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耀玻璃持股最多高管离职曹德旺大儿子接班只在时间

晴晴妈妈 · 发表于: 2015-8-5 11:36:32

　　福耀集团是国内最具规模、技术水平最高、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产品“FY”商标是中国汽车玻璃行业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自2004年起连续两届被授予“中国名牌产品”称号；福耀产品被中国质量协会评选为“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福耀集团董事会是“十佳董事会”，福耀玻璃股票为上证50指数样本股、《新财经》“漂亮50”、“中证·亚商中国最具发展潜力上市公司50强”，等等。福耀集团多年来一直是最具成长性的50家蓝筹A股上市公司，同时还是“中国最佳企业公民”、“2007CCTV年度最佳雇主”。
　　福耀集团，全称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含其前身），1987年在中国福州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生产汽车安全玻璃和工业技术玻璃的中外合资企业。
　　1993年，福耀集团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中国同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股票简称：福耀玻璃，股票代码：600660。福耀集团现有员工一万多人，目前已在福清、长春、上海、重庆、北京、广州建立了汽车玻璃生产基地，还分别在福建福清、吉林双辽、内蒙通辽、海南海口等地建立了现代化的浮法玻璃生产基地，在国内形成了一整套贯穿东南西北合纵联横的产销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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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 «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远方的雁 · 发表于: 2016-12-29 19:48:00

源自：一财网

原文标题：新华社还原真相：是“走”还是“跑”对曹德旺赴美投资别想偏了

　　近期，有关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办厂，称“中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话题不断刷屏，引发各界持续热议。抛开降成本本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要求在降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不提，让我们扎根于实情，用真实的上市公司公开信息、财务数据等，还原真相，从多个维度来观察和把握：曹德旺赴美投资，到底是“走”还是“跑”，是“走出去”还是“跑路”，如果理解错了，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看公司财报：福耀在国内享受各种税收优惠
　　首先，从福耀玻璃自身的财报披露信息，可以算算企业在中美两国究竟哪个税负更高。
　　在美国，各州的所得税率是不同的，平均下来并非35%那么简单。根据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报披露，其建在美国的公司，除尚在筹建阶段无利润的企业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的企业根据所处的州政府的不同所得税率从36.5%～40%不等；而国内的企业虽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但因为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基本实际税率均在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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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可以看出除增值税、营业税属于流通税种外（营改增后就只有增值税一个税种），最主要的大税是企业所得税，其他都是附加小税种。
　　公告披露，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利润总额是304272.47万元，如按照美国的40%税率计算，应交企业所得税是121708.98万元，但是福耀玻璃披露的所得税费用是这样的：
　　即便不考虑国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部按照25%的所得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76862.18万元，也要比按美国税率计算少交44846.8万元，何况通过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后的该项费用仅为43522.61万元。而此变化的最大原因，来自优惠税率的影响额为43853.51万元。考虑这部分减税原因，比在美国总共少了88700.31万元。
　　当然，有人可能要说，相比美国没有其他税收成本，我国还有增值税等，那么国内少缴的所得税是否可以弥补其他税种的成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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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费率是全国一致的教育附加费进行倒推，福耀玻璃2015年度增值税应纳税额是2692.30万元（教育附加费）/3%（费率），即89743.33万元。其实际增值税税负率是6.76%。
　　剔除附加税费的影响，仅比较所得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成本，其实企业在中美两国的税负成本差距并不大，国内少缴的所得税与增加的增值税基本持平（多交89743.33万元增值税，少缴88700.31万元所得税）。而加上国内额外的11245.38万元附加税费，比美国的实际税负成本高约10%，远比一些媒体报道的35%低很多。
　　实际上，中美税制差距较大，美国的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单纯用额度比较并不科学。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向，所以，我们更应该呼吁的是坚定税改目标，向全社会传达出清晰的信号，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听曹德旺说：赴美是为全产业供应链“走出去”
　　再看福耀玻璃投资发展的战略方向。面对众多媒体频繁提问“曹德旺跑了么？”听听曹德旺自己怎么说。
　　近日，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耀玻璃发展重心一直都是在国内，国外的投资只是很小一部分。近5年来，福耀在境内外的投资规模基本持平。事实上，在美国工厂开通的同时，福耀天津的项目也开通运营，并在苏州工业园区有规划。
　　至于赴美投资的考量，曹德旺说：“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我们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按照我的生意战略，我必须具备全球化供货，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做汽车玻璃的，属于全中资企业，有资格参与国际竞标的，总共不超过2家，一家是我。那中国企业只能单单在中国做，走出去不走出去？”曹德旺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企业海外投资，一方面有趋势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有短期的因素，市场波动的因素，还有市场环境、情绪等方面的因素，不宜用一种单一维度去解读它。
　　在刘元春看来，这位“玻璃大王”在美办厂，包含了面临市场方面压力的因素。“曹德旺经营的玻璃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如何来化解产能过剩，既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找其他的投资市场。”
　　而在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今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折合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在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65.3%和16.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曹德旺先生的言论未作置评。而对于我国的投资环境，他表示，应该更加全面系统地来看待。“今年以来，仍然有很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对华投资是增长很快的。他们更多是看重中国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正在逐步改善的投资环境。”
　　专家建言：不宜“把企业税负问题做无限渲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不能轻易就把企业税负问题放到风口浪尖上做无限的渲染，而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税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他说，“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目标是好，但是归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
　　高培勇表示，如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做变化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大家试想在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会因此发生变动吗？”
　　这位深耕财税领域研究30多年的专家表示，如果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
　　他说，税负很容易让大家付诸太多热情，而微观企业的税负与目前的税制结构有直接关系，做调整的话，需要各方先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要做连带分析，宏观税负是不是重？宏观税负是全国人民的税负，企业税负就是企业这个群体的税负。做宏观税负比较时，我们都很清楚不管用何种口径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总求和，就能看到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相对来讲是偏低的，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

