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治的求衡演变

国家政治的求衡演变

平角

    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还是那些人，但政治的求衡演变，可以像大洋里无数次大海啸，把成千上万的人卷进生死线，数十年不可脱解。

1905年，由孙中山、黄兴发起，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为基础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筹建，拉开了反清和建立共和政权的斗争的序幕。20世纪中国经历了清朝掌权、资产阶级掌权和无产阶级掌权三个阶段。国际上，二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两大阵营，它们相互对峙，水火不相容，彼此都坚信自己走的阳光道，别人过的独木桥。

所以政治是与政权、政权人物、权力、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政治的求衡演变，从过去的休谈国事，到是灵魂，是统帅，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终于使政治的智慧，出现了划时代的里程碑。

          一、论远古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小平同志的这一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从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中国开创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起，到今天总部设在美国的联合国，都联系着这一永恒的主题。它揭示了远古华夏族开创全球多元一体国家模式实践的理想，也揭示了远古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进步，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其结果也改变了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的特征。

我们先以周光华教授2004年9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远古的华夏族》专著，来探索中国上古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

中国古代史有所谓远古大黄河文明渐浸长江文化的政治。但胡太玉教授２００２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破译〈山海经〉》，却立足于成都平原，立足于长江文明的源生文化，说它不但对国内黄河文明作了渐浸，而且对美洲、西亚、非洲和欧洲，早在6000年前已作了开拓。而且还有人说，王大有、韶华、胡太玉等中国学者，相继证明了天府之国，可能就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母国”，成都与东方伊甸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我们却认为这些“证明”是不够的。

胡太玉教授为了说明《山海经》是一部上古世界联合国史志，写得更像报告文学。我们不知道胡先生是不是在四川工作，当然我们不是说在四川工作的人，就一定偏重四川或“稻作文化”。

因为我们还可举两个反例。一是白剑先生，在四川广元市工作，2002年1月出版他的《文明的母地》一书，就偏向于周光华教授工作的山东，说三星堆发掘的远古青铜器，原本是山东泰山大庙夏朝祭祖、祭天的铜器。由于掌管泰山大庙的夏朝功臣有缗氏部落，不满夏桀的暴政，西迁逃到四川的三星堆，这才是三星堆著名青铜器的来历。

白剑先生的理性是，他反对人类起源于非洲撒哈拉说，而类比提出戈壁滩人类起源说。于是远古的华夏族是从戈壁滩走出，由西向东经过甘肃、陕西、河南到山东的发展，再向长江开拓的。

相反，在北京工作的王红旗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从信息传输角度研究《山海经》，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完成了对《五藏山经》地理方位的全面系统考证，2003年8月出版了《经典图读山海经》，立足于北京而偏爱四川。例如他认为，神农、炎帝族源生于北京桑干河谷，而不是陕西；认为帝尧时，东海已淹没到了太行山。

2002年他在《文史杂志》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蚕丛发明了望远镜。理由是三星堆遗址的两个与商代同时期的“祭祀坑”里，出土有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它们或两眼角向上翘，如同竖眼一般，或眼球向外突出。其中一件青铜人面像，阔眉大眼，双眼斜长，眼球极度夸张，直径13.5cm，凸出眼眶16.5cm。前端略呈菱形，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cm，眼球中空。

据此眼球突出的纵目青铜人像，他认为其文化和族属渊源蜀人的先祖蚕丛氏，可解释为这是远古蜀人关于望远镜的使用和崇拜；以后还说三星堆留有大舜及其弟象的信息。

      二、正反信息博弈法凸显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

类似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是中国远古的主干文明一样，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是世界远古的主干文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这并不等于说这两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孵抱期。相反，华夏远古黄河大文明和地中海周边远古大文明正反信息博弈，却凸显了以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文明为特征的远古国家共同体，或古世界联合国的类似现代欧盟或联合国模式的存在。

因此，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８０００多年前的巴蜀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文明渊源问题。因为在这些顶尖优势文明产生之前，嫘祖、夸父、盘古、女娲、伏羲、蚕丛等先王，已经在巴蜀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远古市场经济和物品交换经济──即龙凤经济或龙凤文化存在多时了。

