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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贡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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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孙力军、龚道安、王富玉、周江勇、张琦、陈刚、王立科、刘新云、刘国强、白向群、云光中、云公民、王三运、胡怀邦等,出镜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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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长安街知事
原文标题:孙力军、王富玉、周江勇等,出镜忏悔

  “没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法治建设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忏悔说。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将于本月15日起上线。
  在预告片中,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出镜忏悔。

  “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说。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忏悔道: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主政,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
  据介绍,该专题片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坚持自我革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断实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战略目标,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
  专题片共分五集,分别为《不负十四亿》《打虎拍蝇》《惩前毖后》《系统施治》《永远在路上》,共选取16个案例,采访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干部群众140多人,生动讲述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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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姑娘山
 雅拉香波神山 发表于: 2022-1-19 12:25:20|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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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大片第五集今晚播出,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将亮相忏悔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反腐大片第五集今晚播出,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将亮相忏悔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预告,本集将通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案,安徽省滁州市基层公职人员张雨杰贪污巨额公款案,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案等典型案件,透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这是周江勇被查后首次在大众媒体前亮相。
  电视片《零容忍》介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对此,周江勇忏悔: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主政,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
  公开资料显示,周江勇,男,1967年9月生,汉族,浙江宁波人,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9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周江勇曾任舟山市委书记、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等职。
  2021年8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消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次日上午,杭州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对周江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以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要求,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永葆政治本色,坚持不懈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同党中央要求对标、同党章党规党纪对表、同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坚决反对“七个有之”,始终恪守“五个必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对党绝对忠诚。
  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深耕海南30余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第一个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中管干部。
  张琦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打着新能源汽车的幌子,帮助私营企业主违规获得17.4万平方米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通过调高房地产用地比例谋取私利。2010年至2018年间,张琦帮助多名私营企业主在儋州、三亚、海口违规取得土地近7000亩。其中,帮助某地产商违规设置排他性竞买人条件,违法获取土地1000多亩,占用地质公园、生态林地,给国家造成数十亿元损失。
  2019年9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琦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背离新发展理念,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涉嫌受贿犯罪。他长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企业和个人在承揽工程项目、变更土地性质、土地征收拆迁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家人非法收受财物上亿元,其中绝大部分为党的十八大后收受。
  2020年2月,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琦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20年12月,张琦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电视片《零容忍》介绍:反腐败高压态势下,腐败手段也在变异,隐蔽性进一步升级。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就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来逃避监管。张琦忏悔: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侥幸,我自己没想到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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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题片《零容忍》第四集《系统施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第四集 系统施治

  解说: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和任务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反腐败规律的认识,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引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
  [字幕:2021年1月22日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
  [同期声]习近平: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解说: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强调将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贯通融合,在严厉惩治、形成震慑的同时,扎牢制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党性教育、提高思想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构建完善长效机制,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解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从查处的中管干部案件中总结共性问题,剖析深层原因,查找体制机制和监督管理上的问题和薄弱环节,推动惩治成果向治本成果转化。2020年以来,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内蒙古涉煤腐败专项整治,就是资源领域腐败治理的一个典型。
  刘校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五审查调查室副主任):从2018年开始,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对内蒙古自治区五名中管干部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这些腐败问题都与煤炭相关。通过这些案件,也暴露出了内蒙古自治区在煤炭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解说:白向群,曾任乌海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主席,2018年4月被审查调查,201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向白向群行贿的37名老板中涉煤的多达20人。
  白向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内蒙古这样的资源富集地区,企业家给你行贿也好,送东西也好,诱惑确实很多。

  解说:云光中,曾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被审查调查;202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受贿所得的近亿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
  云光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近些年鄂尔多斯好多干部落马,我作为地方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自己又落马,这个教训特别深刻。

  解说:云公民,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2019年10月被审查调查;2021年经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将择期宣判。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4个多亿中,绝大多数都与内蒙古相关。
  云公民(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我利用职权纵容他们,我儿子、姑娘做煤炭生意,很明显就是我的人脉关系。

  解说:内蒙古自治区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煤矿之乡,分布广、储量大、易开发。2002年到2012年,是我国煤炭行业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内蒙古自治区也由此迎来了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但与此同时,在巨额利益驱使下,涉煤腐败也愈演愈烈。
  刘校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十五审查调查室副主任):一些审批部门的领导干部也利用职权,涉足煤炭领域,侵占煤炭资源,有的领导干部老子在前台批煤,儿女就在后头捞钱;有的领导干部赤膊上阵,直接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煤田;有的领导干部通过暗股或者干股的方式参与其中,谋取了巨额利益。

  解说:白向群、云光中、云公民都曾经在煤炭资源丰富的盟市担任过“一把手”,最主要权力之一就是资源配置权。而对于煤炭企业老板来说,无论是购买煤矿、置换煤田,还是推进煤转化项目都需要政府审批,这就使企业老板有了“围猎”的需求,也使政府官员具备了寻租的条件。
  白向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最大的诱惑就是说了算,你为老板批这个,批那个,你抵御不了这种诱惑,最终的结果就上秦城。
  云光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被围猎的不单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结果是我这一代,包括我下一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把握住。

  解说: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是鄂尔多斯市的一家私营企业,2010年该企业向鄂尔多斯市申请换一块储量更大、煤质更好的井田。为了获得时任鄂尔多斯市市长云光中的支持,公司老板托关系结识了云光中的儿子和妻子,上门后,云光中妻子给了他一个暗示。
  郝深海(涉案商人):去他们家,他夫人提出来说,这个房子院子里头有一个大的高压铁塔,说这个对人非常不好、睡眠不好什么的,就给我提示,就是有困难,不想在这儿住了。她这么说完以后,我就知道意思,回来就筹措了现金,直接送到他家里。

  解说:郝深海再次上门时,用一口皮箱一次拖过去200万元现金。此后,他又多次向云光中妻子、儿子送钱送礼,总额近300万元。与此对应,恒泰公司顺利置换到一块优质井田。
  孙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云光中就主持召开鄂尔多斯市政府常务会,直接把给恒泰公司置换煤田资源这个事给定了,这就是最标准的权钱交易,他父亲在前台办事,他们在后台收钱。

  解说:不少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涉足煤炭领域,是涉煤腐败案件中的突出现象之一。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就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实质上就是坐收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
  云凯晨(云公民之子):为了讨好我父亲也好,输送利益也好,就通过煤炭的形式,让我们低价买高价卖。
  云磊(云光中之子):实际上他们这种大型煤炭企业,首先跟我父亲很熟,包括跟凯晨父亲,他们实际上都很熟。没有这个资源的话,你对接不上,人家批发价为啥给你?

