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涉藏文物：见证中央和西藏密切关系

源自：西藏大学学报  : 姚远　任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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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中国，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元代以来，北京和南京交替作为中国的首都，都遗留下不少重要的涉藏文物。[1]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和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首都，涉藏的不可移动文物有100多处，如雍和宫、颐和园的四大部洲和须弥灵境、香山的昭庙、北海的万佛楼、白塔寺、黄寺等。南京是明代前期和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首都，也遗留了灵谷寺、鸡鸣寺、蒙藏委员会等一批涉藏文物，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的重要历史见证。南京和北京的涉藏文物一道，共同构成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一脉相承的完整物证链。
　　一、明代前期南京的涉藏文物
　　1279年元朝统一了全中国，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明太祖取消元代宣政院，将藏区的军事行政事务划归行都指挥使司管理。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设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西部阿里设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太祖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处置西藏事务，敕封众多西藏首领。明成祖大力封授藏传佛教各派首领和人士，推行僧纲制度，加强明朝对广大藏区的影响。洪武和永乐年间“多封众建”等举措，确保了明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稳定发展。[2]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定都南京到永乐十九年(1420年)迁都北京，明王朝建都南京达半个多世纪。遗存至今的明故宫遗址和明都金陵八大寺之中的鸡鸣寺、灵谷寺、能仁寺，曾见证了明王朝对藏传佛教法王的封授等历史事件，是明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和汉藏间文化交流的见证。
　　(一)藏僧星吉监藏与鸡鸣寺
　　洪武年间，明太祖勅迎藏僧星吉监藏(又作惺吉坚藏)留住南京鸡鸣寺，建鸡鸣寺施食台。从洪武初年，有许多藏传佛教僧人得到朝廷的特许，陆续来内地云游，驻锡安禅，授徒传教。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诏增置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讨等司”，以“星吉监藏等十一人为朵甘宣慰司使”[3]。洪武十八年(1385年)，“建鸡鸣寺于鸡鸣山，以祠梁僧宝公，命僧德瑄住持。瑄卒，道本继之。初，有西番僧星吉监藏为右觉义，居是山，至是，别为院寺西以居之”。准许星吉监藏在鸡鸣寺建立道场，还任命其为朝廷的僧官──僧录司“右觉义”，是明太祖优待藏僧的体现。星吉监藏之后，又有藏僧端竹领占在鸡鸣寺驻锡。永乐四年，朝廷曾遣鸡鸣寺番僧端竹领占往藏区招谕。[4]
　　星吉监藏奉敕在鸡鸣寺建施食台。据明顾起元《客座赘语》，鸡鸣山一带“此地自六代为战场，而太学之左右又为万人坑，前代刑人者投其尸于此，故地多鬼祟”，明太祖“敕迎西番僧惺吉坚藏等七人，建此台，结坛施食以度之，幽灵遂尔解散。”[5]《金陵梵刹志》载释道果《鸡鸣寺施食台记》，星吉监藏等七人于鸡鸣寺“结坛场，广施度济”，太祖“嘉其神妙，乃构西番殿与居。越数年，藏等乞还本国，圣旨可其奏，止留两僧守奉香火，至宣德间殁于本寺”。[6]
　　鸡鸣寺于洪武年间建在南京城内鸡鸣山梁通泰寺故址，并迁灵谷寺宝公函于山岭，上建志公塔，塔旁为施食台。鸡鸣寺主建筑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毁于战火，施食台犹存。同治年间重建，有弥勒、韦陀殿、豁蒙楼、景阳楼等，1973年豁蒙楼等失火被焚，80年代后陆续恢复清末旧观。[7]
　　(二)噶玛噶举派大宝法王与明故宫、灵谷寺
　　永乐时期，明成祖注重北方的防务及对蒙藏地区的管理，加上成祖本人又“兼崇其教”，对藏僧优待甚多，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比洪武、建文两朝更趋积极。从明成祖起，先后封授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的领袖人物为三大法王，使得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1384～1415)(明代史料作哈立麻)受明成祖之请，赴南京觐见并被封法王，是明代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朝后期，在乌思藏地区，藏传佛教各教派实力消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噶举教派取代元朝煊赫一时的萨迦派，在各地迅速扩展。明成祖即位当年，在永乐元年(1403年)就“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8]永乐四年(1406年)十二月乙酉“尚师哈立麻至京，入见上于奉天殿”，[9]当月二十五日明成祖“宴尚师哈立麻于华盖殿”。[10]《明史》记载“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币四十五表里，法器、裀褥、鞍马、香果、茶米诸物毕备。”[11]永乐五年(1407年)三月初三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鞍马。”[12]自从哈立麻受封为大宝法王名号之后，此号遂为噶玛噶举的黑帽系历代转世活佛所承袭，终明之世，均自称大宝法王，按期遣使进贡。
