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的历史命运及现实意义

源自：人民论坛  : 王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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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但由于危害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受到列宁与斯大林的激烈批判。近些年来由于民族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而棘手的问题，“民族文化自治”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通过分析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的历史命运变化，既为我们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又能够丰富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
　　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它与宗教冲突、领土争端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解体。为此，由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所提出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在受到长期的批判和冷落后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甚至成为不少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奥托·鲍威民族理论历史命运的这种变化对于审视并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奥托·鲍威尔的民族理论
　　奥托·鲍威尔是20世纪初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也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者、活动家和理论家。①19世纪末，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得古老的奥匈帝国濒临解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内所面临的阶级和民族关系问题，奥托·鲍威尔在其著作《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民族理论。②他的民族理论主要内容是“民族文化自治”，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民族的非地域原则。鲍威尔认为地域可以作为民族形成的客观要素之一但不能作为民族形成的原则，因为地域原则往往是造成一定区域内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主要因素。其二，建立在民族登记制度基础之上的民族自由选择。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意愿自由选择自己的民族。其三，性格共同体。鲍威尔认为民族不是语言、地域和种族之上的共同体，而是在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共同情感与认识的“性格共同体”。其四，民族文化自治。各个民族在民族管理机关领导下实行经济和文化的自由发展，各个民族实行自治。鲍威尔认为这一理论不仅解决了民族与国家的矛盾，而且还解决了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鲍威尔的民族理论一出现就受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待遇：一边是受到当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赞扬和支持，认为它为有效解决国家与民族的矛盾提供了途径。特别是俄国的“崩得主义”者把这一理论积极运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极力主张党内自治。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受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激烈批判，1912年底至1913年初斯大林针对民族问题，特别是针对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在奥地利也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13年发表在《启蒙》杂志第3至5期。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阐述了民族定义、批判了民族文化自治的资产阶级反动性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危害性。③
　　奥托·鲍威尔民族理论的历史命运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民族独立运动，古老的奥匈帝国解体，鲍威尔的民族理论也宣告失败。其原因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来临”，④更主要的是它破坏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因此列宁、斯大林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奥地利法西斯势力的上台，奥地利工人阶级运动遭到了镇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被迫流亡国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也随之偃旗息鼓。与之相反，俄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进行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鲍威尔的民族理论由于受到列宁、斯大林的批判而“声名狼藉”。受列宁对鲍威尔民族理论批判的影响，传统上我国一直把鲍威尔和他的民族理论视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而加以批判。特别是它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工具”⑤而受人唾弃。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了结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需要，国内多家出版社以“灰皮书”形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其中鲍威尔的著作主要有《到社会主义之路》、《苏俄的新方针》、《鲍威尔言论》和《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等，这种情况一直到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才有所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把它作为解决民族与国家矛盾的理论依据。尤其是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统一的国家在民族基础上分裂为多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如何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成为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由于主张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自由而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而改变了一直备受批判的历史命运。和前苏联一样，独立以后的俄罗斯国内民族矛盾也是异常尖锐，民族独立分子所引发的恐怖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导致了局部的武装冲突，如车臣战争。这些问题时刻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因此他们也在积极寻找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因此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但是对于这一理论的认识转变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直到1992年苏联时期对于民族文化自治抱有深深的怀疑态度，当时瓦勒里安·堤胥可夫（Valerii Tishkov）开始制定俄罗斯的民族政策，他把‘民族文化自治’作为国家的民族策略，但是叶利钦并未同意这一民族政策。但是仅仅过了两年，随着国家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解决，开始采取了新的政策，民族文化自治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1994年正式作为报告提出了民族文化自治政策，正式成立民族文化自治咨询委员会，1996年12月18日颁布民族文化自治法令。”⑥民族文化自治是指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内各个民族有权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但是这种权力只是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与经济，而不是争取国家的权力，这样在各个民族之间和民族与国家之间就不会存在矛盾。所以民族文化自治在解决国家与民族关系问题上又被人们称为“文化化”或“非政治化”。⑦从1996年颁布民族文化自治法案开始，到2007年俄罗斯国内已建立起了630多个不同的民族文化自治组织。⑧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比利时、乌克兰以及西班牙等国也开始把“文化自治”用于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以维护国家统一。
　　由批判到采纳，鲍威尔民族理论之所以在当代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其原因在于：第一，由于他的民族理论的“非地域”原则，可以有效解决民族与国家的矛盾，特别是能够处理现代社会中复杂的民族关系。在欧洲尤其是中欧和东欧地区，由于民族往往和政治派别、宗教信仰、国家领土等矛盾纠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二战前后一些欧洲国家的执政党开始把“民族文化自治”作为解决民族矛盾的政策。⑨第二，在国家范围内存在的“少数民族”，在一定民族区域范围内就会反而会成为“多数民族”，而国家的“多数民族”在此区域则变成了“少数民族”，这就是民族问题中的“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的“倒置”现象。这一情况会在更大程度上威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如加拿大魁北克问题）。第三，在民族区域范围内拥有双重权力，是民族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共享与运用，它弥补了民族在摆脱从“他治”到“自治”过程中所形成的缺陷。因此它给人们的启示正如尼姆尼（Nimni）对民族文化自治所做的评价一样：“作为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对于民族现象进行思考，以及对于民族进行细致的理解，这些可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⑩
