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边疆学：呼之欲出，任重道远

源自：中国民族报  : 本报记者 李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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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中国边疆学理论研究和边疆治理实践应用领域的需求，尤其在党中央提出有关“治国必治边”的战略思想和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的背景下，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中国边疆学研究、边疆问题研究的热潮。10月24日至25日，伴随着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成立，该研究中心召开了以“‘一带一路’的民族生态与文明研究”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边疆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来自北京、四川、内蒙古、云南、新疆、吉林等地，涉及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边防学等学科背景的近6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论坛开幕式上，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宋敏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意义上的概念，它需要广大专家学者从学术、学理上赋予其更多的内涵。论坛的举办，汇聚了诸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围绕“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我国边疆区域发展进行研讨，体现了国家层面提倡的“协同创新”理念，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李大路回顾了近代以来我国边疆研究的三次高潮，并指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日益兴旺发达、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日益复杂，紧密的国内国际形势，对中国边疆学理论的创立和完善提出了更快更高的要求。因此，在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公安部边防局大校朱光耀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必先治边”的一系列讲话，体现了国家对边疆治理的重视。而学术界对于国内、国外有关边疆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的边疆治理实践将有很大助益。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苏发祥教授说，近年来，尽管有关边疆研究的机构和学术成果越来越多、研究边疆问题的人才队伍越来越大、讨论边疆问题的研讨会越来越多，但相对我国边疆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来说，有关边疆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达到一个新高度，相关理论突破能力、研究方法创新能力都有待提升。2012年底召开的第一届中国边疆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和本次召开的第二届论坛，顺应了当前的边疆研究形势，对推动中国边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意义重大。
　　论坛围绕边疆学的发展设置了六大议题：“一带一路”与周边地缘关系，边疆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民族、国家与历史，边疆安全与边防管理，边疆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边疆学构架及重大问题。围绕上述议题，论坛共收到论文近30篇，22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随着边疆研究的不断深入，建立边疆学学科体系势在必行，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建、边疆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由此成为与会专家学者讨论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认为，中国边疆学应该属于一个新兴的一级交叉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典型特征。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应该以中国边疆政治学为基础，在边疆历史、边疆民族、边疆文化、周边关系以及区域理论框架范围内，不断完善和扩展自己的理论范畴，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理论体系。在完成、完善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过程中，不仅学术界要不断认识到构建这一学科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还要使之走向大众、走向领导层，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学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共同为该学科的发展提供健康的环境。同时，在当前以对策研究为主的各种智库涌现的背景下，中国边疆学研究者不能仅仅关注应用研究，应充分重视以历史学为主的基础学科根基，做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同样重要。
　　围绕边疆学构建，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孙勇从梳理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以及有关学者对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倡议出发，指出当前学者关于中国边疆学构建的讨论有3个突出特点：其一，认识到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与方法难以适应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发生的现实巨变，特别是难以适应当代边疆现实的需要，构建中国边疆学是理论发展与现实需求的必要之举；其二，认为中国边疆学是一个交叉学科，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是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三，强调中国边疆学构建既要进行理论研究也要面向现实问题，而且显示问题更具有紧迫性。在孙勇看来，上述3个特点是当前倡导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者所形成的基本共识。尽管已经形成了较高程度的共识，近年来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进展却不大，其原因在于理论范式以及学科构建上未取得突破，另外还涉及研究人员对该学科构建的把握问题。孙勇最后提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在起步阶段应该将这一学科构建提炼成概念集的开发，在边疆学的概念集中，包涵国家安全、边疆安全所涉及的政治、历史、经济、地理、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概念，对这些概念所进行的诠释都是围绕边疆研究展开的。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集成研究，即上述概念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提高对该研究领域系统的整体认知功能。