  解说:一家内蒙古煤炭私企,以低价将煤炭“批发”给云磊和云凯晨,再由他们高价卖出去,买家实际也是这家企业联系好的,全流程一手操办。云磊和云凯晨开的所谓公司,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只需要签签合同,走个手续,就能拿到所谓的倒煤差价款,毫不费力就坐地收钱。
  云磊(云光中之子):想把这事情做巧妙一些,尽量看着跟我爸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肯定要操作一下。

  解说:领导干部为企业在煤炭资源配置、项目审批等方面大开方便之门,企业为相关领导干部亲属子女牟利大开方便之门,表面看似合法合规,实际上利益交换通过这“两扇门”在暗中完成。这家企业多年通过这种方式向云磊输送利益数千万元。云光中则利用职权,在企业煤制油转化、灭火煤等多个项目审批推进过程中,鼎力支持。
  云光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还是自己甘于被围猎。实际上往往就是在项目审批中间,利用合法的程序来谋取私利,或者是用合法的伪装、包装,来攫取个人的利益。

  解说:在煤炭资源配置的审批流程中,腐败在一些手握相关权力的官员中滋生。官商勾结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监管秩序,导致无序开采、违规开采、粗放开采、过度开采等各种乱象丛生,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民生。
  乌海市市民:那地方老百姓过的啥日子啊?门都不敢开,窗户都不敢开,每天扫地,地下一层黑。乱挖乱采,煤老板挣到钱了,老百姓受苦了,国家受损了。

  解说:煤炭领域腐败问题还扩散蔓延到交通、土地、房产等其它领域,一些煤老板发家后,进而参与修路、炒地、炒房,权钱交易也被带入其中。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就在内蒙古涉足房地产、道路工程建设,云公民一方面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帮助儿子拿地,一方面指示华电集团下属煤业公司在儿子公司团购住房,让儿子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云凯晨(云公民之子):其实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根本不会,鄂尔多斯的很多官员都是我爸的老部下,所以就很方便,我们进行土地开发什么的,就给我们开绿灯,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
  云公民(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在内蒙古有好多我认识的人,所以正好能帮他。他需要我给他打个招呼,疏通一下关系,我就帮他说说话。

  解说:云公民还直接利用央企领导的职权为家族牟利。比如乌兰察布市运煤公路项目,云凯晨名义上与另一家公司合作建设,实际只是通过父亲的权力,从华电集团下属的信托公司获取3个亿的贷款,就分得了项目一半的利润。
  邱永胜(涉案商人):我负责施工,他把这3个亿贷回来,最后我在这儿修路,他弄了一个人管管财务什么的,那1个多亿就被他拿走了。

  解说:多个案件反映出,涉煤腐败在内蒙古不只是个案,而是对煤炭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政治生态产生了严重的系统性破坏。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在煤炭资源领域存在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即违规违法获取、倒卖煤炭资源,违规违法配置煤炭资源,涉煤腐败问题严重污染当地政治生态,煤炭资源领域问题扩散蔓延,要求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刘奇凡(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煤炭资源领域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看还是发展观出了问题,我们的发展是起来了,但是它带来的生态的破坏、秩序的破坏、规则的破坏,这些问题它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坑。今天内蒙古的发展不断地为过去买单,为过去挖的大坑在付代价。如果不开展倒查,不能除根,那就无法铲除这个对内蒙古政治生态进行破坏的毒瘤。

  解说:2020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专项整治,对2000年以来全区所有煤矿的规划立项、投资审核、资源配置、环境审核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要素清查,摸清违规违法问题底数。同时,全面核查2000年以来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和退休的所有公职人员,组织139万多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申报参与煤炭企业投资入股情况,再运用大数据比对,发现并查处谎报瞒报的人员。清查发现,有煤的地区、管煤的部门、涉煤的企业、配煤的项目,大多数存在违规乃至违法问题,腐败存量之大、牵涉范围之广、涉案人数之多都令人触目惊心。
  刘占波(内蒙古专项整治监督责任办公室成员):涉煤腐败在内蒙古滋生蔓延,形成的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在自治区衍生出了庞大的涉煤利益链、关系网,还有共腐群。官商勾结合伙成势,他们或明或暗地干涉政治,干扰经济社会发展,涉煤腐败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解说: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拿着国家的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截至2021年10月,专项整治共查处涉煤腐败案件736件1023人,其中厅局级69人、县处级243人,查处涉煤经济案件57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39人,追缴挽回经济损失523.88亿元,以空前的力度,宣示对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白向群(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我想掏心窝子说两句话,过去在外边,睡不着觉,特别是反腐高压下,要想睡好觉,有一个安心稳妥的明天和后天,赶紧该投案的投案,没干的千万别再干,干了的想法跟组织说吧。

  解说:形成震慑的同时,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剖析机制、制度漏洞,清理废止了863个旧的涉煤政策法规文件,新制定政策法规文件121个,补齐制度短板、扎紧制度笼子。例如,针对资源配置等重大风险点,修订出台新版《关于全面实施煤炭资源市场化出让的意见》,更加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例如新制定《关于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配偶参与矿产资源开发行为的规定(试行)》,明确副科级(含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矿产资源开发相关部门的一般公职人员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禁止参与矿产资源开发。
  刘占波(内蒙古专项整治监督责任办公室成员):我们的干部,很容易和煤炭资源挂上钩。一旦要是违纪违法或犯罪的话,他这个小官巨贪让你不可想象。我们这个制度,把它限定到了副科级以上干部,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特点。

  解说:2021年4月25日,内蒙古举行了一次特殊的电视电话会议,剖析煤炭领域腐败问题的警示教育片通过讯号传输到数十个分会场,自治区主要领导和全区各盟市、旗县(市区)的众多领导干部同时参会观看,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引以为鉴。
  刘奇凡(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通过查案,实现了不敢腐;通过规范制度,实现了不能腐;通过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促进了不想腐。我们治理以后,让它进入新的规范,我认为内蒙古真正的“黄金十年”,应该从“十四五”才能开始,治理之后才会开始。

  解说:一地一域拨乱为治,彰显出通过制度治理和监督约束强化“不能腐”的效果。必须将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整体推进,增强反腐败综合效应。
  李显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干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扎紧制度的笼子是关键,这些年来我们通过“三不”一体推进,做实以案为鉴、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建章立制、整改落实,有效提高了治理腐败综合效能。

  解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金融领域腐败往往与各种市场风险交织,不仅影响金融职能作用发挥,更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近年来,金融反腐持续加力,赖小民、胡怀邦、孙德顺等一批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弃守金融风险底线的腐败分子受到严肃查处,有力斩断监管人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和不良企业主相互勾结的利益链,为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强保障。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有些事情做得太不应当了,真是太不应当了。

