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凝聚力与软实力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 郭小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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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对于处于战略防守方的中国而言，越是要向外拓展软实力，就越是要重视挖掘自身的凝聚力。凝聚力与软实力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均源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尽管其着力点不同，却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潜力。应当注重从外人的眼光来反思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对中国是凝聚力的东西，对外人往往就是软实力。中华民族延续不断的历史，其“衰而又兴”的凝聚力，正是中国最柔韧的软实力。国家统一与地方文化多元发展的和谐共存，其“和而不同”的凝聚力，正是中国最亲和的软实力。即使共同经历的灾难，也会不可思议地加深各族人民之间的凝聚力，因为正是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才会同甘共苦，共同期待未来。但是，从“协和万邦”古老理念到倡导“和谐世界”新国际安全观，并不一定意味着皆大欢喜的和平红利，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危险，因为对西方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道德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不应只是怀柔感化作用的代名词，还应包含和体现敢于力抗强者、主持正义、维护公正等精神内涵与道德形象，当然，这就更需要自身具备坚不可摧的凝聚力。　　关键词：凝聚力；软实力；和谐世界；中国传统文化

⊙　作者简介
　　郭小聪，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2014)02-0087-14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论及文化软实力问题，这本身就是中国的视角，而非美国的视角。美国人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从来不会局限于本国边界之内，他们总是在利用超强硬、软实力谋求全球霸主地位的同时，也给别的国家带来安全问题。约瑟夫·奈(Joseph S.Nve)所说的“软实力──即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①没有别的国家可以这样断言和奢望，包括中国。
　　所以，要有成果地探讨软实力，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更是包含了具体的指涉，它总是涉及谁的安全、怎样的安全以及如何安全等一系列必须有特定主体的追问。也只有在把握了视角、明确了立场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地提出问题，引发有意义的思考。
　　一、一体两面的凝聚力与软实力
　　应运而生的理论往往是适应时代需要的理论。软实力说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能够被广泛接受，说明今天的国际社会期待让实力有所柔化，争斗显得文明。但软实力说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共鸣，又显然不像美国人那样为了事半功倍，不战而胜，而是为了广结善缘，努力营造和维护有利于中国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如果说美国人是把文化软实力当做“矛”来运用的，那我们中国人就是把它当做“盾”来使用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对软实力概念做进一步的辨析和补充，形成自己的阐释，哪怕不够成熟，也比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更能进一步接近自己的目标。如果我们老是在现成的概念、思路里打转转，那么我们脑海里除了美国式的念头或痴想外，还能看到什么东西呢？
　　一般来说，越是国力上升期，也越是压力陡增期，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外部重重压力，更需要练好内功，认真发掘中国传统中的软实力资源，才能有效应对，以柔克刚。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中也有必要将凝聚力概念抽离、细分出来，与软实力概念相提并论，综合考虑，这样才更能切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事实上，凝聚力与软实力本来就是源于同一个东西，即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只不过，一国文化在国界之外发挥的影响力，构成了国家实力的一部分，我们通常称为软实力，而“实力”本身正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但在国界之内，一国文化所具有的向心力、感召力，则应当被称为凝聚力而非软实力，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熔铸国家意志，提振民族精神，增强国内民众认同感。不过，尽管分属国内、国外，着力点不同，凝聚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却是内在统一的，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精神潜力。一种对内缺少凝聚力的文化，对外也显然谈不上什么软实力。
　　指出这一区别好像是多此一举，但又并非无关紧要。因为美国人倡导的软实力说从来不讲凝聚力，他们只讲软实力，把人们的注意力牢牢锁定在对外关系上。尽管约瑟夫·奈也说过“民族凝聚力”是软实力的“无形的力量资源”，②但他并不多说一句，而是反复念叨着：“如果我能让你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就无需强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了。如果美国人代表了其他人愿望仿效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发挥领导作用”。③这也很好理解，作为战略进攻方，美国人有着十足的文化自信，他们认定自己的一切都是好的、优越的，从社会制度到生活方式，从价值观念到流行文化，美国社会都堪称典范，值得各国效仿。也只有世界的全面美国化，才会给美国人带来最大的国家安全。所以说，美国人对自己的精神文化是既虔信又保守的，他们很少反省自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有效地对外施加影响，甚至将软实力等同于巧实力。
