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伦直言：超女是“逐臭”的畸形游戏

 
　　
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昨日紧急约见本报记者阐述自己的观点。魏明伦称，自己由“超女”的支持者变为质疑者是因为觉得“超女”的狂热本质上是反个性的，其深层次原因是年轻人的欣赏观正在由“审美”变为“逐臭”！

　　“超女”本质是反个性

　　魏明伦告诉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他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上，就对“超女现象”曾提出了严重的质疑。魏明伦称，超女引起的偶像崇拜已经超出了娱乐的范畴，“这种狂热是不正常的，其本质就是反个性”。魏明伦透露，起初他是支持“超女”的，其以张扬个性、“想唱就唱”为口号。但其后他通过一些出版物了解到“超女”的背后其实潜藏着商业的暗箱操作，特别是目睹了成千上万的青少年高举李宇春的照片歇斯底里地呐喊、兴奋到晕倒的场面之后，他对于超女的质疑产生了。
 
　　现在需要先驱而非偶像

　　魏明伦对“玉米”、“盒饭”、“凉粉”们对偶像的狂热十分忧心，因为从文艺复兴到五四运动，先进文化都是从打破偶像出发的，偶像不是个性解放的象征，恰恰是反个性的。“就像科学家不会把爱因斯坦当作偶像一样，现代人需要的是先驱而不是偶像，一旦人把人当作偶像，它的负面影响就会出来。”

　　魏明伦提出疑问，为什么孩子们连自己父母生日都不管不问，而把所有热情寄托在一个与己无关的超女身上？

　　应积极扭转畸形观点

　　魏明伦严肃地指出，“超女”是一种畸形文化现象，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年轻人的欣赏观正在由“审美”变为“逐臭”，由“蝴蝶化”变为“苍蝇化”！魏明伦进一步指出，如今新新人类，对恶俗的、浮躁肤浅的东西趋之若鹜，对于这一畸形观点，整个社会要积极行动起来进行引导和扭转。

　　魏明伦并不赞同取缔“超女”的观点，“我只是想在别人都趴在地上成都膜拜她们时，站在高一点的地方俯视它”。
 
　 记者胡晓  实习生陈莉

呕吐！

这是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和一元化的争论魏先生怎么忽然又对“超女”现象感兴趣了？？？

