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蜀中赋简论

 张海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繁荣鼎盛的时期，也是古代巴蜀文学大放光彩的时期。巴蜀大地孕育产生了陈子昂、李白等耀眼的明星。四川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陶冶了大批仕蜀、游蜀的诗人文士，使他们得江山之助、风土之育，在蜀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或抒情言志，或描绘山川，为古代巴蜀文学增光添彩。这些诗篇享誉巴蜀，流传千古，历代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然而诗人文士在蜀中吟咏诗篇的同时，也写下了一些赋篇，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是古代巴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试图对唐代文人的蜀中赋作一粗略的探索。
　
　 古蜀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古代巴蜀有过无数凄婉动人的传说和曾经风流一时的人物，在这片有着丰富历史沉淀的土地上，文人们总免不了要生发思古之幽情。他们用赋的形式凭吊古迹，抚今追或，表达对历史的思索，对现实的看法。如陈山甫《五丁力士开蜀门赋》:
　
　 伊山为蜀，是曰蛮俗。惟天俾秦，厥生神人。拔长蛇而赑屃，辟广岫之嶙刚。在或褒斜未通，羌僰异域，彼为夷国。物产难究，封疆罕测。秦将欲广其南，冠其北。张仪于是度其势、量其力，假牛之计斯设，馈女之功是克。蜀王乃命力士，劈高山。贪功饕餮，忘情险难。扪峰峦于日侧，抉虺蜮于云间。将以砥嶃 ，等跻攀。振衣而力杭千嶂，攘臂而威陵八蛮。俄而白日荡摇，玄天忽霍。鬼哭神怨，风号雾廊。怒发森植，雄心震跃。灑珠汗以雹散，瞪星眸而电落。将欲断烟霭，排巗崿，谓巨灵之所拓，蹂重林，迥绝壑，疑夏后之所凿。
　
　 吁!可畏哉，砰轰若雷。虎视五岳，鲸吞九垓。徒见其豁若谷，嵽若堆，横隐嶙，直崔嵬。大应心踣，高随手摧。江标峻栈之形，呀然地裂，阙 高峰之色， 若天开。
　
　 已而后患方启，前心莫遂。喧阗兮乍进秦卒，逦迤而全收蜀地。道路无阻，关梁有备。旋闻五丁死而蛮党移，一径通而秦人至。虽共工之勇，将触也非雄;项籍之力，将拔也宁同?曾未若擘秀岭，骇苍穹。今古攸赖，华夷是通。羽毛蠪死以续谷，草树惊摧而堕空。遂使鞭石之帝，移山之公，壮志难夺，莫不慕其英风。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台。”从此蜀道形成，秦、蜀之间才有了一条通道。这是一个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故事，它反映了古代巴蜀人民勇敢无畏的精神意志，也为巴蜀大地增添了神奇的色彩。
　
　 陈山甫，生平不详，史无可考。从内容上看，此赋应为其在蜀中时所作。在赋中作者用气势磅礴的语言，奇特神异的想象，惊险无比的夸张描绘出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再现了这一神秘的传说，仿佛使人穿越千年时空隧道，身临其境。作者还满怀热情地赞颂了这一伟大的壮举:“虽共工之勇，将触也非雄;项籍之力，将拔也宁同?曾未若擘秀岭，骇苍穹。今古攸赖，华夷是通。羽毛蠪死以填谷，草树惊摧而堕空。遂使鞭石之帝，移山之公，壮志难夺，莫不慕其英风。”在五丁面前，怒触不周之山的共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也不得不甘拜下风，望而却步。同时作者还认为五丁之功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今古攸赖，华夷是通。”正是有了五丁开山之举，才使蜀道便利通畅，从而促进了巴蜀原的往来和交流，使巴蜀文化不断丰富发展。可见，作者并非一味地怀古咏史，替古人扼腕顿足，而是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充分认识到了其现实意义。可以说这篇赋无论从思想意义还是艺术成就上来看，都不愧为上乘之作。
　
