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版书迷会：哈维尔文集介绍

2003年2月2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卸任捷克共和国总统职务，告别他几十年风风雨雨、动荡起伏的政治生涯。有报道说他将重操旧业，在离开权力的高峰之后返回他的老本行──写作。作为一国之领袖，他因出色的思想和高尚的实践，被誉为现代“哲学王”。 1936年10月5日，哈维尔生于布拉格一个有产阶级家庭。1951年完成十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他不能继续升学。其后四年担任化学实验室助理员期间，同时进入一所夜校学习。19岁时他开始在文学和戏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之后他还上过两年技工大学，1957年进部队服兵役，1959年回来之后在布拉格ABC剧院做舞台管理员，从此和戏剧结下不解之缘。

1960年，他开始为巴鲁斯特拉德剧院工作。这个活跃于当时布拉格舞台上的小剧场，1963年接受了哈维尔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剧本《花园聚会》，接着上演了他的《备忘录》（1965）和《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这些剧本体现了六十年代弥漫于捷克社会的某种情绪，被称之为“荒诞派”戏剧，其中锲而不舍地探索生活的意义，却以某种怀疑主义和自我嘲讽的面貌出现。此时，哈维尔已经成为捷克公众生活中的一位人物，当然，其主要影响还是在戏剧、文化界圈内。

1968年苏军入侵之后长一段时间内，哈维尔的剧本不能得到上演，和许多当时的艺术家、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最低层一样，1974年哈维尔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五点钟起来滚啤酒桶。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应该发挥的作用。1975年他提笔给当时的捷克总统胡萨克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当时捷克社会在表面上的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从未有过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越来越多的人变得什么都不相信，除了已经到手和即将到手的个人利益。哈维尔指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的稳定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1977年，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他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呼吁这个国家已有的宪法得到落实。先后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两千多人，这就是所谓“七七宪章运动”。哈维尔是这个“七七宪章”的三名主要发言人之一，与此同时，哈维尔还是一个叫做“保护受不公正起诉的人委员会”的成员。哈维尔的这些行为给他带来了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五年。在这前后，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八十年代他最长一次坐牢期间，他给妻子奥尔嘉的信汇集成册《给奥尔嘉的信》。

1989年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导致了捷克的“天鹅绒革命”。称之为“天鹅绒式的”，是因为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1989年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2年斯洛伐克分出去之后，1993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8年连任。按宪法规定他只能当两届总统。

