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书记的＂三把火＂

汪书记的“三把火”　 文/李成忠

本世纪初，S省地方党政领导换届时，在人口一百多万，地处丘陵的A县县委副书记汪有成，虽然多年来政绩平平，但“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通过求省委组织部的老领导多方活动，还是被升了半格，调到只有三十几万人口的山区B县任县委书记。俗话说∶“宁作鸡头，莫为牛尾”，无论从管辖的地盘和人口来看，虽然B县比A县小得多，但不管怎样，取消了使人不安逸的“副”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从今往后自己不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成了一县之内说一不二的“一把手”，心里确实高兴。

B县县委副书记、县长郑云，在汪书记上任不久，就因收受贿赂东窗事发，被撤职查办。经汪书记在省里大力活动，A县的副县长唐英明被调到B县补了郑云的缺。他冠冕堂皇地在会上讲∶“唐县长有学历，有水平，人谦和，好共事，是难得的年轻干部，所以我才请求省里调他来B县。”心里的如意算盘却是∶“小唐忙着考博士，一心扑在学习上，几乎事事都听一把手的。选这样的人作副手，不会给自己找麻烦。”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汪书记的先见之明。他支持唐县长考博士，唐县长“投桃报李”，无条件支持他的工作，对其言行从不说半个“不”字。在县委会上，其他委员看到县长、书记如影随形，即使有不同看法也懒得开口。谁愿意当“假精灵”，让一、二把手不安逸，自找麻烦呢？汪书记到B县不到半年，在唐县长的全力支持下，搁平摆顺了各级干部，对少数“不听话”或“身上带刺”的人进行了调整，把他们放到“不碍事”的位置。自认为扎稳根基后，他就放开手脚，大干起来，着手实现梦寐以求的“名利双收”的夙愿。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2000年秋，汪书记借“城镇改造”之风放了第一把火。

只有三万多人口的B县县城，是一座有千年历史的山城，城内民居大多是百年以上的木结构房。在县委会上，汪书记提出了“全面改造县城，两年见效”的宏伟设想。但对县年财政收入尚不足一亿元的B县来说，改造城关民房的几千万元资金从何处出？使县委们发愁。头脑灵活的汪书记，提出了“自筹资金，滚动发展，不花一文，改造县城”的方案，得到大家的赞同。

所谓“自筹资金”，是让老百姓自己筹集资金。先筹够钱的人家先动工，后筹够钱的人家后动工，这样一批批地拆掉木屋建楼房，就叫“滚动发展”。“不花一文，改造县城”，说的是县政府不花一文钱，就要完成城关民房的改造，和县委、县府机关大院的搬迁及重建。在随后县政府发的红头文件，和汪书记在县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对“不花一文，改造县城”的内容就说得更清楚了。首先，政府对城关居民拆房和扩展街道占用房基，不但不给居民任何补偿，反而要居民按新建楼房的平方数，和门前分摊街道的平方数交纳“占用国家土地费”。居民建楼，从设计，施工，购买建筑材料都必须通过政府指定的单位进行，实际是由政府总包了全城改造工程。说穿了，政府从城区民房的改造中，不仅“不花一文”，还要“大赚一把”。

富有经济头脑的汪书记，还计划将位于城内黄金地带的县委和县府大院，以每亩二十万元高价出售，然后在城郊，以每亩两万元低价强行征用菜园坝农民的八十亩菜地，一半用于建新县委和县府大院，一半以每亩不低于十五万元的价转卖给开发商。这一出一进，光倒土地，既可进帐近两千万元，加上城区住房改造收的“土地费”，和政府总揽工程的收入，重建县委和县府大院绰绰有余。不动用国家财政一分钱，就能改造整个B县城关，并能让楼房已陈旧的县委和县府大院，迁到远景规划的新城区，旧貌换新颜了。此计划若能成功，不仅在省内，甚至在全国都要成为先进的典型。

汪书记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就是利用B县城区改造工程，为自家和三亲六眷谋点福利。在A县时，婆娘就常骂自己∶“不抓工程，十足笨人。”还常出怨言∶“枉自当了十多年的县级干部，亲戚没沾过半点光，我在娘家人面前都抬不起头。”那时，也不知那炷香没烧到家，得罪了“一把手”，不但不让自己插手工程，还两只眼睛瞪得像牛卵子，盯着自己的一行一动，连让小舅子顶县委招待所炊哥张二娃的事，都被斥为“以权谋私”，给搅黄了。现在时来运转，自己成了B县说一不二的一把手，应该把在A县没得到的东西，加倍地补回来。主意一定，就大胆地付诸行动。