  解说: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孙德顺是金融领域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的典型,将其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首先他严重违反了政治纪律,作为国有重要商业银行负责人,本应承担着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但是他把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都置之脑后,光去追求自己所谓的业绩,以及兑现一些老板的利益。

  解说: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金融要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要加大对制造业的支持力度,防止信贷资金过度向房地产集中,孙德顺却背道而驰。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就关注什么挣钱快、见效快。他倾向于贷给房地产,主持行长办公会的时候就公开直截了当要求,全行一定要立刻给我把制造业贷款停下来,即便你有100%的抵押,那也不行。
  刘成(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在这个期间,中信银行贷款结构就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房地产贷款增长幅度达到40%多,制造业贷款当时受到压降,压降幅度达到30%多,所以受他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解说:中信银行向房地产业贷款占比过高的问题,带来的长期风险后来逐渐显现。2020年2月,银保监会向中信银行开出2200万元的巨额行政处罚罚单,处罚事项19项中有13项涉房地产业务。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这就体现了一个政绩观的问题,追求眼前的利益、局部利益,年报会非常好看,但是给后面会造成很大隐患。

  解说:除了追求政绩外,孙德顺之所以增加房地产贷款还有另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谋取个人私利。调查发现一些房地产公司老板与他关系密切,并存在利益交换。例如一名房地产公司老板曾以投资为名,向孙德顺实际控制的公司输送1000万元,得到的回报是通过孙德顺获批贷款授信40多亿元。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收现金,他认为收现金太低端了,太简单粗暴了。他利益兑现的方式非常专业化,做了层层的掩盖,就是设了很多的防火墙,绕了很多圈,利用特有的金融手段和产品去掩盖。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从自己所触犯的法律一看,还是自己有贪心,自己也特别悔恨,再怎么悔恨也没有后悔药。

  解说:孙德顺在银行业工作40多年,是中国金融界唯一一名从银行网点最基层的柜面出纳员做起,一步步成长为国有银行总行行长的干部。他自认为业务能力高超,试图通过精心设计来掩盖权钱交易。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因为自己是从基层起来的,业务能力比较强,所以总觉得自己的业务能力在那摆着呢,就造成了一种侥幸的心理。

  解说:调查发现,孙德顺是利用“影子公司”、借助金融手段来完成利益输送的典型,其专业化、复杂化程度相当罕见。他安排两名老部下作为代理人,开设了两家投资平台公司,两家公司前台的所谓法人,实际只是为孙德顺代言的“影子”。
  温暖(孙德顺所控制平台公司负责人):我就是前台的一个发声者,我后面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孙德顺。我们主要管理人员的工资,公司的核心业务决策,其实都是由他来决定的,细到相应的份额怎么分配,这些细节也是他来定的。

  解说:一方面,孙德顺在中信银行利用公权力为企业老板批贷款;与此对应,这些老板有的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他实际控制的平台公司,有的则送上优质投资项目或投资机会;平台公司用这些老板提供的资金投入那些老板提供的项目,以钱生钱,和老板们共同获利分红,形成利益共同体。

  解说:孙德顺设计了结构极为复杂的重重掩体,两家平台公司是他的核心经营团队,是遮蔽在他身前的第一层“影子”;在平台公司之下又设立了十多家项目公司作为第二层“影子”,项目公司和行贿企业还不是直接交易,而是双方各自再成立空壳公司作为第三层“影子”,多层影子公司层层嵌套。交易主体本身已经魅影重重,资金往来又伪装成各种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用“影子交易”为利益输送再蒙上一层迷雾。
  这些障眼法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专案组研究后决定,不在影子的迷阵里打转,而是反过来从源头入手,梳理孙德顺在中信银行推动的贷款授信,找到其中明显异常的决策事项,再针对性地调查获得贷款的企业和孙德顺的关联。这一调查策略抓准了孙德顺腐败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利用信贷审批权谋私。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2014年底的时候,有一家能源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贷款,因为这家能源公司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是一个高负债的企业,一般不会发放贷款的。但是在孙德顺干预下,这笔40亿的贷款发放给企业,很快就形成了不良资产。为了表示对孙德顺的感谢,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和孙德顺控制的平台公司签署了一个增资协议,这样就完成了利益输送。

  解说:这家能源企业通过所谓的股权投资协议,让孙德顺控制的公司实际获利达1个亿。类似这样的权钱交易还有多笔,企业向孙德顺输送利益的包装方式五花八门,但换取的东西都一样,那就是银行贷款。抓住了这个核心,重重魅影也就迅速消散,实际控制人清晰显影。
  孙德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我在跟一些企业家交往的过程当中,总是老想着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利益关联方去谋一些利益。

  解说:孙德顺案凸显出管住信贷审批权这一关键权力的重要性。银行贷款审批一般是由贷款客户递交申请材料,按照程序逐级上报审批,而孙德顺却经常直接与企业对接,再布置给下属去做,用程序倒置的方式违规操作。按照中信银行的制度设计,行长对信贷审批只有一票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审批必须经信贷审批会议集体表决通过,主要领导必须末位发言。但事实上,孙德顺经常无视这些制度,直接干预信贷审批,银行内控机制在“一把手”的权力面前失去了作用。
  樊祥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从副行长升到行长,一直还抓着这个权,还兼任这个贷审会主任。作为贷审会主任应该末位发言,就是你不能上来就定调子。但是他听到别人有不同意见了,就忍不住了,上来就直接说,“怎么不行了,你说不行,怎么不行了”,别人就不敢说了。银行本来是有一套比较严密的授信管理和风险管理程序,经过这种人为的干预,这些程序都被穿透了。

  解说:针对孙德顺案件暴露出的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推动中信银行系统性地开展以案促改,首先从公司治理结构上进行纠正,强化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职责,确定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同时推进授信体制、风险管理体制和审批制度改革,强化问责机制,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刘成(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首先就是禁止行长担任贷审会主任,避免行长直接对信贷项目的干预。然后就是完善授信管理制度,对授信的调查、审批,一直到授信后的管理,都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推出审批人制度改革,由过去这种行政的审批管理制度,改成专家型的授信审批制度,让整个信用管理能够得到完善。

  解说:孙德顺案也反映出,导致金融领域监管缺失的原因,既有自身内部监管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也有行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毛奉君(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党委办公室 副主任):通过案件反思我们金融监管工作,一个是还存在履职宽松软问题,另一方面金融领域一些制度规章亟需完善,部分交叉和创新领域的监管制度存在缺失,导致了一些金融风险、金融乱象的产生。

