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文化看远古华夏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

从齐文化看远古华夏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

──评周光华先生的新著《远古的华夏族》

王德奎

（绵阳日报社， 四川绵阳，621000）

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从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开创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起，到今天总部设在美国的联合国，都联系着这一永恒的主题。它揭示了远古华夏族开创全球多元一体国家模式实践的理想，也揭示了远古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改变了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特征。周光华先生的《远古的华夏族》专著，谨慎而探索性地翻开了这一进程的第一页。

关键词: 远古、华夏族、多元一体、山海经、政权现象、政权人物现象

山东省淄博市是齐文化的发源地，人杰地灵，齐文化又博大精深。2004年9月，淄博市学者周光华先生的新著《远古的华夏族》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以齐文化的视角，探索中国上古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的巨著，使这部新著极具新意。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从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来。从中国开创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起，到今天总部设在美国的联合国，都联系着这一永恒的主题。华夏自古就有的“世界大同”、“天下莫非王土”、“大同王土”之说，揭示了远古华夏族开创全球多元一体国家模式实践的理想，也揭示了远古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改变了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特征。周光华先生的《远古的华夏族》专著，谨慎而探索性地翻开了这一进程的第一页。

一、《远古的华夏族》凸显《山海经》的多面意义

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人很多，把周光华《远古的华夏族》里的《山海经》研究，和胡太玉先生２００２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破译〈山海经〉》比较，客观地说，《破译〈山海经〉》的学术规范性不如《远古的华夏族》的学术规范性强。理论追寻年表和王表，成为记述人类社会远古史的一种要求，周光华是努力在做着。相比之下，《破译〈山海经〉》缺环太大。这是一件难事。不说四川省盐亭县何拔儒老先生破译的天垣《盘古王表》和他的中华文明是盆塞海文明在先、农耕文明在后的观点，就拿周光华先生说的“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即所谓远古长江文化是源生文化，并且是后来接受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文化，在目前也难于取得共识。无容讳言，《远古的华夏族》是以整体剖析《山海经》为基础，尊重《夏商周探源工程》的合理衔接，尊重《史记三家注》提供的历史年代线索，结合古籍和学界、考古界的研究成果，实地考察，全面综合研究华夏族的。周光华先生对学界争论的敏感问题，对应该提出商榷的问题，没有做大的争辩，是尽量避免“稷作文化”与“稻作文化”之争的。但从全书来看，由于作者是工作、生活在山东，更多了那里的情况，所以还是过多地描绘了远古黄河文明的渐浸和源生。

一个典型例子是，《远古的华夏族》也类似王玉哲教授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对成都平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三星堆发掘的震惊世界的大批远古青铜器不闻不记。这虽然不是败笔，但却凸显了胡太玉先生的风格。应该说，胡太玉先生的《破译〈山海经〉》与《远古的华夏族》有很多相同之处，两者都涉及了《山海经》矿产研究。例如《远古的华夏族》第二章从《五藏山经》看华夏地域物产经济文化，其中第二节矿产资源，对很多金属矿产作了分析；由于黄帝战蚩尤，涉及到铜兵器，又对国内远古铜矿产资源作了研究，很有特色。对此，胡太玉先生是从远古铁矿产资源入手，从国外着眼，在《破译〈山海经〉》第十九章中华远古版图一节，作了大肆描述。最后在第二十章5000年前的战争启示录，对蚩尤使用的是铜兵器还是鉄兵器，作了对后者的肯定。

然而胡太玉不是立足于周光华先生的山东，也不是立足于周光华先生的远古大黄河文明渐浸长江文化。相反，胡太玉先生是立足于成都平原，立足于长江文明的源生文化，不但对国内黄河文明作了渐浸，而且对美洲、西亚、非洲和欧洲，早在6000年前已作了开拓。有人说是王大有、韶华、胡太玉等中国学者，相继证明了天府之国可能就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成都与东方伊甸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们却认为这些“证明”是不够的。胡太玉先生为了说明《山海经》是一部上古世界联合国史志，写得更像报告文学。我们不知道胡先生是不是在四川工作，当然我们不是说在四川工作的人，就一定偏重四川或“稻作文化”，因为我们还可举两个反例。一是白剑先生，在四川广元市工作，2002年1月出版他的《文明的母地》一书，就偏向于周光华先生工作的山东，说三星堆发掘的远古青铜器，原本是山东泰山大庙夏朝祭祖、祭天的铜器。由于掌管泰山大庙的夏朝功臣有缗氏部落，不满夏桀的暴政，西迁逃到四川的三星堆，这才是三星堆著名青铜器的来历。白剑先生的理性是，他反对人类起源于非洲撒哈拉说，而类比提出戈壁滩人类起源说，于是远古的华夏族是从戈壁滩走出，由西向东经过甘肃、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发展，再向长江开拓的。

