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岁月话洪中

悠悠岁月话洪中　　文/李成忠

洪中是地处四川盆地西陲小县洪雅的最高学府《洪雅中学校》的简称，也是我的母校。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曾在洪中六度寒暑，1957年高中毕业离乡，至今己阔别母校近半个世纪了。几十年来，母校的标志一一巍峨奎星阁，碧澄文昌宫沱，常在梦中出现，构织了我的思乡情结。尽管经数十载的沧桑，奎星阁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毁，文昌宫沱己淤塞干涸成田，洪中昔日景色己不复存在，但不知何故，我仍常想念五十年代的洪中。今年初，洪中校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王尧卿兄，将他珍藏的五十年代拍照的洪中校景寄赠我一帧，勾起了我对母校的如潮思绪，禁不住想摆摆洪中的龙门阵。

1928年，四川省督学李宗吾（《厚黑学》作者）到洪雅查学时，县内士绅向他反映∶“本县地处西陲，交通不便，一般小学毕业之学子，富者多负籍成（成都）、嘉（乐山），受中等教育，贫者因而辍学，请允设中学，以救济失学青年。” 李宗吾建议由夹江、峨眉和洪雅三县设联立中学，三县互争设校，久议不决。1929年春，县内士绅决定自行设立中学，并选定县城连云门（俗称学门）外，紧靠东南角城墙的文昌宫，连同奎星阁作永久校址，因陋就简，将其培修作教室、办公室、学生及教员宿舍，还在奎星阁东边新辟一体育场，并购置图书、仪器及木床、桌椅等用器，初具办学规模。同年8月正式招收初中男生一个班60人，学生除本籍外，邻近的夹江、丹棱和峨眉等县都有人前来报考入学。省府正式委任洪雅柳江学者何忠敬（信孚）为校长，定校名为《洪雅县立初级中学校》。1937年秋，经呈文省府批准兼收女生，男女合班授课，别院管理。1944年春，男女分校，女生在学门内文庙学习，定名《洪雅县立女子初级中学校》；男生留原址，定名《洪雅县立男子初级中学校》。1947年秋，县男中兼办高中，招收一个班男生。1954年秋，男女合校，并定名为《四川省洪雅中学校》（简称洪中），此时的洪中己是一所有学生七百多人的完全中学，她既担负洪雅全县初中教育任务，又承担着洪雅和丹棱两县的高中教育重任。

从1929年建校至今，洪中己经历了72个春秋，除去“文化大革命”中断办学的十年外，62年来她为社会培养了无数有用之材，其中不乏海内外知名人士。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甲骨文字典》编著者伍世谦，1934年毕业于洪中初三班；《红岩》作者罗广斌曾就读于洪中初十班；台湾蒋经国的得力助手，授“中将”军衔，90年代退役后不忘故土，曾五次回乡省亲的柳惠溱先生，是洪中初十一班毕业生；上世纪60年代初，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王文鼎，是洪中初十五班的毕业生；曾在中国生活20多年，任教于川大、华大和武大，并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冯玉祥将军亲书“纪念木兰女，要学秦良玉”对联相赠，五十年代归国后，又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世界和平和瑞中友好事业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出生于瑞典王国名门望族的玛丽·安妮女士，曾送爱子杨更生插班就读洪中初十九班，杨现为瑞典斯德哥尔摩《中国饭店》经理；西藏拉萨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彭厚德，毕业于洪中初二十一班；徐州空军后勤学院副院长代廷柏教授，1950年毕业于洪中高一班；国防科工委的杨可强少将，50年代初是洪中初三十四班的学生；五、六十年代毕业于洪中的学子，不少己成为国内各行业知名的专家、学者；各级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中，也不乏洪中校友。据极不完全的统计，1929一1990年，洪中共招收初、高中学生14, 594人，其中高中学生5, 928人；初、高中毕业学生12, 648人，其中高中毕业生5, 048人。在1932一1968年的洪中毕业生中，培养了中、小学教师 672人，其中又有122人担任过学校领导。对当时全县人口不过二十多万的洪雅来说，从这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到洪中在历史上，对教化一方百姓，提高一县人民的文化素质，曾做过多么巨大的贡献！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洪雅是鲜为人知的小县，但它的最高学府《洪雅中学校》，在四川教育界却因其校园景色之秀美、教育质量之高和校风校纪之严谨而远近闻名。