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教授早就说过，《山海经》是远古巴、蜀、楚人最初完成的著作。但蒙先生论证何为“山海”？何用“山海”？没有说清楚。何拔儒先生说“山海”，就是“盆塞海” ；《山海经》就是以“盆塞海”文明为中心的古联合国史地志书。真是画龙点睛。

但蒙文通和何拔儒都是四川省盐亭县人，有“稻作文化”人之嫌。好了，《远古的华夏族》虽给“稻作文化”留有余地，但主要维护的还是黄河大文明和“稷作文化”，所以也不讲何为“山海”？何用“山海”？但周光华教授是认真在做学问的，在该书第四章“华夏补说”中，他却在无意中，揭开了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存在的秘密。

如果中国西部远古盆塞海是以巴蜀盆地或四川省为中心，这个盆塞海能淹没或能沟通淹没的省份，当然只能是四川省及临近四川省周边的省、市了。它们是四川、重庆、陕西、青海、河南、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市。如果把这个盆塞海内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史地志称《海内经》，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的城邦文明史地志称《海内东、南、西、北经》。临近这个盆塞海周边东、南、西、北城邦文明外边的东、南、西、北的陆地文明史地志称《海外东、南、西、北经》。再远离这个盆塞海周边的陆地文明的东、南、西、北的农牧文明史地志称《大荒东、南、西、北经》。

那么不管周光华教授对《山海经》里诸多“国”的推说或考证是否正确，他在该书266页至267页提供的《海内经》、《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大荒东、南、西、北经》等各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详细省份，都可作参考。

如果这个介说能接受，那么他说的《海内经》的邦族地域位置，涉及到青海、四川、重庆、陕西、河南、湖南、江苏等7个省、市。其中只有江苏一个省是远离四川省的，不合符“海内经”的设定。

至于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等省没有涉及到，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对于远古的发达文明，这个设定的省份只能是少，不可是多的。其次，我们还可以反求之，看四川省是不是混在周光华推说或考证的其他各类山经中？结果四川省只在他的《海内南经》推说或考证中一处出现。把四川和重庆放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也是正确的。因为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主体是在四川省北面绵阳地区。以此作参照，四川省南部及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等省、市，当然是在《海内南经》的地域位置了。其中还没有涉及到的甘肃一省，是在《海内西经》和《海内北经》两处提及的。可见周光华的推说和考证，是很合符《山海经》的原著，且准确概率也很高。

其他的问题，还可能存在着《山海经》在成为纸版书之前，因为古人是写在竹简线编的书上的，后来出土或发现时，竹简因线编已经腐烂而散乱，是后人根据竹简散乱的具体情况和文句的联接，重新整理出来的。所以即便是周光华推说和考证现存的《山海经》上的邦族地域位置正确，也难免《海内东、南、西、北经》、《海外东、南、西、北经》和《大荒东、南、西、北经》中，各邦国地域位置涉及的省份有混淆之处。但四川省又是不能太混淆的。

因为中国远古盆塞海的主体是巴蜀盆地，盆塞海内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就只能是四川省一个，这个概率是很小的。

反之，散乱和联接生错的概率也很小。周光华教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以他的造诣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第一次科学地证明了华夏远古盆塞海文明在中国的存在。

          三、政治联系多数，多数联系“汉族”

不管有人如何否定政治，但政治背后总有个“多数”的支持。

例如有人骂的“独裁者”，往往在他创业的范围就是有多数臣民的狂热拥戴。在他的葬礼上痛哭流涕，日后还会含泪说他当政社会太平。不管这是出于人们的畏惧，还是服从，以及出于功不可没的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例如，周光华教授说，5000年前，蚩尤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但他不能回答为啥蚩尤会被黄帝打败？