　　灵谷寺是哈立麻驻锡之寺。《国朝典汇》载明成祖“迎真僧来京，号大宝法王，居灵谷寺，颇著灵异，谓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咪吽。”[13]永乐五年(1407年)二月，成祖令哈立麻率领僧众在灵谷寺，设十二坛城，“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14]永乐“帝躬自行香。于是卿云、甘露、青乌、白象之属，连日毕见。帝大悦，侍臣多献赋颂。”[15]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曾详细叙述哈立麻在南京举行法会之盛况：“次月第五日，绘制坛城内外诸处的线，尊者本人建……十二座坛城。开始时皇帝亲临，向上师献了三套僧衣”“，仪轨开始起至结束间，各种虹光回旋，花雨降了一整天，被所有人士见到”。[16]同年七月，明成祖的皇后徐氏去世，大宝法王奉诏先后在灵谷寺、五台山等地为她诵经超荐。十一月，明成祖致书大宝法王，再次感谢法王举办超荐大典，并谓法王自五台山返京，道路跋涉，劳顿良多，正宜从容休息，今遣皇太子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隧躬诣，请法王即就灵谷寺宣扬法教。[17]
　　大宝法王的主要活动地点有明宫奉天殿、华盖殿和钟山灵谷寺。南京故宫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三大殿，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是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明代皇宫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史》记载“吴元年作新内。正殿曰奉天殿，后曰华盖殿，又后曰谨身殿，皆翼以廊庑。奉天殿之前曰奉天门，殿左曰文楼，右曰武楼。谨身殿之后为宫，前曰乾清，后曰坤宁，六宫以次列。”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大内宫殿，十年告成。”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明故宫地面建筑毁于兵火，今地下尚存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三大殿基础。[18]灵谷寺原名蒋山寺，洪武十四年(1381年)，命择地于钟山独龙冈东麓，“拓大其规制，令可容千僧”[19]，“为天下丛林之首”[20]。灵谷寺原有建筑大多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现存无梁殿(又作无量殿)。殿规制宏大，平面长方形，面阔五间53.8米，进深三间37.85米，高约22米，自基至顶全部明城砖垒砌。重檐歇山，顶覆灰色琉璃瓦，殿内为砖砌拱券结构。[21]
　　(三)萨迦派大乘法王与明故宫
　　大乘法王贡噶扎西(1349-1425)，是萨迦派中兴的关键人物，汉文史料作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1413年)被朝廷封授为大乘法王。“大乘法王者，乌斯藏僧昆泽思巴也，其徒亦称为尚师。永乐时，成祖“既封哈立麻，又闻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徵之”，永乐十一年二月昆泽思巴“至京，帝即延见，赐藏经、银钞、彩币、鞍马、茶果诸物，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袈裟、幡幢、鞍马、伞器诸物，礼之亚于大宝法王。”[22]
　　大乘法王在南京等地共居住了10多月，在此期间的具体活动《明实录》未载。但根据藏文史书，昆泽思巴在南京等地有传法活动。《萨迦世系史》载，“蛇年二月，抵达大宫殿南台，觐见皇帝大法王，并做了佛法方面的许多谈论。使大皇帝复生信仰，毛发耸动，请求给予密咒甚深道灌顶。大师首先在吉祥喜金刚坛城中授令其成熟的灌顶，传深奥的教法，使皇上心续成熟。另授大黑护法神的随赐等诸多深奥法，使皇上心愿满足。”[23]萨迦派的大乘法王在南京期间，还向明成祖请求下令西藏帕竹地方政权把占据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萨迦大殿交还给萨迦派。明成祖同意并下诏，帕竹政权听从诏令，将萨迦大殿交还。这一情况充分表明，明朝皇帝在西藏各派政治势力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处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权力，清楚地说明西藏地方对明朝的归附。[24]
　　大乘法王在南京的主要活动地点有明宫，但具体宫殿记载不详。
　　(四)格鲁派大慈法王与明故宫、能仁寺
　　大慈法王释迦也失(1354-1439)是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的弟子，永乐、宣德年间两次朝觐明朝皇帝，在宣德年间受封法王。永乐年间是藏传佛教的新兴教派格鲁派兴起之际，格鲁派的创立者宗喀巴大师在藏传佛教中声名鹊起。明成祖遂遣使迎请宗喀巴大师，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请到。宗喀巴大弟子释迦也失代表其师入朝觐见。《至尊宗喀巴大师传》记载：“金字使者们请求说，大师实在不能前去，则请派一殊胜弟子。于是派遣了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前去，法王仁波且(释迦也失)遂遵命前去汉地，做了广大的符合汉地大明皇帝意愿的讲修功业，然后返回西藏。”[25]《明史》记载：“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思藏僧称为尚师者也。永乐中，既封二法王，其徒争欲见天子邀恩宠，于是来者趾相接。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
