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源自：《学习时报》  : 赵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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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认同。所谓认同，指人群内部于理智上形成共识、情感上产生共鸣、意志上达成共同追求，从而将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的方式。文化认同有很多层次。足以对整个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时代认同、民族认同、阶级认同、宗教认同等。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型，即现代化问题，它体现的是时代精神；二是民族复兴问题，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体现的是民族精神。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但在近现代中国却要求同时解决。然而，以往我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现代化问题，或者说，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这一历史使命的时代性内容，很少关注这一历史使命的民族性内容。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问题解决了，民族复兴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可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现代化是人类的宿命。马克思认为，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开始，它意味着孤立的民族历史的终结。现代化的普世性夹着强大的物质力量，必然打破民族的疆界，使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汇聚到现代化的洪流之中。谁如果不主动地顺应这股现代化潮流，它就会被这股潮流冲垮淹没，就会被他人现代化，并且是通过解散这个民族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印地安人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中国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屈辱和灾难，也是这股世界历史的洪流冲进中国造成的阵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很快就开始主动认同这个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序幕也由此拉开。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奏响了时代精神的最强音。五四精神之伟大，就在于此。任何对五四精神的否定，都是错误的。这个时代精神没有国界，它要求我们对外开放，与世界同步。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此，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奏响的时代精神的最强音。
　　时代精神要求我们，必须走出传统，走向现代。但是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中，我们主动选择走出传统走向现代，却不是要让本民族解体，而是为了本民族的复兴。在原发现代化国家，时代性的张扬，伴随着民族性的扩张。但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时代性的强力推进，有可能使本民族的民族性萎缩甚至窒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一个处于现代文明边缘的民族，我们既要追求现代化，同时还要保持民族认同，不使本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解体。因此，中华民族为了自救而主动选择了现代化，不仅仅只有时代性意义，同时还有鲜明的民族性意义，它本身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生命力极强的民族精神。
　　重建文化认同，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世界和自我，必然要求我们重新定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过去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主要是从时代性的角度来做出总体判断的，因而传统文化总体上是过时的、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但是，当我们置身于当今世界民族之林，当我们在快速推进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中，最终能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的，仍是那些存活至今的传统文化基因。如果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存在不朽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民族精神在传统文化中必然会体现出来，因为传统文化正是民族文化的主体部分。值得深思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看待传统文化的观点和态度，是否包含我们应该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子？我们不能丢掉马克思这个老祖宗，这是我们的时代认同和阶级认同所决定的；我们同样不能丢掉孔子这个老祖宗，这是我们的民族认同所决定的。
　　应该说，我们也曾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并且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习惯于从时代性方面对传统文化持总体否定的态度，我们总是局限在“时代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相结合的思路上。其实，文化的民族性不仅仅只有“民族的形式”是精华，民族的内容也可以是精华，这个内容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它具有某种超时代性。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方式可以过时，但民族精神不会过时。至少在民族消亡之前，民族精神不会过时。同样，时代精神的形式和内容也是统一的，它具有某种超民族性。现代文化的时代精神，是普世的理性精神，适合于每个民族。最后，时代性和民族性也可以统一，这是更高的统一。对民族精神的肯定，必然要求从文化的民族性方面对传统文化加以总体肯定。
　　民族精神一定是指贯穿整个民族和民族文化发展过程的一种精神。从世界范围来看，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中，中华文化几乎是目前仅存的一种原生型文化（也许还有犹太人文化），其他差不多都是次生型文化。一般说，次生文化的生命力比较强，因为次生文化是由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获胜的民族创造的。但在诸多次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历史上每一次文化更替，都伴随着民族变迁甚至种族变化。只有中华文化从未中断，包括它的历史、民族都有清晰的渊源可寻。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华文化这一原生文化具有特殊强大的生命力。清华大学教授雷海宗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观点，说世界上所有文化大多只有一个周期，从形成到鼎盛到衰亡一现而过，唯有中华文化迄今为止经历了两个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远古到秦汉而盛，至魏晋而衰。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化最危险的时候，世界上的一些大帝国也在此时纷纷崩溃。然而中华文化衰而不亡。由魏晋南北朝至唐宋，起死回生，由衰转盛，进入第二个周期，至清末又衰。然而仍衰而不亡。抗日战争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华文化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么中华文化从此灭亡，要么中华文化走向第三期复兴。他坚信，后一可能将成为现实。这一观点在当时影响很大，它虽然没有严密的逻辑根据，但有力地强化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有力地促使人们从全盘否认传统文化的迷误中走出，转而肯定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不朽的生命力和不朽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贯穿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全过程之中，在各个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的民族精神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深厚、越来越强大。我们不能跟着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路，把自己的历史看成一团漆黑。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在近代落后的责任，全部推到我们祖先的头上。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定义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做一个总体的肯定。肯定历史，就是肯定我们自己。当然，我们的总体肯定应该严格地谨慎地限制在文化的民族性方面，不能盲目地扩大到文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方面。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迅速衰落，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确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过去我们从时代性和阶级性方面对传统文化做出的总体否定的判断也没有错，我们不必翻案，也不能翻案。从时代性和阶级性方面做出的总体否定，与从民族性方面做出的总体肯定，二者同时为真，同时成立。我们不能简单化，不能将二者加权平均、正负抵消。这正是文化本身的特点：在最黑暗的东西里面可能藏有珍宝，在最正确的东西里面可能潜伏着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