从五十年代拍摄的照片中，依稀可看出当年洪中秀丽清幽的景色。木质结构、灰瓦盖顶、白墙、楹窗的古式教舍遮掩在杨槐浓荫中，校园东面男生宿舍大院天井中，矗立着蜀中名胜奎星阁，五层建筑搬鳌座脊，画栋雕梁，阁顶黄色琉璃装饰和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金光灿烂，由阁南斗拱飞檐，琉璃装饰的雅雨搂相拱卫，更显巍峨壮观。青砖砌成座北向南的校门，正对着侧看成峰的峨眉山金顶，晴天站在校门口可饱览峨眉秀色；向西可远眺瓦屋山的雄姿，和终年积雪、银雕玉琢的贡嘎冰峰。校门两侧是一遛白色粉墙围着校园，粉墙南面是一条宽约两米，杨槐夹道的林荫小径，向南是碧水粼粼的文昌宫沱。沱东西长近一公里，南北宽约50米，沱北岸边是一株株两、三人才能合抱的麻柳树；南岸是成片的桤木树林，再向南是如长龙伏岸的河堤，李白在《峨眉山月歌》中呤咏的古平羌江（现名青衣江），在堤外日夜奔流。因有江水由城西处分流，经城南护城河流入文昌宫沱，再向东流回青衣江，故文昌宫沱不淤不塞，水质澄清，湖光之美同《北京大学》的未明湖相比，也毫不逊色。风和日丽之时，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奎星阁、雅雨楼，同绿荫环绕、波光潋滟的文昌宫沱相配衬，真是一幅绝妙的图画。春天杨槐开花时，校园内外飘散着淡雅的槐花香味，沁人肺俯。暮春时节，微风中槐花飘落似纷纷瑞雪，别有一翻情趣。晚饭后，相邀两、三知己同学沿沱边林荫道散步聊天，更是一种享受。外地初到洪雅者，常将洪中误认为公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洪雅周围十几个县、市的学校中，没有哪所的自然环境可与洪中媲美，在四十年代《洪中校歌》中“要与峨眉齐秀”的描述并不过份。

洪中是最早聘请外籍教师教英语口语的县级学校，此事堪记入四川教育史册。1939年，为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烂炸，精通五国语言的瑞典籍的玛丽·安妮女士举家由成都迁居洪雅，出于对中国抗日的同情和支持，她接受了洪中的聘请，作义务英语会话课教师，讲课内容几乎全是激励民众奋起抗击侵略的常用英语，受到学生的爱戴。由于她教学认真，方法得当，提高了学生学英语的兴趣，校内出现了学英语热潮，不少当时英语学习得好的学生后升入名牌大学，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由于洪中集聚了一批忠于教育事业，师德高尚、学业精湛、教艺超群的老师，语文有杨大和、伍仕和、伍仕芬；历史有吴德章；数学有彭德明、刘纪亮；物理有廖继良；化学有牟恬；生物有牟楠┅┅，名师出高徒，他们的辛劳换来洪中学子高考的好成绩，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1950一 1965年洪中十六届毕业生高考资料统计，升学率平均达43. 15％，对地处偏僻的洪中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与我相邻的高55级升学率高达78. 70％；高56级高达90. 70％；我就读的高57级，高考时正逢国家大幅削减招生人数，是共和国建国后录取率最低的一年，升学率仍高达65. 38％。前几年同学聚会时统计，全班52人中，获高级职称者29人；中级职称者5人；其他公职人员14人，三者相加48人，占全班总人数的92. 3％，成材率之高，可见一斑。

洪中学生全部住校，坚持早、晚自习，实行对学生全日制管理。学校既通过严格的校纪、校规约束学生的行动，又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发挥学生的创造精神，在“素质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洪中每学期几乎都要举行以班级为单位参加的“壁报比赛”，和个人参赛的“文艺比赛”、“作文比赛”、“诗歌比赛”和每月举行一次的“文娱晚会”。我自小喜欢写诗、作文，是比赛的积极参予者，常为班级参赛壁报写稿，也将节假日的时间大部用于阅读文艺书籍，和写作参赛作品，由此奠定了我写作的基础。

