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没有中断中国文化

源自：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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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虽曾在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建筑甚至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向中国学习，但其有独自的文明源流，并不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图为日本神道教活动。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的一些学者、政客与媒体沆瀣一气，炮制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之一是鼓噪所谓明清易代是“夷狄”入主中原，标志着中国自此沦陷，进而将那场日本蓄意挑衅、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包装成“解放中国”、“光复中原”之战，是为中华文化恢复“正统”之战。稍有点中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别有用心的谬论与谎言，丝毫改变不了、也掩盖不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
　　满族属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国自秦汉开始就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明清易代已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在辽阔的古代中国疆域内，汉民族与周边民族以政治联系、经济交流、文化认同为纽带，逐渐孕育和形成了一个关系日益密不可分的亲缘和地缘共同体，并最终发展成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入主中原的满族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其历史远可以上溯至中国东北的古老族属──肃慎。同属一系的还有两汉三国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以及10世纪初散居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各部；近可以述及12世纪初建立的金国，以及在明代接受中央政府管理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诸部。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满族前身──女真的杰出首领。自其五世祖董山起，便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都督，并由后裔世袭此职。至努尔哈赤，又被授予指挥使衔，仍身兼女真族首领与明朝地方官员两重身份。他自命“保守天朝九百五十余里边疆”，努力以“忠顺”赢得明朝统治者的信赖。
　　这一历史事实证明，满族并不是外族，后金及入关之前的清国也不是外国政权，而是原本在明王朝管辖下的一个境内周边民族与地方政权。努尔哈赤创建的女真政权与明王朝之争，其性质是古代中国疆域内的民族之争、权益再分配之争，而不是域外民族侵略中国与中国反侵略之争。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具有主权国家含义的专称始于清代，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正式名称是在辛亥革命后。之前漫长历史上的所谓“中国”（亦称“华夏”），或指中原地区，或指中原王朝及其政治中心，并无一个严格精确的定义。其后，随着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其内涵则逐渐发生变化，即在政治与地理层面，由“中原”扩展至更广阔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正如坚持与维护统一是塑造国家政治格局的主流一样，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互动融合始终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大约在康雍乾时期，今日中国的版图形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是史学界的基本共识。
　　自周秦时期开始，由于中原华夏族与周边民族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一系列客观差异，彼此的冲突历代时有发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最终击败中原王朝而入主中原并不罕见，如前赵、前秦、北魏、金朝、元朝；中原王朝也因与周边民族的矛盾和冲突而多次迁徙政治中心，但这些现象都不意味着“中国”沦陷。至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同中华文化，乃至以“中国皇帝”、“奉行正朔”自居，更彰显出中华文化的“正统”并未因其取代中原王朝而丧失断绝。实际上正是在各民族的接触、碰撞、交流和融合中，中华文明得以更广泛地传播，而各少数民族的内迁也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注入了新鲜血液。尤其是在清代，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满族入主中原，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并没有性质的差别，不同的只是在接受中华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上，清朝跃上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难以企及的巅峰。
　　清廷是政权儒学化王朝
　　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文明程度却有高低之别。如同中国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入主中原的满族有一个自觉接受先进的中原生产方式、学习儒家文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历史上中国境内其他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如出一辙。
　　“夷狄”与“华夏”是我们祖先区别周边与中原的两个概念。“夷狄”这个词本身没什么贬义。传说创造青铜文明的商族即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的一支。而礼乐文明的创建者周人，其先祖也兴起于戎狄之间，甚至可能是从羌人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古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区分“华”、“夷”的标志不是“血统”、“种族”或“地域”，而是“文化”。“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正是以文化为标志区分“华”、“夷”的明证。明人是否称满族为“夷狄”尚待别论，但这个生息繁衍在中国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很早就认同华夏文化则是无可置疑的。明代中叶，建州、毛怜等处的女真“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至16世纪末叶，朝鲜使臣在出访建州后称：“所经处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再后的努尔哈赤天命时期，农耕经济更为发展。农耕经济是华夏族的特色，女真人在明代中叶后，已逐步放弃了渔猎畜牧经济，接受了华夏生产方式，这是认同华夏文化的显著标志。
