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民族志：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涂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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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研究或许是更好的方法来理解人们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跨境经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走出去”，也需要探讨研究方法上的“走出去”，让研究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多点民族志是一个可以连接国内外研究的方法。
　　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字面上理解是在不止一个地点进行田野调查。早期人类学家的一些研究就在不止一个地方进行，比如马林洛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里描述其跟随当地人航行去不同的地方进行“库拉”交易。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一步发展多点民族志，他把多点民族志作为一种方法来推动人类学成为一个适应当代社会的学科。多点民族志的出现与1970年代后世界体系宏大视角的变化及后现代理论的影响有关，更与现实的变化有关。随着世界的紧密联系和流动性增强，新的社会过程（比如全球化等）不能被之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宏观模式所解释。研究主体的生活世界与世界体系变得不能分离。当前的社会条件要求研究者把地理流动、跨文化接触、变动的身份作为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而质疑任何关于文化真实性和静态身份的幼稚观念。在“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一文中，马库斯指出民族志开始从传统上的单一地点研究向多点研究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开始超越单一地点研究中“地方”对“全球”、“生活世界”对“世界系统”的二分法。
　　其实，早在1980年代中期，马库斯就指出了民族志适应历史和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世界体系的两种模式。一种保持了单一地点集中的民族志观察和参与，同时用其他方法（比如与档案研究结合、纳入宏大理论家的研究）将本土的研究对象置于一个世界体系场景中来描述和分析。另一种则是多点民族志，通过超越单一地点的研究来分析文化意义、事物、身份等在不同时空的循环流动。马库斯认为要在地方社会中发现宏大体系的现实，这要求研究者把自己置于世界体系中，放弃固定的田野点，而跟随人、故事、隐喻或事物的流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多点中的点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也可以是社会空间、媒体、档案甚至不同地域的人。这种流动的民族志通过追踪多个地点或场景的活动来分析文化的生产，这种研究不仅仅同单一地点的民族志一样建构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而且通过不同地点的关联来理解世界体系本身。多点民族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多个地方的研究，而且是一种地域关联性的新语言，让研究者看到更广阔的争论，而不一定威胁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认识。
　　马库斯指出多点民族志常被质疑的三点，并一一作了回应。
　　第一，多点民族志被批评为是对民族志方法有限性的检验，民族志是基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是关于面对面社区和群体的亲密知识，是基于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表现。虽然多点民族志也是测绘地域的一种实践，但它的目标不是表现地域整体。多点民族志认为，在当代社会，传统民族志太注重对单一地域或社区的关注，地方性知识不是在一个限制的地方建构的，而是由多个地方构成的。传统民族志理解的与“地方”对立的“全球”是不成立的，全球是多个地方关联所反映出的一方面。跟随被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配置而跨境流动的人口、事物、活动或事件反而可以揭示一些关于体系运行本身很关键的方面。因此民族志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叙述，田野的场景转换是必须的，多个地点的连接、对比和印证反而可以增强民族志表达和建构的能力。
　　第二，多点民族志可能减弱田野工作的力量，多点研究让民族志传统上在一个地方的研究深度变浅，也可能影响民族志“从本地人的视角看问题”，无法很好地抓住研究对象对自我所处的场景和位置的理解。马库斯指出虽然这个批判有它的道理，但是传统民族志所谓的深度（thickness）用在本身在移动或处于多点的人群（比如移民）身上的时候可能有问题，对这些群体，研究他们多点的移动或许才是真的深入。马库斯指出很多传统的民族志其实已经是潜在地跨越了多个地方的研究；而且在多点研究中不是所有的点都被相同强度地统一进行研究，多点民族志是基于不同强度和质量的知识。这个过程中没有丢失的是把一种文化语言转换成另一种文化语言的民族志能力，并且这种能力在多点研究中加强了，因为研究不是基于传统民族志中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他们—我们”的对立，而是通过更加微妙的灵活实践把不同的点连接起来。
　　第三，多点民族志有可能冲击民族志传统对底层的关注。虽然多点民族志不一定放弃底层的视角和立场，但它必然把注意力扩展到文化生产的其他方面，有可能最终挑战传统民族志的底层视角。这也导致了对多点民族志道德冷漠的批判。马库斯指出对底层视角的让步让多点民族志偏离传统民族志关注的“抵抗与和解”的框架，而开始关注其他一些问题，如系统过程的发生本身，以及这个过程中不同位置主体的视角；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叙事如“抵抗与和解”通过民族志研究图景的扩展反而变得更加适用。此外，马库斯之后的研究也指出在多点民族志中，研究者是一个有反思的个体，是“跟随情境的活动者”（circumstantial activist），反而有更多的同研究对象的参与和合作，而不是道德冷漠。
　　1980年代开始，多点民族志出现在交叉学科研究中，比如传媒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科技研究、不同流派的文化研究等。多点民族志应用得较多的领域包括：生育和生育技术的研究、医学人类学中流行病学的研究、新电子交流模式（如网络）的研究、对环境和有毒灾害的研究、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如人类基因工程）、移民研究、发展研究等等。马库斯提出了几种构建多点田野调查的方法，包括跟随：人群的移动（follow the people）；实物的流通（商品、礼物、金钱、艺术品、知识产权等）（follow the thing）；标志、符号和隐喻的流通（follow the metaphor）；情节、故事或寓言（follow the plot，story，or allegory）；特定个人或人群的生活历史或传记（follow the life）；冲突（follow the conflict）。然而这样的多点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研究者跟着人、物品、信息或者资本在多个地方移动让田野工作变得困难，在进入和适应新田野点的过程中需要更多金钱、时间和精力的支持。
　　由马库斯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多点民族志，对当前中国社会的研究有所启发。当代社会中人和物的流动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社会学人类学也被纳入了一个全球的体系，研究对象变得全球化。对这些人群的研究多点民族志或许是比较适合的方法。比如对在华非洲人的研究，因为非洲商人不断地往返于中非，研究者想要了解他们生活的全景，不能仅仅停留在非洲商人在中国的生活，还需要从他们流动的发源地探讨其出发的原因和机制，以及流动对他们返回家乡后生活的影响。研究跨国人口需要在流动的场景和空间中进行，这些研究对象在不停地谈判他们的社会空间、经历多种场景，因此传统的民族志在特定地点的研究对这些人群不可行或无效。在这种情况下，多点研究或许是更好的方法来理解人们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的跨境经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走出去”，也需要探讨研究方法上的“走出去”，让研究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多点民族志是一个可以连接国内外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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