魏明伦谈 超女 才是 “逐臭“

刘忠德，你算是个“人”吗？ 文章提交者：赵牧 　　看三嗖反驳刘委员忠德的文章中提到文化起源的“游戏说”想起十多年前的一篇旧作。贴上来，此文原本是针对一切人而发问，所以也可以特指，故标题改为“问刘忠德” 原题：《你是人吗？》 赵 牧 “你是人吗？” 席勒说：“只有人充分是人的时侯他才游戏；只有人游戏的时侯，他才完全是人。”问题即源于此。 席勒此说常被引用来谈论“游戏”的定义。但席勒并没有给游戏下定义，而只是给“人”下了定义，所以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还得对游戏的本质做透彻解释。即使如此，也还有问题，一个人显然不可能总是“游戏”，要做“完全”意义上的人就必须不停地游戏，而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停地游戏，难道说所有的人都不“完全”是人。 据我看，席勒只是在强调游戏对人的本质的揭示作用。变换一种说法可能更合适：“你会游戏吗？”比如“你常常能象儿童以极大的热情玩弄自己脚趾一样，热情专注于某一事物而不计功利吗？” 人类游戏的历史源远流长。一些传统游戏至今仍都存活着，如儿童的老鹰捉小鸡、丢手绢、跳橡皮筋等等。 游戏从未象今天这样花样繁多。街头游艺室与家中游戏机；游乐园的海盗船，摇滚过山车；俱乐部里的台球、保龄球、麻将、棋艺室，还有把专业艺术表演者垄断的舞台变成大众自娱的卡拉ＯＫ等等，数不胜数。 对游戏中的人进行观察，很容易看到人对游戏的普遍“要求”：游戏的人目的是追求轻松快乐的情绪和体验。此其一； 游戏中的人，通常是以物质（包括时间、或体力、或脑筋）的付出，换取精神体验和享受。从物质的角度看，它是非功利的活动，从而和为获得物质利益进行的赌博活动有着明确的界线。此其二； 所有游戏都和竞技比赛一样，是对人的能力（包括智力和体力技巧）一种挑战，有一定的竞赛、考验意味，并有一定规则。但规则常常又有缺少严密性、稳定性和有随意性的特点，考验和竞赛的强度和难度，也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所以游戏不但可以重复，而且老少咸宜。此其三； 投入游戏之中的人都是自愿的。游戏不能以剥夺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或感受而成立。哪怕是无心的，游戏也会被中断。此其四。 此外，游戏有个最难把握的特异表现，就是即兴把一些本来看上去严肃或沉闷的东西化为轻喜剧的行为。还有一些科学家如数学天才把枯燥的数字变为趣味横生的数学游戏；物理学家把物理化为趣味物理；昆虫学家像对情人一样的对待他的虫子；天文学家远离现实生活，把一世情怀都寄托于对浩渺星空的关注…… 他们未必在追求一种伟大而崇高的意义。他们的动机常常就象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好奇心的“渴望了解生命秘密的儿童，会把蝴蝶的翅膀‘残酷地’撕下来”，会把收音机砸开，寻找声音的秘密。这种超凡脱俗的行为，充满了情趣。 人的本性要追求快乐和幸福，而且日益从不自觉的状态向变着法子要使自己快乐的方向前进。这种本性，决定了许多表面上没有实际意义的游戏，在心理学上却有重要意义。 其实，早在席勒以前人们就注意到游戏在人类社会中的许多实际功能。有关人类文学艺术起源的理论中，就有一个著名的“游戏说”，它至今仍有影响。埃利克森说：“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哪里终结。”赫因加说：“文化是以游戏的方式产生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着的。” 这样说来“游戏说”甚至涵盖了竞技运动的起源。 一位人类学家对弗克思印第安人进行考察发现，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游戏活动，“死人”与活人的比赛。在举行接纳仪式时，印第安人用一个活人扮演和代替已死的亲戚，这种“死人队”和“活人队”的比赛，象是对死者提供的安慰赛。其意图摆脱死者，防止其向活人发泄怨恨。 人类早期的游戏活动可能大都如此，它们最初都有着很现实的“功能”，但后来发现这种“功能”并不存在，于是原来的意义消失了，但“没意义”的活动方式却保留下来，因为人们从中感受到另一种意义和功能娱乐功能的存在，于是真正的游戏出现了。 小孩子“过家家”也是人们熟悉的一种游戏。他们在无功利地摹仿成人行为的过程中感到快乐，也无形中掌握了基本的生活模式。 没有游戏，人生将变成苦役。在其重压下生活将失去一切闲情、乐趣，好奇和个性，文明将因此走入死境。 马克思说，在异化的劳动中，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一个人若在游戏中也感受不到乐趣，更是不幸中的不幸。一位在学习上拔尖，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大学生在卡拉ＯＫ演唱中因跑调被人笑话而自杀，真的成了非人。卡拉ＯＫ的本意是让人自娱，他得到的体验竟是绝望，这并不是杜撰出来的，而是发生在北京某高等学府里的一个真实的悲剧。 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伦理系统是反对竞争的，所以中国古代竞技体育没有发展起来，然而中国古代的“百戏”却极为发达。但封建制度下的百戏是为取悦于官，而不是游戏者取悦于己的，因此游戏者只能是一个殷勤奉承的丑角。更有甚者，明朝皇亲朱友伦与宾客打马球时坠马而卒。结果被怀疑为谋杀，凡是与他一起打球的人全被处决。 古语说，伴君如虎。伴君戏者固明此道，所以下棋要让，打牌要让，踢球要让，赛马要让，击剑一类更得让，而且还得让得巧妙，这种“智力游戏”也就高度发达起来。其中有个最夸张的故事说，古时有个棋待诏竟在同皇帝下棋时下出了个“寿”字，他倒是引导皇帝走上了寿路，自己却该死多少脑细胞？ 干隆时《四库全书》的总编纂纪晓岚吹捧皇上圣明，故意在把一些简单的字写错，好让皇帝有错可改。谁知皇帝多处未能明察，便朱笔御批刊刻。皇帝划了圈，不能再改，结果谬种流传，成为千秋笑柄。但现在的文化商人又开始干批发风流皇帝电视剧的买卖。这类皇帝不但能武，而且能文，不但有三宫六院，而且调起情来极其雅致，可有个事实令人纳闷，皇帝写了几万首诗居然没有一首诗能使人记住，这如何让人信服其文武兼长？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皇帝更有资格风流，包括附庸风雅。所以这种皇帝作为商品最容易推销出去。 ２０世纪下半叶，人类开始进入了一个游戏空前发达的时期，其特点是日新月异，时髦翻新，花样极多，“档次”有“文野之分”、高低之分等等……。不过除了儿童天然地要游戏，甚至少年人是否会游戏也成了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游戏商品化”。 收入不丰的人咬牙扮作有身份的人到高级娱乐场所狂欢一次，心里却嘀咕打鼓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已不是自娱，而是自虐。 “现代生活方式”中包括了现代的“时髦游戏”方式，游戏成了有价商品，商品虽然人人可以购买，但当游戏成为商品时，在特殊的情况下它又具有排它性，有一种占有性满足的特征。在职业化足球中，它表现得最为充分，意大利ＡＣ米兰队中赫赫有名的古利特和帕潘只能坐冷板凳，球星成了有钱人囤集的商品，这是职业化足球可悲可叹而又令人无奈的事实。 还有，“款爷”在歌厅里竞相叫板，谁出的钱多，谁就能指定歌手、指定唱曲。表面上胜利者也是通过物质的付出，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好象也符合游戏的本意。其实不然。在这过程中，歌手是被当作一种特殊商品来对待的，在这种商品的买卖争夺中，胜利的也不是人，而是钱，人在这里只是个施虐者或被虐者，授受关系以财力多少而转移。在这种市场中的“艺术家”唯恐自己卖不出去，唯恐自己不够时髦，整日处于渴望制造轰动效应，焦虑于如何才能哗众取宠。 这情形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那样，施虐或被虐意味着人的自我弱化。自我越弱化，他与自身就越不同一。当人越是靠钱来让人“正视”他的存在时，他就越难以在感官行为中确证自己，他也就越会强烈地以扭曲变态形式实现自我同一要求。 周国平在其《存在之谜》一文中对“缩减”这个概念的阐释，从另一面剖析了现代人的困境。他引用昆德拉的话说：“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世界’在旋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 “缩减仿佛是一种宿命。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孩子不再玩沙和泥土，而是玩游戏机，不再知道白雪公主，而是津津乐道卡通片里的机器人……可悲的是现代文化也卷入了这个缩减的旋涡。……文化缩减成了大众传播，人们不复孕育创造，只求在公众面前频频亮相。” 人可以把游戏变成苦役，如陪帝王下棋而战战兢的人。人也可以把“苦役”变成游戏，如真正的登山爱好者。还有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罗马军队在攻陷叙拉古城时，他正在沙地上画数学图形。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却请刽子手稍缓一下，让他把沙地上的数学图形画完。 现在再问：“你是人吗？”“你知道什么是游戏，你会游戏吗？” 你是否还有勇气和自信说：“是！” （原载《体育之春》９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