人比任何其他职业的人更恐惧创新。”

这种恐惧是信息时代军队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的一部份：该如何给那些拿着鼠标而不是 M–16战斗的人腾出空位。是传统战士继续占主导地位，还是那些态度恶劣的长发男生，甚至是女人，会成为更加杰出的战士？两个战略家写到：“很有可能一个戴着厚眼镜片、脸色苍白的学者比一个有着强壮二头肌的年青人更适合作为一个现代战士。”无论如何，沿着这些路线重整任何军队都意味着比考虑买哪种坦克或者直升机更加深层次的挑战。

太多变化－太少变化

那些没能成功进行枪炮、远超轰炸机、精确制导武器和其他重要军事革新的军队都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但是那些过于热心进行改革的军队也往往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在1930年代，美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过于相信无护航的轰炸机可以赢得未来战争－这种错误学说导致了欧洲上空数万飞行员的丧生。在 1940年代，希特勒在发展V-1和V-2飞弹方面注入了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本来更应该被利用在常规力量上。在1950年代，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同样围绕核条件下战场进行了改组，而这使得他们在面临越南的热带丛林战场时并没有充分准备。

同样，一种类似的现象已经在伊拉克发生，处在信息时代的美国军队在那里被没有尖端武器的敌人所阻挠。许多人现在在问：“为什么国防部不投资训练更多的语言学家、宪兵、民政事务专家和其他常规军人呢？”

答案是高级领导人们相信未来的战争将在高科技的信息系统上进行，而不是由低级的步兵进行。这已经由伊拉克所发生的事情所证明是错的。

没有检验法则可以告诉你一支军队在对技术发展做出回应后应该做出多大的改变。每次革命都带来了如同今天的美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同样痛苦的问题。他们是应该把钱更多地花费在传统步兵身上呢，还是应该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类似间谍卫星、无线网络系统和定向能武器这样的“转型”项目上呢？他们是应该继续制造传统的坦克、飞机、轮船还是应该转而去制造无人驾驶平台呢？每条路线都充满着风险和权衡。供养更多的常规军队易于对现在的威胁做出反应，消减现在的力量省出钱来供养更多的高科技装备则可更好地应付明天的威胁。当然最好是可以齐头并进。然而没有人，包括五角大楼，拥有足够的财力去那么做。

历史告诉我们，最聪明的过程是小心地研究某种方法，积极地进行试验，然后还要自由地进行战争推演。有些荒谬的是，革命性的转化往往会在进化的累加中获得。德国人并没有在两次大战之间将他们所有的部队都转变成装甲师。在1939-1940年间，只有大约10%的德国部队由装甲部队组成，纳粹军队中的骡马数量要多于装甲车，然而这已经足够造成从波兰到法国的突破了。同样，英国陆军元帅基钦纳在恩图曼面对苏丹圣战者时并没有足够的机关枪，但是就他所有的那些机枪就已经造成了全面性的破坏效果。美国在1980年代也没有把所有的空军都转为装备隐形飞机，但是海湾战争中少量F-117s的参战已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总而言之，有时候一点小小的关键性技术优势就可以把敌人甩下很大一截。

这样就给那些因为并不是所有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而置疑信息革命的人提出了一个反观点。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技术革命就从来不会发生。另一方面，这同时也对某些脑子里一直保持着坦克、航空母舰和有人驾驶飞机概念的人，或者说就是当代福勒和比利•米歇尔（2007年英国纪录片《游戏之王》中的真实人物，多年如一日地玩着同一款任天堂游戏－译注）一类的人给出了这样的警告：进行系统转型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老祖宗传下来的平台。更合适的说法是，改革意味着重新调整两者间的平衡比例。“你需要考虑如何进行转化，”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办公室的安德鲁•马歇尔建议说，“而不是考虑如何剔除现有的武器。”

武装力量甚至可以在转型过程中做得更好，如果他们将在更加现实的战争游戏中同一些使用美国将军们并不喜欢的非常规战术作战的敌人对抗。如果军费开支可以通过更加理性的战略优先权判断分配，而不是基于主要防卫承包商和他们在国会山上的盟友的政治角力进行分配的话，军队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帮助。当然，这些政治角力并不影响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