忘伤 · 发表于: 2016-12-29 13:56:00

源自：新华网

　　是“走”还是“跑”对曹德旺赴美投资别想偏了
　　近期，有关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到美国办厂，称“中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35%”的话题不断刷屏，引发各界持续热议。抛开降成本本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要求在降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不提，让我们扎根于实情，用真实的上市公司公开信息、财务数据等，还原真相，从多个维度来观察和把握：曹德旺赴美投资，到底是“走”还是“跑”，是“走出去”还是“跑路”，如果理解错了，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看公司财报：福耀在国内享受各种税收优惠
　　首先，从福耀玻璃自身的财报披露信息，可以算算企业在中美两国究竟哪个税负更高。
　　在美国，各州的所得税率是不同的，平均下来并非35%那么简单。根据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报披露，其建在美国的公司，除尚在筹建阶段无利润的企业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外，其他的企业根据所处的州政府的不同所得税率从36.5%～40%不等；而国内的企业虽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率均为25%，但因为享受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基本实际税率均在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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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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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　　其财报披露的主要税种，可以看出除增值税、营业税属于流通税种外（营改增后就只有增值税一个税种），最主要的大税是企业所得税，其他都是附加小税种。
　　公告披露，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利润总额是304272.47万元，如按照美国的40%税率计算，应交企业所得税是121708.98万元，但是福耀玻璃披露的所得税费用是这样的：
　　即便不考虑国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部按照25%的所得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76862.18万元，也要比按美国税率计算少交44846.8万元，何况通过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后的该项费用仅为43522.61万元。而此变化的最大原因，来自优惠税率的影响额为43853.51万元。考虑这部分减税原因，比在美国总共少了88700.31万元。
　　当然，有人可能要说，相比美国没有其他税收成本，我国还有增值税等，那么国内少缴的所得税是否可以弥补其他税种的成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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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费率是全国一致的教育附加费进行倒推，福耀玻璃2015年度增值税应纳税额是2692.30万元（教育附加费）/3%（费率），即89743.33万元。其实际增值税税负率是6.76%。
　　剔除附加税费的影响，仅比较所得税、增值税等主要税种的成本，其实企业在中美两国的税负成本差距并不大，国内少缴的所得税与增加的增值税基本持平（多交89743.33万元增值税，少缴88700.31万元所得税）。而加上国内额外的11245.38万元附加税费，比美国的实际税负成本高约10%，远比一些媒体报道的35%低很多。
　　实际上，中美税制差距较大，美国的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中国以间接税为主，单纯用额度比较并不科学。更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了“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的税制改革方向，所以，我们更应该呼吁的是坚定税改目标，向全社会传达出清晰的信号，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听曹德旺说：赴美是为全产业供应链“走出去”
　　再看福耀玻璃投资发展的战略方向。面对众多媒体频繁提问“曹德旺跑了么？”听听曹德旺自己怎么说。
　　近日，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福耀玻璃发展重心一直都是在国内，国外的投资只是很小一部分。近5年来，福耀在境内外的投资规模基本持平。事实上，在美国工厂开通的同时，福耀天津的项目也开通运营，并在苏州工业园区有规划。
　　至于赴美投资的考量，曹德旺说：“我在美国建厂20年前开始。我们所有对外的投资，都是经过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批准的。我们是全体产业的供应链，我们做玻璃的，都随着汽车厂走。汽车厂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按照我的生意战略，我必须具备全球化供货，才能在中国生存。中国做汽车玻璃的，属于全中资企业，有资格参与国际竞标的，总共不超过2家，一家是我。那中国企业只能单单在中国做，走出去不走出去？”曹德旺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认为，企业海外投资，一方面有趋势性的因素，另一方面有短期的因素，市场波动的因素，还有市场环境、情绪等方面的因素，不宜用一种单一维度去解读它。
　　在刘元春看来，这位“玻璃大王”在美办厂，包含了面临市场方面压力的因素。“曹德旺经营的玻璃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产能过剩行业，如何来化解产能过剩，既要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找其他的投资市场。”
　　而在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今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保持总体稳定。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18亿元人民币，折合11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在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65.3%和16.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曹德旺先生的言论未作置评。而对于我国的投资环境，他表示，应该更加全面系统地来看待。“今年以来，仍然有很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对华投资是增长很快的。他们更多是看重中国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以及正在逐步改善的投资环境。”

专家建言：不宜“把企业税负问题做无限渲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认为，不能轻易就把企业税负问题放到风口浪尖上做无限的渲染，而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税情，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
　　“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为了减税降费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他说，“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目标是好，但是归宿在那。很多人的分析绕开了政府支出，而直接谈论减税降费，或者至多谈论到以扩大赤字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
　　高培勇表示，如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做变化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大家试想在企业也好、居民也好和政府之间的资源配置格局，会因此发生变动吗？”
　　这位深耕财税领域研究30多年的专家表示，如果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届时会出现在政府支出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弥补政府支出的融资方式之间的相互替代。
　　他说，税负很容易让大家付诸太多热情，而微观企业的税负与目前的税制结构有直接关系，做调整的话，需要各方先做好准备。“我们肯定要做连带分析，宏观税负是不是重？宏观税负是全国人民的税负，企业税负就是企业这个群体的税负。做宏观税负比较时，我们都很清楚不管用何种口径去做分析，把所有政府收支加总求和，就能看到我们的宏观税负和欧美国家比，相对来讲是偏低的，至少是不高于他们的。”

忘伤 · 发表于: 2016-12-25 06:56:01

源自：经济观察报

　　曹德旺的福耀集团赴美国投资的逻辑
　　刘创沈怡然
　　玻璃大王、全球第二、中国首善……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身上不乏这类光环与标签，但最近他因为一番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的言论而获得另一种关注。“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国较美国有优势的，只有劳动力。”曹德旺在采访中口无遮拦的表达被舆论冠以“曹德旺跑了”的标题给“带歪了”。
　　去年，据波士顿咨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人力成本、汇率和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已经只比美国低5%。而刚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特朗普则声称，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中国抢走了我们的工作，抢走了金钱……我们要把工作拿回来。”
　　在这一背景下，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也被更多人关注。
　　从“别让华为跑了”到“曹德旺跑了”，这些调侃式传闻其实更多揭示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现实──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税收、土地、能源和汇率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对成本的波动越来越敏感。