  解说:为了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按照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银行、保险业合并监管,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健全监管联动机制,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解说:一些金融单位之所以出现问题、滋生腐败,归根结底是党的意识不强、党的领导弱化;同时,纪检部门难以履职、监督严重缺失,这些在孙德顺案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深化系统施治、推进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确保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刘成(中信银行党委副书记):贯彻中央的要求,尤其是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领导的一系列要求,加强党委会的领导作用,现在要求把党的领导作用贯穿在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自觉地对表对标,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来办事。

  解说:针对监督缺位、监督不力问题对症施策,在新一轮派驻机构改革中,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向包括中信集团在内的18家中管金融机构直接派驻纪检监察组。这项改革效果立竿见影,仅2019年至2021年12月,派驻金融单位纪检监察组就对驻在单位党委管理干部立案审查调查81人。
  赵保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办公厅副主任):以前是内设纪委,更多的还是受企业的党组、党委领导为主。内设纪委改为派驻纪检监察组,领导关系发生了变化,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另外它又有了监察权,所以监督执纪执法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决定了正风肃纪反腐的力度比以前是大大加大了。

  解说: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断健全,实现了党内监督全覆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被纳入监察范围,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切实加强。

  解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案例表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违纪违法,最容易产生连锁反应,甚至导致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对一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我主要的心理,毕竟我在黔江是区委书记、是老大,那种欲望、那种念头希望得到一定的满足。

  解说: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19年,重庆市纪检监察机关在调查另一起案件时,牵出了杨宏伟在黔江当“一把手”期间,涉嫌在工程领域受贿的线索,感到有必要对他进行初步核查。核查组到黔江了解情况,很快感到干部群众说起杨宏伟普遍口碑不佳。
  章文龙(重庆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外查的时候听干部和群众说到“球书记”这么一个词语。黔江当地干部口中常说的一句话,是下午4点以后不要去找杨宏伟,因为你找他签不了字,不在,在打篮球。

  解说:杨宏伟经常在工作时间去打篮球,还有一帮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陪打,他也清楚这并不合适,因此场地选在一家单位的内部球场,外人进不去。但其实这在黔江的干部中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殷明(黔江区卫健委副主任):他爱打篮球,身边基本上都是篮球运动员,在工作调动安排上对这些人就高看一眼。
  高长冰(黔江区城投集团董事长):他招了一批打篮球的人在办公室,他圈子内的人他就用,不管他有没有能力。

  解说:干部群众反映的不仅是违反工作纪律问题,更是用人导向问题,核查组经调查发现反映属实,一些常陪杨宏伟打球的干部,还有他的一些同学、亲戚、关系户,在他授意下得到破格提拔、安置。
  章文龙(重庆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当地还流传一句话,工作干不干得好不重要,与杨宏伟的关系好不好才重要。

  解说:有关杨宏伟在工程领域受贿的线索,核查组在黔江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并获取了更多问题线索。2019年5月,重庆市纪委监委对杨宏伟正式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杨宏伟利用职权,为多名商人老板在工程领域提供帮助,收受贿赂达3400多万元,党的十八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我有这种意识和想法,它总有结束的时候,躲过了就是万幸。

  解说:杨宏伟的腐败行为,主要就集中在任黔江区“一把手”期间。他有一套自己总结的“官场价值论”,认为厅局级干部受到的监督较少,权力大、风险小,性价比最高。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当一个厅官性价比比较高,没有哪个来关注你,就不会这样那样你。

  解说:将公职岗位用性价比来衡量,心里装的自然不是用权为民,而是以权谋私。从黔江区高点放眼望去,目之所及的许多项目,包括旧城改造、机动车交易中心、农副产品交易中心、蔬菜批发市场等等工程背后,都有杨宏伟的权钱交易。工程体量1.5亿的电解铝加工厂项目,杨宏伟帮承包商拿工程开出的条件是,利润他要占55%,事成后,承包商按约定送给杨宏伟1000多万元。
  蒲恒(涉案商人):开始跟我说50%,后来说不行,要55%。他说要那么多,我只能说同意。

  解说:在一栋看似普通的写字楼里,藏着一处豪华私人会所,餐厅、茶室、棋牌室、KTV一应俱全,还有高级厨师负责餐食制作。杨宏伟和他身边的老板圈子,经常到这里吃饭、喝酒、打麻将。牌打得挺大,输赢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老板们也很识相,和杨宏伟打只输不赢。这样的牌场杨宏伟打得自然心情舒畅,乐此不疲,让有的老板也觉得招架不住。
  蒲恒(涉案商人):陪他打麻将就不存在输赢的问题,主要是陪着累。他每次打麻将都打到很晚,一般都是下班以后打到凌晨两三点,一二点结束都算早的,主要是他打的频率高、时间长,人受不了。

  解说:对老板们来说,只要和杨宏伟搞好了关系能拿到工程,出钱受累也就值得。而对杨宏伟来说,工程项目既有利可图,还能充当政绩,自然热衷于上马各种项目。
  杨宏伟(重庆市黔江区委原书记):黔江一年有五六十个项目,我当书记,五分之一、四分之一拿给他们做是可以的。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可以一俊遮百丑。

  解说:为了多上项目,杨宏伟甚至不顾黔江实际情况大肆举债。到他离任时,黔江区综合负债率超出预警红线。为了不影响自己政绩,他还指示区财政局数据造假,瞒报、少报债务。现在回头看,他主导的有些项目缺乏论证就盲目上马,至今陷入困境甚至烂尾,给黔江造成了大量遗留问题。
  高长冰(黔江区城投集团董事长):他对黔江债务的增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全区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包袱。PVC项目配套设施投资了几十个亿,只有水泥厂在运行,就相当于丢在水里了,泡都没冒一个。

  解说:黔江区市政建设、招商引资,主要通过两家国有企业:城投集团和鸿业公司来运作。杨宏伟跨区域调来一名老部下,又从本地提拔了一名老同学,分别担任这两家国企的董事长,都是他圈子里的“自己人”,违规违纪的指令在这两家国企也就畅行无阻。这两名干部现在也都因腐败问题被查处。
  高长冰(黔江区城投集团董事长):城投集团、鸿业集团两个董事长都进了监狱,都是他提拔的,把城投集团搞得一团糟。现在我们城投集团135个遗留问题,就是因为当时整个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选人用人机制出了问题。

  解说:杨宏伟离任之后,黔江区陆续被查处的干部数量惊人,尤其是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腐败问题的重灾区。
  章文龙(重庆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有79名区管处级干部被查处,其中有17名涉及到工程建设领域的腐败问题,大多发生在杨宏伟主政黔江期间。区委书记都这样,谁来管我啊!