相反，在北京工作的王红旗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信息传输角度研究《山海经》，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完成了对《五藏山经》地理方位的全面系统考证，2003年8月出版了《经典图读山海经》。他是立足于北京而偏爱四川。例如他认为，神农、炎帝族源生于北京桑干河谷，而不是陕西；认为帝尧时，东海已淹没到了太行山。2002年他在《文史杂志》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蚕丛发明了望远镜。理由是三星堆遗址的两个与商代同时期的“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其中一件青铜人面像，阔眉大眼，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据此眼球突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认为其文化和族属渊源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可解释为这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以后还说三星堆留有大舜及其弟象的信息。

白剑和王红旗不全偏向自己工作、生活的地区，但确也更多和更能了解自己工作、生活的那个地区里的情况。以白剑先生为例，这是一个年青的学者，他了解广元市周围羌族地区的情况。这一带靠近岷山和秦岭，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他可以尽情地发挥“蜀人来源于氐羌人”的观点。其次，他也容易到附近我们绵阳市，考察盐亭县的嫘祖文明遗存。当他在短时间内的旅游中，看到的古文明遗存不尽人意想象的那样的标准后，就开始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尽情地发挥对盐亭县学人研究的批驳。是的，盐亭数十座古山寨遗存已被拆得荡然无存，数千册古籍资料已被烧毁，这一幕发生在１９５０年的土改运动，以及以后多年中的一些革命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我们当代人不愿说的事情。但这是当地六、七十岁以上还活着的人，都亲眼目睹过的事，白剑先生和当地这些人比起来，不但不了解，而且从年龄上也没有经历过那场“暴风骤雨”。旁证还有，1958年大跃进，绵阳市有数万人涌入广元市大山中挖矿大炼钢鉄，建大小高炉、鸡窝炉数千座，造大小风箱数千台，那是千真万确的。事过不到50年，却已荡然无存。当然现在活着的六十岁左右或以上的人士，大多亲身经历目睹过，人还在可以作证。如果白剑先生作为广元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因找不到那些炼钢遗迹或风箱类似的遗物，能说这是谎言吗？况且在盐亭，大围坪地貌铁证如山，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懂得历史计量学的有责任的地质学家定能鉴别真假。而所谓人类起源于戈壁滩说，倒也不一定是定论。

这里我们的意思是要学周光华先生，不做争辩，尊重他人的研究。况且，对历史学来说，正反远古的华夏族的信息都有用。因为与自然环境变迁的事实相对照，运用“正反信息博弈法”，从中更能得到破译远古神话传说中的神秘信息，而会倾听到我们祖先的声音。

“正反信息博弈法”对各派都能公平、公开、公正。它是荷兰皇家炮弹公司的规划专家们所创立的。创立者当时用此推断石油价格不久将会急剧下降，并建议荷兰皇家公司采取相应的行动，但董事们表示怀疑。于是创立者请董事们去核查，允许他们合理改变他们所认为错误的输入量。根据正反信息博弈法，最主要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因此董事们信服了。今天我们请出胡太玉、白剑、王红旗等先生来正反信息博弈，就是想说明读《远古的华夏族》，会发现有更重要的信息。

二、正反信息博弈法凸显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

类似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是中国远古的主干文明一样，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是世界远古的主干文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孵抱期。相反，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和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正反信息博弈，却凸显了以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文明为特征的远古国家共同体或古世界联合国的类似现代欧盟或联合国模式的存在。因此，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文明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市场经济和物品交换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存在多时了。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早就说过，《山海经》是远古巴、蜀、楚人最初完成的著作。但蒙先生论证何为“山海”，何用“山海”？没有说清楚。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 ，《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真是画龙点睛。但蒙文通和何拔儒都是四川省盐亭县人，有“稻作文化”人之嫌。好了，《远古的华夏族》虽给“稻作文化”留有余地，但主要维护的还是黄河大文明和“稷作文化”，所以也不讲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但周光华先生是认真在做学问的，在该书第四章“华夏补说”中，他却在无意中揭开了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存在的秘密。