其实内战是很复杂的。对此，周光华教授只作了内战是很复杂一类“声东击西”的提示。《远古的华夏族》158页上还说：“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也正兴起于南方”。周先生是以古籍预言“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为依据，作的发挥。这个古籍预言，其实也适合当今联合国或欧盟这类现代国家模式，虽落脚或成熟于西方，但却源生于东方远古的中华盆塞海文明。其原因是，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原始部落强调集体思维，就把破坏部落整体效应的个别爱“发明创造”的人物，看成是“叛逆者”。东、南、西、北、中的原始群落内的大量“叛逆者”、犯人，被放逐到巴蜀盆地的盆塞海边，他们倒集成了一种“新人类”。

这是一批重视“发明创造”，重视“新创见”实践的人。所以盘古王国不是从原始部落政权及其政权人物现象展开的，而具有原始超前的民主性、科学性。真所谓是“浑沌”初开，开天辟地,人类文明大爆炸。

“盘古王表”记述，这渊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巴蜀盆地的盆塞海内初现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迫使盘古王把类似动物世界的蜂王、蚁王到猴王、狮王模式的四方，或五方邦族、邦国、部落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集合升华成一种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其政权现象的核心动力，是远古的市场交换、物品流通，长途交易、商品生产。

其“古联合国”或“古共同体”政权人物现象的选举办法，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发明创造”竞争国王。当然，这不是到1789年才出现的类似华盛顿“普选多票当总统”的模式，而是在原始群落内，个体偏好的适当限制下，以多数规则应用于一个广泛的群体决策的和谐社会方法。翻译成现代科学语言，就是所谓的“汉族”，或“群体决策的不可能性的多数规则” ──在远古的华夏语言中，“汉族”有“汗毛”──形容多的意思，载以“多数规则”的信息。

所以，“汉族”是起源于约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但主干的“多数”与支干的“少数”，仍然是在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家内部。这个远古模式，可称为“世界原始共产社会联合国”，或简称“古联合国”。它不同于今天的“联合国”，但是更具有统一国家的权威性。

这个远古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就是所谓的“盘古开天地”。

八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这种“多数规则”至今都没变。“汉族”和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从“盘古开天地”起，就是中华民族。那些所谓古氐羌族、古彝族、古苗族等等少数民族，是远古华夏国家共同体政权之外民族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辞，是把植物的野生育种现象，当成了动物社会的进化现象。

动物社会都知道要有蜂王、蚁王、猴王、狮王。而如果进化到高等动物的人类，却不知道要有人王，只是有：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所谓“母系、父系”进化规则，以代替智力或体魄竞争称王的“多数规则”，那么中国的现代政治，其结果必然会有如苏三教授出书，说中国人是以色列人，远古的文明仅是向东、向东、向东、向东。

其实，要说言必称“母系社会、父系社会”的学者，才类似“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至今，还是“母系社会”──但以色列也不是仅选女性当“人王”。其次，人类社会一旦建立起了国家共同体的政权模式，就具有很大的传承性。而接近这种国家群体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不会因不是“国王”，就不具有传承性。相反，只要最终争夺到了这个“王位”的任何人或任何一方，都是先接近这种国家共同体的，而后也就代表着这种国家共同体政权的传承性。

由此来看，远古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就是一只“不死鸟”。那么黄帝的“共同体”政权，是从哪里来的？大家也能猜到是从“西陵氏”来的。“盘古王表”记述，“西陵氏” 共有５代“国王”：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他们分别是在远古教育、地理、医药、天象、蚕丝方面的大创造或大发现家，争夺到了“王位”的。

这是约公元前４１７０--３１５０年城邦之美最后一个时期，由于他们掌握了这时发达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政权”，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也许如今天的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

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

相对中国后来的北方、南方以及海外的远古顶尖优势文明，这些都是它的“后院”了。正是在“古联合国”内部，科技、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得处在有利地缘的北部黄帝邦族、东北部蚩尤邦族、东南部神农邦族，比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的邦族进步更快、更大。

《嫘祖研究》一书认为，掌权“古联合国”的嫘祖西陵部落，与炎黄部落以及蚩尤部落的接触，改变着当时战争的模式，并十分频繁地在这些落后地区激化着战争。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嫘祖发明养蚕治丝后，经济、文化更加发达，强烈冲击着临近的部落。其主要是他们在与周围部落的交往中，将丝绸、骑马技术、铜器刀具等传入，改变了当地人的整个生活方式。由于蚩尤部落与西陵部落接触，而发展出的铜制工具，比炎黄部落的石斧功效高出数倍，又十分珍视与“古联合国”主干的物品交换，于是激发炎黄部落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的村庄搬迁到新地方，力图取得与西陵贸易团体进行接触的好机会。