“文娱晚会”的节目全部由学生选定、自排自演。节目形式不限，话剧、唱歌、舞蹈、曲艺、川戏、乐器演奏都行，只要内容健康，事先报名，经学生会批准，就可排练登台表演。演出的服装、道具、乐器、化装等全由学生自行解决。因此，排练一个像样的节目参加演出，必须全班总动员，明确细致的分工，一丝不苟地运作才能完成。通过排演节目，增加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心，培养了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也提高了学生独立处事的能力。

我自幼喜爱川戏，同学中有一批同我一样的川戏迷，自然在文娱晚会上就常有我们粉墨登台的川戏节目。戏服和锣鼓向十公里外的止戈乡民间业余戏班借用，并请喜爱川戏的老师为我们司鼓、敲锣、操琴和化装。杨国雄主演的《三岔口》；戴大有主演的《船舱认子》；杨发强主演的《杀奢》；我和吉善言等人演的《南阳关》等戏目，演得似模似样，川味十足，至今思之，仍兴味盎然。演《南阳关》我扮伍云昭，笫一场《闻报惊变》，伍云昭是文官穿戴；第二场《敌楼对阵》，伍是武将装束。为换装的需要，两场之间穿插了伍云昭的家将伍宝走过场，正常情况五分钟即可，没想到那晚换装很不顺利，因我体形太瘦小，为我穿铠甲、戴头盔、扎飞虎旗的老师累得满头大汗，花了十几分钟还未把我装扮好。扮伍宝的吴鸿宾同学使尽浑身解数，翻跟斗、踢旋子、跑过场，折腾得汗流浃背，还未见主帅登场。观众己沉不住气，有的拍手喝倒彩，有的吹口哨，台下像开了锅。待我披挂整齐，吼完“恨杨广斩忠良谗臣当道”马门腔，出场亮像时，吴鸿宾己累得偏偏倒倒，在台上打醉拳了，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事隔多年，同学间谈起那场演出趣事时，仍忍俊不禁。从六年中学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我学到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得到了不少教室里得不到的锻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段时间的收获，使我受益终生。

洪中师生关系非常融洽，我初中的班主任王嘉荫老师，与我们同住男生大院内，常在晚上到学生宿舍查夜，为睡觉不老实，没盖好被子的同学盖被子，像父兄一样，关心着班内同学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有年冬天期末大考时，在一个寒雨潇潇的夜晚，我同班上爱好川戏的好友杨发强、牟克林一起，晚自习后翻墙出校，去戏院偷看川戏，回校时被正值班巡视的王老师逮个正着。他看着我们三个翻墙搞得满身泥淋的小调皮鬼又冻又怕哆哆嗦嗦的狼狈像，没有批评和申斥我们，问明我们只是外出看川戏的情况后，只说了句∶“川戏迷！明天还有考试，快回去睡觉。”就放我们走了。我想王老师明天向校长汇报后，我们肯定逃不脱受处分的厄运了，心中忐忑不安。但奇怪的是第二天没有任何老师找我们谈话，像昨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直到大考完毕后，王老师才把我叫到办公室，和颜悦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父母亲辛辛苦苦供你上学容易吗？大考时跑出去看川戏，你对得起谁？┅┅” 我无话可说，默默地听着王老师的教诲，眼内流出了忏悔的泪水。王老师没向校长报告我们翻墙出校看川戏的事，我们也未受任何处分，但经此事后，我像懂事多了，比以前更努力的学习，且不再有违犯校纪的行为发生。王嘉荫老师多才多艺，不但能教语文、数学、英文、体育等课，还会打篮球、演话剧、拉胡琴、唱川戏，在课堂上他是学生的良师；在课外活动中，他是学生的益友，并在参加活动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他是我学川戏的启蒙老师，在他的教导下，我才弄清了胡琴戏西皮、二黄的乐理和区别。我在晚会上演出川戏时，他曾多次参加打锣鼓、操琴助兴。说王老师同学生的关系己达“水乳交溶”的境界并不过份。我高中的班主任彭德明老师，同学生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我们中学的同学们，虽在外地工作多年，但一有机会回乡探亲，必去母校探望当年的恩师。彭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病故，八、九十年代回乡探亲的同学，曾几度相约去坟前祭扫。王老师虽己退休多年，我和好多同学还同他有联系。师生情谊之深厚，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

