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文化艺术起源的求衡演变 我国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分段现象,是千百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其原因是我国的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推广得不深入。 例如,有人一方面说,根据歷史记载,战国末秦东伐楚,大量利用了巴蜀的强兵劲卒和布帛金银,“足资军用”,仅司马错“浮江伐楚”,就徵调了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而“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巴蜀成為秦统一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 楚汉之争时,刘邦為汉王,王巴、蜀、汉中(汉中在先秦时是巴蜀之境),以这个地区為战略基地和物资、资源、粮食、兵员的补给地,巴蜀民众大批跟随刘邦还定三秦,為汉王朝的创立立下了不朽功绩。另一方面又说,这个不是“中原文化发源於巴蜀文化”的地方,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到公元前3世纪末秦灭汉兴,是由於巴蜀文化艺术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组织等几个最重要的子系统,被秦汉王朝相继予以改造,因而很快就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又引致语言文字、车服器用、社会交往、风气时尚等一系列文化艺术子系统的变化,甚至连服饰也变化了。但秦汉之际巴蜀文化艺术的转形,又不是文化艺术同化。同化是指全面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而转形则是指在基本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由於某些子系统的保留和继续发展,而没有全面丧失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但我国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是否在远古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存在过?说不要谈,是因只要说不懂,包括说现代的数、理、化研究方法也不懂,是真诚不知为不知,不乱说──被认为是做学问的高风亮节,这也许又是另一种我国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现象。 1、说起汉文化艺术,有人讲,西方科学理论,从牛顿至今已呈强弩之末,后继乏力。华夏文化艺术文明,于数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已成气候,虽几经沉浮,但始终一脉传承从未间断,底蕴相当深厚。 厚积薄发气如虹,民族复兴不可挡。而这类“玄”说的华夏文化艺术文明,他们又首推易经。即所谓的无极、太极、河图、洛书、五行、八卦、阴阳消长、天地之理的不易、变易、简易。当然这些人也看到,在华夏文化艺术文明中,也曾惟偏于迷信、卜筮预测,少于唯物客观探索的成份,使原本简单易懂的科学,变成玄而又玄的神学。但他们说相比西方科学,从哥白尼、开普勒的仰观于天文;牛顿的惯性假设、超距作用;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哈勃的红移;以及时空膨胀、宏观天体变化有常、微观量子神妙莫测等,依赖于数理逻辑,详斟细酌,西洋公理逻辑,并非完美无瑕。东土天人合一,绝非一无是处。 为啥?他们说,华夏文明底蕴深,西方科学根基浅。汉文化艺术如坚持用孔老智慧为政,不会阻碍社会发展、民族复兴。而盲从西方科学真理,彻底抛弃祖宗传统,丢根忘本,必将泥沙齐下、玉石俱毁。 他们还把这类“玄”说的华夏文化艺术理论实践,看成是拔云见日,合天地间之妙理,是天人合一成正果而昭然宇宙至理。 他们忘不掉华夏从古到近代的政权及政权人物,就是按易经及天人合一思想和孔老智慧为政的。但到当代的政权及政权人物,所遇到的问题,大家都一清二楚,一览无遗──这不是什么华夏文明底蕴深,西方科学根基浅,而是这两者本是同根,当今交融回归才是根本。 即本来华夏文明在西部的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期,就有了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分段现象。这是一种有着华夏文明底蕴和西方科学根基结合的顶尖优势的人类社会的政权现象。但后来华夏文明的盆塞海干涸,这种顶尖优势的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一分为二。