因为在这样的地区，势力大的一伙人能得到比较充足的物品，所以那些控制着与西陵部落接触机会多的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声望和地位均得到提高。因此，先前的炎黄部落，虽然也曾偷袭过西陵部落的定居点或其它村落，藉此获得所需物品和人才，但比这更好的办法，认为还是移居到与西陵部落贸易团体前哨，接近的地点附近才好。

北部的黄帝邦族捷足先登，因此不但控制着物品的交换交易，而且还得到通常是装备精良的西陵部落人的支持。特别是嫘祖故里盐亭县传说，黄帝因为发明战车，原本是“古联合国”选的王储，并与嫘祖有婚约，是北部邦族抢劫了年少的王储和退位的歧伯后，金二伯和嫘祖都力图解决这一争端。后来“古联合国”的政权没有通过“竞选”，由嫘祖让给了黄帝。在这种情况下，远离西陵但也很先进的蚩尤部落，用战争的武力阻止“古联合国”政权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的政权人物，压取自己的“竞选”，或粉碎对手妄想控制自己区域的企图，不失为一种法律程序或法律公正。据盐亭县传说，这本身也是嫘祖王的千古设计：

中华盆塞海终将要干涸，远古的民主终将要被专制所代替，战争选在中原打有好处。事实证明，直到清代，政权人物还在坚持“天下莫非王土”的“古联合国”观念。是近代科技，粉碎了“古联合国”之梦，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才部分恢复和重建了“联合国”。

四、远古人喜欢讲神话类似今人喜欢讲政治

《远古的华夏族》145页上说：“后世思想家，特别是地主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为完成……帝王治世理论，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周光华教授没有明说无产经济时期的思想家，也是对上古传说加以撷采而形成治政理论根据的，但暗示是不言而喻的。这涉及从古至今的意识形态规律和讲政治。

法国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不随着国家权力的变异、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它存在于阶级社会，同样也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例如任继愈先生说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的冯友兰先生，1931年、1934年完成上、下册的《中国哲学史》。解放后放弃其新理学体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又著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前者比较，增加的多在讲先秦时期思想家的阶级局限性，以及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服务性，突出了人民性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

又如杭州市政协第一届副主席钟毓龙先生，解放前出版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从378部古籍中发掘公布有“尧年王表”。但因开头的政治错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删除开头几页才再出版。其实，近年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王表年表，除年表更细更准确外，王表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相同的。

从孙中山时代起，政权人物内部学者间，为争夺远古华夏王表年表的决定权，对上古传说是各有撷采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我国古文明王表年表的文献材料不乏其有，解放后因对夹杂有严重封建迷信或政治错误的材料，也有弃置不用，或被烧毁的现象。

“科学”与“政治”并不相悖。例如现代有些国家，曾把自己的开国领袖，讲成是“钢铁灵将”；而有的领袖被打倒后，又漫画丑化成牛鬼蛇神。大家都知道这是在讲政治，不是在讲“科学”。因此，远古的神话（包括丑化），就是远古社会讲的“政治”。如讲“钢铁灵将”与《山海经》讲蚩尤，是一样的。《山海经》可以说是一本“古联合国”强调讲“政治”的史地志书。同样道理，司马迁的《史记》也讲“政治”。例如他说，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史记三家注》说黄帝的第四孙颛顼，在位78年，死后他的叔伯兄弟帝喾接班当王70年，活了105岁。难道这样的记载，能视为不讲“政治”吗？因为那时类似保存精液，克隆人的“科学”还没有出现。