哈维尔在当总统期间广泛接触国际社会，先后访问了很多国家，对国际事务作出发言，并始终受到高度重视。他曾获得很多奖项和许多大学的荣誉学位。

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 李慎之 捷克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戏剧家著名，后来又成为突出的异议人士、哲学家，最后因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与一系列中东欧国家发生革命而被推为总统，到现在已经九年了。 虽然他拥有极其耀眼的头衔，但是历史将永远记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骑就占领了他的祖国。他十二岁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一生迄今为止六十二年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虽然他几乎没有过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良知，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的与民主的传统”，他还是能够对极权社会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尔所用的“后”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相当于“在……之后” 的“后” 。 但是， 我认为这个“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 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与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并无改变，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会认为是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那末捷克在一九八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总统以后的社会，如果不算做极权主义之后的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 还有一点，我对捷克的历史近乎无知。我不知道那里的后极权主义应当从什么时候算起。哈维尔的文章里有一处把一九五六年人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的匈牙利称做后极权社会。如果那样，那么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给被处死的捷共原总书记斯兰斯基平反以后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后极权主义社会了。但是捷克情况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在一九六八年曾有一个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执政时期，后者很快又因为苏军的镇压与占领而归于消失，哈维尔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后写的。在哈维尔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九六八年以后的捷克才算进入了后极权主义的时代呢？ 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哈维尔屡次以下面的一个案例来开始他的分析：某一个蔬菜店的经理在他的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是否对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真的十分热衷？他当真觉得他的热情强烈到非得让公众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过，这个大联合该怎么实现，实现了又怎么样？ 哈维尔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橱窗上的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 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照贴不误，否则便会有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如果这个经理奉命贴上另外一条标语：“我胆小怕事，最守本分。”虽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经理倒不会无动于衷，因为这样做就表示了他是一个怯懦的人，而这有辱他做人的尊严。因此这个经理贴“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可以掩盖他唯命是从的可鄙的心态，同样也掩盖了权力的可鄙的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这个高等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 为什么一个蔬菜店的经理会被编织进意识形态的网中？因为恐惧。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 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 ，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 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 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这话看起来太理想，太虚无飘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议译者改变译文，因为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而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来了。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 ”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的。哈维尔应该能够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 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哈维尔回答说：“良心”。 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得某个人登上某个宝座，但这也就是他成功的顶峰了，因为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良心的声音，甚于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上的责任”。换言之，人们有权拒绝为适应政治需要而压抑自己内心深处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这里，哈维尔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针对后极权社会的。因为那是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要摆脱那样一个社会，“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 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 。 另外一层是针对历史翻转以后的社会的。他的观点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见于一九七七年的“七七宪章”。哈维尔是宪章的发起人之一，大概这个词儿就出自他笔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几十年间，哈维尔就是凭借无权者的权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权力。人们现在期待他倡导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进一步的成功。 哈维尔最初以荒诞剧作家成名，我对他的剧作没有看过一个字，因此也不能赞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写荒诞剧就是要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寻求意义。他的一生是追求意义的一生。 为了这种执着的追求，哈维尔曾多次被捕，几度入狱，甚至在他当总统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里度过的。他说：“监狱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也许，他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初最长的一段铁窗生涯期间给他的妻子奥尔加写的几百封信是他的哲学思维和生命体验的最集中的呈现。 如他自己所说：“这些信使我有机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审视自己，并且检验我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态度。” 因为，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儿。因此，哈维尔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这些话也许有些拗口，但是其实同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题相去并不很远。世界各种哲学的初始命题和终极命题，大致都应该是差不多的。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 ”。对此， 人们永远应当谦卑。 我们中国人几十年来饱受唯物主义的思想训练，也许会不习惯于哈维尔很少提到但是决不讳言的对神的信仰。 其实，中国哲学中本来有“敬畏天命”的传统 。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只是，也许是受了“无法无天”的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有人以“与自然交朋友”来对“天人合一”作极其庸俗的解释, 使我们对中国哲学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来越生疏了。 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这是我们中国人不难理解的。 “天地良心”，“人心通于天心”，“良心即天理”这样的话现在还存在于人们的口上笔下，可悲的只是，这样说，这样想的人越来越少了。哈维尔的特异之处是他从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译“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良心和责任构成了他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二十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这未免使我感到一丝悲哀。我在二十多岁时曾当过一阵公民教员。