城区改造工程，县委定出大政方针后，应由县府具体实施。汪书记关心地对唐县长说∶“你考博士的事，正在关键时刻，可不能因为抓城区改造工程，耽误你备考的事呀！支持你们年轻人奋发向上，是我们老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看这《城区改造工程总指挥》，你就挂个名算了，具体工作我来抓。”

唐县长心中暗想∶“我挂名，你抓权，出了事，我顶杠，我才不当瓜娃子呢。”忙说∶“那怎么行呢？我看还是由您来任总指挥，我挂个副职就行了。您是老领导，有威信，有经验，当总指挥众望所归。”

“书记到一线抓工程，不太合适吧？”汪书记谦虚地说。

“怎么不合适？党领导一切嘛！您当总指挥，既体现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又说明县委对改造工程的重视。”唐县长说得合情合理。在他们两人的捏合下，汪书记如愿以偿地总揽了改造工程的大权。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汪书记名正言顺地坐上《城区改造工程总指挥》的交椅后，涉及工程的大小事务，都必须经他点头才能办。由汪书记的舅子、老表、姐夫、妹弟……还有舅子的老表，老表的舅子……反正是同他沾亲带故的人组成的包工队，由A县蜂拥到B县承包工程。最后建筑工程包完了，连B县的卫生、绿化都包给A县来的人干。经济不发达的B县，就业原本就很困难，一下拥入了那么多外来的劳动力，势必同本地人争饭碗。揽不到工程的本地建筑工人，被挤掉了饭碗的本地环卫职工愤愤不平，有人到县府上访，有人向省、市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一时闹得沸沸扬扬。此时，汪书记多年来逢年过节给省、市两级抓实权的头头们大包小包地送礼品，对他们托付的事，件件办得巴巴适适，长期进行的“感情投资”发挥了作用。省“信访办”主任，压下了B县人民来信，并及时向他通报了此事，让他赶快“平息民愤，以免酿成大祸”。此时汪书记才感到了“吃独食子鲠喉咙”的滋味，不得不忍痛割爱，说服那些舅子、老表、姐夫、妹弟……从总包的工程中，拿出部分分包给本地的施工队；还打发那些舅子的老表，老表的舅子……又无一技之长的人回A县，恢复了本地部分环卫工人的工作，才勉强平息了民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本地建筑和环卫工人的事没全搁平，城区居民又闹起事来。老实巴交的山城百姓，对城镇改造兴建“小康住宅”是拥护的，所以一开始都规规矩矩地按县府的红头文件办事，找亲朋好友筹借资金，找政府指定的单位设计、施工和购买建筑材料。时间一长，打听到外地城镇改造，政府对居民有补贴。再一比价，通过政府指定单位，造价比民间高出不少。此事传开，全城哗然。好不容易求亲告友，才凑齐建房资金的山城百姓愤怒了，到县府上访的人络绎不绝，向省、市上告的信件纷至沓来。在上级有关人员的关照下，没惊动省、市领导，最后由汪书记让县府修改了红头文件，放弃了政府对百姓找施工队和购买建筑材料的控制，并同意在政府限期内完成住房改造的人家给以补贴，安抚了百姓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城关居民的愤怒刚刚平息，菜园坝的农民又闹起事来，弄得汪书记寝食难安。

本来县府在离城两公里的萧山下，划出一片坡地给菜园坝的农民重建住房，并下文件按旧房面积，每平方补贴三百元拆建费。还口头许诺∶“开发商建成菜园坝新区后，失去土地的拆迁农户，可以平价优先购买或租用邻街铺面经商，全家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居民。”县府规定菜园坝农民的拆迁期限是2001年10月1日前，但给农民的补贴费一分钱也没到位，县府口头许诺打印成“红头文件”的事也没落实，“十一”假期一过，县府就派人去菜园坝强拆民房，激起了民愤，两百多愤怒的农民男女老少齐上阵，打得拆房的人抱头鼠窜。正在主持开县委会的汪书记闻讯勃然大怒，要公安局长出动110镇压。一位有亲戚在菜园坝的县委委员婉言阻止∶“汪书记，给菜园坝农民的拆迁补贴至今没到位，萧山下的安居房没建一间，现在就要拆人家的房子，叫人家住露天坝呀？农民当然不干啦！此时派110去，整不好要出人命呀！”汪书记一听，心里发虚，不得不下令∶“菜园坝拆迁日期后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和对农民的口头承诺，因开发商不同意，根本就实现不了的机密，有人泄露给菜园坝农民，更是火上加油。愤怒已极的菜园坝农民，成群结队到县里上访，要求书记、县长说清楚买卖土地价格的事，和立即兑现各种承诺，害得汪书记和唐县长好几天不敢走正门上下班，偷偷绕道从后门进出县委和县府大院，一出门就要警车保驾，害怕遭菜园坝农二哥的围攻。

