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后来大队长和副团长也都找到沈志华，对让他复员的事表示遗憾，平时也还算器重他的两位首长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沈志华太想问个明白，可涉及到组织纪律，又不敢开口。

　 沈志华离开部队的时候，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下任。这些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战友们还用得着。
　　 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好在父亲的问题巳经得到落实，并且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沈志华成了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检修钳工。报到后，沈志华十分消沉。老爸看出来了，说了一句让儿子受用终生的话：“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你要好好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所以你现在需要积累，需要学习。”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开始自学数理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初中的数理化整个复习了一遍，还自学完了高中的课程。正好赶上1973年那次考试，他踌躇满志地报了清华大学，竟然让他在京津唐电力系统考了个头名状元！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工厂找他面谈了。正在沈志华得意之时，东三省那边突然又冒出个张铁生交白卷的事儿，当年全国高校考式的成绩全让他给搅得来一风吹了，录取名单整个调了个儿，考了第一名的沈志华反倒落榜了，开会还挨批呢：“你考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考了头名状元的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门槛，厂里送了一位4门功课加一块儿才考了15分的起重工去上清华！

　 沈志华气得含血喷天，一把火把数理化书本和作过的习题全烧了！改学社会科学，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那时就想整明白，这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了？他印像中不应当是这么副昏天黑地的样儿呐！以前，他对政治不大关心，文化大革命他是“逍遥派”，打着大串联的旗号到全国各地免费游山玩水。现在，他满门心思就想弄明白，父辈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今天？社会主义到今天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儿了？

　 这时他原先部队的副指导员到北京出差，老领导告诉他，当时之所以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对他来说很致命的文件──“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沈志华瞳孔大张，吓得魂飞魄散！

　 文化大革命中的“联动”，都是被打倒的高中级干部的子女，因为沈志华出身在这个圈子里也就成了清查对像。因为要入党、提干，按照当时的规定，部队必须调查清楚培养对像的政治历史情况。负责外调的就是这位副指导员。

　 当时参加“联动”的干部子弟都关在北京的监狱里，副指导员来到了监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沈志华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这位副指导员大惊，下了许多工夫，但是查无实据，只好回去向部队如实报告。部队首长也感到这事非同小可，虽然只有检举没有证据，但性质严重，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处理，按正常复员，把所有调查材料装进本人档案。

　 副指导员把这位举报者的名字告诉了沈志华，他一听怒不可遏，举报者居然是他哥哥的同学。

　 送走了好心的副指导员，他赶紧设法找到了那位多年未曾谋面的举报者。闯进家门，沈志华劈头就问：“你认识我吗？”

　 举报者端详了半天说：“不认识。”

　 沈志华咆哮如雷：“你他妈的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说我沈志华是联动份子，还说我还打死过人？”

　 举报者这下想起来了，猛地一拍额头，满脸惭愧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那时在监狱里被整怕了，就想立功，就想早一天出去……”

　 沈志华说：“你这家伙，害死我了！现在赶快给我写个材料，证明这事儿全是你胡说八道的，然后把材料寄到我们厂政治部。要不，我饶不了你！”

　 举报者老老实实写了材料，长时间压在沈志华头上的石头才被搬掉了。

　

这件事惊动了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后来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加之1975年全国学理论，厂里开批判大会时沈志华写了一个发言稿，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像，对沈志华挺器重，李书记就发了个话，把他从锅炉车间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坐办公室去了。一下子成了全厂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这让沈志华很是得意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政治空气特别恐怖，沈志华呢？越学理论越研究，对政治接触得越多，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江青、张春桥他们不大满意，会上会下说了许多有失恭敬的话。看到北京的空气弄得特别紧张，厂领导对沈志华还是很关心的，对他说：“小沈，情况不太好，你出去躲一躲吧。”

　 那时正好开广交会，石景山发电厂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红旗单位，专门给了他们一个展位。领导就把他派到广州，一切文字材料，全部交给他来妙笔生花。