如果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是以四川盆地或四川省为中心，这个盆塞海能淹没或能沟通淹没的省份，当然只能是四川省及临近四川省周边的省、市了。它们是四川、重庆、陕西、青海、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市。如果把这个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史地志称《海内经》，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的城邦文明史地志称《海内东、南、西、北经》，临近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城邦文明外边的东、南、西、北的陆地文明史地志称《海外东、南、西、北经》，再远离这个盆塞海周边的陆地文明的东、南、西、北的农牧文明史地志称《大荒东、南、西、北经》，那么不管周光华先生对《山海经》里诸多“国”的推说或考证是否正确，他在该书266页至267页提供的《海内经》、《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大荒东、南、西、北经》等各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详细省份，都可作参考。如果这个介说能接受，那么他说的《海内经》的邦族地域位置，涉及到青海、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南、江苏等7个省、市。其中只有江苏一个省是远离四川省的，不合符“海内经”的设定。

至于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没有涉及到，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对于远古的发达文明，这个设定的省份只能是少，不可是多的。其次，我们还可以反求之，看四川省是不是混在周光华推说或考证的其他各类山经中？结果四川省只在他的《海内南经》推说或考证中一处出现。把四川和重庆放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也是正确的。因为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主体是在四川省北面绵阳地区。以此作参照，四川省南部及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市，当然是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了。其中还没有涉及到的甘肃一省，是在《海内西经》和《海内北经》两处提及的。可见周光华的推说和考证，是很合符《山海经》的原著，且准确概率也很高。

其他的问题，还可能存在着《山海经》在成为纸版书之前，因为古人是写在竹简线编的书上的，后来出土或发现时，竹简因线编已经腐烂而散乱，是后人根据竹简散乱的具体情况和文句的联接，重新整理出来的。所以即便是周光华推说和考证现存的《山海经》上的邦族地域位置正确，也难免《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和《大荒东、南、西、北经》中，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省份有混淆之处。但四川省又是不能太混淆的，因为中国远古盆塞海的主体是四川盆地，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就只能是四川省一个，这个概率是很小的。反之，散乱和联接生错的概率也很小。周光华先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他的造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在中国的存在。

三、《远古的华夏族》凸显蚩尤族政权先进性的思考

目前，中华民族“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同远古的华夏族有什么关系呢？有人称为“中国主义”。吉安先生的博士论文《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把中国主义的长远目标内涵，定义为回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反过来推进世界的大同。这样，“中国主义”的内涵永远也说不到它的根基。但是，只要反过来从“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就能揭示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较同期其他地方，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表现，这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源。这里，中华民族的开山先王，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搏斗中，已感悟和树立起“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原始意识形态。即使后来一些部落和王朝的“落后侵略了先进”而取代了前王朝，这种“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开创性的意识，仍然保存了下来。

这说明真正产生过具有先进意义的意识形态文明，是不会消亡的，是能够传播的。这才是“中国主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并且以此“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中国主义”，推进世界大同。周光华先生的新著《远古的华夏族》，与他的旧著《探华夏源》最大的不同，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先进治国”论的思想，来研究远古华夏族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揭开了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社会现象。

例如，《远古的华夏族》中166页至190页，作者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了炎帝蚩尤氏族的发展和先进性。作者由衷地写道：“研究认为，炎帝蚩尤氏在中国地域的东部，奠定华夏文明的物质地域基础。随着使用青铜兵器能力的提高，炎帝蚩尤氏的经济生活能力和军事治政能力同时得到增强壮大，古‘中冀’黄河北岸乃至今天的山东广大地域，成为当时炎帝蚩尤为代表的，华夏族发达经济文化治政中心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的地域根基地，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这样从蚩尤、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内部争夺领袖权的战争来看，就觉得这是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一种程序编码。作者用蚩尤氏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回答了蚩尤为什么要同黄帝大战的这个社会进程的程序或编码问题。