就在菜园坝农民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徐省长正好到B县视察，小车一到县府门口，就被菜园坝农民包围起来。徐省长听取了农民代表的申诉后，质问到门口迎接的汪有成和唐英明∶“他们讲的是不是事实？”汪、唐二人当众不敢撒谎，不得不点头承认。徐省长生气地批评道∶“你们是怎么贯彻中央‘三个代表’精神的？不兑现给农民兄弟的补贴，不帮助农民建好安居房，就派人去强行拆人家的房子，让人家住露天坝呀？你们这样干，像共产党还是像国民党？你们是在损害群众利益，还是在代表群众利益？”

汪有成低声辩解∶“我们县里财政有困难，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补贴。”

“中央一再讲‘量力而行’嘛。你们县有能力就办，没能力就不要办，等以后有能力时再办。”徐省长明确的表态，赢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徐省长的讲话给菜园坝的农民撑了腰，却给汪书记烧的第一把火浇了一盆凉水。菜园坝的农民搬迁不了，不花一文钱就搬迁、重建县委和县府大院的美梦成了一枕黄粱；通过城区民房改造，从百姓身上大捞一把的计划也大大缩水。但不管怎样，政府没掏一分钱，还是从城区民房改造中搞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钱。尤其是汪书记的亲戚些，从承包工程中赚得脑满肠肥，几乎天天都有人去汪家送礼感谢。尤其是逢年过节，给儿子发压岁钱，给老婆送红包的人络绎不绝。婆娘终日笑逐颜开，称赞自己“能干”、“有本事”，使汪书记欣喜不已。

转眼到了2002年初，趁贯彻《国务院有关改革丧葬制度的办法》，和省、市领导提出∶“发展旅游事业，改善旅游环境”之机，汪书记又烧了第二把火。经他派人调查，在横穿县境的公路干道两边，视力可见的坟墓就有一万五千多座，这可是个难得的生财机会。经汪书记动议，唐县长支持，县委会通过，以县府名义制订了《B县贯彻国务院有关改革丧葬制度办法和改善旅游环境的具体办法》（简称《具体办法》），明文规定∶“公路干线两侧视力可见的坟墓，一律在三个月限期内拆迁完毕。为保护生态环境，拆迁和绿化由《县拆迁坟茔、绿化办公室》（简称《拆坟办》）统一进行，墓主对每座坟支付拆迁费三百元，绿化费三百元。墓主不得私自拆迁，违者重罚。”汪书记早算过帐了，这次至少可收九百万，扣除了施工队的费用，县里可净赚五、六百万，而且由自己的亲戚总包拆迁、绿化工程，可谓“公私兼顾，一举两得。”

《具体办法》布告一出，全县上下议论纷纷。县府此次拆迁影响旅游景观的坟墓，绿化坟山的举措，有国务院的文件，和省、市领导的讲话为根据，理由堂堂正正，谁敢反对？老百姓吵嚷一阵后，心里不安逸归不安逸，还得乖乖地交钱照办。当交足了款的老百姓，实地去察看自家祖坟的拆迁、绿化情况后，十有九家“鬼火冒”。草草地挖平坟头，栽两根一尺高的树苗，就算完成了拆迁和绿化。自家找民工干，一百元钱都不用就足够了，找《拆坟办》多花了五百多元，不知道县里管《拆坟办》的几爷子，吃了多少昧心钱？有好事者编了顺口溜在民间传唱∶“汪有成，心太狠，只知捞钱坑害人，先拆旧城后猖坟，吃了活人吃死人。”汪书记正陶醉于他第二把火的成功时，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已在B县百姓中威信扫地，民心尽失了。