同五十年代洪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淳朴民风相映，洪中的校风朴实无华，校纪严谨，我就读的六年中，学生中没发生过打架斗殴、偷窃等违法、违纪行为，学校也没处分过一个学生。同学间的关系融洽，情谊纯真，如水晶透明，似白玉无瑕，并经得起漫长历史风雨的考验，不管多少年未见面，只要同学有困难求助，大都会力所能及地施以援手，谱写了一曲曲同窗情深的友谊篇章。1957一1962年我同邹立仁同学在北京念大学期间，己在解放军某司令部工作的初中同窗杨可强，像兄长一样关心照顾我和立仁。因家庭经济困难，五年大学期间，我未回乡探望一次父母，毕业那年可强得知情况，资助了我30元钱的路费，才圆了我的探亲梦。“文化大革命”中可强同我都因不愿违背良心说话、办事而受到迫害，他所在单位的专案组到我这儿调查他的情况；我所在学院的专案组到他那里了解我的问题，我们虽经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始终维护着对方的清白，没讲半句昧良心的话。1975年，经受了七年迫害，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份子”、“开除党藉”，并被逐出北京的我，身患严重的心律不齐症，最多每分钟心脏停跳20多次，医院诊断我为“冠心病”，并建议我卧床静养。我大学时是长跑运动员，曾获国家马拉松三级运动员证章，心脏功能完全正常，我不相信地方医院的结论，不愿在后半生成为废人，不得己去北京求助于可强。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整，举家被发配沈阳，刚“落实政策”回北京不久的可强全家热情接待了我，并将我认作他们的亲戚，以“军属”的身份送我到解放军《三0一医院》，请内科部主任亲自为我诊断，否定了地方医院的结论，正确作出“心脏无器质性病变，心律不齐是由植物性神经官能紊乱引起”的诊断，并开出了“换换环境，心情愉快”的治病良方。次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我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我调离原单位到南海油田工作，我的病不药而愈了。八十年代可强被授“少将”军衔，在国防科工委担任要职，但我同他之间的同窗情谊，没因他地位的迁升而变化。在洪中校友中，像我和可强这样“几载同窗，终生为友”的事例数不胜数。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洪中也难逃罹难，浩劫十年，元气大伤，美丽清幽的校园景色被破坏殆尽；高素质的老师被整得七零八落。

1974年春奎星阁被拆毁；因城西修河堤切断了青衣江水对文昌宫沱的补给，活水沱变成死水沱，不断淤塞而完全干涸；校门前修建环城公路，树木被砍光，洪中美景己不复存在。

在“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的岁月中，洪中的老教师们被无情的批斗，有的不但被“触及灵魂”，还被触及皮肉而致残。1969年“复课闹革命”时洪中停办，老师们被发配到乡村公社办的初级中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县革委决定在原洪中校址开办招收高中班的《洪雅县第一中学校》，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10月才恢复了洪中的校名和建制，县上并于1980年2月向省、地教育局报告∶“将洪雅中学定为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太严重，洪中教育质量难于恢复昔日的光彩，高考升学率远低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

时光进入“科教兴国”的八十年代后，地方财政增加了对洪中的投资，拆除了残破不堪的木质教舍平房，修建了砖木结构的教学大数、实验大楼和教工宿舍；在学校的要求下，校门前的环城公路南移，保证了校园的安静；在干涸的文昌宫沱上建成了《文昌广场》的草坪、花圃，美化了学校周边环境；不断补充高素质的青年教师，提高教育质量，高考升学率又开始回升。一所崭新的、具有现代气息的洪中校又在县城东南角崛起。

1997年中秋节，洪中校高54级师生聚会，来自云南边陲思茅的何金陶同学感慨赋诗，道出了所有洪中校友的心声∶

洪中奎阁，春风化雨；

教我育我，终生难忘。

　 承蒙李成祥兄提供资料，得以写成此文，特此致谢。

　　（2001年2月17日脱稿）

 

 

谢谢楼主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