　 1976年3月初，沈志华到了广州，大概刚过半月突然接到厂里一个加急电报，通知他马上回北京。沈志华接到电话就知道出事了，想跑，又害怕牵连到老爸，老爸从大牢里放出来后，那会儿巳经是中共中央联合专案办公室的副主任了，沈志华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北京。

　 果然，一回北京就被抓起来了。什么罪名？当时能把人给吓瘫了，“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

　 而事实是，皇城根下的老百姓最关心紫禁城里的一举一动，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说张春桥争着要当总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后决定不让张当总理。沈志华也跟着说了这事儿，让人举报了，就落下这么个罪名。

　 呆在号子里，让沈志华想不通的是，这个传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单单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说明案情重大。

　 审讯时，追问他听谁说的，目的很清楚，铁了心要挖他的后台。

　 到了唐山大地震以后三天，审讯人员通知他：“你可以回去了，但这事儿没完，我们还会接着查下去。”

　 沈志华就这样回到工厂，宣传部自然是回不去了，于是把他下到磨煤班劳动。事情果真如审讯人员说的没完。“四人帮”倒台后，“四·五事件”都平反了，就没谁给他平反。那时李锡铭巳经调到水电部当副部长去了，厂里是造反派当家，谁也不理睬他这小工人的事儿。

　 沈志华去找公安局，公安局查了档案，不承认抓过他，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找不到你的档案，所以没法给你平反。”

　 “嘿！”沈志华哭笑不得，大叫起来，“你们说没抓我，这几个月我这个大活人上哪儿去了？”

　 因为公安机关找不到他的档案，所以他被关是白关。1977年高考，他也没有资格报名，政审不合格，第一关就把他挡在了大门外。

　 突然，1977年9月27号的《北京日报》登出一大版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是江青四人帮线上的人，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为什么成了重点案件呢？张春桥他们当时的推测是这样：因为沈志华的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所以他们想顺着这条线整叶帅，就拿沈志华当突破口。因为沈志华的案子由刘传新直接掌握，下面的干警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公安机关就查不到沈志华的卷宗。

　 这篇文章披露说：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

　 事情清楚了，到1977年底也给沈志华平了反，但厂领导的位子还被造反派占着，沈志华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那时候北京市电管局的局长是后来当上国家总理的李鹏。正好李鹏想办《北京电力报》，缺人，局政治部向他推荐了沈志华，李鹏同意了，于是沈志华就拿上调令离开发电厂，到了北京电管局。他也没办过报，就现学，看排版，画版面，那时还是捡铅字呢。工作干得很是不错，现在的《中国电力报》的前身就是他们创办的《北京电力报》，李鹏对他们的工作也挺满意，还好几次在会上提出表扬。不过沈志华不大习惯机关工作的氛围，感到非常别扭。他这个人自小就大大咧咧，自由散漫，不愿受人拘束。

　 1978年，许多中央机关和中直机构纷纷登报在社会上招收各种人材，沈志华同时考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结果成绩优异，全考上了。对此，《北京日报》把他当做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老爸老妈好高兴，置办了好酒好菜，阖家庆贺。席间，搞了一辈子政治的老爸喝了几杯酒，赤眼潮潮地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就你这张嘴，呆在那样的地方将来准还得出事！你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地做点儿学问吧。离政治远点，对你有好处。”

1978年，许多中央机关和中直机构纷纷登报在社会上招收各种人材，沈志华同时考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结果成绩优异，全考上了。对此，《北京日报》把他当做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老爸老妈好高兴，置办了好酒好菜，阖家庆贺。席间，搞了一辈子政治的老爸喝了几杯酒，赤眼潮潮地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就你这张嘴，呆在那样的地方将来准还得出事！你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地做点儿学问吧。离政治远点，对你有好处。”

