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散、断片的中国古典神话

源自：中国民俗网  : 乌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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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反思的话题
　　国际上近现代神话学发端于18世纪的欧洲，由于文艺的复兴，科学的昌明，哲学的启蒙，在欧洲展开了原始神话研究的广阔视野。经过了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神话学与语言学派的比较神话学拓展，神话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步入了近代高文明发达文化学科的领域。从19世纪后半叶的人类学派神话学到本世纪的天体神话学派的“泛巴比伦主义”神话的研究成果，使国际上原来着眼于“高文明”的古希腊、罗马神话的研究视野，向其它亚非古文明民族的神话领域开拓。本世纪20年代以后，到中后期经过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及结构人类学结构主义神话学的新发展，把神话研究的领域全面展开到“未开化”民族(包括原始部落在内)的神话群中去，从而广泛探索了人类原始思维活动及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全球性的各类起源神话(即宇宙起源、人类起源、文化起源神话)的大发现，为神话学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资料。
　　在中国，从上世纪末希腊神话被介绍到我国，并于1903年蒋观云发表首篇神话学论文《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时起，经过了“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再传入许多西方神话学的学说，进而带动了我国学人对中国古典神话的研究。历经了百年的探索，中国的神话学终于从漫长的曲折而艰辛的小道上走出来，开始步入较为健康科学的宽阔道路，和国际神话学的发展有了接轨伴行的新希望;我们预计在下一个世纪中，中国多民族神话系统的研究，必将引起国际神话学和人类学的高度关注。
　　但是，勿庸讳言，我国神话学在本世纪的发展实践中，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一个较为贫弱的先天不足的基础，以后又在徘徊不前的摸索中转入误区，渐渐形成了一系列支配作用的似是而非的神话学理论，以致误导了将近半个世纪多的几代神话学者，使他们在非科学的或伪科学的研究中停滞不前，甚至险些将神话学的研究引向歧途。幸亏在神话学举步维艰中，有一支健康的科学的神话学队伍，沿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的正确道路，运用前所未有的田野作业的科学方法，对存活在各族人民中间的口传神话系统进行了成功的采录与编集，调查与研究，才使得中国神话学摆脱了旧学的束缚，取得了划时代的重大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我国近10年来神话研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刻，对于以前长达80多年神话学研究中的严重弊害和痼疾，尚未进行必要的回顾和审视，即使有的学者对中国现代神话学史做了述评式的议论，也并未对神话学史上的许多疑点进行率直的分析。本文正是力图根据近百年中国神话学发展的实际，进行学术反思，对我国神话研究的一些颇有影响的思潮作出某些探讨性评论。
　　本文所以要进行神话研究历史的反思，其目的在于从正反两面剖析研究我国多民族“本格”神话在民族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不仅使当代对古典神话的研究在上古史(史前史)的史学考证上继续产生其有效作用，也不只是使当代对古典神话的美学鉴赏在文艺学发展中能展现其永久的艺术魅力;更重要的是力求以民族学、人类学的科学方法，对我国各民族远古祖先浪漫、瑰丽的原始思维活动和丰富的神话遗产，做出尽可能的客观评价，从而为中华民族上古原初文化史的形成，提供出更多的接近准确的科学依据，使中华民族的优美神话毫无愧色地立于世界神话的宝库，载入人类优秀遗产的史册。

二：中国神话学对象：零散、断片的古典神话材料