  解说:针对杨宏伟严重违纪违法案暴露的问题,重庆市纪委监委向黔江区委发出“以案促改”工作建议,要求从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破除选人用人歪风邪气、治理工程建设领域腐败、整治“四风”突出问题、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等方面深入剖析根源,在全区开展“以案四说、以案四改”。“以案四说”是以案说纪、说法、说德、说责,通过深入开展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从发生在身边人身上的腐败案件中汲取教训;“以案四改”是改治理、改监管、改制度、改作风,让发现的问题得到切实整改。
  唐勇(重庆市监委委员):说和改是一体的,这就为不敢、不能、不想,从办案到监督到整改,实际上形成了贯通一体的组合方式。

  解说:黔江区四大班子及众多区管干部参加了“以案四说”警示教育大会,会上通报了杨宏伟相关案情,从“纪、法、德、责”四个方面深刻反思。黔江区针对杨宏伟案中突出暴露的工程建设领域乱象开展专项整治,清查工程建设项目260余个,查处涉及工程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的处级干部17人,并系统性地完善制度,堵塞漏洞。针对杨宏伟主政期间选人用人导向错误问题,开展了选人用人专项整治。区委各位常委同志直接约谈36批次、60人次,严把选人用人关,先后对6名拟提拔干部“亮红灯”。通过一系列举措,推动黔江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余长明(时任黔江区委书记):当初我来黔江的时候,到下午4点钟左右,机关干部多数就下班了。原来4点钟我们出租车生意最好,现在是6点钟生意最好,出租汽车司机是最能够感知和感受作风变化的。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就是要有好的选人用人导向,真正让干事儿、能干事儿的、干成事儿的得到提拔重用。

  解说:杨宏伟案再次表明,“一把手”责任重大、权力集中,既是监督重点,也是监督难点。只有管住“关键少数”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全面从严治党才有震慑力和说服力。

  解说:202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公开发布。这是针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制定的首个专门文件,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陈亚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副主任):制定《意见》,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是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勇于自我革命、破解党内监督难题的重要举措。一共制定了21项监督举措,这些举措有利于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促使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监督职责,主动开展监督、自觉接受监督,推动中国特色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解说:百年再出发、开启新征程,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要求。只要我们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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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裱表裱 发表于: 2022-1-22 13:15:29|只看该作者

孙力军、王立科、龚道安、陈刚、周江勇等14虎出镜“大片”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孙力军、王立科、龚道安、陈刚、周江勇等14虎出镜“大片”

  1月15日至19日,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播出,生动讲述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在专题片中,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等14名省部级落马干部出镜忏悔。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
  2020年4月,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孙力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1年9月,孙力军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通报用词极为严厉,指其“背弃‘两个维护’,毫无‘四个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

  专题片介绍,紧随孙力军之后,政法领域多名省部级干部先后被查处: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邓恢林,曾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顾桧介绍,孙力军从根子上就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他大学毕业之后,一开始跟着几个温州商人倒卖钢材,当时的追求就是挣钱买房买车。后来,他父亲找关系,将他安排到卫生部门工作,他又开始琢磨怎么利用卫生医药资源挣钱。这样,刚踏进公务员队伍,孙力军的权力观、政绩观就已发生了极度扭曲。
  2008年,孙力军调到北京工作后,利用职权和影响力为多名不法商人做生意提供帮助,不法商人则为他送上巨额贿赂。专案组最终查获的孙力军赃款赃物,包括巨额现金、名贵手表、金银珠宝、年份茅台、高档手机、名贵普洱茶等各种财物。
  2018年,孙力军坐上了公安部副部长位置,他自恃是公安部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副部长,有他人不具备的政治潜力和优势,野心更加膨胀,大搞腐败,图谋更高的领导岗位。
  孙力军为自己制订了一个“十五年规划”,争取要五年上一个台阶,并且在商人朋友之间吹嘘。他一边享受着吹捧,一边下定决心钻营,还经常向“小圈子”里的成员进行封官许愿。
  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党的十八大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典型。目前,对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中央已决定对司法部原部长傅政华等人立案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孙东升介绍,孙力军案件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案件,特别是这些人顶风违纪、知法犯法,结党营私,搞团团伙伙,贪污贿赂数额巨大,影响非常恶劣,这是十九大以来我们查处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体现了党中央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和决心。

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
  王立科,曾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长,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21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专题片介绍,上世纪90年代,王立科在家乡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担任公安局副局长,结识了在当地“捞偏门”的娄河。此后20多年里,娄河从最初经营赌场,到发展成为暴力为祸当地的涉黑组织,再到发家后表面“洗白”转入地下,一路仰仗王立科的庇护,娄河累计送给王立科财物达8000多万元。
  王立科打一开始进入警察队伍就动机不纯,这和他的家风家教有很大关系。王立科的父亲多年经商,当年是北镇首富,在当地深具影响力,他一门心思要让几个儿子做官。
  王立科最初在房管所工作,父亲找关系将他送进警察队伍,又继续拉关系帮助他得到提拔。王立科从基层民警到派出所副所长、县公安局副局长、再到北宁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背后都有父亲活动的影子。
  王立科到了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位子上,父亲的人脉也基本到了头。但在父亲一路“教导”下,王立科早已出师。他一边利用权力帮多名老板办事,收受巨额贿赂,再用受贿所得继续行贿拉关系。他先是靠攀附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被提拔为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之后在一次公务中,又认识了当时在公安部担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
  在王立科眼中,孙力军岗位重要、上升空间很大,于是借各种机会拉近关系。2011年,他在孙力军到辽宁出差期间,首次送上一张存有100万元的银行卡,孙力军毫不推辞就收下了,也意味着接纳了王立科。此后,王立科多次专程到北京等地“看望”孙力军,送上银行卡、美元、公司股份。
  孙力军说:“他每年大概四五次来北京,每次都给我30万美金,放在一个小的海鲜盒里面。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王立科历年送给孙力军的“小海鲜”,到案发时累计折合人民币9000多万元,而孙力军也没有让他失望。
  “他去了江苏当副省长、公安厅长,后来又当了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这一路我都提供了帮助。我把他当作自己人。”孙力军说。