这么着，1978年12月沈志华就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跟着张椿年办《世界史》杂志。办了没几个月，他又考研究生，成绩自然不错，专业考了个第二名，就等发录取通知了。

　 某一天，突然党委书记找到他，说：“小沈，出了点麻烦，你的通知书在我那儿呢，可我不能发给你了。”

　 沈志华吓了一跳，赶紧问：“为什么？”

　 党委书记说：“力群同志对你有看法（当时邓力群是副院长）。”还问，“你最近是不是写过什么东西？”

　 沈志华说：“写过啊。”

　 书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给你透了风，你就赶紧去找找力群同志吧。”

　

　 沈志华想起来了，考研究生得交一篇东西，他就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并交给社科院，在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没想到后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到处转载，一下就把影响闹腾大了。

　 在文章中沈志华主要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主要就这个意思。

　 邓力群看到沈志华的文章后在全院大会上讲：“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沈志华这下明白了，正是因为邓力群的这个讲话，把他的性质弄严重了，他们才不敢给他发录取通知书。

　 沈志华急了，找到邓力群家，推门就进。

　 邓力群诧异地看着他，问：“你是谁啊？”

　 沈志华说“我是沈志华。”

　 “哈，你就是沈志华！你看看，我正在看你的文章哩。坐，你坐下。”

　 沈志华一看，邓力群书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那篇文章。

　 邓力群说：“小沈呐，你这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你挺有才气的嘛，文章写得的确不错。不过你的观念很有问题啊，你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中国不是社会主义，那我倒要问问你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沈志华说：“哎哟，力群同志，我可是没想到这些，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术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肤浅看法。”

　 邓力群说：“你说的嘛，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就是太简单了。你说你这个东西传到国际上，政治影响有多坏。”

　 沈志华赶紧做解释。

　 后来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们家干什么的啊？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

　 沈志华就把家庭背景讲述了一番，邓力群还没听完，脸色一下就和缓下来了，变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似地说：“哦，自家的娃嘛，那你就更不应该了！”

　 沈志华说：“正因为我是自家的娃，我才特别关心社会主义的问题，关心党的问题，所以我才写了这篇文章。”

　 邓力群说：“哦，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是读研究生那事儿。”

　 “这事呐，那你就回去等着吧”。

　 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中。后来他和邓力群的交往特别多，沈志华发现他挺在乎这个，出身、家庭、父母。只要是“自家的娃”，他就免不了有些偏心。

 

3、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离开北京之前，沈志华对自己过去的导师说了一句如同誓

　　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

　　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继续跟您接着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

　　我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沈志华最初的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涉及中苏关系，组织上安排他学非洲史，他研究的对像也是非洲的社会主义。第一篇文章是翻译《恩克鲁玛与非洲的社会主义》。后来还不到一年，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就找到沈志华，建议他转学苏联史，说：“苏联同中国是近邻，现在中国在搞改革开放，苏联二十年代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当时中国史学界上上下下强调的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沈志华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就同意了。第二年他就开始发奋学俄语，转攻苏联史，主要由齐世荣先生带他，齐先生是世界史所的学术委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入道不久便成绩菲然，这恐怕与他自小养成的刻苦精神和天生的悟性密不可分。

　 1982年初，沈华志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1994年修订再版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道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那一段时期，沈志华就像手红时打麻将，咋打咋和，不仅在史学界春风得意，连仕途也主动向他敞开了大门。就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沈志华的文章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

　 沈志华也是个俗人，觉得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是个难得的人生机会。可是，朱庭光所长，还有他的导师齐世荣、加上他老爸，三个人一致反对。

　 老爸还说：“你这样的个性就不能在中国当官，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你要当了官，准得给我弄出点事来。”

　 齐先生则说：“志华，我希望你继续做学问，凭你这么下功夫，凭你现在这水平，十年之内，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