　　本世纪初到30年代的中国神话研究是在以下薄弱的基础上奠立的：先是介绍了西方研究的希腊神话体系，然后开始了对中国古典神话中创世大神的搜寻。当时经一些古史学家及古文学家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发现了“盘古开天地”，“盘古尸体化生万物”，“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女祸抟土造人”，“羲和浴日”，“羿射九日”，以及“鲧禹治水”等零散、断片的神话材料;还从《楚辞》的诗句描绘中找到上古南方民族神话线索。他们既对本土的本民族的古典神话给予高度的赞美，又对这些夹杂在浩瀚的古代文史典籍中的散碎材料深表遗憾。他们无论从治史还是从议文角度都一致认为中国古典神话终归不像希腊神话那样丰富并形成了神话系统，作为神话学研究的上古神话这一研究对象竟然如此散碎而贫乏。此后，无论经过他们怎样努力挖掘、搜索、考证，也无法改变这种令文明古国的学者们深感遗憾的局面。直到前不久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居于权威地位的神话学家袁珂老先生还在重复表述这种现状。他在1983年12月编辑出版《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的自序中谈到为什么中国学者研究神话写不出几篇广博深厚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来，为什么还停留在一般的阶段，不能有更高的水平的原因时写道：
　　“在我看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住一个内容既丰富而又可靠的研究对象。我认为，我们的神话研究，尚须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基础上才能去攀登理论的高峰。中国神话材料散碎的特点，这是只要初涉神话领域的人，谁都知道并且谁都承认的。它的散碎的情况，照旧的图书分类法，简直可说是在经、史、子、集四部里都有。而且有些材料，还须求之于书注，或类书征引的佚亡古书，或古书的佚文。而资料的本身，又有文字的脱、误、倒、衍、正文入注、注入正文……需要加以校勘、订正，又还有文字的涵义，旧来注家注释错误或注释含混，需要加以确切的新诂。有了这些复杂情况，就给我们提出一个研究对象的问题。”①
　　他认为连研究对象都没有充分掌握，或者虽然掌握而又认识浅近，不甚了然，那就谈不到什么深刻的分析研究了。一位终生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有代表性的神话学家所发出的上述慨叹，可以说概括了自晚清以来到不久以前几代神话研究者的学术心态。
　　从近200多年国际神话学蓬勃发展进程来审视我国将近一个世纪的近现代神话学史，不能不承认中国古典神话材料的零散、断片而又不十分可靠的状况，确实给中国神话学奠定了一个客观上先天不足的薄弱基础，造成了世纪性的困惑。
　　事实上，神话学所依据的神话材料，首先是远古祖先关于宇宙开初、开辟天地、创造日月星辰和自然万物以及制造人类等事物缘起的思考，或者被称做创世神话这一神话核心材料。然而，到目前为止，从上述浩瀚的汉文古典章句中查找出来的散碎不详又不确的神话材料中，还难以勾勒出中国神话系统的全貌，因而也难以确立起完整的中国创世神话体系。许多致力于古典神话学的文史学者们仍然在继续为辨正神话事象的真伪和神名神格的对错以及神话和历史的分野而考据不已，争论不休。
　　在这近一个世纪的神话学史上，国内外研究中国神话的学术圈中流传着以上几种评议：
　　1.“中国原本就是神话的不毛之国”。②
　　2.“汉族是与神话无缘的民族”。③
　　3.“(中国上古典籍中)没有可以称作神话的专门体裁，也没有一部可以从中发现记叙连贯和完整的神话文学作品。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偶然提及的片言只语，以及分散在各个时代各种观念中的断简残篇。”④
　　4.“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如果把盘古神话除外)中国可能是主要的古代文明社会中唯一没有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⑤
　　5.“中国神话零散片断，散见在许多门类的古书记录中，而某些古书的作期，常难于推断;进而要推断神话的生产时期，更是困难。”⑥
　　6.“中国的过去，因为种种的关系，在比较古老的一些文献上，仅保存了若干断片的、简略的神话和传说，一些欧洲的和东方的学者，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产生过像古代希腊、罗马或北欧等那种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⑦
　　7.“中国古代神话的资料，仅存零星片段，散见群籍，且常矛盾错乱，翻检和整理皆难。”⑧
　　从以上引述的有关中国古典神话零散、片断、贫乏的有代表性的国内外论断中不难看出我国神话学从奠基之日起便面对着一个十分严峻而尴尬的现实，即中国神话学的研究对象是极其不充分的这个难题。也可以说，从中国神话学起步之日起，便陷入了严重缺乏本土神话资料的困难中，进而无可奈何地背上了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上无远古神话系统这个令中国学人遗憾并惭愧的世纪性包袱。
　　于是，在我国的神话研究中从一开始便产生了一种研究思潮，那就是离开了神话本体的调查研究，在搜寻原始神话材料方面缺乏应有的努力和有成效的方法和途径，相反地却以中国神话的零散、断片为课题，展开了饶有兴趣的探索和论争。许多学者以中国神话资料散碎为共识的定论，进而对其散碎的形成原因做了追究性的学术探讨。
