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伯英的大半个世纪 文／董懿娜  | | 少女时代的王伯英，1928年，时年12岁。 |
这个初秋的午后，还有些燥热。
与王伯英女士坐在她那堆满各种德文书籍略显凌乱的书房里聊天，那是她已去逝好几年的先生──中国著名的歌德研究专家、德文翻译家、德国一级十字勋章获得者董问樵先生留下的书。书已经泛黄，有好多已经蒙上尘埃，散出一些淡淡的沉香。王伯英女士的声音很亮，夹杂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不时爽朗地笑。这位82岁的老人一点儿暮气也没有，她小心翼翼地将那些我们看来十分珍贵的照片拿出来，很感慨地说：“我差不多有30年没有碰这些照片了。”
王伯英养了三条狗，宠爱这些小玩伴。生活中可以相依偎的温情很有限，所以就靠回忆，再回忆来度过一个又一个平淡的日子。
董问樵先生过世5年了，墙上有一张董先生在德受勋的照片，房子里没有合影，王伯英说：“我的个人生活不太幸福，爱只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有过，我们以前说话的时候常常都离得好远，不靠在一起，他的追悼会我没有去，好像是很久远的事了……
我想起了一句德国的谚语：理想是一只鞋，现实是另一只。如今，对于一位82岁的老人，这两只鞋都被收进了记忆里。真诚的情义或是爱都不会虚荣地将自己展现出来。在王伯英对男士的尊重和仰慕里，父亲王思忠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是父亲的睿智、大度、才干和业绩使家庭得以富裕、开明。工伯英现在还常念叨：“我们很小的时候，穿的都是西式的衣服，我的母亲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念私塾识洋文，不裹小脚。” 在王伯英的眼里，父亲不仅思想开明，满腹经纶，而且一生尊重爱护妻子和孩子。因为父亲的权势，花园里的王家小姐所享得的是无忧的生活。有专门教英文的家庭教师，午后的茶，庭院里落了又开的花，高朋满座。母亲帅玉华在王伯英的记忆里是一个美丽而柔弱的女子，患有肺病需要长期静养，很得父亲宠爱。
王伯英18岁成为北京慕贞女中爱国活动的中心人物。学校每月一次的文娱晚会，因为有了王伯英，变成了激进学生爱国主义的宣传阵地，王伯英在话剧中喜欢扮演勇武的男主角。
王伯英当时不愿考教会大学，国立大学只有文科好考，她填了一个历史系，结果被录取了。1935年的冬天，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很多的人都把这次经历当作可值得夸耀的资本，但王伯英说，她以前没有提起过，那些中国内忧外患的岁月，民众在愤怒与眼泪中聊以度日的惨状，留给她的只有痛苦的记忆。
1938年临近的时候，还在念大学二年级的王伯英遇上了留德归来的董问樵先生。董先生在德国结过婚又离婚，与一个德国女子有过孩子。选择这样的姻缘是需要勇气的，可王伯英并不后悔这样的选择。
王伯英说，那么多年她很少向人提及自己的爱情及婚后的生活。很多往事已经淡忘了，起先是因为很多的不愉快，促使自己要去忘记，后来，就真的忘却了。
婚后他们有了三个孩子，长女王济华，次女董英华，幼子董源培。从重庆的战乱中转移到较为祥和的香港。当时王伯英家里以经商为主，可董问樵在香港并不热心经商。王伯英在回忆文章里曾充满沮丧地提到：“年轻的学者既贪图香港的物质享受，又想在学术上成名成家，现在他是银行经理，汽车、洋房加上美貌的夫人，他不善于经营商业和人事应酬，他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上从事著作，经过一个时期的辛苦，他出了一本书，关于经商学的大学丛书，他在学术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他是在别人的庇护下过着安逸的日子。”
也许最初的失望、遗憾和裂缝就是在这里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接下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照料孩子，协助丈夫，生活中的喜悦和不快使得一个少女最初的梦想变得愈来愈稀薄。
1947年，在董问樵夫妇回到上海后，王伯英才知道了一些给她感情上留下永久伤害的事情，为了孩子她强忍下来。她丢失了十年前在汉口的热恋之情，也丢失了新婚后到香港时的纯真之情。但这对夫妇总算没有分手，他们只是维特着夫妻的名份而没有爱情，如此的生活和思想也许注定他们在这种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中生活一辈子，这就是命运。
王伯英开始学会了沉默再沉默，还养成了临窗伫立的习惯，那么多年，那么多个沉寂的日子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 王伯英女士近影 |