上海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
  龚道安,曾任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2021年2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专题片介绍,2010年,在全国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上,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进入了孙力军的视野。他感到龚道安业务能力出众,于是主动拉拢示好,通过积极推荐运作,使得龚道安被提任为公安部技侦局副局长,之后又陆续提任技侦局局长、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
  “孙力军直接跟我说,愿不愿意到公安部来、到技侦局来?我也感觉得到,孙力军是起了重要作用的。”龚道安说。
  孙力军在业务上需要利用龚道安,因此他对待龚道安的方式,和对待王立科截然相反。从王立科身上,孙力军是大肆收钱;而对龚道安,则反过来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从受贿所得中拿出大笔资金,为龚道安解决孩子住房、安排亲属工作等各方面问题,还给龚道安下属团队发“奖金”,促使龚道安不遗余力地为他效命。
  龚道安不仅自己为孙力军效命,还帮孙力军经营充实“小圈子”,向孙力军推荐时任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孙力军帮助邓恢林先后提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

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
  刘新云,曾任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专题片介绍,2014年,孙力军物色到了刘新云。刘新云原来是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一次公安部在山东有会议,刘新云负责安保,晚上主动到孙力军住所自我介绍,拉近关系。
  孙力军也在物色“小圈子”成员,看到刘新云积极贴靠,马上心领神会。他向刘新云透露了当时正在查办的一起案件情况,既是炫耀自己能参与要案,也借此显示把刘新云列为了“自己人”。
  “第一次见面就和我这么说,我当时就感到,这么重要的机密直接和我说,人家瞧得起咱。”刘新云说。
  经孙力军运作,2014年12月,刘新云调任公安部网安局局长。他一到北京,孙力军就安排饭局,和其他“小圈子”成员给他接风。
  刘新云私下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重要网络舆情;龚道安也同样向孙力军违规提供大量信息、汇报案件办理情况。他们违规提供给孙力军的材料,绝大部分孙力军无权知悉。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
  胡怀邦于2013年至2018年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2019年7月,胡怀邦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深刻反省,确实认识到自己所犯罪错的严重性、危害性。作为党员干部,收受财物而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因为老百姓最恨的就是腐败。”胡怀邦忏悔道。
  国家开发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地位特殊,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主业主责是服务国家战略。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启动深化国开行改革工作,就是明确要求国开行进一步聚焦服务国家战略,进一步压减商业性项目。胡怀邦作为国开行一把手,却公然违背党中央要求,抢在改革方案印发之前,帮助一家私营企业的商业性项目获取巨额贷款授信。
  胡怀邦说:“开行改革方案,我是全程参与的。我知道这个改革方向,还是在改革方案下发之前,把他的贷款给批了,后来造成了不良贷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确实我应该承担责任。”
  胡怀邦这样做,正是因为收受了这家私营企业的巨额贿赂,这家企业就是曾经盛极一时、如今已宣告破产的“华信系”。“华信系”掌门人叶简明和胡怀邦从结识到发生权钱交易,另一个人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掮客”角色,那就是2017年落马的甘肃省委原书记王三运。叶简明和王三运早就有利益往来,后来经王三运介绍认识胡怀邦,并请王三运出面帮助自己提出请托事项。
  华信能源有限公司在2015年向国开行申请48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授信,叶简明再次请王三运出面,请托胡怀邦推动国开行批准这笔贷款授信。
  经审查调查,王三运和胡怀邦各自从叶简明那里收受了数千万元巨额贿赂,胡怀邦用“一把手”的权力强力推动,使得国开行批准了这笔从一开始就潜藏重大风险、也明显不符合国开行定位的巨额贷款。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干部刘华松介绍,胡怀邦理想信念丧失,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都严重扭曲,他明知华信的业务并不属于国开行的贷款范围,但是他还要把它包装成、解读成一种政策性业务,其实这背后就是胡怀邦想利用他手中的金融资源与地方领导作结交、相勾连,甚至通过向一些所谓“神通广大”的老板进行利益输送,妄图给自己的个人仕途升迁铺路,以谋取更大的好处。
  胡怀邦说:“金融业的高管,你打交道的人层面都比较高,人家私人飞机什么都有,所以自己就觉得心理上不平衡,意志薄弱,那就滑向深渊了。我忏悔书里边也写了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
  随着叶简明于2018年涉嫌违法被调查,“华信系”迅速土崩瓦解,其经营中隐藏的诸多违法违规手段、靠高负债支撑的脆弱根基,都随着它的崩塌清晰地显现出来。如今它旗下71家公司已经合并破产,资产正在司法拍卖中。国开行至今有巨额贷款难以收回,给国家金融资产造成重大损失。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
  王富玉任省部级领导干部长达20余年,先后在海南、贵州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等重要职务,2018年退休。2021年2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抓了我是对的,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敲响了警钟,警示后来的干部不再有这类问题了。”王富玉说。
  经审查调查,王富玉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专案组发现了多套涉案房产,有的是王富玉直接收受,有的是违纪违法所得购买,还有的是老板买下长期供他使用。王富玉在贵阳长期使用的一套豪华别墅,由关系密切的老板出资进行了高档装修,电影厅、健身房一应俱全,陈设细节无不讲究。
  有意思的是,别墅客厅里满墙挂的文字,都在标榜自己心系百姓、淡泊名利。中间挂的是康熙年间一位知县的名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两侧挂的是一名老板送给王富玉的一副对联:“做人好心洁如玉,为民精神富若仙”,煞费苦心地将“富玉”二字藏在对联中,对王富玉奉承吹捧。墙上文字和豪华别墅的反差,恰是王富玉“两面人”做派的生动写照。
  在海南工作时,王富玉就开始收受大笔贿赂,而且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在境外留后路的想法,1995年就违规为本人和妻子女儿办理了移民手续,直到2009年他担心影响自己的前程才取消。
  “我到了琼山做书记、市长的时候,思想上就对自己放松了,就让人家老板拿钱买房子了。”王富玉说,“在琼山拿人家钱,买了房子,又进了(海南)省委常委了,就没有敬畏了,拿纪律、拿法律不当回事儿,这就是我出问题的根本原因。”
  2012年起,王富玉先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他感到这是退休前最后一站了,收钱敛财的行为更加疯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强力反腐,各地都有省部级高官不断落马,连王富玉的弟弟都劝他考虑收手,他却仍然胆大妄为。
  王富玉还通过儿子王斌收受巨额贿赂,也是打着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的幌子。浙江一家从事园林绿化的私营企业就以这种方式向王斌输送利益6000多万,王富玉则帮助他承揽了一系列大型项目。
  2021年11月3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王富玉一案。王富玉被起诉指控:1995年至202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规划审批、职务调整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4.34亿元。2019至2020年离职后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1735万余元。王富玉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我不知道要钱干什么,我吃喝不愁啊。你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我现在知道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王富玉忏悔道。

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
  陈刚曾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他的突出问题是,利用规划审批这一重要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陆续收到一些关于陈刚和老板交往密切、作风奢靡方面的问题反映,对陈刚进行了函询,陈刚全部予以否认。