实业之难
　　关于中、美制造业的对比并非新话题。2014年，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下称“江南化纤”）的一份关于中、美制造业成本对比的数据，得出了与曹德旺类似的结论，并广泛流传。
　　2014年，江南化纤公司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
　　在江南化纤关于中、美创办同等规模企业的成本对比中，在土地、物流、银行借款和能源成本上，中国的成本分别是美国的9倍、2倍、2.4倍和2倍以上。
　　这样的差距同样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样简单的成本对比是较为片面的。”江南化纤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中、美的成本对比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没有结合企业的销售、市场实际情况。还告诉经济观察报，对于类似福耀集团和江南化纤这样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而言的，还要面临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问题。“企业都是逐利的，哪里有利润就到哪里建厂，这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多外企也到中国来建厂，这不是合理的吗？”江南化纤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合理的对比应该是计算一个产品最终在美国销售，在中国制造并出口到美国和在美国本土制造的各自成本分别是多少，这样以市场、销售为导向的成本测算，才是合理的。
　　据了解，当初江南化纤做中美成本对比测算，也只是希望给政府提供参考意见，但没有想到流传到了网上。上述工作人员称，简单对比对企业生产而言是片面的，因为产品的制造和销售还要考虑原料的进口、关税、运输时间等多个因素，在美国建设工厂，可以减少运输时间、减免关税环节、并加快对当地的市场的反应，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
　　目前江南化纤有70%左右的产品都销往美国，“选择在美国建厂，其实是以市场和销售为向导，“如果单纯拼成本，那怎么不去中国西部地区建厂？”工作人员反问道。
　　具体到福耀玻璃，其2010年财报中便透露出一种危机意识，首次表达了围绕企业的一系列风险，包括成本攀升、市场变数以及汇率上浮一系列不可控因素，步步逼近企业。根据其财报中表述，2010年10月起，CPI已连续四个月涨幅超过4%，两个月内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对宏观经济的积极调控。公司产品主用原料如浮法玻璃、PVB原料等，正受天然气定价、原油、煤电等改革机制作用下，价格步步攀升，加剧着成本问题。
　　更大的威胁，在于汽车市场的一系列变数。在那两年，北京“限购令”正逐步引起其他城市效仿。公司在财报中描述了国内汽车产量，在2009年到2010年经历连续30%以上的爆发式增长后，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发展至顶端的汽车市场，似乎意味着市场增速放缓。2011年1月汽车产量环比下降3.58%，仅同比增长11.33%。作为一家专注生产汽车玻璃，重度依赖汽车行业的公司，福耀需要在国际上进一步开拓市场。

海外之路
　　今年10月，福耀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的代顿工厂举办了竣工仪式，曹德旺当时说未来福耀在美国的整体投资将达到10亿美元，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是中国制造业对美最大投资之一。
　　“曹德旺跑了”──这是外界对福耀在美国投资设厂、曹德旺对比中、美制造业成本言论公开后的反应。这延续了此前外界对“李嘉诚跑了”的逻辑──近年来“首富”李嘉诚在中国大量抛售资产，并在英国进行投资。
　　这并非是曹德旺第一次被外界传闻“跑了”。1991年，当时的福耀集团谋划上市之时，外界曾流传着曹德旺想圈钱跑到国外去的流言。流言自然是假的，曹德旺也没有跑路。而这一次，曹德旺也向外界回应，自己已经70岁，不会开车不会讲外语，进不了主流社会，去美国干什么？
　　事实上，美国建厂只是福耀集团实行全球化布局的其中一步。2006年到2010年之间，福耀相继在欧洲、韩国、日本、香港和美国设立了子公司，负责福耀集团在各个地区的销售和服务。
　　随后，福耀集团便开始了俄罗斯和美国的设厂步伐。2011年6月，福耀在俄罗斯卡卢加州投资2亿美元设立工厂，2013年9月第一期100万套汽车玻璃项目顺利投产。2014年7月，福耀集团以5600万美元收购了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PPG芒山工厂，并在今年6月完成两条浮法玻璃生产线的改造，年产量达28万吨。
　　曹德旺出海的决心，源于1996年与法国圣戈班一次失败的合作。圣戈班是一家专注于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应用等方面材料研发、制造与销售的国际化公司。1996年，曹德旺和圣戈班达成协议，圣戈班入股福耀集团，持有42%股份，成为控股股东，曹德旺继续担任福耀集团董事长。
　　曹德旺的想法是通过圣戈班先进的技术，能够帮助福耀集团进行国际化，进军海外市场。然而，圣戈班是一家国际化的集团，对其全球各地的子公司都有分工，它对福耀的定位却仅仅是服务好中国的市场。
　　圣戈班与福耀3年的合作时间里，曹德旺向圣戈班传达的中文、英文、法文报告摞起来有50厘米高，却没有一份获得批准，曹德旺甚至都不知道法国方面是谁在负责管理。
　　曹德旺明白，圣戈班这是在逼他下野。最终，在1999年福耀集团与曹德旺联手，出资3000万美元回购了圣戈班的股份，彻底脱离了圣戈班。也正是此番经历让曹德旺明白以前自己崇拜的五体投地的500强公司不过如此，这坚定了曹德旺走向国际化的决心。
　　如今，这家汽车玻璃制造巨头超过三成的营业收入来源国外，据其官网资料，福耀的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20%，2013年，其以营业收入115亿元、净利润19亿元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而对于海外业务超过三分之一的福耀而言，如何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是国际化过程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正如“代工之王”台湾鸿海（富士康）那样，往低成本的地方去以获得利润，是企业与生俱来的逐利性。
　　12月23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称，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持续上升，发展面临困境的问题，这一点必须承认。
　　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便将走向衰落。中国良好的配套设施、运输条件、对市场的快速反应以及本土广阔的市场，使中国制造业仍然具有竞争力。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经济下行带来的需求下降、供给侧改革，以及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显露出制造业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从江南化纤到福耀集团的出海，或多或少象征着一部分中国企业在面临制造业成本上升这一共同问题下的选择。