　 在蜀中流传最广，最动人的传说莫过于司马相如及其与卓文君的千古佳话了。“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涤器之风。”司马相如卓越的文学才能及其借辞赋以动人主的进身方式受到了蜀中学子的敬仰和羡慕。李白曾说:“余少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他在《白头吟》中写道:“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光辉。一朝再览《大人》作，完乘忽欲凌云翔。”唐代歌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诗篇不胜枚举，如卢照邻的《相如琴台》、杜甫的《琴台》、岑参的《升仙桥》、黄滔的《司马长卿》等。可见相如遗风对唐代士子，尤其是蜀中士子(包括仕蜀和游蜀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司马相如乃辞赋大家，为汉大赋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用赋这种文体来表达对这位先贤的崇敬钦佩之情最为合适。李远的《题桥赋》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昔蜀郡之司马相如，指长安兮将离所居。意气而登桥有感，沉吟而命笔爰书。倘并迁莺，将欲夸其名胜;非乘驷马，誓不还于里间。原夫别骑留连，乡心顾望。钢梁杳杳以横翠，锦水翩翩而逆浪。徘徊浮柱之侧，睥睨长虹之上。神催下笔，俄闻风雨之声;影落中流，已动龙蛇之状。观者纷纷，嗟其不群。染翰而含情自负，挥毫而纵意成文。渥泽尚遥，滴沥空瞻于垂露;翻飞未及，离披且睹其崩云。盖以立誓无疑，传芳不朽。人才既许其独出，富贵应知其自有。潜生肸蠁之心，暗契纵横之手。于是名垂要路，价重仙桥。离离迥出，一一高标。参差鸟迹之文，旁临綵槛;踊跃鹏抟之势，下视丹霄。
　
　 既而玉垒经过，金门宠异。方陪侍从这列，忽奉西南之使。乘轺电逝于遐方，建节风生于旧地。结构如故，高低可记。追寻往迹，先知今日之荣;拂拭轻尘，宛是昔时之字。想夫危梁藓剥，渍墨虫穿。长含气象，久滞风烟。几遭凡目之见嗤，徒云率尔;终俟环姿之后至，始觉昭然。所谓题记数行，寥寂千载。何搦管而无惑，如合符而终往。警后进而慕前贤，亦丁字而有待。
　
　 “李远，字求古，大和五年杜陟榜进士及第，蜀人也。”李远早年即有文名，尤以赋著称。许浑曾说他:“赋拟相如诗似陶。”宋人蔡居厚《诗史》云:“许浑诗格清丽，然不干教化，又有李远以赋名，伤于绮靡不涉道，故当时号‘浑诗远赋’”。这篇赋作于何时，已不可确考。但从赋中激昂的文字，磅礴的气势来看，似乎作于作者青年之时。《唐才子传》本传称其:“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可见李远从小便有匡时济世的大志，卓然不群的性格。因此他对司马相如以赋成就辉煌人生，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充满了钦慕之情，期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象相如一样“离离迥出，一一高标”。全赋对仗工整，华丽精工，特别是相如当廷作赋一段尤为精彩:“徘徊浮柱之侧，睥睨长虹之上。神催下笔，俄闻风雨之声;影落中流，已动龙蛇之状。观者纷纷，嗟其不群。染翰而含情自负，挥毫而纵意成文。”气势恢宏、场面壮观，感情充沛。
　

此外，张何的《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也是这一题材中的佳作。张何，大历中曾应时士第，应为中唐时人，余无考。从题目可知，此赋应是作者寓蜀时所作。这篇赋写得更是华美典雅，美妙绝伦。如写文君之美貌，先用蜀地之胜景铺垫:“雁桥风暖，犀浦花新。叠嶂萦郭，长扬映津。轩车照地，士女惊人。”文君在这样的美景下妖娆登场:“即有卓氏名姝，相如丽室，织回文之重锦，艳倾国之妖质。鸣梭静夜，促杼春日，布叶宜疏，安花巧密。写庭葵而不欠，拟山鸟而能悉。绩缕嫌迟，颦蛾慕疾。乍离披而成段，或焕烂而成匹。”既写出了文君之美艳，又描绘了蜀锦之精妙。接着文章写濯锦的过程:“其始人也，疑芳树影落漳中;少将妄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夺五云长风未散，泫百花微雨新洗。尔乃曝林崖，出泉洞;迟日徐转，和风缓送。稍变回鸾，全分舞凤。戏蝶时遶，娇莺欲弄。”作者极尽夸张、想象之能事，把这一过程写得华丽异常，从而将锦水、美人、春光、蜀锦融为一体，尽显蜀中风韵。故清人李调元称其:“设色浓至，琢句新颖，亦雅近六朝。”