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呼吁立一块“内战纪念碑”

　　20世纪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内战。1926年至1927年护国护法战争、1931年至1935年国共内战、1946年至1949年的二次国共内战等等，无不是惨烈人寰，重伤民族元气的大战争。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方式，真正纪念过这些战争：我不是说，那些为歌颂胜利者而作的纪念，我说的是，真正民族整体立场上，为战胜和战败的双方的死难者，战场上直接的和战场后间接的死难者，为这个民族用战争这种方式解决内部纷争造成的内部分裂和创伤而作的纪念，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没有。
　　当年的内战已经发生了，双方的对错自有历史公论，今天，我们纪念内战如果还处于当初的见识之中，要为双方分一个胜负、对错、正邪，把当时的恩怨情愁计较个清清楚楚，那么我们的纪念就没有真正达到纪念的目的--教育后人不要兄弟自残、亲人屠戮，教育后人以民族团结，兄弟和睦，热爱和珍惜今天的和平，不要用战争的手段去解决纷争，尤其是内部纷争。
　　当年，川军是打内战闻名的，大小400余战，自相残杀，但是，抗战之初，川军将士即纷纷请缨参战，川军将领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战役，川军一二二师从师长王铭章始，全师五千余人，战至最后一人而不后退，击毙日军四千余人，川军一三一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
　　一个民族，有时候会迷路，会内讧，但是打内战的也不定都是坏孩子，他们也可能都是好男儿。如果我们跳出当年的恩怨，站在历史和后来者的立场看，对于内战，我们真正要纪念的并不是战争的胜负，而是战争这种方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求助于内战解决问题，而有无限的理由求助于和平谈判来解决纷争。
　　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美国人，他们怎么纪念1861年到1865年之间的内战？葛提斯堡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南部小镇，美国内战的转折点葛提斯堡战役一共打了三天（1863年7月1日至3日），死伤人数达到5万人。如今，的美国人怎么纪念这场战役？整个战场基本保持了原样，南方北方阵地上都有大炮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在当年北方战线这一边，主要是纪念北方军队的，当年南方战线那一边，则主要是纪念南方阵亡士兵的。“形状各异年代不同的纪念碑上都刻有阵亡官兵的单位和来自哪个州以及主要军官的姓名。双方阵亡将士都得到后人的纪念”。
　　他们不仅仅纪念北方的死难战士，也纪念南方的战士--因为这是一场内战。葛提斯堡非常有名，因为它是林肯当年演讲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还回响着林肯当年 “民有、民治、民享”呼声。--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么？我想，应该有，在“民有、民治、民享”这个基础上，也许我们才能真正避免内战，“民有、民治、民享”之民族，才能真正实现用和平的方式、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而不是依靠内战，也只有“民有、民治、民享”之民族，才能以反思战争、反对战争的方式纪念内战。
　　随着连战两次来大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已经拉开序幕，它已经为我们反思半个世纪之前那场内战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内战纪念碑”，纪念双方死难的将士，让我们的后人记住那场战争，永远地憎恶战争，渴望和平。也只有这样，台海的和平才有基础──否则另一场战争也许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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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先生虽然另类得让那些道学们脸红心跳，但他的思想却是“与时俱进”的，修建“内战纪念碑”主张，可比巴金先生修建“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