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执法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今年冬天，北京及华北地区遭遇严重雾霾，雾霾一度扩大至66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北京市总面积约1.64万平方公里，照这样计算，此轮雾霾的面积相当于40个北京这么大。我注意到，这一次还出现了一个新词“重霾”。重霾是指空气相对湿度小于等于80%，能见度小于2公里。这个新词，表明雾霾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在加重，在扩大。其中，鹤壁、菏泽、焦作、北京等34个城市为重度污染。
　　从空气重污染成因分析，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15年11月份以来，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风速平均约为1.9米/秒，较往年同期偏少5%；空气相对湿度上升，较往年同期高21%；逆温层偏低，最低在200米左右，远远低于正常1000~1500米的高度，挤压大气扩散条件变差。当然，也不排除人为因素，比如冬季取暖大量原煤散烧，机动车和工业污染物过度排放。这些情况综合在一起，导致空气重污染的频次和天数明显增多。
　　我记得，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具体的设想是，省级环保部门直接管理市（地）县的监测监察机构，增强环境执法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我认为，这个制度要立即试点，全面推开。雾霾之下跨省、跨市治理极具紧迫性，不能再拖了。
　　扭转空气重污染更加恶化的局面，提高环境质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10年前，我在山西、内蒙古等地调研时就提出，属地化管理的环境执法模式，完全不适应统筹解决跨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的迫切要求。一些地方重发展轻环保，环境监测监察就像是地方政府的一把剑，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砍砍，不需要的时候就收在仓库里。还有企业家反映说，有些地方重复执法、多头执法，以环保为名目加重了企业负担。
　　开启最严格环境执法制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清理各种五花八门的“土政策”，是中央下决心改善环境的一个重大信号。这一制度安排既是顺应十八大以来整体改革思路，也是实现民生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我担忧的是，在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冲动的驱使下，如果不从顶层设计上实行垂直管理制度，环境执法难问题就是个死局。正因为如此，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深刻认识完成生态环境保护任务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当然，再完美的顶层设计也有待实践检验，从法律与制度上认真做好操作层面的具体设计。我相信，在改革的大棋盘里，基层环境执法虽然充满挑战，但同时值得期待，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