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根据国民党“五丁抽二”的征兵政策,柳先生的大哥惠春抗战初期就应征上前线,1939年听说在山东泰安阵亡;三哥惠溱1942年参加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受训后去缅甸参战,从此杳无音信。他做梦都未料到,两位抗日参军兄长,仅在十年后与他的命运无端纠缠在一起,影响了他大半生。 1944年柳先生小学毕业,虽成绩优异,但家境困难,无力进城读初中。父母不忍心他失学,又让他读了两年私塾。1946年,为了生计,父亲违心地将年方15岁的他送到100公里外眉山县的一家商店学徒。解放前夕商店倒闭,他才回到老家。 年幼经国难与家贫之苦的他,衷心盼望社会的变革,热烈迎接家乡的解放,于1950年春参加征粮、剿匪和减租减息等农村工作,后调“成渝铁路洪雅采运枕木办事处”任财务组长。采运枕木结束,到柳江区公所搞民政,并被派去“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学习。1952年春毕业回县,正逢“三反”、“五反”运动,他被无端卷入运动中。在“凡管过钱的人都有贪污嫌疑”的有罪推理下,他被“打虎队”“有枣无枣打三竿”地抓起来关进牢房,逼迫交代任财务组长时的“贪污罪行”,和“贪污款的去向”。他既不懂贪污之道,又没贪过一分钱,确实无从交代,在牢里整整囚禁了半年,被糊里糊涂地释放回家。他丢了公职,失去工作,为了生存不得不打零工度日,好不容易在1956年才谋得民办小学教师的职位,在柳江一带农村任教糊口。 1962年他31岁才结婚成家。1965年初,在“四清”运动中不明不白地被通知停止教书。他百思不得其解,找公社党委书记问原由,得到的答复冠冕堂皇∶“你是三门人员──出学校门进机关门;从机关门又进学校门,没经过劳动锻炼,现在应当去农村接受劳动锻炼。”他哪里知道,在他的档案中已被塞入许多荒唐可笑的黑材料,诸如他是地主份子、贪污份子;大哥是土匪,三哥在台湾,哥哥是反动派,弟弟就是反革命两面派等等,他已被内定为“阶级敌人”,“清除出民办教师队伍”。老实巴交的他“听党的话”,带着多病的妻子和未满两岁的女儿,只好回乡务农。柳江一带地少人多,各生产队都不愿接收外来人员,经过近一年的折腾,全家才在唐坝落户成正式社员。 务农期间他政治上饱受歧视,虽然没被公开宣布为“阶级敌人”管制劳动,却享受着“阶级敌人”的待遇,常常被派干苦活、累活和难活,但在记工分、口粮分配、有病请假等方面,却常受刁难。为了一家生计,他除忙于耕作外,还在农闲时上山砍荒、修渠、修路、打碎石和拉架车,干遍了所有的苦差苦活,终年劳累也难维持一家温饱,每到青黄不接时就要四处借粮度日。在此期间,三个女儿降临人世,使柳家生活雪上加霜。 在农村呆了近十年,他越来越想不通,自己一生清白,说话办事处处小心谨慎,没做过任何错事、丑事;没说过什么错话、丑话,按乡亲们的说法,一个老实得“连豆腐都没整烂过人家一块”的教书匠,凭什么遭受如此不公正待遇?按公社党委书记的说法,自己是“三门人员”,缺乏“劳动锻炼”,现在已经锻炼了这样长时间,也该回教师队伍了。他鼓足勇气去公社,找当年宣布他是“三门人员”的党委书记讨说法。在他一再追问下,党委书记才给他讲了实情,他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挨了“黑整”。平时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他,此时怒火中烧,不知哪儿来的勇气,要找整他的人讨回公道。他被“黑整”的事,在当地群众和教师中引起很大震动,纷纷用各种方式向他表示支援。 躲在黑暗角落里罗织别人罪名,整人黑材料偷偷塞进档案,将毫不知情的被整者打倒在地,作自己向上爬阶石的整人者是怕见阳光的,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就会原形毕露,激起公愤。迫于群众压力,做贼心虚的整人者怕扩大事态不可收拾,不得不在1975年9月恢复了柳惠均先生民办教师职务,派他到一所农村初中任教。“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后,他被调到花溪镇中学任教,直到1991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