　　释迦也失至南京后，明成祖召其“入内，预赐免拜，赐座大善殿，应对称旨，上大嘉叹。敕安能仁寺方丈，上制书慰劳，所赐甚厚”。[26]藏文史籍记载，释迦也失在南京居留期间，明成祖曾敕命释迦也失在能仁寺建四续部坛城修供。释迦也失师徒“广做密集、胜乐、大轮、大威德四十九尊、药师佛的修供法事”“，天空传来天界鼓乐声，为众人所闻。天空中还一再出现有法幢、金刚轮、莲花等金刚界标志之彩虹，为众生亲眼共睹，又从晴空之中多次降下花雨，使众人极为信仰”。[27]释迦也失在南京所做法事已不同于噶玛噶举派大宝法王的坛城法会，有明显的格鲁派特色。[28]永乐十三年(1415年)四月庚午，明成祖封授“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29]宣德九年(1434年)，明宣宗再封其为大慈法王，全称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30]
　　大慈法王在南京活动的主要地点为明宫大善殿和能仁寺。位于南京南郊的能仁寺是金陵八大寺之一，明代规模甚大，但建筑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目前尚存地名能仁里，寺庙遗址的情况有待考古发掘。
　　二、国民政府时期南京的涉藏文物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本政策。民国时期的治藏要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央政府通过政府宣言和立法等形式，维护对西藏的主权。如1912年3月11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提出五族共和。南京国民政府1931年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②中央政府建立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1928年成立的蒙藏委员会，继承北洋时期蒙藏院，是南京国民政府管理蒙藏边疆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③向西藏地方派驻官员。南京国民政府派往西藏者虽多以专使、特使的名义，但其实质仍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具体措施。④册封达赖、班禅，吸收西藏上层僧俗人士参加国家管理。[31]作为这段重要历史的见证，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涉藏文物现存有：管理蒙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册封七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及西陲宣化使的国民政府大礼堂、班禅参加的国民会议旧址中央大学大礼堂、纪念爱国活佛诺那的莲华精舍和诺那塔，以及国立南京蒙藏学校、西康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的遗址等。
　　(一)国民政府管理西藏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蒙藏委员会
　　1928年2月4日制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有蒙藏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所设职能部门之一的规定。3月21日通过《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提出“本法称蒙藏者，指未曾改设行省及特别区之蒙古、西藏地方”，并规定了掌理审议关于蒙藏行政事项，规划关于蒙藏之各种兴革事项的职能。[32]12月27日，阎锡山、恩克巴图、九世班禅、诺那呼图克图等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阎锡山为第一任委员长。1932年7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的《蒙藏委员会组织法》，将蒙藏委员会归属行政院领导。蒙藏委员会是元代以来历代治理西藏事务机构的延续和发展，它作为主管民族事务的最高机构，为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推动西藏地区经济、社会、教育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九世班禅与蒙藏委员会有密切联系，他曾在蒙藏委员会演讲，重申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宣传“五族共和”的思想。1949年后，台湾地区“行政院”仍下设“蒙藏委员会”，以宣示中国对西藏之主权。
　　蒙藏委员会旧址位于南京市九条巷8号(原为曾公祠4号)，原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祭祀两江总督曾国荃而建的曾公祠。曾国荃(1824-1890)，字沅浦，湖南湘乡人，1884年署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0年卒于江宁(今南京)任上，光绪帝下旨在南京建专祠。曾公祠目前保存较完好，前后共三进，坐北朝南，长99米，宽51米，占地面积5049平方米。第一进正面山墙呈山字形雕花砖砌门楼，作庑殿顶，覆筒瓦，高达十余米，檐下转掉斗拱，雕刻精细。民国年间前部加西式门廊。[33]
　　(二)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代表出席的国民会议旧址：中央大学大礼堂