周光华教授为求研究的稳妥，声明说是根据学界的认识，只考察了伏羲、太昊、女娲、神农、炎帝、蚩尤、黄帝、颛顼、帝喾、帝挚、尧、舜等远古华夏族氏及政权人物，以此打造无产经济时期的思想家认为的远古王表年表：神农炎帝开始于公元前的3000年，历时530年。黄帝族系时代合计为396年，其中黄帝历时100年；颛顼历时78年；帝喾历时70年；帝挚历时9年；尧历时98年；舜历时41年，止于公元前的2075年。舜的治丧期3年，所以禹夏起于公元前的2071年，同《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的年代相合。

这样的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使人不能否认，却有让全世界不踏实的疑惑顾虑。因为即便是专制的国家，全世界也没有这样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记录。所以说这是周光华教授的策略，即不惜现身说法，重在投石问路，揭示目前我国历史学界，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对照现代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类似“联合国”的秘书长，可以从成员国内当过官的人中选，也可以不从成员国内当过官的人中选。可以从成员大国中选，也可以从成员小国中选。可以是白种人、黄种人，也可以是黒种人；但是都必须任过职的。

比夏商周断代更远的王表年表中，有多个国王长寿治政交替的真实情况，也许是把他们作“古联合国”政权人物的时间，与其作王储或邦国的国王或邦族、部落首领的时间，混在一起，或加在一起了。

五、解答远古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部分难题

1、解答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难题之一

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A、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批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一万年前在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原始的部落。

B、公元9世纪出生在巴格达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似乎把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中国人的祖先首领，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但这可是用他们的阿拉伯人的名字。

C、1989年开始，我国著名冰川学家韩同林教授提出：距今约2至3百万年前开始的第四纪冰期，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被冰雪覆盖，中国全境也不例外。由于只有非洲大陆赤道附近有绿洲，这就是中国和其他地区有先进的原始人群落，都在20万年前向那里迁徙，从而第一次杂交、融合，产生了全球的现代人种。

D、约20万年前至约8000年前的大迁徙期，现代人种原始人群落分陆路和海路两大类从非洲走出，陆路向东的，可抵达太平洋沿海。

E、早在1927年蒙文通教授在《古地甄微》书中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江汉、海岱、河洛”的三系说。这实在与人类大迁徙有关。

F、陆路向东第一次在伊朗分支，一路往印度方向，一路往戈壁滩方向。到戈壁滩的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河洛方向 ，成为河洛系；一路往内蒙、河北、东北、山东方向，成为海岱系的先声。海路向东的快一些，第一次在印度分支，一路往缅甸和我国云南、广西方向。到云南、广西又有第二次分支，一路往四川、贵州方向，成为河洛系的先声。一路往广东、湖南、福建、江浙方向，成为江汉系的先声。以上可解答人类起源于中国全境，包括白剑先生的戈壁滩说。

2、解答源生、衍徙、渐浸、接纳说难题之二

当今三峡的部分移民，做起来都很艰巨。在约8000年前的农耕文明原始社会后，源生民群落在我国东、南、西、北、中都有分布。再谈类似动物式的大迁徙，不现实。因为除草原上有大量马匹的游牧民族，其他族民不可能有经常性的大规模整体移民。能移民的或衍徙的，只能是接近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或潜在政权及政权人物的主体。

《远古的华夏族》书中就提到西羌人的始祖爰剑，本是秦人的奴隶，逃跑进深山野林，碰上受割鼻刑的羌人女子，结为夫妇，后向羌人传授农耕技术，改变羌人的游牧生活，而发展农耕经济，成为西羌人的政权人物。袁珂教授也说，商人的祖先王亥、王恒兄弟，是做长途马牛羊贩卖的政权人物，王亥在外遇害而引发商人起兵。钟毓龙先生更认为，上古政权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政权人物和首都的移动很频繁，连移动后的首都，很多地名都依照先前的称呼。

可见远古的政权人物及潜在政权人物们的知识、智慧，组织作用等，在他们自觉与不自觉的交流、搬迁、贸易、派遣或逃遁、刑罚中，发生的民族源生、衍徙、渐浸、接纳等文明影响现象，才是多处同人名或地名等难以自圆其说的根源。钟毓龙先生认为帝尧时，因地质灾变，黄河不能再从剑门流入四川盆塞海，三门峡又暂堵，还解答了王红旗教授的“东海淹没到了太行山”，以及四川盆塞海逐渐干涸等难题。