2002年4月底，省委龙书记到B县考察，有人冲破重重阻碍，向龙书记递交了反映《拆坟办》聚敛民财的材料，引起龙书记的重视，在同汪有成单独谈话时严肃地批评此事。汪推说《拆坟办》收费标准是由县物价局等几个职能部门研究决定的，具体是唐县长在管，把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龙书记明确指示∶“由审计局对《拆坟办》的收、支进行审计，对不合理收费要立即纠正，如有违纪、违法的要坚决查处。审计结果上报省里。”

龙书记离开B县的当天晚上，县电视台在“B县新闻”中，播出了由汪书记亲自拟稿的头条新闻∶“省委龙书记到我县考察，在听取了县委汪有成书记汇报后，对我县近三年来抓的各项工作给以充分肯定，尤其是对今年贯彻《国务院有关改革丧葬制度的办法》，和落实省、市领导‘发展旅游事业，改善旅游环境’的指示所做的实事加以表扬。”汪书记明白，龙书记同他谈了什么，没第二个人知道，龙书记回省城也看不到“B县新闻”，更不会有人去找龙书记核实同他的谈话内容，所以他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吹牛不要本钱，讲大话不用上税。他深知“拉大旗作虎皮”的威吓效应，借省委龙书记的话，可以堵住好多人的嘴。

“党领导一切”，审计局长敢不听县委书记的话？在汪书记单独找县审计局长如此这般地谈话后，局长心领神会，派人对《拆坟办》的帐本如此这般地审计一翻，并给省里上报了“收支基本持平，无违法、违纪行为”的报告。汪书记还通过龙书记的秘书，向龙书记做了合理的解释∶“拆迁的坟墓有大有小，小的花一、两百元工本费就可完成拆迁和绿化；大的坟花上千元还不够。B县平均每座坟收六百元，以小补大，没什么问题。”一次危机就这样化险为夷了。上下打点花了不少钱，反正汪书记没出一分，全由承包工程的包工头掏腰包，“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天经地义！有知情者编了一首民谣讥讽此事∶“党的政策一枝花，传到B县出偏差，‘我行我素’胡乱干，欺上瞒下坑大家。”

2002年夏天，省府下文要求各县、市，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招商引资，加速发展。汪书记趁此东风放了第三把火，举办了《B县首届绿色食品节》。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汪书记总结出“只抓实权，只要实惠，不务虚名，不当靶子”的经验，推荐最年轻又最听话的县委任副书记当总指挥，自己退居幕后指挥一切。根据汪书记“政府不花一分钱，办好绿色食品节，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指示，任副书记拟出了实施方案∶节日活动所需资金，全部由县里各企业分摊，不足之数从城关各商店收取。到省城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各国和港、澳、台地区有名食品商发邀请函；请全国闻名的大腕歌星来B县演唱；举办可同天安门广场“十一”晚上媲美的焰火晚会……达到“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效应，不招引几亿美金的投资誓不罢休。

经过三个多月的筹备，金秋十月《B县首届绿色食品节》隆重开幕了，由任副书记为首的《B县首届绿色食品节招商团》在省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新闻发布会。山城街道张灯结彩，每晚台会巡游，灯火通明，鼓乐喧天，街上挤满了来自四里八乡看会的人。从北京花一百多万元出场费请来的十几位大腕歌星的演唱会，更将活动推向高潮。可惜的是280元一张的入场票，普罗百姓无人问津，不得不由县委作为“政治任务”，将票强行分摊给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连最“清水衙门”的县中学校都分摊了7400元，领了30张“入场票”。歌星们匆匆而来，每人在台上唱一两首歌，分完了出场费，老百姓还未睹其风采，就连夜同B县拜拜了。热闹七天后，花50万元从外省请来的焰火队，在城郊燃放了近一个多小时的烟花，为《B县首届绿色食品节》划上了句号。