　　此外，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南方与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周建新与大家分享了《边疆中心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他认为，在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兴起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边缘、偏远、无国家历史的人类社会，这些空间区位和“非国家中心”的定位，是相对于“国家中心”而言的“边疆中心”。周建新指出，“边疆中心”视角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应用，如在跨国移民研究、国际关系相关理论、跨国民族研究、边疆学构建等理论研究中都能找到对“边疆中心”视角的运用。在周建新看来，边疆中心视角的特点，就是把一国的边疆看做“中心”，或者把两国或多国的边缘整体性看做“中心”，把边缘人群作为叙事的主体，并且经常以边缘人群的叙事展开对国家中心的认识。这种理论方法对于跨国民族研究和边疆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此次论坛发起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吴楚克从边疆学的研究对象出发，指出任何研究都要对范畴有所认识，边疆学的学科构建过程是研究对象范围逐渐拓展的过程，当前学者的任务是收集、积累已有的对边疆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弄清楚什么是“边”、什么是“疆”、“什么是学”，最后来完成学科的发展与构建。
　　对我国边疆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民族、国家与历史”的探讨。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教授方铁从中国边疆治理传统方略出发，梳理了秦代至1949年以前历代的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边疆问题应对方面，经长期积累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并将历代治边方略的特点概括为“全局性、统率性、渐次积累、提升完善、相对稳定”。他还重点介绍了华夷观、夷狄观以及边疆观、疆域观对治边方略的影响，介绍了地缘政治观、治边博弈观及二者的战略应用，介绍了注重长远与造势、汉晋唐宋以及元明清的文化软实力方略。他强调，中原王朝治理边疆施用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原王朝综合实力的一部分，其内容主要是彰显中原王朝的文化、实力和制度，用以实现“守在四夷”。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以唐朝前期为例，针对唐朝北部疆域的变迁，揭示出了隐藏其后的疆域问题的本质属性与特点，即在以中原为核心区、周边为外缘区二元制的王朝构架内，北部边疆地区是在唐与草原帝国多方面交往互动过程中以夹处二者之间的定位而存在的。因受制于南北两个性质迥然有别的帝国外层地缘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不是以明确的间隔线索而是以游移不定的模糊状态呈现的。唐朝北部边疆之战略地位，就存在于唐与游牧帝国的较量与博弈中。李鸿宾由此得出结论：边疆地带的模糊性实质上受制于活跃其上的群体，正是出自对群体的控制而产生的制度性设计，边疆的概念才得以萌生和定型，疆域的本质是人群，人群的归属通过行政的设置而呈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张永江则介绍了清代边界的变迁及管理体制的特点。他指出，清朝边界变迁体现了两个趋势：从拓展到收缩、从模糊的习惯边界到清晰的条约边界。边界的管理体制的特点则表现为三个方面：管理制度的多元性与附带性、重视“人”而轻视“地”、“中外界限”观念服从“藩属”观念。
　　围绕论坛其他分议题，与会学者也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在有关“一带一路”与周边地缘关系的讨论中，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延中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1世纪初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出发，介绍了21世纪以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新情况、新特点。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教授潘志平作了题为《中亚地缘政治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旨发言。他指出，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角度看，中亚是其枢纽地带，是绕不过去的枢纽。在他看来，中亚国家的人民与我国人民在文化和心态上的不通，应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障碍之一。如何在人心相通的基础上打造“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中之重。
　　围绕“边疆城市发展与经济建设”，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何群、延边大学教授朴美兰、西南民族大学副教授马富英分别发表了题为《从呼和浩特城文化流变看边疆社会》、《东北跨境民族民俗文化资源开发研究──以延边朝鲜族为例》、《中朝边境贸易与东北边疆安全》的论文，总结了大量实地调查取得的案例，为边疆发展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此外，在讨论“边疆安全与边防管理”的环节中，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防系主任、研究员张保平分析了影响我国边疆安全的结构性矛盾，提出只有摒弃传统以“防”为主的边疆治理思路，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现代边海防”的边防理念，才能集开放性、系统性、综合性、信息化等优点于一身，建设美丽的“边疆风景线”。来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雷韵基于实地调查，向大家介绍了广西中越边境居民跨国劳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