六、确立“先进治国”论政治的意义                                 

有人称“先进治国”论的政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的，政治智慧出现划时代的里程碑，使目前中华民族有了“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那么这同远古的华夏族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举有一位先生的博士论文《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他把中国主义的长远目标内涵定义为，回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反过来推进世界的大同。这准确吗？如果真是这样，“中国主义”的内涵永远也说不到它的根基。但是，只要反过来从“先进治国”论的意识形态，就能揭示中国远古盆塞海文明与山寨城邦文明，较同期其他地方，有更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表现，这才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源。这里，中华民族的开山先王，在开创人类文明的搏斗中，已感悟和树立起“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原始意识形态。即使后来一些部落和王朝的“落后侵略了先进”而取代了前王朝，这种“天下大同”的中华民族开创性的意识，仍然保存了下来。

这说明真正产生过具有先进意义的意识形态文明，是不会消亡的，是能够传播的。这才是“中国主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真正内涵，并且以此“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中国主义”，推进世界大同。

周光华教授的《远古的华夏族》一书，与他的前著《探华夏源》最大的不同，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先进治国”论的思想，来研究远古华夏族的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揭开了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社会现象。例如，《远古的华夏族》中166页至190页，他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全方位地描述了炎帝蚩尤氏族的发展和先进性。他由衷地写道：“研究认为，炎帝蚩尤氏在中国地域的东部，奠定华夏文明的物质地域基础。随着使用青铜兵器能力的提高，炎帝蚩尤氏的经济生活能力和军事治政能力同时得到增强壮大，古‘中冀’黄河北岸乃至今天的山东广大地域，成为当时炎帝蚩尤为代表的，华夏族发达经济文化治政中心地域，成为华夏民族兴旺发达的地域根基地，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

这样从蚩尤、黄帝、炎帝之间的战争，是内部争夺领袖权的战争来看，就觉得这是人类社会邦族或邦国内部政权交接的一种程序编码。作者用蚩尤氏代表着当时华夏文化进步发展的时代主流，回答了蚩尤为啥要同黄帝大战的这个社会进程的程序或编码问题。即周光华教授暗示的是，国家内部社会大的改朝换代，存在着必然且自然的规律程序或法律编码。其次也说明，民主与独裁并是不对立的。

例如那些缺乏强大的原始创新科技力量的国家，它们即便有了民主的政权，也是不强大的。所以科学和民主不能一手软、一手硬，两手都要硬才行！这就是21世纪里强调和谐社会，强调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以及它的先进意义和正确性。

今天的中国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2005年我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周光华教授认为，这就是对近代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发生的必然的“程序战争”或“战争编码”的一种“法律界定”。周光华教授联系中国国民党等台湾地区的党团访问大陆说：“由此，中国境内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同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这就把任何外国势力图谋插手中国内政，分裂中国的企图，拒之门外；这就把台独分裂势力，把台湾的‘民进党’、‘台联党’这些分裂中国，这些搞台湾独立活动的叛国祸国党团，推向接受法律和人民制裁，国家行使权力给予惩处法办的地步，由此维护中国统一的尊严”。

七、论现代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

有人说，政治是个最累人的工作。但人们对从政，还是趋之若骛。政治家无节假日地工作，早出晚归图个啥？

政治肯定是和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千百年来，人类对权力的疯狂追求从未间断过，权力一向被认为是巨大的财富。

科学家们从研究狒狒和猕猴等动物社会中发现，追求权力甚至也是动物的本性。虽然政权人物不是天生的，其当领袖的能力主要是学来的；人间出伟大领袖的情况屈指可数，但调查表明，有些人未成为领袖之前，在做本职工作方面并不行，但在他们的业余时间则相反，能领导、指挥某些社会或专业团体或组织。这说明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领袖，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

领袖人物似乎可以控制和操纵一切，但他如果忘了是他的追随者使他保持了现在的地位，当他们不可能通过其他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才接受这种操纵；当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只得跟随这位政权人物走下去的时候，也许潜在着积累怨恨和失望，所以对于推翻这位政权人物，他们也始终怀有极大的兴趣。两项结合起来说明，原来政治是一种自然现象，无论人还是动物，都有着主宰他人或其他动物的本能，都有自己的等级认同，都有自己的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的办法。