　　1931年5月5日至17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期间制订《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明确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代表贡觉仲尼，也参加了国民会议。九世班禅参加国民会议并致辞“：班禅蒿目边情，倾诚内款，思启政府之远图，迅拯藏民于涂炭！……近以藏康众民，纷吁和平，益深普度之怀，弥动恤怜之念。伏望诸公宏纾伟议，整顿边疆。本总理济弱扶倾之训，巩国家主权领土之基。重张上国之声威，毋弃西方之宝藏，是则班禅所额手称庆，虔心祷祝者也。”[34]九世班禅的言行充分表现了他爱国爱藏的思想。
　　1931年国民会议的会址在原中央大学大礼堂，现为东南大学大礼堂。大礼堂的建设，其始是张乃燕校长筹款于1930年3月28日动工兴建的，后因经费困难而停工。朱家骅以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和影响，藉召开国民会议的名义，请得拨款，由建筑系卢毓骏教授主持续建，于1931年4月底竣工。[35]大礼堂占地面积2026平方米，建筑面积4320平方米，是中央大学标志性建筑之一。钢混结构，三层西式建筑，属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建筑风格。南立面门厅上部立四根爱奥尼亚式圆柱。礼堂顶部为钢结构穹窿顶，高34米，外观如球状。[36]
　　(三)册封九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的国民政府大礼堂
　　1931年6月24日，国民政府决定授予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7月1日，于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册授典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向班禅颁授了册封玉册、玉印。国民政府发布的命令是“班禅额尔德尼志行精诚，诩赞和平统一。此次远道来京，眷念勋劳，良深嘉慰。著加给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名号，用示优异。”[37]九·一八事变后，为防止英国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并安抚蒙藏民众，1932年4月14日国民政府特授班禅为“西陲宣化使”，并颁发委任令。12月24日，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西陲宣化使就职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班禅授印。班禅在“答辞”中称：“嗣后当竭尽忠诚，宣扬德意，冀以宗教之力，上辅中枢，振导人心，挽回末劫，边陲康乐，僧俗咸欢。”[38]九世班禅自被册封“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出任“西陲宣化使”后，多次前往东北、内蒙古、青藏地区，宣传五族共和，维护国家统一。
　　国民政府礼堂，在今南京市长江路292号原总统府内。原为两江总督署大堂西暖阁的一部分，在总督署二堂西侧。1929、1935、1946年三次进行改建扩建，目前基本上是20世纪40年代后的格局。平面呈长方形，长39米，宽26.6米，许多重要会议均在此举行。[39]
　　(四)纪念诺那活佛的莲华精舍和诺那塔
　　诺那活佛(1864-1936)，又称诺那呼图克图，是西康地区著名爱国藏僧。早年曾协助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受到西藏地方政府迫害，逃亡内地。1928年诺那到达南京，受到国民政府重视，1929年被蒙藏委员会任命为委员，后兼任立法委员。诺那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传播藏传佛教，对于促进积极的康藏民族关系和藏汉文化交流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诺那与九世班禅等驻京藏人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诺那通电全国：“警号传来，我等痛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尚望全国同胞一致主张，共赴国难，不胜迫切待命之至。”[40]1935年诺那出任西康宣慰使，次年在西康病逝。
　　为纪念诺那，1936年10月西康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西康宣慰使驻京办事处联合在玄武湖环洲建设莲华精舍和诺那塔，1937年7月正式落成。莲华精舍，俗呼喇嘛庙，面阔五间，单檐歇山式殿堂，黑色筒瓦，形制古朴。殿堂前为混凝土丹墀，东面壁下方嵌有奠基碑石。诺那塔全称普佑法师塔，八角九层仿木檐楼阁式，钢混结构，通高15米。底级四面刻碑文，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撰书的《普佑法师塔碑铭》，铭文上镌藏文“诺那传”三字。[41]
　　除了以上四处重要的涉藏文物外，还有国立南京蒙藏学校和西康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但原有建筑已湮灭无存。蒙藏学校前身是1931年南京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西康学生特别训练班及蒙藏班，直隶于蒙藏委员会。1933年“蒙藏班”改组扩建，成立国立南京蒙藏学校。[42]有研究者称学校“假南京和平门外原陶行知先生的晓庄师范学校校址开课”。[43]目前晓庄师范学校和蒙藏学校原建筑均已不存，晓庄尚有陶行知墓，是当年晓庄办学的最后遗迹。此外，《首都志》记载有西康诺那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在水西门登隆巷10号，街巷尚存。
　　三、南京涉藏文物的历史意义及其保护