　　鲍威尔民族理论历史命运的现实意义
　　
　　我国在各族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我国的历史和各民族分布实际情况，党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它提高了各个民族在国家中的政治和民主地位，它在各民族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反对把“民族文化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制度，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它对我们在民族理论与实践上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国也存在着民族问题，比如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但威胁着国家的领土统一与主权完整，而且还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团结。所以重新审视鲍威尔的民族理论既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需要，还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需要。
　　鲍威尔民族理论历史命运转折对于我们重新看待当今流行的民族—国家制度以及解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具体来说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审视西方民族—国家模式。民族—国家是世界上普遍的国家制度模式，历史上它曾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确立资产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国家需要清晰的国家疆界，以确立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的范围，而且资产阶级国家的统一性是建立在一系列政治、经济结构以及法律义务关系之上。在摧毁传统国家疆界之后资产阶级把民族确立为国家边界的基础，突破了封建时期的自然边界。民族共同体和国家领土、人口因素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国家统一形成的基础并推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
　　民族作为国家形成的基础，它还推动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和结构的发展。鲍威尔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族是作为反对封建专制、追求自由和发展经济、成立国家有力武器。在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确立以后，民族范围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它要求更多的商品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开始转变为多民族国家，民族自由原则变为民族征服，结果是世界落后国家相继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对于帝国主义民族扩张政策的历史性分析，对于希法亭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了理论来源，也有利于我们审视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真正实质。
　　第二，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对于重新思考社会主义与民族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社会主义与民族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会消除民族与文化的多样性，未来社会是在生产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统一。鲍威尔同样认为应在社会生产基础上最终完成民族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并不是消弭民族个性，相反，随着经济发展的趋同性，民族个性不但不会消失，反而会不断增长。因为文化是民族的本质，历史上的民族是由氏族文化共同体、封建骑士文化共同体、资本主义文化共同体以及未来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构成的。在社会主义文化共同体中，民族是在劳动共同体基础上实现统一，这种统一是民族个性与民族自由的统一。因此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民主观念，是民主制度形成的重要内容，因为“民主不仅建在一种制度之上，而且还在观念之上。”如果说民族自由、民主与文化发展体现了鲍威尔民族主义的思想，而在社会生产基础上的统一则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鲍威尔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必须和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才具有生命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离开民族文化，人们无法形成对它的观念和认识，更无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鲍威尔身上是一种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并行不悖的价值。“民族自治形成了真正的民族自主管理，因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每一个民族成员的共同利益。”
　　第三，民族文化自治理论对于认识和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意义与作用。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通常包括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民族发展与权力，民族自治与国家民主等。“自原苏联解体以后，民族理论界再次看重了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价值及其在调整民族关系、保障民族权力方面的有效作用。他们认为，在现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通过实行民族文化自治，有效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保护了各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的利益。”在国家层次上民族成员作为国家公民，遵循国家法律秩序，国家承认民族权力和地位，国家保护民族的民主权利以及领土完整。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民族文化得到不断发展，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模式反而沦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裂的引爆器。从历史上来看，鲍威尔的民族理论并没有实现旨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自由的目的，但是从现实来看他的民族理论在促进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在维护国家统一上的策略和措施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联系方式
　　潍坊学院；本文系基金项目山东省2014年度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项目：“教育转型中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与行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14SY59）
　　
※　注释
　　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由毕业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如考茨基，也有别于革命的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因此带有鲜明的折衷主义特点。其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奥托·鲍威尔以外，还有阿道夫·布劳恩、卡尔·伦纳、鲁道夫·希法亭、麦克斯·阿德勒等。
　　②奥托·鲍威尔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写于1906年，1907年首次发表于由麦克斯·阿德勒和希法亭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丛刊》第二卷上。正是这部著作奠定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乃至西方民族理论中的地位，他因而被称为第一个系统阐述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③斯大林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1914年出版了单行本，名称改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30页，注释第21。
　　④王幸平，姚顺良：“‘去政治化’还是‘有机调整’：民族文化自治再审视”，《兰州学刊》，2015年第4期。
　　⑤⑨陈云生：“民族文化自治历史命运的转折与引进设想”，《广西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⑥Bill Bowring，Austro-Marxism"s Last Laug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of National-Cultural Autonomy for Rossians and Russians，Europe-Asia Studies，Vol.54，No.2(Mar.，2002)，pp.229~250
　　⑦金炳镐，孙军：“民族概念：民族纲领政策的理论基础—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民族理论系列论文之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年第2期。
　　⑧何俊芳：“王莉民族文化自治政策在俄罗斯的实践（下）”，《中国民族报》，2011年6月3日。
　　⑩Ephraim Nimni，Marxism and nationalism：theoretical origins of a political crisis，London：Pluto Press，1991，p.184
　　Otto Bauer，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mocrac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433，p.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