　　如果说对于“中国神话材料零散、断片”这个所谓的“定论”是本世纪中国神话学值得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话，那么，关于“造成中国神话材料零散、断片的原因”的广泛论争，就应该说是值得反思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了。严格说来，追究中国神话贫乏的原因这个课题并不是神话学本身的建设，相反地只能更加强化了“中国神话贫乏”、“汉族与神话无缘”之类的必然印象，反而阻碍了中国神话研究的科学探索，学者们几乎不再追究“中国的原始神话真的是零散、断片和贫乏的吗？”，“中国原始神话只能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寻找吗？”，“中国各民族的原始神话难道不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耳之间吗？”等等神话研究的人类学思考问题了。(当然，大多数古典神话研究家很少或从来没有过从民间口头文艺材料中考察原始神话的科学准备，他们只能关注中国古代典籍遗产。)
　　在关于中国神话散失或不发达原因的争议中有以下颇具代表性的论证：
　　首先是鲁迅在1923年的论证，他在论述了中国典籍中神话散例后归纳出两个意见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⑨即一重现实轻幻想，二儒家不言鬼神荒唐之说。
　　其次是梁启超在1926年的论证，他说“中国人对于神话有二种态度，一种把神话与历史合在一起，以致历史很不正确，一种因为神话扰乱历史真相，便加以排斥。”⑩持神话历史化观点。
　　其三是胡适在1928年的论证，他说：“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补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11认为中国民族缺乏神话想象力。
　　其四是茅盾在1929年的论证：他首先对胡适的论述质疑指出：南方热带民族许多“也只有极简陋的神话。”其次对鲁迅的论述质疑，他认为北方黄河流域之民“颇乏天惠，其生也勤”“不是神话销歇的原因，已经从北欧神话可得一证明;而孔子的‘实用为教’，在战国也未有绝对的权威，则又已不象是北方神话的致使伤。所以中国北中神话之早就销歇，一定另有其原因。据我个人的意见，原因有二：一为神话的历史化，二为当时社会上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以诱引‘神代诗人’的产生。神话的历史化固然也保存了相当的神话，但神话的历史化太早，便容易使神话僵死。”“到了春秋战国，社会生活已经是写实主义的，离神话时代太远了，而当时的战乱，又迫人‘重实际而黜玄想’，以此北方诸子争鸣，而皆不言及神话。然而被历史化了的一部分神话，到底还保存着。直到西汉儒术大盛以后，民间的口头的神话之和古史有关者，尚被文人采录了去，成为现在我们所见的女娲氏及蚩尤的神话片断了。”12
　　其五是卫聚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1934年的论证，他从研究古史角度认为：“中国现有的古代文献，多经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及其门徒之手的，故中国古代的神话，宁可谓多归湮灭。”“中国的国民，因有尚功利，而且重常识的倾向，故神话终未得充分的发达。……其中有的混入史实，失了它的原形;有的成为传说，寓言，譬喻，而散见于古书。”13
　　这种偏重于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说法到了“古史辨”形成研究热潮时的40年代前后，顾颉刚、杨宽、童书业等从古史中清理出虞、夏、商三代大量的神话断片，从而证实了中国神话所经历的历史化过程。正像杨宽所论述的那样，“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据吾人之考辨，知其无不出于神话。古史传中之圣帝贤王，一经吾人分析，知其原形无非为上天下土之神物。神物之原形既显，则古代之神话可明，神话明则古史传说之纷纭缴绕，乃得有头绪可理焉。”14古史的辨伪求真用实证论定了诸多神话历史化或神话干扰历史而形成的神话散失现象。
　　在这场热烈的论辩中，值得注意的是外国的神话学权威也投入了论战。如日本第二代神话学的代表人物松村武雄对于神话的意见，就以为“它的贫乏的唯一的原因，不是自始即有阻碍神话发生的理由与事实，而是后来不适于提携神话的态度上;最主要的是儒教实践厚生的观念，看神话是荒唐无稽之谈。既认为无益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东西，且将自己看来可有的或必然的保存起来，其他的一概抹杀或加以修改令其合乎伦理的历史的。……它所阐明出来：A、中国神话伦理化;B、中国神话历史化。”15这里的A，指的是神话在儒家手中被修改成合乎伦理的说教，变成了寓言，B则指儒家把原始神话当作原始历史，并用儒家观点使之适合历史。于是改成历史的神话成了历史，未成为历史的神话由减少而散失。有的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的如上见解也持批评态度，认为第一：神话的伦理化和历史化是神话发展阶段中必然发生的现象，希腊神话，北欧神话都经过了伦理化、历史化阶段，而且它们这个阶段的历史年代和中国神话的伦理化、历史化阶段年代相距也十分近，它们就没有因此而僵化、贫乏、零碎、散失，相反发展成了神话系统。所以，最后论定：“中国神话质与量贫乏的原因，既非始于原始人的厚生实用这方面，也未必全是落于儒教的抑制中，而是殷周以迄春秋战国这时代把神话伦理化和历史化，而竟没有伟大的诗人艺术家提携，发扬光大的原故。”16