忘伤 · 发表于: 2016-12-25 06:56:01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
　　“税重”？“费重”？税制专家再解中国制造“曹德旺现象”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虞涵棋
　　近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的一段视频“火了”。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计划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并就中美两国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其中，曹德旺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认为这是中国“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的原因之一。曹德旺的言论再次将中国企业税负问题推向了风口浪尖。
　　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高达6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40%。而《福布斯》杂志2009年曾发布“税负痛苦指数”榜单，中国高居世界第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税制专家胡怡建12月20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这些榜单和指数“不能反映真实情况”。他提到，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国的企业在纳税之外还要承担很多税以外的收费，造成了企业整体负担可能较重。今后，减费将是减轻企业税负的重要内容。
　　而针对曹德旺的言论，胡怡建表示“企业就没有说税不重的”。但是，最近经济下行的压力，凸显了原本的税负分布不平均等问题，促使民营企业家发声。
　　企业税负问题是中国税制改革的重点之一，而近期也因为一些热点议题持续发酵。
　　今年11月，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公开了他“中国民营企业税负问题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几个数字引发广泛关注：
　　一是有87%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
　　二是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的水平，而在中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大约在10%左右；
　　三是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中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在2013、2014、2015年连续保持在68%左右的高水平上。
　　这次曹德旺所说的，是否传达了李炜光调研中的“87%”的普遍声音？中国企业的实际税负情况如何？为何企业家会觉得税负较重？中美税制又存在怎样的差异？

福耀玻璃在中国一年缴纳多少税？
　　澎湃新闻查阅福耀玻璃《2015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时发现，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营业收入为135.7亿元，净利润为26亿元。而现金流量表里的“支付的各项税费”为13.8亿元。但“支付的各项税费”包括本期发生并支付的税费，也包括本期支付以前各期发生的税费和预交的税金。
　　审计报告显示，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为4.3亿元。而包括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和其他税费在内的应交税费为3.35亿。但审计报告中的所谓应交税费是指当期应交未交的税费，并非实际发生的税费，因此光从审计报告无法计算福耀玻璃2015年度的当期总税费。

“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
　　上海财经大学胡怡建教授理解民营企业家会发出这样的声音，“从每个企业来讲，没有说税不重的。企业希望轻税减税，所以会说税负重。”
　　但是，所谓的税负“轻重”，需要横向和纵向角度进行比较，存在一个统计口径的问题。“他说这个，肯定有他的依据和来源。但是到底怎么算这个（比美国高35%），他直观认为中国的企业税比美国高，这是肯定的，但是高多少，没看到他的计算公式和数据，我们不能下结论。”
　　目前，中国并没有单独计算企业税负的指标，只有一个宏观税负，即税收总量占GDP或GNP的比重。胡怡建介绍说，我国近几年的宏观税负大概是30%不到一点，在世界上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而从另一个指标，即税收比重（税收总量占财政收入比重）来看，胡怡建说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税收比重开始上升，从百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几。但近几年来，税收比重大概基本稳定在18%到20%之间，甚至略有下降。美国的税收占比要比中国高。
　　胡怡建说道，光从宏观来说，美国的税负要比中国重。
　　从宏观税负层面上，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很重，或者近期明显税负上升。那么，为何民营企业家为何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胡怡建认为，这其中存在一个结构上的问题，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凸显了一些现行税制方面的矛盾。

企业是中国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
　　胡怡建所说的结构上的问题，首先体现在中国税收中的企业税负和个人税负的比例上。在中国，企业是缴税主体。而在美国，个人承担的税负要多得多。“美国的个人所得税要占到总税收的30%，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到总税收的6%，它的个人所得税比较高，加上遗产税、房屋居住的时候有财产税；中国没有遗产税，财产税基本上也不征，所得税的比重不高，纳税的任务主要是落在企业上。虽然总的税收比重不高，但企业的占比比较重。”

“税重”还是“费重”？
　　而胡怡建所说的第二个结构上的问题，是除了税收之外，其他收费给企业增加了许多负担。
　　前文提到的世界银行“总税率”（total tax rate），是世行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中的一项，它指的是各国企业所缴纳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营业利润的比例。在世行的报告中，2016年，中国企业总税率为68%，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6%和美国总税率44%，在新兴经济体中，略低于巴西的68.4%，略高于印度的60.6%。而目前制造业大量流向的东南亚国家，总税率从柬埔寨的21%到越南的39%不等。
　　目前，中国企业需要缴纳十多种税，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是主要构成。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而国家扶持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则可低至15%。目前，中国增值税划定了几档税率，最高为17%。
　　在美国，企业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只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联邦政府征收35%的企业所得税，州政府则根据各州法律征收不同的税率，根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美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平均税率为6%。因此，美国的平均企业税率加起来在40%左右，并不算低，近几年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都名列前茅。
　　但胡怡建提到，中国企业除了缴纳税收之外，还需要缴纳行政收费、基金、社保等各种税以外的收费，累加起来给企业造成了较重的整体负担。
　　胡怡建介绍道，“这就涉及到税改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减税还是减税以外的收费？”
　　但是他认为，像世行“总税率”和《福布斯》杂志“税收痛苦指数”这样的榜单和指标，“是把企业可能交的税费的最高边界加起来，它算出来的比例可能比较高，但是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经济下行压力凸显分配矛盾
　　胡怡建还提到，除了企业税收和个人税收比例、税和费总和负担较重外，中国现行税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矛盾，比如因为现在把征税重点放在企业上，税收在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在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中却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现行税制存在一些不平等分配问题，一些个人、企业的财产和收入比较高，但却可能没有承担太多的税负。反之也有一些收入不高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税负。而以上这些矛盾在企业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利润下滑时，就会显得尤为突出。
　　“主要突出的矛盾是，现在有经济下行压力，企业的利润下降了，但是我们的税收没有相应跟上，从而导致在利润率好的时候，税收矛盾没有这么突出，利润下降后这个矛盾就比较突出了。”