一部分就近迁移到东部的中原,一部分迁移到更远的西方。现代的“浑沌”的历史学家们,没有西方科学根基的那种实地数十年的考究精神,所以不愿承认有华夏文明底蕴和西方科学根基结合的顶尖优势的人类社会的政权现象,把“玄”说易经天人合一和孔老智慧为政,看成是一种自信、自强、自力。这又是一种反求衡演变的汉文化艺术现象。 2、这种反求衡演变的汉文化艺术现象:如声称农民评腐朽物理,亘古易经阴阳八卦可推恐龙灭绝。又说历史公正,事实胜于雄辩,任何一方都可以“玄”说当今物理学,日、地、月运行的种种解释如小儿戏语;对撞机无可奈何质子内部的夸克排列。他们问:西方物理全以假设为基础,难道就不能以东方真设为逻辑?东方的真设是啥呢?难道就像我国的一些专家、教授,连球面和环面拓扑不同伦也不分,把不同大小的球面说成是不同的拓扑吗?自知之明,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的必然趋势,不是反求衡演变的汉文化艺术现象所能阻挡的。汉文化艺术的求衡演变,最终不会是这类球环不分的“玄”说。 如著名作家冯骥才写的小说《神鞭》,讲述清末天津义和拳运动中的一位农民英雄,他用头上毛辫子打人的武功很高,人称他“神鞭”。面对当时高科技的枪炮,他对“神鞭”的传承倍加珍惜,率众英勇抗敌,终于壮烈阵亡。历史已成为过去,21世纪党的十六大要用“三个代表”武装头脑的文化艺术,与时俱进,对残存的落后治国论的“神鞭文化”类似的“玄”说、反求衡演变的汉文化艺术现象,最终会击一猛掌的。 人类社会像一棵大树,千枝百杆,但总会出现推动历史长河发展前进的一批尖顶的人和顶级的地区;跟今天相类的人及地区相较,也一点不会逊色。因此,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的远古史,如果仅自认为不滞后的大部分后发地区的情况作信史,它不是在指导当代的考古;而且欧洲自古先进论的当代高科技考古,也会引偏其跟跑。例如汉代扬雄生长在成都地区,他留下的“信史”可信吗──如他说远古四川,如何没文化,如何落后。但今天成都金沙遗址及三星堆遗址等的发掘,昭示扬雄的“信史”与古蜀文明无缘。汉代的司马迁也如此。 例如从北京和天津公开的20世纪初四川盐亭地区流落出去的五千多年前的碑石文字材料,证明嫘祖黄帝时代,四川盐亭地区是世界文明一个顶级的地方。但是司马迁耻于记下这些繁荣,称为这“不雅驯”,即不合当时历史正统潮流。这类似神鞭文化早就潜藏于民间和宫廷,害得24史照着不用年表著信史。对此,西方人的科技之所以能后居上,他们是对自己的这类伟大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是敢于给他戴上“史学之父”等各种桂冠,也敢于赠他“谎言之父”,而以文艺复兴运动精神,去打造开拓未来之剑。 3、文昌是被神话为远古汉文化艺术之根的人物,但如今在四川省梓潼县的文昌文化,几千年的求衡演变却没有一点“香格里拉”的味道。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各种联系中知道,七千多年前至四千多年前,四川盆地由于有女娲突变纪和大禹突变纪两次地质灾变,而形成过盆塞海;灾难把盘古文明推进到了远古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的阶段,由此梓潼的城邦贸易与商业活跃,使那时梓潼县成了一处“香格里拉”,真可称它“文明昌盛”。这里山上产有多种名贵木材、香料,特别是梓树是海上贸易可造容数十人大舟的好材料。再说林间飞翔的朱雀之毛,也为最高珍贵。因为由它而产生的羽毛镶嵌、羽绣等工艺,闻名四海。 梓潼城邦人用类似鹦鹉、野雉、火鸡等朱雀的五彩羽毛,制成各种衣饰、摆设,可作城邦国家盛典中的高级礼品和做旗帜。七曲山周围半山腰上的大围坪城邦,其作坊店铺和居民住宅栉比鳞次。梓潼先民靠着海上的航行与外界发生广泛的联系,同时也造成了工商业与航海业的发达。海,造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与创新精神;海,使他们去超越陆上那有限的生存空间;海,诱惑他们去从事正当的海上贸易和海外探险。据传说,此时梓潼城邦的国王、城主和邦君,已被称为“文昌大帝”或“文昌帝君”,并且是后文昌帝君时代的美好追求和洞经音乐产生的基础。但如今七曲山人并不知此,记忆“湖广填四川”多。 4、当代中国不缺的是人才,人才不缺的是知识。知识除管理、英语、计算机和一般的工程技术外,也不缺前沿知识,如微分几何、微分流形、拓扑学、量子场论、量子宇宙学、量子色动力学、量子生物学等。但如果以这些知识作人口普查,城市与农村的知晓率差不多。为啥?前沿知识和大多数人的生活无关。为何要以此作考察?这是因为科学普及虽然非常重要,但要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来我国学习现代科学文化艺术,非要有很多前沿科学文化艺术的创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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