她在那时候是完全有条件离开这里的，去香港或台湾，她的亲戚们都走了。可是她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她想着要留在这块生她养她的土地上，去迎接红色的队伍和红色的岁月。她留下来了，开始与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一起承受着历史给予的命运。
50年代思想改造的时候，董问樵先生的档案里有了“特嫌”两个字，一直到董先生去世，这两个字都一直没有抹去。据王伯英女士说：谢唯进先生曾说过，组织上并没有把董问樵从国际共产党中除名，是董先生解放后自己没有登记（谢唯进：1950年至1966年空军政委，1978年去世）。由于解放后经历了多次运动，董问樵先生平时沉默寡语、闷闷不乐，直到去世。王伯英这样描述董问樵先生在思想改造时期的行为：“董先生的胆子很小，思想改造的时候，把家里积存多年的金条、首饰都交出去，而且还「交待」得清清楚楚。我和他的出身不同，我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胆子比较大，一般都不说，不愿去牵连别人，有事就自己顶着。董先生进复旦的时候，档案上有「特嫌」两个字，这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的，当时谁也不知道。当时，孩子们都受到牵连，我儿子考复旦大学，成绩到了就是不被录取。理由是，他不是青年团员。为了他的思想改造，我的损失是惊人的，重庆的一幢四层楼的银行门面，我全部捐献，四川的房宅也大都捐献了，上海的一幢花园洋房也捐了。多年的积累都给他的「思想改造」给败光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了。
王伯英现在还记得1968年董问樵先生在复旦接受改造，王伯英买了四个“凯司令”二角八分一个的蛋糕庆贺他60岁的生日。在王伯英的记忆中，当时只是没有尽头的难过。
家里的藏书都被抄起了，孩子被下放到郊区，白天被挨批挨斗，头衔是“现行反革命王伯英”。这是一个一生都爱美的女人，出门总是要打扮整洁端庄，造反派看不惯，就批斗她，可是她没有打补钉的衣服。她被人从茂名路上一路拖回家。在那种没有尊严、丧失人性的日子里，她是靠那种天性中的坚强、率真挺过来的。 现在已是垂暮之年，孩子是王伯英心头的一份牵挂。次女董英华与她最亲，在事业上取得的成绩也最大。
王伯英年岁大了，除了1993年去香港与女儿一起聚了一次之外，现在就住在上海这幢公寓里。她还保持着每天大量阅读的习惯，只是视力衰退得很厉害。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好的朋友来坐客，她会备好浓醇的红茶和甜点。生活是没有少女时代那样精致了，可是。心里总还有温润的一块地方，留着已经有些残破的少女时代的梦。她对未来还是很自信的样子，相信健康、真诚和坚强，喜欢可口的四川菜和漂亮的衣裳。
1996年，80岁高龄的她完成了逾3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走向光明》，由周谷城先生题写书名，香港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她在后记里特别写道：“我写此书，是想反映中国两代知识分子在本世纪初至50年代中，热爱祖国，艰苦奋斗的历史命运。”
董英华简历：
1966年中学毕业，因家庭出身问题，被迫去崇明插队落户。
1978年赴香港。
1983年在美国纽约开个人画展，在美引起轰动。当地报纸好评如潮。由于家庭问题，经中国大使馆证明，中国政府追加承认她为中国青年女画家。此次画展由中国驻美总领事亲自剪彩。画展后她的作品被抢购一空。后以画家身份移居美国。
1990年与丈夫一起在贵阳投资开厂，获得贵州省荣誉市民称号。
董问樵先生简历：
上海同济中学毕业后即到德国留学。
1927年在德国与廖承志、章文晋由四川同乡谢唯进介绍加入国际共产党。回国后没有将这一点登记在档案上。
1932年汉堡大学获得政治经济系博士学位。
1933年赴美国留学。
1935年回国，在四川大学任教。
1938年任重庆大学银行保险系主任。
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为其出版专著(《国防经济论》。
1939－1945年任四川银行经理，兼任重庆大学教授。
1945年为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
1950－1993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
50年代曾经历了思想改造及反右斗争等运动。
50年代至80年代翻译德国文学名著数百万字，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88年被德国总统授予一级十字勋章，中国获此殊荣的只有四位，其余三位为：冯至、李国豪、张威廉。
摘自《华夏．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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