汪书记想通过总结《B县首届绿色食品节》的成绩和经验，到省里大大地露露脸，为此召开了B县各界代表总结座谈会，还邀请了省报和省电视台记者作现场采访。

会场上，代表们都像被霜打过的茄子，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在汪书记的点名下，招商办主任第一个发言∶“B县出产的绿色食品不少，但无上档次的名牌产品，没有能吸引外商的东西。这次发了几百份请帖，只来了几个港、澳客商，看了一下我们的样品就走了，没一家投资的。”任副书记赶忙插话∶“谁说没投资的？省建行不是答应投500万嘛！”招商办主任说∶“那是贷款，不是投资。省建行答应贷款给我们发展绿色食品，要等我们上报项目可行性研究材料，人家审查通过后才给贷款。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汪书记忙说∶“建行答应给500万，不管到没到位，都是我们的成绩嘛！财政局长谈谈这次的经济效益吧！”

财政局长哭丧着脸说∶“有啥子效益哟？收不敷出，窟窿整大啦！从北京来的歌星太不落教，那晚不比现出场费就不上台。没办法，只好把省里刚刚汇到，给中小学教师补发的工资款挪出来垫上了，这个窟窿还不知怎么补呢？放焰火的钱还差一半……”

“预算是收支平衡，还有节余呀！怎么就收不敷出了呢？”任副书记插话。

“分摊给各企业的钱收不上来呀！”财政局长将头转向县里效益最好的制药厂王厂长∶“老王，你说说，给你们厂摊了80万元，你们交了多少？”

王厂长满腹牢骚地说∶“我们只交了40万，但办一台会花了10多万，歌星演唱会给我们分摊了200张票，又挨了5万6千，县里好多费用都到我们厂里报销，我们为这次食品节实际支出了90多万。没接到一笔定单，没得到一点实惠，我们厂今年的赢利全赔进去了。到年终没钱给工人发奖金，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老王呀！要看大局嘛！为县里的发展做贡献，也是为你们厂的发展做贡献嘛！今年我们县的知名度出去了，明年办第二届绿色食品节，你们厂就财源滚滚了嘛！”汪书记侃侃而谈。

“汪书记，这次我们厂白花了30多万，没得到半点实惠，今年我们算是白干了，明年这样的节最好不要再办了。如果县里坚持年年办这种劳民伤财的节，我们小本经营的厂赔不起，准备撤资到其他县发展去了。”合资茶厂的外省股东张董事长，实在憋不住放了一炮，他的人事关系不属B县管辖，所以敢说敢讲。他的话像点燃了鞭炮的引线，会场里立即炸开了锅，代表们纷纷诉起苦来。

“我家开个小店卖百货，有多少赚头嘛？这次给摊了500元钱，不交就要吊销营业执照。还逼倒花100元钱买两个20元钱都不值的红灯笼来挂，卖灯笼的才赚肥了……”一位小商代表情绪激昂地骂开了……。

会场一时失控，总结成绩的会变成了牢骚会和申诉会，汪书记差点气晕过去，任副书记赶忙宣布∶“今天没准备好，暂时休会！” 吵吵嚷嚷的代表们走完后，汪书记才回过神来，尴尬地对呆坐一旁的记者说∶“请别见笑，山区的人就是见识浅，觉悟低，只顾眼前一点蝇头小利，看不到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今天的事就不用报道了，等县委收集到有觉悟群众的真实反映，送材料给您们再报道吧。”

送走了记者后，汪书记关上办公室门，把任副书记狠骂了一顿。任副书记委屈地说∶“汪书记，一切都是按您的指示办的呀，连灯笼的售价，和让您小舅子作灯笼的承包商都是请示您后才定的呀……”

“不，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今天开会那些人是怎么定的？尽找些不顾大局的落后份子来开会，哪有不砸锅的！”

“汪书记，代表名单是办公室拟的，但会前送您审批过呀！”

“哎呀！事情太多，记不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你快找人来研究怎样给省里写《总结报告》，和如何补财政窟窿的事吧……”

在汪书记运筹下，给省里的报告中写道∶“《B县首届绿色食品节》完全是由各企业和商家自愿承担费用，没花县财政一分钱就办成的大事，招商引资成绩巨大，是执行中央‘三个代表’的典范……”不过省报记者送给龙书记和徐省长的《调查报告》，结论正好相反。

省报虽然没登《B县首届绿色食品节》的经验，但也没听到省领导对B县的《总结报告》有什么不良反映。汪书记正暗自陶醉在他的“三把火”成绩中时，省委机关的一位“铁哥们”来的电话，使他心惊肉跳∶“汪哥！省纪委查B县问题的小组已经出发了，小心点呀！……。”

　　　　　　 （2002年12月4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