　　相反，作为战略防守方，中国人看重软实力并非为了左右他人意愿，而是为了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如果说，美国人一心想挖别人的墙根，那我们就是要筑好自己的阵脚；美国人期望用美式价值观来改造世界，我们则要动员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一切精神力量众志成城。所以，对我们而言，凝聚力和软实力是一体两面、相互呼应的，要想在国际上站住脚，首先要在国内撑得住台；要想对外拓展软实力，就要认真发掘自己的凝聚力。事实上，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有学者正是用“国内间的”(intermestic)这一概念术语来形容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之间的这种相融关系。④2013年，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在回顾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时也强调，一个国家如果缺少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一旦重大危机到来，就会失去存在的信念和力量，麻木不仁，坐以待毙。⑤
　　正是如此，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明确地将文化软实力与凝聚力相提并论，一方面指出文化在国际社会中会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方面肯定“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强调两者共同构成国家“赢得主动”的内在力量。这一新见解、新思路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意义，切合中国目前的战略地位需求，也启发我们在软实力研究中独立思考，为我所用，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凝聚民气，夯实根基，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文化本性。
　　二、“衰而又兴”的凝聚力：中国最柔韧的软实力
　　如何评估自身的软实力，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外人的眼光。其一，说到底，软实力有赖于凝聚力，自身的精神凝聚力强不强，最终还是外人看得清。其二，也往往是从外人惊异的目光中，我们才能从平时见怪不怪的问题中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其三，通过外人的眼光反观自我，也有助于提高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探幽索微的能力。
　　譬如，约瑟夫·奈为什么认为中国的软实力资源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卓越表现和传统的儒家文化？⑥类似的看法在海外屡见不鲜，而我们却感到惊奇。因为，我们自认为经历了近百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中国才最终与旧传统决裂，走上一条现代化道路，可是为什么海外学者固执地认为，我们今天巨大变化的动力仍然与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关呢？
　　进一步梳理，我们又会发现，西方人的这一见解是与另一个问题紧密相连的，这就是有关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我们可能浑然不觉而西方人却一直大惑不解，因为这与西方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华文明似乎有着独一无二的持久生存能力，不间断地延续了数千年，从土里刨出来的殷商甲骨文汉字至今还在使用，而且还是同一血脉子孙在使用，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他们特别好奇的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文明的盛衰，一旦衰落了就一蹶不振；而中华文明却表现为朝代的更替，一旦改朝换代，马上衰而又兴，东山再起。几乎是同一时期，东、西罗马分裂就永远地分裂了，而中国在经历了同样几百年大分裂、大动荡之后，却又在隋唐时代重新统一了，而且更强大，更有活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呢？直到进入21世纪，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这样惊呼：“不能解释中国历史为什么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中国作为统一的国家已经存在了约两千二百年。”“何况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的宗教的国家──真是不寻常”。⑦
　　19世纪的黑格尔时代，西方人似乎找到了答案，倾向于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没有真正向上演进历史的国家，类似于某种历史活化石，因为封闭而幸存，因为停滞而永存，一旦遇到外界文明的新鲜空气就会风化，最终逃不脱覆灭的命运。可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惊人变化，说明中国并非老而不死，死而不僵，而是能够顺时应变，急起直追，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正因为如此，西方学者才会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去寻找原因。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过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他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部分地具有“改革的能力”，能够“通过重新树立其理想”，使这个古老国家生存下来。⑧也就是说，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这个文化基因，只待合适的时机生根发芽了。