如何给中国制造业减负？
　　目前，减轻宏观税负是国家的一个基本方针。胡怡建介绍道，现在在减税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以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注意到在结构上减轻企业的负担。而在减轻企业税的过程中，又尤其注意到税以外的费给企业造成的总体税费负担。
　　“第一个就是减少和取消行政性收费；第二是减少社保基金这块；第三就是营改增。”
　　但鉴于目前一些民营企业家或者有着和曹德旺相似的感受，而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又将“制造业回流”打造成主要的竞选口号，计划推出雄心勃勃的税改方案，将企业所得税由35%大幅削至15%，是否会对中美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影响呢？
　　胡怡建认为，特朗普是企业家出身，“他对企业可能比较感同身受，他认为经济要振兴，企业要发展，肯定要减轻负担。美国企业所得税35%很高，他要降下来减轻企业负担，振兴经济，应该说这个出发点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也要看他有没有减税的条件。”目前，美国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幅削减税收这块，特朗普首先得想到办法在其他方面进行弥补。

忘伤 · 发表于: 2016-12-23 09:26:00

源自：中国产经新闻报

　　“死亡税率”提出者李炜光：我国多数企业税负超其承受能力

⊙记者：杨泥娃报道

　　不断“出走”的制造业引起了许多思考，而税费负担则成了众矢之的。
　　近日，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而与此同时，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也于近日发布公告称，正在评估美国地区潜在的投资机会。于是，很多人称“曹德旺要跑了”、“富士康也要跑了”。
　　对此，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40%的所得税，再结合各项生产成本计算，相较于在中国生产，在美国生产总利润会多出10%。在国内制造的成本上升成了曹德旺考虑搬迁的原因。
　　而就在今年上半年，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率领课题组对民营企业家税费负担进行了调研，期间与100多位企业家座谈。调研初步结果显示，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
　　李炜光表示，目前30%～40%宏观税负对企业来说过高，甚至可以称作“死亡税率”。因为我国大部分企业利润率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会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对于李炜光这份“恰逢其时”的调查研究，以“死亡税率”来判定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是否过于偏颇？尽管一些选择离开的制造业企业依然会将中国作为业务重心，但这也留给我们许多反思，接下来的税制改革又该如何走？
　　对此，《中国产经新闻》记者对李炜光教授进行了专访。

近年我国“总税率”居高不下
　　《中国产经新闻》：激发您对“民营企业家税费负担过重”这一课题进行研究的原因是什么？
　　李炜光：当前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反映他们的税费负担太重，这种声音听到的太多了，也引发了我的担忧：国内宏观经济下行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是不是跟企业税负等有关？我们都知道，如果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好，那么宏观经济层面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产经新闻》：对于得出“死亡税率”这一结论您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或者说这一研究过程是怎样进行的？
　　李炜光：我们主要是通过做调研，设计调研问卷，搞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通过调研东北、中南、东部等几个区域，加起来总共500个左右的企业样本，通过跟企业家面对面的交谈得出了这些信息。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就可以很明显看出结论。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4年和2015年，中国的“总税率”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同类发展中国家。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税费过高会直接造成企业走向“死亡”，这是否有些过于夸大税费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了呢？
　　李炜光：我所做的研究内容就是关于税负调查，所以我要从税收问题谈起。现在企业普遍存在利润率太低的问题，当前的税制设计很少考虑到企业的利润问题。无论是生产还是经营，只要是开发票就要交税，而不考虑利润问题，这样的税制设计显然是有问题的，加上各种强制性收费，这些相加会大大超过企业利润。如果一个企业的利润空间大，那么它的创新、投资能力就会更大，发展能力就会更强，你说税收与企业生存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了几个以往大家都不太注意或较少涉及的问题：第一，企业家选择频次最多的两种最不合理的税分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与房产相关的税，这两种税并不是企业家缴纳数额最多的税，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第二，企业家普遍认为征税程序和税制设计等因素对企业的影响超过税率，这跟以往我们对“税负”的理解多少有点不一样，实际上更合斯密对税收基本原则的阐述，也说明我国企业家对税负的判断也没有停留在直观层面；第三，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企业家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反映出我国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第四，在回答税负占营业额比重多少为宜的问题时，有40%的企业认为应该占到10%以下，56%的企业认为应占到10%至20%之间。这说明，我国大多数企业的税费负担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是对过重税费征收的一种委婉的抗议。

为企业减税还有空间
　　《中国产经新闻》：您认为造成目前国内企业税费负担过重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炜光：主要还是设计制度的思维方式，如果能够通过调节税收把企业搞活了，让企业更有力量去发展，那么宏观经济的复苏也没有问题。
　　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时至今日，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实施这种减税政策，一则，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二则，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改变一些制度设计的传统思维，多从企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中国产经新闻》：实际上，当前政府也在提倡“减税”，例如“营改增”等“减税”政策也在不断推出，您觉得结合当下的实施效果来看，实际作用如何？是否还有待加强？
　　李炜光：中央对于“减税”的决策是非常好的，这是切中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对于如何把减轻税负的问题落实在实际中，还有几方面需要考虑：第一，所得税还存在下调空间。企业家反映所得税重，是我们在调研之前所没想到的，因为所得税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所得税涉及企业留利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企业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费了，企业家会有自己的打算，未来的投资创业、技术创新，都需要给企业家留下充足的资金。所以，我们主张所得税也应该减轻。
　　第二，流转税存在转嫁不出去的可能。一旦转嫁不出去，这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
　　第三就是五险一金，这在中国叫职工福利，但本身在国外叫劳务税，本身性质是税收，雇主对雇员要缴纳强制性税收，如果这个不降下来的话，企业的利润空间依然是个问题。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有待加强，由此可见企业确实还有很大的减税空间。