　　中国神话学史上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造成中国神话材料零散、断片、贫乏原因的艰苦论争，显然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依然牢牢盯在了古典文献的神话线索上。其文字记录的断片、贫乏的主要原因则是两个：一个原因扣到了重实际而轻幻想的“华土之民”，或“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中国民族”，或“尚功利而且重常识的中国国民”头上，似乎古文献记载贫乏就是我民族、我国民神话想象力贫乏的结果。而另一个原因找到了儒家对神话伦理化历史化的责任，这一点应当说是比较确切的原因。正是这种建立上古正史(标有儒家伦理的正史)的需要，才使古代文人大量抑制了所谓荒唐的原始神话，而造成中国古典与系统神话无缘，仅有的贫乏的断片材料也是基于修上古史、建古伦理的需要方才挤压到古文献之中的。
　　这场论争所留给我们的反思正是：面对中国古典神话的零散、断片而议论中国文献中神话的贫乏，只能在极有限的典籍字里行间原地打转，终究难以走出这个从文献入再从文献出的怪圈或死胡同。也只有跳出古文献的神话断片，向全民族的积层丰厚的口碑神话的浩瀚之海去开发神话资源，才能够最终解开中国神话并不贫乏之谜。近10年来，我国各民族(当然包括汉族)的广大民众终于以丰富优美的原始创世神话群的鲜活和的口碑材料，客观而雄辩地证实了现代神话学史上这场关于中国神话贫乏的论争，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它留给跨世纪的神话研究有多少发人深省的东西，难道不是十分显然的吗？
　　总之，本世纪我国神话学史上有关“中国神话零散、断片”之说，已成过去，当新世纪到来之时，丰富而优美的我国各民族创世神话群的公开于世，至少应当修改为“中国神话在古典文献上是零散而断片的;但是，在各族人民的口碑上是丰美的、系统的，所谓的‘中国神话是贫乏的’也应当修正为‘中国神话是丰富多彩的，是有完整体系的’。”同时，有关形成中国神话零散、断片原因的那场大论争，也应当修正为：造成中国古典文献上神话材料的零散、断片的原因是与儒家对神话的伦理化、历史化有直接原因，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排斥神话有关。在这点上，这场讨论有一定意义。但是，把民族、国民说成是缺乏神话的想象力，显然是违反人类学常识的错误说法，事实证明，中国各民族的丰美的创世神话群，极富于想象力，可以与世界各文明古国原始神话相媲美，可以毫无愧色地立于世界民族神话之林。

※　注释
　　1见《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序(袁珂编著，1985年6月上海辞典出版社出版。同时参见《神话论文集》(袁珂著1982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46页。)
　　23参见日本《史学》第66卷第四号109页《中国神话研究之动向》(伊藤清司著1997年7月)
　　4见《中国古代神话》(作者：美国杰克·波德，程蔷译，上海《民间文艺》集刊第二集第273-274页。)
　　5同4第299页。
　　6见《中国神话史》(袁珂著，1988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18页。)
　　7见《答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作者钟敬文，1933年4月《民间月刊》第2卷第7号)本文转引自《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49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8见《中国古代神话》序一、二(袁珂著，1950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9《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鲁迅，1923年，见《鲁迅全集》8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10《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见《饮冰室专集》99页，中华书局1926年。)
　　11《白话文学史》第6章(胡适，1928年6月上海新月书店初版。)
　　12《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茅盾著，原署名玄珠，1929年世界书局出版。)
　　13《中国神话考》(卫聚贤，《中史研究》第二集下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14《中国上古史导论·十八、综论》(杨宽著，见《古史辨》第七册，1941年，转引自《中国神话学论文选萃》上册，第418页，马昌仪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1516见《论中国的神话》(黄华沛，1936年《天地人》第一卷第10期)，本文写于当年1月日本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