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巴金在和老朋友王西彦先生谈到唯利是图的商业精神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时说:“文学、艺术不应该成为附庸。现在呀,什么都是钱钱钱!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10月20日广州《南方周末》) 老人在这里连着用了三个叠字,厌憎之情,溢于言表。 巴金为什么会对钱如此厌憎?在我看来,这位在中国建国后少数不领工资、只靠稿费为生的作家,厌憎的并不是钱本身。他厌憎的是钱可以使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良心良知,因此不愿意再讲真话的现象。 “讲真话”是晚年的巴金最珍视的一种品质,他把这一点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 什么叫真话?我认为真话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话。实际上,由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己的知识结构、经验乃至偏见的限制,因此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句句都是真理。但只要所讲的正是心中所想的,心口如一,我们也就认为他讲了真话。 巴金之后,我们怎样继续讲真话呢?这成了每一个敬仰巴金的人都关心的问题。而我以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个人要回答好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在金钱面前有没有“定力”的问题。 话语权是一种稀缺资源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一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中,凡是稀缺资源,都可以卖出好价。话语权正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掌握话语权的学者、专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就都有机会作“奇货可居”的交易,时刻面临金钱的极大诱惑。 因此,到底是要坚守自己的良心良知,为此宁愿忍受清贫也要讲真话,还是只要能够拿到钱,买主要自己说什么就说什么,“良心良知都可以不要”?这就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巴金老人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无论是香港学者郎咸平就国有资产流失而抨击企业家 顾雏军的所谓“郎顾之争”,还是沈阳黑老大刘涌的案件;无论是在火车车票、风景区门票涨价等各类“听证会”上;还是在为高房价及教育、医疗乱收费、贫富差距扩大等现象所作的不自然的辩护声音里,我们稍一留心,都不难发现有人讲了假话。 而他们之所以要讲假话,不是因为存在 政治压力和恐怖,而是因为有人开出了高价。用“学术”一点的话讲,这是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了“分利集团”,联手蓄意误导和愚弄社会大众。 如果说一个人因为恐惧而不得不讲假话,我们庶几还可以原谅,但一个人如果因为贪欲而主动地讲假话,我们就只能永远地鄙视他了! 我相信巴金老人并不是反对学者和专家、作家等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拥有的社会声望来获得利益,他反对的是为了获利而出卖良心良知。 巴金在谈这番话的时候,是在十几年前,当时他就因为年事已高和健康原因而不再写作了。我常常想:如果巴金继续写作的话,在目睹了如此之多光怪陆离的现象之后,他一定会为自己的《随想录》增写如何摈弃铜臭来“讲真话”的新篇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