在去年有次讨论政治改革的会议上，我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哈维尔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因此行文晦涩冗杂，但是即使如此，读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中，他在历数国家面临的问题之后说：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 曾出了一份力。 这些话同我们二十多年前还想要“解放全人类”的横霸之气和现在侈谈中国哲学“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虚骄之气相比，反差何其鲜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经在胜利中之后又说：“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 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的希望。” 对最高的存在的谦卑永远是哈维尔哲学的一部分，也应当是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部分。哈维尔的反政治的政治当初甚至反对组织政党，反对提出政纲，他唯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不过他始终强调要“干”。他说：每件事情坚持或失败就在于“干”……。事情在“干”，原则上总比“不干”要强。他在给妻子的有一封信里说：“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 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 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哈维尔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借鉴和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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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余杰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随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清醒地知道，政府并不会把要求改善政治犯待遇的签名看作一回事，签名很难真正改善政治犯的实际待遇，但是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还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并且自己也出入于牢狱之间。他是《七七宪章》的重要组织者，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在《政治与良知》一文中，哈维尔写道：“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敢于为真理而呐喊，并以自己个人的全部生命来支持自己的声音，即使形式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却有数以千计的匿名投票者，有令人震惊的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在今日世界，特别是在饱受烈风煎熬的前哨中仍然可能用个人经验和自然世界去对抗权力，揭穿它，就像《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一样。越来越明显的，真理和道德能够为政治提供一个新的起步点，而且，即使在今天，也有其不容否定的政治力量。”他把“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职责，他把“勇气”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他在直面世界的黑暗和自身的黑暗中获得道德上的自足。１９７９年哈维尔被捕，被判处四年半监禁，仅允许与妻子奥尔佳通信。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２日出狱前，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使一个人不能不到处都看到道德败坏现象的，甚至不是普遍的道德败坏本身，而毋宁说是他自己丧失了自信和生命的意义感。引用我自己的话来说，‘世界堕落到我自己堕落的程度’。”如此彻底的道德自律，让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人难以置信。　　从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德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是“圣人”。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他在观看自己祖国的时候也是如此。昆德拉流亡到西欧之后，再反观国内一切荒谬透顶的事件，因而具有了“距离的美感”。这种“距离的美感”使他的作品洋溢着压抑不住的幽默和反讽。昆德拉的幽默是迷人的幽默，昆德拉的反讽是惊人的反讽，它们征服了无数长期按照一元化进行思维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困惑中的青年人。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巳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他是贞德、。扬胡斯、布鲁诺和甘地这一谱系的人。对外，他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理论，进行着“警戒地、深思地、专注地抗拒”；对内，他深入到心灵深处，发掘出灵魂里崇高的因子，摒弃那些卑劣的因子。哈维尔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导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他去给周瑜哭丧纯粹是政治行为，是“猫哭耗子──假慈”。他的眼泪是由智慧驱动的，而不是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来的。难怪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时说，智慧过多而近于妖，因为诸葛亮超人智慧的背后没有心灵来支撑。这种智慧畸形发展的传统已经内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于是，我们毫无反思地接受昆德拉，接受“生命中能够随之轻”，接受对敌人和自己都有极大的杀伤力的反讽；同时，我们自觉地躲避哈维尔，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当的、“事前无法计算效果”的抗议。　　昆德拉的泛滥与哈维的缺席，是一柄剑的两面。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承担了什么？本来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从这一视角锲入，则迎刃而解。　　哈维尔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并且把牢狱之灾当作家常便饭之后，曾经说过：“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可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为自己寻找方位──在某种意识形态、团体组织或社会中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真正的坚定不移仅仅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观点。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只有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持久的总体看法的人，才能真正地信仰──这种信仰是作为一种灵魂的状态，作为一种‘存在’而不是对来自外部某种东西盲目地认同。”这里，哈维尔强调“灵魂自足”，这是人格独立的起点。灵魂比智慧要重要。从自己的内心里生发出来的信仰，是坚不可摧的信仰。而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信仰。生存是他们的最高信仰，为了生存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和所有的承担。因为是为了生存，所以无论作出多少违心的选择都是不可以指责的，谁指责就是苛求、就是不“设身处地”。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样的阻碍：在那样的情况，你还能要求人家做些什么呢？对知识分子必须严格再严格。没有具体实施整人和打人的行为，并不能够成为知识分子逃避自身罪责时有力的辩护。沉默也是一种犯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１９４５年曾经说过一段震耳聩聋的话：“罪责是全民性的，我们应该全民共忏悔。“哈维尔也说过相似的话。１９９０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成功后，哈维尔当选捷克总统。在就职的演说中，他说：“我都已经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体制，把它作为一个人不可改变的事实来接受，并保持它的运行……没有谁是它纯粹的牺牲者，因为我们一起创造了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我们从昆德拉那里发现了与我们有强烈共鸣的“嘲讽”，却不敢像哈维尔一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９０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对钱钟书和余秋雨给予极高的评价。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和余秋雨的文化意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他们近似昆德拉而远离哈维尔，他们是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和游戏的态度，他们智慧的眼睛看透了社会人生，行文的调子是偏冷的。他们的文字缺乏一种佛教所说的“大悲悯”的特质，也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智慧，让人感叹“怎么会如此想，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来！”却很难让人产生一种“大感动”。读《围城》、读《黄金时代》，都很难让我产生读鲁迅先生的一篇小散文──如《藤野先生》中写看见先生照片的寥寥的几句话──就能够产生的感动。原因显然不在于文字功力的高下，而在于人格和精神的厚重与稀薄。鲁迅先生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王小波即使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的。　　９０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９０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放弃了承担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生产出“与国际接轨”的知识来，这样的知识对于特定时空内的“中国”来说，是不是一种“有机”的知识呢？　　哈维尔曾在一篇题为《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演讲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别吵，哈维尔在看书