　　除了清兵入关后的短暂时期外，对华夏治统与道统的认同是满族贵族集团入主中原前后的文治主流。他们以中华文化的当然继承者自居，自觉接受儒家文化，努力实现治统与道统的合一。
　　努尔哈赤对儒家文化掌握程度相当高，不仅熟悉“中国知识”，还能读书识字，尤其爱看《三国》、《水浒》。他不但自己主动学习儒家文化，而且还请了一个叫龚正陆的汉族知识分子负责给自家子弟讲授。进入辽沈地区后，他更是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强化和加深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并用以指导政权建设。如注重对儒家伦理的吸收，正式提出效仿明朝建立行政管理制度，重视在八旗教育中引进儒家文化等。努尔哈赤曾对家人说：我们家族的历代子孙都应当懂得孝敬父母、敬重兄长。“孝悌”正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即位，他第一次以法令形式宣布将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作为施政指导，并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去；他接受了汉族知识分子提出的“勤学问以迪君心”主张，积极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大兴汉文典籍翻译之风；采纳汉族官员提出的“渐就中国之制”的政权管理理念。
　　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政权接受儒家文化的进程自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已经开始。历经顺治、康熙朝，在汉族士大夫与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共同努力下，最终确立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顺治、康熙二帝也被塑造成为受到中原民众认可的圣贤君王。
　　康熙帝自幼即有志于学习儒家经典。到康熙中叶，清廷逐渐实现了政治儒学化。(资料图片)
　　顺治、康熙二帝均是在幼年即位，可塑性强。因此，汉族士大夫本着“君心正则天下治”的理念，积极推动最高统治者学习儒家文化。顺治二年三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就以“上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为由上疏顺治帝，要求在帝王的教育中注重儒学训练。此后，一大批汉族官员纷纷请求皇帝及早举行经筵大典，要求最高统治者将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要义作为提升执政能力的根本手段。到康熙帝亲政以后，以熊赐履为代表的汉族官僚中的有识之士再次呼吁最高统治者加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践行理学经典。
　　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是清王朝入关后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实施政治统治的必然需要，顺治、康熙二帝对儒家文化均采取了主动态度。作为满族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位帝王，顺治帝在亲政后，对吸收和借鉴儒学更为积极。九年，顺治帝以“临雍释奠”的方式公开表达对孔孟之道的崇奉。十二年，他又明确提出帝王治理天下，要以文教为先的政治主张。
　　如果说顺治帝还谈不上对用何种思想资源来进行政权建设有深刻的思考和认识，而康熙帝则不同。康熙帝自幼即有志于学习儒家经典。他在用儒学作为身心修养的同时，又积极将它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康熙帝亲自撰写《日讲四书解义序》，明确提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这就实际上是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向全国明确了要将儒家道统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而康熙帝本人遂名实相符地成为汉族知识精英心目中实现“道与治之统复合”的理学皇帝。从总的历史趋势看，到康熙中叶，清廷逐渐实现了政治儒学化，与此相伴的是，清朝政治完成了由满洲传统政治向中原政治的历史性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政权儒学化过程中，满洲贵族内部掀起了学习理学要义的热潮。譬如，原本对汉文化不感兴趣的孝庄太后，在读到《大学衍义》时，对理学的基本主张表示赞赏，宣称，人主“代天理物，端在躬行；致治兴化，必先修己”。国舅佟国维，“不以揽权为要，暇时惟延学士讲文艺以为乐”。
　　清朝统治者积极、认真、执着地实行政权儒学化，全面继承与弘扬了中华文化。顺、康二帝及其后继者由此汲取着丰富的政治智慧为治国经验，卓有成效。尤其是康、雍、乾祖孙三代精心合力缔造的王朝盛世，堪比汉唐，超越宋明。明清易代，中华历史文化一如既往地得以传承与发展。
　　奇谈怪论美化日本侵略
　　以上历史事实说明，清王朝是一个由明王朝统辖下的周边民族与地方政权逐渐发展壮大，最后入主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即便将其视为“夷狄”，也改变不了她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境内民族的性质。如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周边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一样，最终仍然要接受高于自身的中原文明，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因如此，清王朝作为取代明王朝而建立的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是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形成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满族作为明清易代之际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不但没有灭亡中国与中华文化，相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又一次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某些日本学者、政客与媒体在明清易代问题上炮制的各种奇谈怪论，经不起史实与逻辑的拷问！
　　事实胜于雄辩，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民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是一场日本阴谋策划和悍然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尤令中国人民永志难忘的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变本加厉地侵略与掠夺中国，成为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苦难的最凶残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某些人将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美化、包装成“解放中国”、“光复中原”，为中华文化恢复“正统”之战云云，纯属自欺欺人、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说穿了，这只不过是他们为侵略中国的日本战争狂人所提供的借口而已。（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朱昌荣）
　　朱昌荣简介：
　　安徽歙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持和参加院级课题多项，在《历史研究》、《史学集刊》、《中国史研究》（韩）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