　　的确如此，回顾历史，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已经成功地发明出一套适合农业文明的静态化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这就是年年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讲得最多的也是“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但是，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力入侵，为了救亡图存，中国已经在悄悄地“重新树立其理想”，或者说更换了新的文化发动机，这就是从以前那种封闭性的农业社会圆形轨道，转向“历史直线进展”的开放式理想追求，一种求新、求变的陌生理想正在深入人心。考察今天的中国社会，你看中国人唱的歌曲，写的诗文，最后几乎都是盼望“明天会更好”、“明天生活比蜜甜”，甚至连小学生的作文也是按照这种“直线进展”的思路去畅想和结尾，这几乎成了今天的一种陈词滥调，但在中国古代诗文中却一点也找不着。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社会理想确实已经不可逆转地从静态转向动态，从封闭转向开放，而这一重大转向的实质，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学术性语言来说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问题就在于从传统社会转变成现代国家”。⑨不如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就无力应对现代世界的复杂生活和挑战，就无法摆脱落后、屈辱地位。和平时期不能支持大规模现代工业建设，战争期间不能全方位高效动员以支撑战时体制。所以，惟有求新、求变，才能救亡图存，奋发图强。
　　看似守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革故鼎新的一面，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也并没有多么难。旅美历史学家何炳棣回忆说：“我自幼就了解出洋留学早已代替科举成为晋身最重要的一步阶梯”。⑩正是由于父辈的醒悟，中国现代学子很快就从四书五经转向了对西方人文科技的学习。学者冯尔康在研究近现代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时也发现，家族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器，其实也能够很快适应从天下观到国家观的转变。“清朝时期，民间家中安置‘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民国时期改作‘天地国亲师’，‘君’字易为‘国’字的一字之更，反映的是国体的变异，表示民众从忠君转向爱国。”而湖南萍乡刘氏《家训》明确提出“爱国家以保种族”，(11)这些变化都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和自强力量。
　　抗战胜利时所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上写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者也”。(12)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来说是自强不息的凝聚力，对外人来说就是令人敬畏的软实力。当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还在满目疮痍之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比大多数国家更加是它的过去的产物，它的历史是独特的。其他国家来而复去，其他帝国由兴而亡，但是中国持续下去；中国是永世长存的。”(13)
　　果然，中国随后而来的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变化之大，经济增长之快，持续时间之长，不仅令世人惊愕，连中国人自己也惊讶。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变化，而是占世界人口1/5人类的生活巨变，其影响之深远，内力之深沉，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就不可不深思了。如同火山爆发，不管是福是祸，当你看到岩浆剧烈喷涌，总会惊异于其内部力量的神秘和伟大。今天，中国社会唯一不变的可以说是变化本身，中国人似乎已经颇能适应这种过山车式的变化节奏。而且，即使问题成堆，整个社会看起来被不断的变化拖得有些踉踉跄跄，略显狼狈，却并没有真正停下脚步的意思，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以致于“北京共识”的首倡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惊呼：为什么同样的意识形态，面临同样的问题，苏联解体前的反应像一具植物人，而中国则像患上了多动症？(14)
　　正是如此，中国衰而又兴的凝聚力，在西方人眼中，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如古老长城般难以征服的精神屏障。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态度很典型，她一方面追问：中国如此巨大，各地方的差异十分明显，遇到的灾难也不比别的民族少，但为什么会延续几千年呢？那么这一次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打击下，中国的古老历史会就此中断吗？但她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否定的，她从中国的全部历史中得出了如下看法：“我尽可能地把历史遗产塑造成一种资源而非桎梏。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同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15)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和现代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仍然处于五四新文化震撼期中，习惯于把现代与传统看成是断裂的、势不两立的。但西方学者却倾向于认为，这是由于这次危机太深重了，这一代中国“儒生”不得不壮士断腕，破釜沉舟，以重新确立理想的方式力挽狂澜。但今天的挑战仍然不过是其漫长历史中一次新的经历，最终还将化为新的传统，所以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是浑然一体的，目前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其合乎逻辑的历史演进。而其中的软实力意味着：中国可以一时被打败，但不会永远被征服，越是在大灾大难之际，越能显示其韧性。而且，考虑到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诸如不重彼岸世界、有着与生俱来的现世生活热情和能量以及愚公移山式的吃苦耐劳精神，那么一旦中国人认可了西方人的直线式理想追求，也想在这条跑道上比试一下的话，就将搅动世界。当然，地球只有一个，而且越来越像一个不大的村庄，如果人类都无限制地求新、求变，想不断追求更好的生活，获取更多的东西，那么地球如何负担？环境保护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又怎样协调？这的确是一个新的问题。但应当指出的是，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人类的问题。它原本由西方历史文化中催生出来，现在则需要由全体地球人一起来解决，转变既往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诉求，共同构建一个真正文明与和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