“减税”之外还可“轻税”
　　《中国产经新闻》：您对于接下来的税收制度改革有哪些意见或建议？
　　李炜光：未来是直接税改革要发力，不仅仅是“减税”，未来更是要“轻税”，“减税”是政策，“轻税”是机制。仅仅靠“减税”的话，今年减下来，那么明年、后年呢？特别是以后要实行直接税改革，如果加了新税的话老税还要重新改，因此减税是必由之路，为未来税制改革留出空间。
　　“轻税”是要作为一种制度来建构的，国外有很多这方面经验，比方说遇到经济衰退，税收就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施行减税或者退税的机制。这需要一定的体制建设包括政府以及国民共同参与才能发挥作用。
　　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建立这样的机制还很遥远，但从理念上我们要转变一下，中国从历史来说就是重税国家，我们不仅需要花很大成本去运行，也给企业家们造成很大负担。实际上，美国征收的是财产税，没有流转税，因此它的税收调整体现在后半程，所以无论什么样的产业发展都可以适应这种机制。
　　尤其是当前兴起的数字经济革命，这些互联网企业并没有大量的物理成本，不需要存货，产业链条很短，最大的支出就是人工成本，需要人工知识的整合，而在这一方面目前的增值税不能抵扣，因此对于制造业来说显得很“吃亏”。从宏观层面来说，从数字经济不断兴起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亟待从根本上改善当前的税制结构。

九爷 · 发表于: 2016-12-22 05:56:00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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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
　　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
　　访谈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元在美国建汽车玻璃厂的新闻，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曹德旺称，“除了人力，中国什么都比美国贵”。他特别指出，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太高，其中最高是增值税。联想到之前李嘉诚抛售内地资产，很多人称“曹德旺也要跑了”。虽然曹德旺称，公开讲税负，只为提醒危机感，他的重心仍在中国。但是，此事还是颇为值得反思──中国制造业的税到底高到了什么程度？是否已经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对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

“死亡税率”并不夸张
　　新京报：目前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您称这么高的税费负担为“死亡税率”。昨天却有学者称，您这个说法有点夸张，“死亡税率”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夸张了呢？
　　李炜光：我也希望我的结论是夸张的，但是我的调研是有样本的，也是有数据的。任何人想反驳我都可以，希望拿出具体的数据来反驳。而且，即使拿数据，也要厘清征费与征税占利润的比例具体是多少，如果说征完税或者费之后，企业没多少留利了，甚至在亏损，有人还说税负不高，我觉得没什么说服力。
　　征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征税只要为企业留一点利，企业总是会生存与发展下去的。而现在的利润率，企业普遍反映不高，这说明，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低利润率的时代。我们不是说要把企业逼死了才要减税，那时候什么事就都晚了。
　　新京报：最近这些年您一直在呼吁减税，减税是不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李炜光：事实上，我更加倾向于用“轻税”这个词。因为减税只是一个政策，今天减明天可能就增回去了。而眼下，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个长效的“轻税机制”。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尤其需要减税甚至退税。
　　就拿美国来说，特朗普为何能在此次美国大选中获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提倡减税，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将税收减少4.4万亿美元。这样做，实际上说到了选民的心坎里。美国制造业虽然近年来萎靡不振，也没到完全瘫痪的地步。那么，此时难道说就不应该呼吁减税吗？显然不是。

里根轻税政策至今影响美国
　　新京报：怎样的环境，才能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
　　李炜光：企业家创业、创新，都需要有一个轻税的环境。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市场经济认轻税不认重税。这些年来，美国虽然也试图在医疗方面进行改革，但是，他们的道路走得也不畅快。不过，美国很快意识到了这其中的问题，马上进行了调整──特朗普的减税其实就是调整。在这方面，美国还是比较灵活的。
　　事实上，不同于西欧高福利国家，美国的减税力度在里根时代就很大，直至今天，美国都在享受里根时代的减税红利，里根政府甚至引领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性的减税运动。实施这种减税政策，一则，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二则，带来了新技术与信息革命，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数字技术繁荣，都跟当年主张减税的里根经济学有直接关系。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千万别等到企业过不下去了再减税，那就晚了。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偏轻的、适当的，有利于企业家发展、创新、创业的环境。我们不能说一方面鼓励大家投资与创新，一方面又用很重的税制套在企业家头上。

算税负不能玩“数字游戏”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李炜光：中国企业缴的税比美国企业多，这不是印象、表象，而是事实。这种对比恰恰说明了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差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这几个环节中，美国的税制主要是在调节后两部分，主要征收所得税与部分财产税，并不征收流转税。在美国，企业有利润才征税，没利润不征税，企业自由发展度很高。我们的税制与之没什么可比性。
　　现在说的中国企业税负重，是一个整体概念，其中包括各种税以及各种企业必须缴纳的费。用这些税费除以商业净利润，我们就可以算出，中国企业的税率到底是多少了。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算一算。
　　但是，如果用营业收入做分母，用税费除以营业收入，那显然，企业的税率就很低，因为营业收入肯定会高于净利润。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个别学者，经常喜欢用营业收入做分母计算企业税率有多少，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计算税率，显示出来的税率却很低，好像企业没什么负担。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企业没什么利润甚至亏损了。算税负重不重，不能玩数字游戏。
　　有些人一直在强调中国企业的税负并不高，这几天，曹德旺、宗庆后等一批优秀企业家站出来质疑，他们终于发声了。那么，信谁呢？我信企业家，毕竟他们在商场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最有发言权。

税负高不高？要问企业家
　　新京报：您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过，有位女企业家谈到税负重，在调研会上号啕大哭，这反映的是当下一些企业家普遍的感受吗？
　　李炜光：这件事发生在大连，百分之百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她在哭的时候，在座很多企业家也在掉泪，我们这些调研人员心理也很难受，结果将“调研会”开成了“诉苦会”。会上，很多企业家感叹现在办企业实在是太难了。作为学者我也认为，我们的企业家不该在这样的环境里创业、发展。
　　说到底，一些政策到底有多好，最终的检验者还是企业。有些地方一直在宣称自己的政策有多好，有些学者也一直在替一些政府部门说话，但是，如果这个地方的企业都要过不下去了，你能说这个地方的政策有多好吗？我们还是要看企业家的感受。
　　中国经济还是一个新经济体，中国经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能现在就让人感觉举步维艰。目前，我之所以一直在呼吁实行轻税制，也是希望释放我们这个新经济体内部尚未发挥出来的潜力。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好不容易生长出一批比较成功的企业，还没长成参天大树呢，大家就要去美国发展，这对我们这个非常有前景的经济体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说实话，我们的好日子还没开始呢，企业家们就开始悲观，资本就开始出走，未来三十年怎么发展？