1、战争与改朝换代必然且自然地遵循的法律程序

周光华先生暗示，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存在着必然且自然的规律程序或法律编码。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就说得很直白：“枪杆子里出政权”。说明从远古到如今，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至少存在两形式。第一种是“发明创造出政权”，第二种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是一种科技武器，不同于远古黄帝以前的先王，用自然物简单加工制作出的原始工具，进行的这类“战争”，因为它残酷性、死人的数量是有限的。从青铜器、铁器到“枪杆子”，这是人类社会用自己发明的科技原理，创造生产出的“高科技”工具武器。所以，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进行的这类战争，是更残酷的“内战”，是人类的“自残”。这类更残酷的“内战”，是从蚩尤战黄帝划分时代的，它是人类社会“科技”出现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必然“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它深刻地说明了政权现象与科技现象的关系。但民主与独裁并是不对立的，例如那些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科技力量的国家，它们即便有了民主的政权，也是不强大的。所以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是21世纪里强调和谐社会，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先进意义和正确性。

今天的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2005年我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周光华先生认为，这就是对近代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发生的必然的“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的一种“法律界定”。周光华先生在他主办的《知识论坛》网上发表《从中国国民党江丙坤率团访大陆看中国的统一前程》的文章中说：“由此，中国境内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就把任何外国势力图谋插手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拒之门外；这就把台独分裂势力，把台湾的‘民进党’、‘台联党’这些分裂中国，这些搞台湾独立活动的叛国祸国党团，推向接受法律和人民制裁，国家行使权力给予惩处法办的地步，由此维护中国统一的尊严。”这就是《远古的华夏族》出版后，周光华先生登上的又一新高度。

2、战争与科技武装后的政权及政权人物

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的蚩尤，为什么会被黄帝打败？其实内战是很复杂的。对此，周光华先生作了一类“声东击西”的提示。《远古的华夏族》158页上说：“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也正兴起于南方。”周先生是以古籍预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为依据，作的发挥。这个古籍预言，其实也适合当今联合国或欧盟这类现代国家模式，虽落脚或成熟于西方，但却源生于东方远古的中华盆塞海文明。其原因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原始部落强调集体思维，就把破坏部落整体效应的个别爱“发明创造”的人物，看成是“叛逆者”。东、南、西、北、中的原始群落内的大量“叛逆者”、犯人，被放逐到四川盆地的盆塞海边，他们倒集成了一种“新人类”。这是一批重视“发明创造”，重视“新创见”实践的人。所以盘古王国不是从原始部落政权及其政权人物现象展开的，而具有原始超前的民主性、科学性。真所谓是“浑沌”初开，开天辟地,人类文明大爆炸。

“盘古王表”记述，这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四川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国王。

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

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是把植物的野生育种现象，当成了动物社会的进化现象。

动物社会知道要有蜂王、蚁王、猴王、狮王，如果进化到高等动物的人类，不知道要有人王，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母系、父系”进化规则，以代替智力或体魄竞争称王的“多数规则”，其结果是如苏三出书，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远古的文明仅是向东、向东、向东、向东。其实，要说言必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学者，才类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至今还是“母系社会”。但以色列也不是仅选女性当“人王”。其次，人类社会一旦建立起了国家共同体的政权模式，就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而接近这种国家群体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不会因不是“国王”，就不具有传承性。相反，只要最终争夺到了这个“王位”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都是先接近这种国家共同体的，而后也就代表着这种国家共同体政权的传承性。

由此来看，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是一只“不死鸟”。那么黄帝的“共同体”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也能猜到是从“西陵氏”来的。“盘古王表”记述，“西陵氏” 共有５代“国王”：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他们分别是在远古教育、地理、医药、天象、蚕丝方面的大创造或大发现家，争夺到了“王位”的。这是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城邦之美最后一个时期，由于他们掌握了这时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政权”，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也许如今天的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相对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顶尖优势文明，这些都是它的“后院”了。正是在“古联合国”内部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处在有利地缘的北部黄帝邦族、东北部蚩尤邦族、东南部神农邦族，比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邦族进步更快、更大。

