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战争与科技武装后的政权及政权人物 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的蚩尤,为什么会被黄帝打败?其实内战是很复杂的。对此,周光华先生作了一类“声东击西”的提示。《远古的华夏族》158页上说:“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也正兴起于南方。”周先生是以古籍预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为依据,作的发挥。这个古籍预言,其实也适合当今联合国或欧盟这类现代国家模式,虽落脚或成熟于西方,但却源生于东方远古的中华盆塞海文明。其原因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原始部落强调集体思维,就把破坏部落整体效应的个别爱“发明创造”的人物,看成是“叛逆者”。东、南、西、北、中的原始群落内的大量“叛逆者”、犯人,被放逐到四川盆地的盆塞海边,他们倒集成了一种“新人类”。这是一批重视“发明创造”,重视“新创见”实践的人。所以盘古王国不是从原始部落政权及其政权人物现象展开的,而具有原始超前的民主性、科学性。真所谓是“浑沌”初开,开天辟地,人类文明大爆炸。 “盘古王表”记述,这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国王。 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 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是把植物的野生育种现象,当成了动物社会的进化现象。 动物社会知道要有蜂王、蚁王、猴王、狮王,如果进化到高等动物的人类,不知道要有人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母系、父系”进化规则,以代替智力或体魄竞争称王的“多数规则”,其结果是如苏三出书,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远古的文明仅是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其实,要说言必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学者,才类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至今还是“母系社会”。但以色列也不是仅选女性当“人王”。其次,人类社会一旦建立起了国家共同体的政权模式,就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而接近这种国家群体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不会因不是“国王”,就不具有传承性。相反,只要最终争夺到了这个“王位”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都是先接近这种国家共同体的,而后也就代表着这种国家共同体政权的传承性。 由此来看,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是一只“不死鸟”。那么黄帝的“共同体”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也能猜到是从“西陵氏”来的。“盘古王表”记述,“西陵氏” 共有5代“国王”: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他们分别是在远古教育、地理、医药、天象、蚕丝方面的大创造或大发现家,争夺到了“王位”的。这是约公元前4170--3150年城邦之美最后一个时期,由于他们掌握了这时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政权”,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也许如今天的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相对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顶尖优势文明,这些都是它的“后院”了。正是在“古联合国”内部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处在有利地缘的北部黄帝邦族、东北部蚩尤邦族、东南部神农邦族,比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邦族进步更快、更大。 《嫘祖研究》一书认为,掌权“古联合国”的嫘祖西陵部落,与炎黄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的接触,改变着当时战争的模式,并十分频繁地在这些落后地区激化着战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嫘祖发明养蚕治丝后,经济、文化更加发达,强烈冲击着临近的部落。其主要是他们在与周围部落的交往中,将丝绸、骑马技术、铜器刀具等传入,改变了当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由于蚩尤部落与西陵部落接触,而发展出的铜制工具比炎黄部落的石斧功效高出数倍,又十分珍视与“古联合国”主干的物品交换,于是激发炎黄部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村庄搬迁到新地方,力图取得与西陵贸易团体进行接触的好机会。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势力大的一伙人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物品,所以那些控制着与西陵部落接触机会的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声望和地位均得到提高。因此,先前的炎黄部落,虽然也曾偷袭过西陵部落的定居点或其它村落,藉此获得所需物品和人才。但是比这更好的办法,还是移居到西陵部落贸易团体的前哨地点附近才好。 北部的黄帝邦族捷足先登,因此不但控制着物品的交换交易,而且还得到通常是装备精良的西陵部落人的支持。特别是嫘祖故里盐亭县传说,黄帝因为发明战车,原本是“古联合国”选的王储,并与嫘祖有婚约,是北部邦族抢劫了年少的王储和退位的歧伯后,金二伯和嫘祖都力图解决这一争端。后来“古联合国”的政权没有通过“竞选”,由嫘祖让给了黄帝。在这种情况下,远离西陵但也很先进的蚩尤部落,用战争的武力阻止“古联合国”政权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政权人物,压取自己的“竞选”,或粉碎对手妄想控制自己区域的企图,不失为一种法律程序或法律公正。据盐亭县传说,这本身也是嫘祖王的千古设计:中华盆塞海终将要干涸,远古的民主终将要被专制所代替,战争选在中原打有好处。事实证明,直到清代,政权人物还在坚持“天下莫非王土”的“古联合国”观念。是近代科技粉碎了“古联合国”之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才部分恢复和重建了“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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