营改增后，生产企业1/3流转税无法转嫁
　　新京报：曹德旺提出，现在企业最大负担是增值税。那么，除了增值税之外，还有哪些税负比较重？税负不合理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炜光：眼下税负不合理主要反映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所得税比较重，所得税还存在下调空间。企业家反映所得税重，是我们在调研之前所没想到的，因为所得税是非常小的一个税种，但显然这类“不起眼”的税在征收过程中给企业家带来了较大的困扰。所得税涉及企业留利多少的问题，不是说企业留利多就都拿去消费了，企业家会有自己的打算，未来的投资创业、技术创新，都需要给企业家留下充足的资金。所以，我们主张所得税也应该减轻。
　　二是，劳务税比较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劳务税，劳务税说白了就是“五险一金”。现在，在会计记账上，我们是将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的。但其实，五险一金是企业的一个税费，很多人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国外，“五险一金”始终被算作税，只要是企业主为员工缴纳的保险，这都属于劳务税。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中国也不应该忽视这个问题。
　　世界银行每年会公布一个“世界发展指数”，其中有一个总税率的概念。所谓“总税率”，指的是企业税收和各种强制性缴费，总税率的第二项就是“劳务税”。2016年的总税率已经发布了，中国的总税率又回到了68%的高位。其中，48.8%是劳务税，而2016年劳务税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我们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你说我们的劳务税高不高。目前，这个劳务税是企业主非常受困扰的一个方面。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足额缴纳，这要是足额缴纳，企业更受不了。我们主张，五险一金还是要减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职工的福利要受到损失。对此，政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投资，或者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支出，从这些方面来降低企业的五险一金缴纳。
　　而且，所有与房地产相关的税费，也都应下调。现在，只要跟房地产相关的税费其实都很重，这都构成了企业的成本。此外，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其他税费，也不少。
　　我需要强调的是，企业还有一个负担是营改增之后，流转税这块。现在，很多数据证明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负担轻了，我调研的结果却不是这样。按照道理来说，生产企业的流转税应该转嫁出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生产企业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流转税转嫁不出去。一旦转嫁不出去，这都会成为企业实际上的税收负担。将这部分算在企业总税率的分子上，然后再除以企业的净利润，就会清楚看到企业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有时候，企业亏得都一塌糊涂了，但是税却样样都得交，哪个也跑不了。

政府扶持不出好企业
　　新京报：税负改革，现实中存在什么阻力？
　　李炜光：今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首提“降低宏观税率”。这其实也表明，降低税负在政策层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其实，无论从政策层面来看还是从道德层面来看，减税、实行轻税制，全国上下、各行各业早已达成共识。但是，现实中很多事情往往等到做的时候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支持改革、降低税负，这都没有任何分歧，可是一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往往南辕北辙。
　　新京报：除了税负，您认为民营企业面临的其他问题是什么？
　　李炜光：其实，我们也不必为民营企业家操太多的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上早就练出了一批精明强干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相当有学识、有水平、有能力。现实中，我接触过特别多出色的民营企业家，很多高校的教授未必比他们懂市场。他们的人生故事相当精彩、经历也很传奇，中国有这样一些企业家，特别让人感到踏实，能让人看到希望。
　　但是，企业家面临的问题往往不在市场，而在于不当的干预、沉重的赋税。38年市场经济给企业家带来的最大经验，就是要给企业家以自由，给他们创造与发展的空间，不要干预他们，他们自己能搞定一切。很多时候，不要他们担心创新不足、结构不合理，政府越去干预企业家，往往越干预不好。我一直认为，政府的干预，十有八九都是失败的。从政府角度讲，对企业就要提供“大环境”，少去干预、减轻税负，甚至少去扶持。好企业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政府也扶持不出好的企业家。曹德旺、马云，显然都不是扶持出来的。
　　税费要适当，同时要偏轻，这是我主张的政策。当然，这需要研究，什么是适当征税、什么是偏轻，征百分之几算少、征百分之几算多。

⊙新京报访谈员陈媛媛

晴晴妈妈 · 发表于: 2016-12-21 20:56:00

　　12月21日消息，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关于制造业税负成本的谈话，一石激起千层浪。2015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获奖者，同为制造业企业家的江苏上上电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山华，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
　　丁山华：
　　曹德旺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各行各业各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公路的运费，过路费，包括汽油费，电费，确实美国有便宜的地方。这个状况确实也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全部的美国企业在一起比的话，也就比不出优势了。成本要有差异化的低，才有优势。
　　共性的成本，比如所得税、增值税降到多少，实际上，最终得益的是用户，像我们这种中间制造环节，恐怕主要还是供大于求，我们没有话语权，有点效益就让利，最终是用户得益，制造商并不会得益。
　　如果不是共性的成本降低，而是有什么创造发明，效率特别高，消耗特别低，质量有保障的，赚了那就是企业自己的收益。如果是共性的减免一点，最后不是制造业能够得益的，都是最终用户得益。因为供大于求，企业要竞争要市场，质量要好，价格要便宜，看看有一点效益在，为了抓市场，就让掉了，都让利了。就是这个道理。
　　政府让一点，降低了企业成本，这种属于共性的，我的成本低一点，我看看价格还能让一点。企业有点利就让掉，为什么呢？要抓市场，价格低有优势，价格高了，没有订单，什么都是零。我的理解是这样。
　　税费方面，怨天怨地也没用，就是降了一点，最终还是让给用户了。
　　我要说的就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要公正公平，要有市场公平，大家要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现在政策是一样的，但是各个地方的执行有上限和下限，结果还是不一样的。政策的把握，执行要公平。
　　这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政策允许，但是各地掌握不一样，这就形成了不公平。作为企业，最起码的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公平。其他没什么要求。
　　第二点，我感觉这是最大的矛盾，就是员工的个人所得税，起征基数太低。
　　现在每月3500块以上就要交所得税，这个起征点实在太低。现在3500块一个月招谁呢？就是干体力活的、清洁工也找不到，农民工打工3500块也找不到啊。这个基数太低了。
　　这是和老百姓关系非常密切的，起征基数要提高，要增加消费能力。员工进到单位来，端起饭碗就要交税，你说不是基数太低么？起征点最起码到五千八千吧。
　　（△财经栏目刘丽丽发自北京）