《嫘祖研究》一书认为，掌权“古联合国”的嫘祖西陵部落，与炎黄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的接触，改变着当时战争的模式，并十分频繁地在这些落后地区激化着战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嫘祖发明养蚕治丝后，经济、文化更加发达，强烈冲击着临近的部落。其主要是他们在与周围部落的交往中，将丝绸、骑马技术、铜器刀具等传入，改变了当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由于蚩尤部落与西陵部落接触，而发展出的铜制工具比炎黄部落的石斧功效高出数倍，又十分珍视与“古联合国”主干的物品交换，于是激发炎黄部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村庄搬迁到新地方，力图取得与西陵贸易团体进行接触的好机会。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势力大的一伙人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物品，所以那些控制着与西陵部落接触机会的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声望和地位均得到提高。因此，先前的炎黄部落，虽然也曾偷袭过西陵部落的定居点或其它村落，藉此获得所需物品和人才。但是比这更好的办法，还是移居到西陵部落贸易团体的前哨地点附近才好。

北部的黄帝邦族捷足先登，因此不但控制着物品的交换交易，而且还得到通常是装备精良的西陵部落人的支持。特别是嫘祖故里盐亭县传说，黄帝因为发明战车，原本是“古联合国”选的王储，并与嫘祖有婚约，是北部邦族抢劫了年少的王储和退位的歧伯后，金二伯和嫘祖都力图解决这一争端。后来“古联合国”的政权没有通过“竞选”，由嫘祖让给了黄帝。在这种情况下，远离西陵但也很先进的蚩尤部落，用战争的武力阻止“古联合国”政权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政权人物，压取自己的“竞选”，或粉碎对手妄想控制自己区域的企图，不失为一种法律程序或法律公正。据盐亭县传说，这本身也是嫘祖王的千古设计：中华盆塞海终将要干涸，远古的民主终将要被专制所代替，战争选在中原打有好处。事实证明，直到清代，政权人物还在坚持“天下莫非王土”的“古联合国”观念。是近代科技粉碎了“古联合国”之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才部分恢复和重建了“联合国”。

3、意识形态与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

《远古的华夏族》145页上说：“后世思想家，特别是地主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为完成……帝王治世理论，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周光华先生没有明说无产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也是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的，但暗示是不言而喻的。这涉及从古至今的意识形态规律和讲政治。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例如任继愈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的冯友兰先生，1931年、1934年完成上、下册的《中国哲学史》，解放后放弃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又著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前者比较，增加的多在讲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服务性，突出了人民性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又如杭州市政协第一届副主席钟毓龙先生，解放前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从378部古籍中发掘公布有“尧年王表”，但因开头的政治错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删除开头几页才再出版。其实，近年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王表年表，除年表更细更准确外，王表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相同的。从孙中山时代起，政权人物内部学者间为争夺远古华夏王表年表的决定权，对上古传说是各有撷采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我国古文明王表年表的文献材料不乏其有，解放后对夹杂严重封建迷信或政治错误的材料，也弃置不用或被烧毁。

“科学”与“政治”并不相悖。例如现代有些国家，曾把自己的开国领袖，讲成是“钢铁灵将”、“万岁，万万岁”，有的被打倒后就漫画丑化成牛鬼蛇神。大家都知道这是在讲政治，不是在讲“科学”。因此，远古的神话（包括丑化），就是远古社会讲的“政治”，如讲“钢铁灵将”与《山海经》讲蚩尤是一样的。《山海经》可以说是一本“古联合国”强调讲“政治”的史地志书。同样道理，司马迁的《史记》也讲“政治”。例如他说，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史记三家注》说黄帝的第四孙颛顼在位78年，死后他的叔伯兄弟帝喾接班当王70年，活了105岁。难道这样的记载能视为不讲“政治”吗？因为那时类似保存精液克隆人的“科学”还没有出现。周光华先生为求研究的稳妥，声明说是根据学界的认识，只考察了伏羲、太昊、女娲、神农、炎帝、蚩尤、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等远古华夏族氏及政权人物，以此打造无产经济时期的思想家认为的远古王表年表：神农炎帝开始于公元前的3000年，历时530年，黄帝族系时代合计为396年。其中黄帝历时100年，颛顼历时78年，帝喾历时70年，帝挚历时9年，尧历时98年，舜历时41年，止于公元前的2075年。舜的治丧期3年，所以禹夏起于公元前的2071年，同《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的年代相合。