　　1992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指出，“七百多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记载着七百多年来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材料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西藏拉萨的档案馆中。”南京、北京、承德等地的涉藏文物古迹，与这些涉藏档案资料互相印证，是元、明、清及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不可辩驳的力证。我国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先生认为，“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它具有‘百闻不如一见’的真实性，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文物说明历史、弘扬文化，都是别的教育手段所不可代替的。”[44]南京的涉藏文物正是如此，它们是明王朝对藏区“多封众建”，国民政府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真实物证，是“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始终没有中断过”[45]的生动写照。
　　近代以来，南京先后经历太平天国战争、抗日战争两次大规模战争，现存的南京涉藏文物更显弥足珍贵。目前，南京有7处涉藏文物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3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了妥善保护和合理利用。涉藏文物的遗存现状及保护情况如下：①明成祖接见三大法王的明故宫：建筑毁于太平天国战火，现在仅存午门、东华门、西安门门阙和三大殿(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等宫殿遗址。2006年明故宫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午门至三大殿部分现为明故宫遗址公园。②明洪武年间星吉监藏驻锡的鸡鸣寺：建筑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但施食台得以保存，现存建筑为清同治以后重建。1982年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仍为鸡鸣寺，是比丘尼道场。③明永乐年间大宝法王驻锡的灵谷寺：建筑大多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但砖石拱券结构的无梁殿保存完好。清同治年间重建灵谷寺，1931年改建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1982年无梁殿被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现为灵谷公园。④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旧址：清光绪年间曾公祠旧址，保存状况较好。1982年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南京市第三中学使用。⑤封授七世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的国民政府大礼堂：位于总统府旧址内，保存完好。1982年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即总统府、国民政府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⑥七世班禅出席的国民会议旧址：原中央大学大礼堂，保存完好。2006年中央大学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东南大学。⑦纪念诺那活佛的莲华精舍和诺那塔：保存完好，2012年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为玄武湖公园内景点。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更加重视。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先后批准《南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近现代建筑风貌区保护条例》和《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江苏省政府批复同意《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地方立法和规划的完善，有利于更多涉藏史迹的发现和保护。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2009年莲华精舍和诺那塔被文物部门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并于2012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尤其应当注意加强南京老城区的整体保护，以防止尚未发现的涉藏文物在被保护之前就被拆毁。在此基础上，南京涉藏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尚有三方面待进一步加强。第一，需要进一步进行涉藏文物调查。例如史料记载的达赖和班禅的驻京办事处、班禅南京旧居，如果能通过普查得以发现并妥加保护，对于回击“藏独”分裂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对已发现涉藏文物有必要加以明确标志，说明其所见证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密切关系的史实。第三，对被个别单位占用的重要涉藏文物，如蒙藏委员会可考虑腾退，辟为相关博物馆或陈列馆，以发挥其维护国家统一的教育意义。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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