文/董桥

捷克老朋友米洛斯寄来新年贺片和两款捷克藏书票，说是去年全年他都住伦敦不回布拉格了：“年纪大受不了那边天气冷，冷得沮丧极了。哈维尔下台，山河好象也退隐，我认识的老一辈人静静过看书听曲的日子。我过不惯这样的修行生涯，真的。”米洛斯嫌这两款藏书票太新派，远远不如当年我们集藏的老书票雅丽：“这些年轻版画家太受欧美新潮影响，不读旧书，没有旧学根基！”我发现哈维尔的文人品味深深感化了他那一代的捷克人。

贝岭说JohnKenny划分哈维尔的一生为六幕政治悲剧：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学生时代；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布拉格之春捍人道社会主义时期；异见分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牢狱生涯时期；一九八九年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十三年的总统时期。贝岭相信哈维尔的第七个时期是“后总统生涯”的世界公民时期。贝岭与哈维尔是朋友，去年十一月哈维尔夫妇去台湾他写了不少文章。我在电话说起哈维尔健康听说很差，在台北晶华饭店还了一交要坐轮椅，米洛斯说：“那第七个悲剧恐怕只能半躺看看书了！”

看书，好象已经成了老一辈人的闲差了；年轻人只顾看电脑看信息。米洛斯那样的书虫早年在英国满街都是，个个渊博，个个怪癖，轻易可以写出Nancy Pearl 的《Book Lust》和《More Book Lust》。旧书店老板几乎都是老朋友老同道，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书顺口说得出一段书海奇缘，各派作家的风格闭眼睛总结几句胜出学院教授讲三堂课。说我们生逢儒雅盛世固然不错，追猎越深下笔的信心其实越浅：谁还敢售卖半生不熟的学问？

Nancy Pearl 是西雅图图书馆馆长，前两天美国报上写她在国会图书馆得全国妇女书会颁授荣誉奖状，说她对书籍世界有过非凡的贡献。她一生与书有缘，卖书，管书，写书，今年六十还清清甜甜的，难怪年轻时做过图书馆告示板模特儿，拍出食指贴嘴“嘘”人的大照片劝人不要吵闹。她说她入行三十年了，从来不敢随便“嘘”人，从来忘不了《Breakfastat Tiffany's 》奥德莉．夏萍在纽约公立图书馆遭人狠“嘘”的一幕："Imagineshushing Audrey Hepburn!"

米洛斯那样的书虫不会学Nancy Pearl 写书教人看书。她的书叫《Book Lust》，叫《书欲》，很好；加个副题"Recommended Reading for Every Mood, Moment, and Reason"加坏了。米洛斯那天在电话说：“文人总统哈维尔，多好；经济总统克劳斯，多市侩！”我说我最希望哈维尔暮年写一部谈读书谈写作的回忆录：他过去写的书都飘太多政治悲剧的幽灵，该回头做一次书斋的老文人了。

《Book Lust》说，不到五十岁的人看一本书应该看五十页才定看不看下去；过了五十岁的人用一百减掉年龄就是定看不看下去的页数：五十六岁的人读四十四页，六十三岁的人读三十七页；到了一百岁，瞄一瞄书的封面就该知道这本书值不值得看！嗜书上瘾者是readaholic，跟贪杯的人一样，比百龄老人还气，连封面都懒得看，干脆要哪位作家写哪一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