这样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使人不能否认，却有让全世界不踏实的疑惑顾虑。因为即便是专制的国家，全世界也没有这样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记录。所以说这是周光华先生的策略，即不惜现身说法，重在投石问路揭示目前我国历史学界，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对照现代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类似“联合国”的秘书长，可以从成员国内当过官的人中选，也可以不从成员国内当过官的人中选；可以从成员大国中选，也可以从成员小国中选；可以是白种人、黄种人，也可以是黒种人；但是都必须任过职。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中，有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情况，也许是把他们作“古联合国”政权人物的时间，与其作王储或邦国的国王或邦族、部落首领的时间，混在一起或加在一起了。

4、解答远古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部分难题

（1）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难题之一。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A、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B、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这可是他们用的阿拉伯人的名字。C、1989年开始，我国著名冰川学家韩同林提出，距今约2至3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被冰雪覆盖，中国全境也不例外。由于只有非洲大陆赤道附近有绿洲，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有先进的原始人群落，都在20万年前向那里迁徙，从而第一次杂交、融合产生了全球的现代人种。D、约20万年前至约8000年前，是大迁徙期，现代人种原始人群落分陆路和海路两大类，从非洲走出，陆路向东、向东的，可抵达太平洋沿海。E、早在1927年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一书中就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的三系学说。这实在与人类大迁徙有关。F、陆路向东第一次在伊朗分支，一路往印度方向，一路往戈壁滩方向。到戈壁滩的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河洛方向，成为河洛系；一路往内蒙、河北，东北，山东方向，成为海岱系的先声。海路向东的快一些，第一次在印度分支，一路往缅甸和我国云南、广西方向。到云南、广西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四川、贵州方向，成为河洛系的先声。一路往广东、湖南、福建、江浙方向，成为江汉系的先声。以上可解答人类起源于中国全境，包括白剑的戈壁滩说。

（2）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难题之二。当今三峡的部分移民，做起来都很艰巨。在约8000年前的农耕文明原始社会后，源生民群落在我国东、南、西、北、中都有分布，再谈动物类似的大迁徙，不现实。因为除草原上有大量马匹的游牧民族，其他族民不可能有经常性的大规模整体移民。能移民的或衍徙的，只能是接近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或潜在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远古的华夏族》中就提到西羌人的始祖爰剑，本是秦人的奴隶，逃跑进深山野林，碰上受割鼻刑的羌人女子结为夫妇，后向羌人传授农耕技术，改变羌人的游牧生活，而发展农耕经济，成为西羌人的政权人物。袁珂先生也说，商人的祖先王亥、王恒兄弟，是做长途马牛羊贩卖的政权人物，王亥在外遇害而引发商人起兵。钟毓龙先生更认为，上古政权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政权人物和首都的移动很频繁，连移动后的首都，很多地名都依照先前的称呼。可见远古的政权人物及潜在政权人物们的知识、智慧，组织作用等，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的交流、搬迁、贸易、派遣或逃遁、刑罚中，发生的民族源生、衍徙、渐浸、接纳等文明影响现象，才是多处同人名或地名等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源。

钟毓龙先生认为帝尧时，因地质灾变，黄河不能再从剑门流入四川盆塞海，三门峡又暂堵，还解答了王红旗“东海淹没到了太行山”，以及四川盆塞海逐渐干涸的难题。总之，周光华先生多年辛劳与贡献，由他组织编写约200万字的《“古联合国”华夏通史》或《华夏政权及政权人物万年通史》类似的巨著，是有可能的。当然也可相反。

参考文献

1、周光华著《<山海经>探华夏源》，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2、周光华著《远古的华夏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3、王德奎、赵均中主编《嫘祖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

4、王德奎《“绵阳第一碑”与盘古王表石》，《文史杂志》2000（2）；

5、王德奎, 金鑫, 《嫘祖文化研究与经济建设综述》，《教学与科技》2003（1）、（2）、（3）、（4）；

6、胡太玉著《破译<山海经>》，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7、白剑著《文明的母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8、王红旗著《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