。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由盛而衰。中原地区战乱频繁，经济日渐衰落。人们被迫背井离乡，饱尝流离颠沛之苦。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蜀中无疑是一方乐土，人们纷纷入蜀，就连一些衣冠士族也加入了入蜀的行列。高适曾上疏道:“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出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唐末五代。晚唐诗僧贯休曾云:“故人多在蜀，不去更何之。”大量的文人因为种种原因流寓蜀中。他们有的因怀才不遇，无法实现人生理想而伤感，有的因长年飘泊徘徊，在人生的旅途中无处栖宿而痛苦。因此，描写羁旅行役之苦，抒发壮志难酬之哀，是唐代蜀中赋又一重要的主题。

 
　 如晚唐诗人张曙《击瓯赋》。其序云:
　
　 宋玉《九辩》曰:“悼余生之不时。”今余不时也。甲辰窜身巴南，避许溃师，郡刺史甚欢接。春一日，登郡东楼，下临巴江，馔酒簇乐，以相为娱。言间，有马处士末至，善击瓯者。请即清宴，爱骋妙绝。处士审音以知声，余审乐观知化。斯可以抑扬淫放，顿挫匏竹，运动节奏，出鬼入神。太守请余赋之。余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酒酣舐笔，乃为赋云。
　
　 从序中“甲辰窜身巴南”可知，此赋作于甲辰年，即中和四年(884年)。此时作者正流寓蜀中巴南一带，据《唐摭言》卷一一记载: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呼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第目崔曰:“半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侍崔家郎君拜相，当于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
　
　 张曙直到七年后方及第。满怀希望，志在必得的张曙在遭遇科场惨败后，浪迹蜀中，其心情中想而知，故其称“今余不时也。”在赋中，作者用艳丽的辞藻，大量的典故将无形的音乐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如:“目运心语，波回浪旅。似欲奋而还驻，若将穷而复连。得不似惊沙叫雁，高柳鸣蝉。董双成青琐鸾饥，啄开珠网;穆天子红缰马解，踏破琼田。”然而美妙的音乐并未带给作者好的心情，反而增添了无数的愁苦，用美景乐事来反衬作者内心惆惘和难言的忧郁之情，可谓倍增其哀。于是作者最后写道:
　
　 余乃歌曰:“江风起兮江楼寿，千里万里兮愁杀人。楼前芳草兮关山道，江上孤帆兮杨柳津。是何贶我兮击拊，眷我兮殷勤，回首而渔翁鼓枻，凝眸而思妇沾巾”。夫当筵一曲，人生一世，何纷揉乎是非?何顾摹乎隆替?飘缨宜入醉乡来，自误天人之际。
　
　 这正是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人生一世，荣辱难料，悲欢难测，作者似乎悟出了这一点。但这不过是在饱尝了无尽的痛革之后的一种自 慰之词罢了。联系作者生平，从中，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作者那种落第之恨，行役之苦，思乡之愁和飘泊之叹。
　

　 又如陆肱的《万里桥赋》:
　
　 万里兮蜀郡、隋都，二桥兮地角天隅。相去而如乖夷貊，曾游而只在寰区。倚槛多怀，结长悲而莫极，凭川试望，思远道以何殊?昔者沧海朝宗，岷山发迹。斯观理水之要，若启凿穴之役。逮夫东土为扬，西邦曰益，架长虹于两地，客思迢迢，浩积水于千秋，江流脉脉。宇宙绵绵，今来邈然。结构应似，途程甚偏。将暂游于楚岸，欲径度于巴川。目断波中，过巫峰之十二;心驰路半，到荆门而五千。徒观夫偃褰东流，峥嵘二邑。揭华表以相効，刻仙禽而对立。俄惊回复，潮生而夕月初明;孰敢争光，帆去而秋滩正急。眇天末之殊方，有人问兮异乡。顾盼而层阴动色，排徊而游柱生光。饰丹雘以虽同，彼临淮海;度轩车而既异，此对铜梁。古来几许行人，曾
　 游此路?跨绿岸以长存，俯清流而下注。宁为驻足之所，莫问伤心之故。复有逆旅伤情，临邛远行。壮鬼制以灵矗，压江流而砥平。家本江都，羡波涛而自返;身留蜀地，偶萍梗以堪惊。沴迤归遥，飘流恨结。之子去兮扬桂棹，长卿还兮建农节。既风月以相间，固音尘之两绝。斯桥也，可以济巨川之往来，不可以携手而相别。
　