九爷 · 发表于: 2016-12-20 19:56:00

曹德旺“跑路”背后揭秘，福耀玻璃1年到底要交多少税？
　　来源：投顾大师APP
　　近日，一段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刷爆朋友圈，还再度将中国实体产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向了舆论前台。
　　事情起因，缘于曹德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生产汽车玻璃。被问及原因，曹德旺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迅速引发舆论连锁反应。他既被外界认为是“说了实话”，也被猜测是曹德旺准备“逃离中国市场、把制造业回流美国”。
　　曹德旺之后，很多人关心，同为制造业大佬，下一个出走的会是宗庆后吗？宗庆后回应：“现在没有，而且亦没有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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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最近10年月线走势图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护，谁又能认真经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以作为商业纠纷草草处置了事，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被认为是侵占国有资产，叫人如何不心寒？

福耀玻璃到底一年要交多少税？
　　那么，到底税负是否像曹德旺所说的那样，下面我们从经营数据背后去剖析下。
　　先来看看，福耀玻璃15年来的净利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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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福耀玻璃2015年净利润26亿，2014年22个亿，2013年～2015年，3年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26%，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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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福耀玻璃2015年营业收入为135个亿，2014年129个亿。营业收入的增速，相比2007年以前，一直在下滑，从2013年到2015年三年来的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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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金　　应交税金是指企业应交未交的各项税金，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等。次项在资产负债表里体现。
　　福耀玻璃2014年～2015年的应交税金都高达3.4个亿，但是2008年以前的应交税金都是负的，说明政府给予了很大税收优惠。
　　下面初略的计算下，应交税金与营业收入的比重，看看是否税负一直在增加，从上表中，确实看出，福耀玻璃最近6年来，税收负担有所增加。
　　以上为资产负责表里体现的应交税金情况，营业税金及附加在利润表里体现，再单独分析下，该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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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金及附加　　福耀玻璃最近几年，营业税金及附加高达1个亿，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增速为12%，12%，5%，但是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同比增速为27%，14%，15%。增速的不对等，其中部分原因为营业成本的增加，也有部分原因是税负有所增加。
　　综上所述，福耀玻璃在2008年以前因为有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日子过的不错；如今房地产高企，劳动力成本增加，税收负担也有所增加。

九爷 · 发表于: 2016-12-20 18:56:00

源自：中国新闻网

　　针对媒体的“跑路”说法，中新经纬客户端致电福耀集团得到的答复是，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集团选择美国开拓市场基于“美国是汽车大国”的考虑，属于正常的海外业务拓展，集团在国内投资计划和业务布局仍在继续，并无异动，更无“撤资”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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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资料图。中新社发张浪摄

1
赴美投资早有计划
　　玻璃大王、中国首善、佛商、全国政协委员……诸多光环下、一度被媒体追逐的曹德旺和他的福耀集团这几天又火了一把。
　　事情源于一段标题为《制造业回流美国靠谱吗？在美投资10亿美元的曹德旺这样说》的采访视频，曹德旺在节目中以一块玻璃的制造为例，逐项将中美两国的经商成本进行对比，称一块玻璃在美国制造比在中国制造总利润高很多。
　　商人逐利，无可厚非。而由此引发的“曹德旺跑路”之说，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其实，早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曹德旺就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向媒体透露将投资10亿美金，在美国建厂做汽车玻璃。
　　谈及为何看好美国时，曹德旺对媒体称，他做汽车玻璃要用浮法玻璃，做浮法玻璃要用天然气，美国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25%，电价是中国的70%。
　　对于美国其他资源的价格，曹德旺当时向媒体介绍，土地是不要钱的，厂房也是“不要钱”的。“我们这次买的厂房，14万8千3百平方米，花了1500万美元，政府给补贴1600万美元，相当于没有花钱。”
　　“美国就是人工贵，我采用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来替代，人工的问题就解决了。”曹德旺介绍。

2
玻璃大王的海外拓展
　　在福耀集团官方网站上，一则更新于2016年10月8日、标题为《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由福耀投资在美国建成投产》的图文消息置于新闻中心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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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消息称，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当地时间10月7日，由福耀集团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正式竣工投产。
　　曹德旺在庆典上表示，未来，福耀在美国的整体投资将达到10亿美元，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这是中国制造业对美最大投资之一。
　　事实上，曹德旺和他的福耀集团自21世纪初就顺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浪潮，开启了海外市场的谋篇布局。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作为海外第一个生产基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西南部的卡卢加州的福耀集团工厂于2011年投产，总投资额为2亿美元。
　　在该报道中，曹德旺向记者抱怨了俄罗斯市场的“繁琐”问题，如税收手续麻烦、劳工签证难办、海关认证门槛高等。
　　文章称，要在这个语言、思维方式、理念截然不同的国度实现企业本地化管理，注定不是件容易的事。
　　从官网公布的业务布局来看，不仅在俄罗斯、美国，福耀集团在欧洲、日本和韩国等都有汽车玻璃的的配套业务。

3
“跑路”之说不实
　　针对当前媒体报道中出现的“跑路”说法，中新经纬客户端（微信公众号：jwview）致电福耀集团总部得到的答复是，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汽车玻璃制造商，福耀集团选择美国开拓市场基于“美国是汽车大国”的考虑，属于正常的海外业务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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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福耀集团宣传部门工作人员告诉中新经纬客户端），集团在国内的投资计划和业务布局仍在继续，并无异动，更无“撤资”之说。
　　实际上，在接受第一财经的视频采访时，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现在整个经济形势以及是否对中国的制造业悲观，曹德旺认为，“不能说是悲观”，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应该坚持客观的态度来评价。
　　他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保卫中国，是中国国土上每一位精英的责任。这些精英应该站出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困难我们必须正面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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