  2017年2月,陈刚被调到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工作,2018年又调整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陈刚意识到,组织可能进一步对他进行调查处理。
  2018年整整一年,陈刚抱着自暴自弃的心态,过着自我毁灭式的生活。他不但不收敛不收手,反而变本加厉,疯狂收受近7000万元巨额贿赂,占他的总受贿额一半以上。同时,他内心又极度惶恐空虚,每天靠纵情声色享乐麻醉自己,多次想到主动投案。2019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因另一起案件,找陈刚核实情况时,他的一些异常言谈引起了专案组注意。
  陈刚当时正处于矛盾纠结之中,既有交代的冲动,又举棋不定。专案组捕捉到了他的心态,立即对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场取证谈话,变成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攻坚战。
  长达几个小时的深入谈话,促使陈刚当场下了主动投案的决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后正式对陈刚立案审查调查。陈刚很快交代了自己所有违纪违法事实,涉及受贿金额达1.2亿元之多。但专案组察觉到,他当时的心态更多是希望通过主动交代争取从轻处理,对自身错误的反思却不够深入。
  专案组和陈刚一起,对他过往的人生展开系统的梳理反思。陈刚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正赶上极佳的历史机遇。那时候,北京还只有三环路,地铁只有一、二号线,城市建设高速发展,急需高学历专业人才。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陈刚参加工作仅仅八年,就走到了北京市规划建设领域的主要领导岗位上,他当时也曾满怀激情,为能参与北京的建设心潮澎湃。
  陈刚31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36岁成为北京市规划委主任,40岁成为北京市副市长,人生前半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回头看去,他才意识到自满懈怠也由此生长。
  忽视了理想信念的锤炼,自然很难建立起拒腐防变的坚实防线。而陈刚手握规划审批权,又正值房地产业高速发展时期,在房地产商重点“围猎”下,陈刚逐渐失去了定力。老板从安排他吃请娱乐,发展到提供车辆、信用卡,再到直接送上房产、巨款;陈刚则利用职务便利,为老板在项目用地性质变更、规划设计方案审批、规划调整、项目审批验收等方面提供帮助。
  2002年到2014年期间,陈刚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让老板出资数千万元,分两期在北京怀柔为他建造了一座私家园林。由于这处园林违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在陈刚被查处后已经被拆除。该园林总占地面积109亩,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装饰奢华,内有中式四合院、西式临水全玻璃别墅、日式庭院等,建有半悬空的游泳池、人造白沙滩、影音室、按摩房等场所。建成之后,陈刚经常带家人亲友和商人老板来这里休闲娱乐,沉醉于自己打造的“品质生活”空间。
  还有一件事陈刚也尤其悔恨,那是在2008年,和他关系密切的一名房地产老板,在北京黄金地段开发一处房产,陈刚看中了小区的环境位置,就要求老板为他盖了一座量身定制的别墅。他亲自修改图纸,将地上面积改为200多平米,以符合政策标准。实际上,他让老板建了两层地下室,地上地下总面积达800多平米。北京市有关部门来实地检查住房面积时,他安排老板精心遮挡通往地下室的楼梯电梯,伪装住房只有地上一层。
  2021年2月,法院公开审理陈刚一案。法院认为,陈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亿余元,构成受贿罪。鉴于他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具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最终判决陈刚有期徒刑十五年。

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国强
  刘国强曾任本溪钢铁集团总经理、本溪市政府市长、辽宁省政府副省长,2017年1月退休,2020年7月被审查调查。当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办理另一个案件过程中发现刘国强受贿线索,经初核后对刘国强采取留置措施。当时刘国强表态会向组织坦白全部问题,但实际上是避重就轻。

  刘国强的问题其实相当严重,从2006年至2020年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和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的财物折合人民币达3.5亿多元,受贿金额如此巨大,刘国强却在思想上掩耳盗铃,找借口自我麻痹。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赵锋介绍,刘国强的儿子与父亲隔空对话,问他爸爸说,收了这么多钱,你是享受了还是能带走,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好吗?对他触动很大。
  刘国强从最初抱有对抗情绪,到有所保留地一点点交代问题,到最终坦白了所有问题,并真诚地写出了对党和人民的忏悔书。
  2021年8月,法院进行一审,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刘国强收受非法财物3.5亿余元,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将择期宣判。刘国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服从任何判决。
  “非常后悔,也很愧疚。法律给我什么惩罚,我认为都不过,都是应该的,我不上诉,完全服从法庭判决。”刘国强忏悔道。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刘川生
  刘川生,2005年到2016年任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2018年9月退休。2021年7月5日,她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主动投案,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首名被留置的中管高校“一把手”。

  “为什么要主动投案,我觉得实质上我心里一直压了一块石头,只有早投案、早交代,才能早一点把心里的石头放下。”刘川生说。
  2011年,刘川生的儿子留学归来,想在学前教育领域创业,但是既没有资金、场地,也没有经验、基础。刘川生就利用职权,违规让儿子在外使用北师大招牌开拓业务。当时,和北师大合作办学需经专门的合作办公室办理,有规定的程序,也需要向北师大缴纳一定费用。但刘川生却绕过了程序,安排下属违规帮儿子开办了第一所幼儿园。
  到2015年,刘川生感到快退休了,决定趁着还有权力,为儿子彻底铺好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李明介绍,刘川生要求下属,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这么一个品牌,相当于一次性授权给她儿子的公司使用。
  刘川生说:“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战略协议,他可以去挂牌,可以挂北师大幼儿园的牌,他就变成了代理商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这个所谓的“战略协议”,完全是违规私下签订的,并未经北师大认可。随后,刘川生儿子在全国多个地方开办了“北师大附属幼儿园”。
  2017年,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师范大学党委进行巡视时,就收到了相关反映,巡视组明确指出合作办学等领域廉洁风险突出,要求立即整改。刘川生让儿子的机构摘掉了北师大品牌,认为就算“过关”了。2021年,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再次巡视北师大,也再次指出合作办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存在廉洁风险。刘川生看到消息后,思来想去,终于决定主动投案。
  刘川生投案后,她儿子对其所属的教育机构严格整改,主动上缴违纪违法所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违纪违法情节、危害程度、认错态度等,经报请党中央批准,2021年12月给予刘川生开除党籍处分,按六级职员调整其退休待遇。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白向群
  白向群曾任乌海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副主席,2018年4月被审查调查,2019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向白向群行贿的37名老板中涉煤的多达20人。