　 万里桥位于成都南郊，其得名与诸葛亮有关。一说:吴国来使张温回去时，诸葛亮送别，言及由此下行，至扬州为万里。一说:蜀汉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送行至此说道:“万里之道，从此始也。”在唐代诗歌中万里桥是一个引发故园之思，羁旅之叹的意象。陆肱是否曾经入蜀，何时入蜀，史无可考。但从这篇赋中可确定，此赋乃陆肱流寓蜀中所作。《全蜀艺文志》卷一在收录此篇时，云:“以‘殊乡绝异，行役路偏’为韵。”作者在赋中抒发了身居蜀地，远离家乡，路远难归的愁苦情。特别是最后一句:“斯桥也，可以济百川之往来，不可以携手而相别。”不知引起了多少曾经有过离别之苦的读者的共鸣。
　
　 此外，唐代蜀中赋中还有一些抒情小赋，或托物抒怀，或绘景言情，也不失为佳作。如益州隐士朱桃椎的《茅茨赋》，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安逸闲适的隐居图:
　
　 是时闲居晚思，景媚青春。逃斯涧谷，委此心神。削野藜而作杖。卷竹叶而为巾。为以声名为贵，不以珠玉为珍。风前引啸，月下高眠。庭惟三径，琴置一玄。散涎池台之上，逍遥岩谷之间，逍遥兮无所托，志意兮还自乐。枕明月而弹琴，对清风而缓酌。望岭上之青松，听云间之白鹤。用山水而为心，玩琴书而取乐。
　
　 作者淡泊名利，遁隐山林，弹琴小酌，望松听鹤，逍遥快乐，正如他在赋中所说:“若夫虚寂之士，不以世务为荣，隐遁之流，乃以闲居为乐。”“吾意不欲世人交，我意不欲功名立。”据《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载:“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绝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测其为。……更结庐山中，夏则羸，冬缉木皮叶自蔽，赠遗无所受。”虽然史书记载的朱桃椎隐居生活显得贫苦不堪，这篇赋中所展现出来的却是隐逸之乐，闲居之趣。作者安于这种生活方式，陶醉于山清水秀之中;吟风邀月，赏花弄草，把大自然作为自己宁静的精神家园和生命存在的皈依。

 
　 李德裕于大和四年(850年)迁兵部尚书，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大和七年(833年)入朝拜相。其在蜀三年，颇有政绩。《旧唐书》卷一七五本传云:“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蛮蜒，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他在蜀中著作颇丰，诗文赋皆佳。其《画桐花凤扇赋》是一篇咏物之赋。其序云:
　
　 成都夹岷江矶岸，多植紫桐。每至春幕，有灵禽五色，小于玄鸟，来集桐华，饮朝零。及华落，则烟飞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绩于素扇，以偿稚子。余因作小赋，书于上者也。
　
　 可见，赋中所写的是一种罕见的小鸟，作者称之为“灵禽”，可见对其喜爱之情。赋中写道:“彼嘉桐兮贞且猗，当春暮兮英葳蕤。岂鵷鶵兮珍族，久栖托乎琼枝?彼零露兮甘且白，涵晓月兮灑鲜泽。岂青鸟之灵俦，常饮吮乎玉液。有嘉谷而不啄，有乔松而不适。独美露而爱桐，非人间之羽翮。”作者赞美了这种小鸟高尚峻洁，与众不同的特征，实际上是表现了作者高雅的志趣和脱俗的品性。
　
　 此外，王勃的《游庙山歌》、《春思赋》、《涧底塞松赋》、苏颋的《长乐花赋》、卢庚的《梓潼神鼎赋》、史翽的《仁寿镜赋》等，也是唐代蜀中赋中的精品，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总之，唐代蜀中赋虽数量不算多，但却精彩纷呈，佳作林立。从创作主体上看，既有蜀籍人士，亦有入蜀文人。从内容上看，或咏史怀古，抚今追昔，或描写羁旅之苦，抒发不遇之感;或托物言志，描绘蜀中奇观。从风格上看，或雄浑壮丽，或清丽自然，或含蓄哀婉。以上仅是对唐代蜀中赋的简单论述，其内容风格可见一斑。但匆匆一瞥，所略甚多，所论甚浅，还难以概其全貌。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愿求教于大方。
　
　
　
　 张海，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源自：《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