每个人必然要划进一种集团，或一种社会，或一个国家。而任何一种集团，或一种社会，或一个国家都有政权现象及政权人物现象。每个人都想拥有权力，只不过观察政权人物现象，这种人或这种潜在的人往往权力欲很强；非政权人物现象的人，权力欲不太强。前者也好斗，不怕失败，胜利会使他们亢奋；后者通常比较弱，他们的进攻性不强，这不是指体力和智力，而是指心理。这种国家政治的求衡演变，引出了一些现代政权及政权人物现象概念。

1、民主是一种科学。但二战的经历告诉人们，“独裁者”也可借民主上台。而科学家既可成为反对独断权力的力量，有一些也可成为强权的屈从者。政治与民主的结合，即是必要的，也是复杂的。

民主是人民群众出自天然的本能，它和公民的文化素质没有必然的关系。民主毋须学习，它是一种科学程序，也是一种科学认识。

2、全民公决在许多国家采暖了不同的形式。支持和反对全民公决的争论涉及到民主的核心涵义。不论是咨询性还是强自性全民公决，通常都只能由执政者举行；即使他们只在稳操胜劵的时才打算举行全民公决，但选民们的形为并非总在人们预料之中的。如前苏联废除原来的制度，南非、西班牙等国的向民主过渡，全民公决都提供了选择。

3、决定社会和政治“天气”的“气流”运动，比决定自然天气的气流运动复杂千万倍。既然天气预报现在都还不能做到决对准确，那么国家政治的求衡演变怎能期待就做出准确的预报？

马克思的思想，在集体主义和国家控制这方面为社会主义作的定义；有人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税收、规章和补贴，政府主导经济和政府开支增大，称为溜向“社会主义”。理由是，资本家赚的钱，将近一半甚至一多半都得交出来，进行“第二次分配”；国民收入中的一半甚至一多半的支出，都得由政府支配，那还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吗？这是西方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在内的劳动阶级，在产业革命后两百多年推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4、当然也有人胡说，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有类似职位、岗位、版位，上通权力，下接资本，外兼使命，内得实惠的现象。例如，媒体如果表面上是公共的，实际上它却被私有化了，而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你永远分不清到底是码头还是媒体，一切都会以公正客观的面目出现。可见，保持讲正能量、党性等先进性教育，是必要的。

5、国家政治的求衡演变，国内与国外往往是缠结在一起的。社会市场经济有两只手，一手是市场，调节自由竞争；一手是政府，完善市场秩序、保障社会公正。如果某国真的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你不想学，也得学。显然，这使得左派不左，右派不右，已成西方政治的求衡演变的一大特色。由此有人说符合选民意识，追求选票，已成了西方政治家求衡演变的动力。如资本主义不能为国家的多数提供财富，不能建立体现民主和平等的机会，就维持不了稳定，就可能在选举中失败。所以它们不要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但要社会的均衡主义；为在政府与市场、竞争的社会，与“社会主义”之间求得一定的平衡。

6、我国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系之中，但是这个全球性的社会却没有一套完善的政治组织，在政治与市场、制定规则与被规则约束之间达到一种有效平衡，以支持全球经济的发展。

而我们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没有国家就没有市场，但全球性社会并不是要建立全球性国家。中国从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起，就开创了多元一体的国家模式；中华民族约从公元前6390年开始的法天法地时期起，就产生了支持国家共同体模式的政权及政权人物的多数邦族、邦国、部落的“多数政治规则”。中华民族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和文化价值观，经历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多得多、长得长的实践和磨难，这是世界人类的真正财富和检验。

所以任何企图超越这种财富和检验，谋求成为一个对全球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指导的全球大国，都是对人类历史的背叛。

因此，中华民族必将继续在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等文化中，一切体现人类共同智慧和文明进步成分的同时，又要警惕和防范各种消极腐朽思想的影响。这就是对未来我国政治的求衡演变，能说的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