  白向群忏悔道:“内蒙古这样的资源富集地区,企业家给你行贿也好,送东西也好,诱惑确实很多。”白向群说,“最大的诱惑就是说了算,你为老板批这个,批那个,你抵御不了这种诱惑,最终的结果就上秦城。”
  “我想掏心窝子说两句话,过去在外边,睡不着觉,特别是反腐高压下,要想睡好觉,有一个安心稳妥的明天和后天,赶紧该投案的投案,没干的千万别再干,干了的想法跟组织说吧。”白向群说。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呼和浩特市委原书记云光中
  云光中曾任鄂尔多斯市市长、市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被审查调查;2020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他受贿所得的近亿元财物中,收受一家涉煤企业的就达到3700余万元。

  “近些年鄂尔多斯好多干部落马,我作为地方的“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自己又落马,这个教训特别深刻。”云光中说。
  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是鄂尔多斯市的一家私营企业,2010年该企业向鄂尔多斯市申请换一块储量更大、煤质更好的井田。为了获得时任鄂尔多斯市市长云光中的支持,公司老板托关系结识了云光中的儿子和妻子,上门后,云光中妻子给了他一个暗示。
  涉案商人郝深海说:“去他们家,他夫人提出来说,这个房子院子里头有一个大的高压铁塔,说这个对人非常不好、睡眠不好什么的,就给我提示,就是有困难,不想在这儿住了。她这么说完以后,我就知道意思,回来就筹措了现金,直接送到他家里。”
  郝深海再次上门时,用一口皮箱一次拖过去200万元现金。此后,他又多次向云光中妻子、儿子送钱送礼,总额近300万元。与此对应,恒泰公司顺利置换到一块优质井田。
  “被围猎的不单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结果是我这一代,包括我下一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把握住。”云光中说。
  原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
  云公民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2019年10月被审查调查;2021年经法院一审公开审理,将择期宣判。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4个多亿中,绝大多数都与内蒙古相关。

  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实质上就是坐收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
  云公民的儿子云凯晨在内蒙古涉足房地产、道路工程建设,云公民一方面给地方官员打招呼帮助儿子拿地,一方面指示华电集团下属煤业公司在儿子公司团购住房,让儿子迅速积累巨额财富。
  “其实我没做过生意,我也根本不会,鄂尔多斯的很多官员都是我爸的老部下,所以就很方便,我们进行土地开发什么的,就给我们开绿灯,做了很多违规的事儿。”云公民之子云凯晨说。
  云公民还直接利用央企领导的职权为家族牟利。比如乌兰察布市运煤公路项目,云凯晨名义上与另一家公司合作建设,实际只是通过父亲的权力,从华电集团下属的信托公司获取3个亿的贷款,就分得了项目一半的利润。
  “我利用职权纵容他们,我儿子、姑娘做煤炭生意,很明显就是我的人脉关系。”云公民说。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
  周江勇,党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多地担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周江勇和他的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却并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内心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职办起了一家化工企业,起步地点就选在了周江勇当时担任一把手的宁波市象山县,原因不言自明。
  “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啊。”周江勇说。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七百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经商办企业,其实既没有资金基础,也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经营才能,但他却有恃无恐,一心认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强。他继而又和同乡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义开办了第二家企业: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这个靠山。
  周江勇也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实际就是运到山东倾倒在了农田里。山东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头查到了永润公司,周江勇为了让弟弟的公司获得轻处理,于是利用职务影响力,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给了各路商人顺理成章利用他围猎周江勇的机会。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就是其中之一。史时红主动找关系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过哥哥帮史时红承揽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最终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没有我的权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没有我的牵线,他什么也干不了。”周江勇说。
  2017年,周健勇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2017年2月,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2018年,周健勇通过他打招呼,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2019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周江勇忏悔道。

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
  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严重违反党的多项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予以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2020年12月,法院判处张琦无期徒刑。经查,他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达1.07亿余元。

  张琦是1988年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号召下,辞去安徽老家的工作来海南发展的,当年20多岁的他也曾满怀激情,希望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他从基层做起,几十年里一步步晋升,历任儋州、三亚、海口多地市委书记,却也在权力增长的过程中,渐渐丢失了当年闯海南的初心。
  在权钱交易途径上,张琦受贿的1亿余元中,本人直接收受的不到200万元,其余都是通过妻子儿子来收受的,而且拿“经营投资”当幌子。张琦的妻子钱玲早年就下海经商,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明令禁止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张琦安排妻子表面上和公司撇清关系,实际上藏身幕后控制。
  他担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启动一条主干道的景观提升工程,这个标的额数亿元的工程,中标企业董事长张海林正是和张琦有利益往来的关系户。一方面,张琦让妻子在“炒股”、“理财”等貌似合法经济行为包装下,从张海林的企业收受上千万元贿赂;另一方面,他则通过表面合规的招投标程序,来掩盖收钱为张海林批项目的实质。
  除了妻子,张琦还将儿子张岩也拉进了权钱交易之中。张岩早年留学加拿大,2012年,张琦出国参加了儿子大学毕业典礼,并让儿子首次收受了陪同前往的一名老板送上的“生活费”。
  张岩回国后提出想做生意,张琦就介绍各路老板给他认识,并再次向老板“借款”给儿子作为本钱。海南建丰旅业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海强就“借”给了张岩3000万元,作为回报,张琦为罗海强的企业在推进征地拆迁上提供帮助,这些所谓的“借款”,自然都没有还。张岩很快就习惯了倚仗父亲不劳而获,也开始主动向老板索要。他往返于中国、加拿大之间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刘立锋介绍,张琦的儿子在加拿大生活期间,跟老板索要钱财,要几十万加币购买豪车,没几天这个车撞了,又去跟人家要十几万加币修车。
  张琦还让海南恒瑞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板陈学辉出资,在海口和深圳为儿子购买了两套房产,深圳的这套海景房购买价格就达到3500万元。张琦则利用职权,帮陈学辉的公司在承揽项目、解决土地纠纷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了掩人耳目,房产一直放在陈学辉公司名下不办理过户,2019年,张琦感到组织在调查自己,又安排陈学辉多方进行掩盖。
  2019年9月,张琦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由于他儿子涉案金额巨大,中国向全球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张琦这才深感后悔。
  张岩至今背负红通在海外东躲西藏,在张琦授意下外逃的多名老板却很快认清了形势,纷纷主动回国配合调查。
  “是我毁了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美满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现在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男人,要忠孝吧,我现在不仅不能为国家尽忠,而且成了国家的罪人,尽孝也尽不了。”张琦忏悔道。
  此外,在该专题片中,江西省原副省长李贻煌,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等人也出镜忏悔,片中还公布了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等人的忏悔书。
  反腐大片《零容忍》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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