　 导师的开导远远超过老爸的叮嘱，就冲着齐先生这句话，沈志华最终拿定主意：秘书不做也罢！

　 沈志华是社科院世界史第一届研究生，说起来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可大家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就拿他做实验，因为他提前一个学期就把论文交了。

　 他的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

　 看到警察如临大敌的样儿，沈志华心里说：“咋回事啊？‘民主墙’我都没去过，一门心思做学问，不参与政治了，我这又惹着谁了？”

　 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认识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由于专业接近，沈志华与这个美国人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还为其找了一些研究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于是散开网跟踪，就把沈志华也给圈进去了，当然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抓了七八个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被限令48小时离境。

　 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沈志华等一干人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中国政府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就成了国际事件，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不过，说到这桩早成过眼烟云的冤案，沈志华倒十分达观，“没什么，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而巳，不就住两年监狱么？伟人不说过，逆境是智者最大的财富。更何况，那监狱也没白呆，我在学术上掘得的第一桶金，正是在监狱里。”

　 平白无故地被当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关在大牢里，百口莫辩，换做其他的人，恐怕脑袋都会急疯。但研究历史的沈志华不同，能让他在厄境中竭力保持心态平衡的，也恰恰是中国的历史，因为他太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冤假错案简直是多如牛毛，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还能思想，狱方还允许自己写作，就巳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除此以外，他还敢奢求什么？还能奢求什么？

　 当然，沈志华也是现实中人，人说30而立，他现在巳经32岁了，不要说立业，就算两年后能从监狱里出去，也是一切都毁了！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饭碗，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甚至打算，如果能放出去，最好凭着自己的本事，到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里当个乡村教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他啥都能教，裹腹应当没有问题。

　 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正是这本专著，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沈志华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还想不会有什么事，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尽快出去，他还得答辩哩。等了几个月，就彻底失望了。整天呆着没事，闲得发慌，就萌生出把自己那篇论文写成一本专著的念头。因为他收集了好多资料，但是论文写得很短，大概三万字多点儿。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那时候也没笔，就用牙膏皮。他在书上看到，革命者坐监牢时拿牙膏皮写东西，他就试了试，还真行！牙膏皮含铅，撕开了，铺平，擀得特别薄，然后搓成一个细卷儿就能写出字来。又向看守要了一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在看守眼皮底下学马列著作，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同监犯人的牙膏皮全归了他。后来律师偷偷给他一支钢笔，他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大概是前人留下来的，最后就偷偷地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纲。判刑之后被送到劳改农场了，那儿的条件比看守所就好多了，他就不断地写条子要书。

　 他开始把监狱当成自己的研究室，巳经成了劳改犯的沈志华白天与犯人一起劳动，晚上，则埋头写自己的书稿。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他那篇未来得及拿上台面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写作初期，没有资料，凭的就是过去对资料的消化积淀与超强的记忆功夫。最初，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把他的书稿全搜走了，好在他们对什么苏联的土地问题、雇佣劳动关系、租赁等问题看不懂，也似乎与中国的政治无关，就退还给了他，只要不给狱方弄出什么麻烦，愿写就让他写，这样的结果让沈志华喜出望外。

　 到后来连沈志华向前来探监的家人和同事索要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就不断地为他搜集和传送资料。管教干部也不阻拦，因为送来的书籍和资料，不是俄文就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

　 当时世界史所的一帮年轻人都知道沈志华是吃了“哑巴亏”，对他特别好，凡是沈志华开的书目，他们都会想尽千方百计给他弄来。

　 监狱里有一个自由世界没有的好处，晚上不关灯，虽然灯光暗淡了些，就一盏15瓦的小灯泡，但也还能凑合，就趴在被窝写。有时上夜班，白天休息时就蜷缩着靠在墙根下，把洗脸盆往膝盖上一扣就是桌子。40万字的学术大部头，沈志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鼓捣出来了。

　 1984年5月22号，沈志华拎上装着书稿的提包跨出了监狱大门。他的老领导朱庭光很想把他重新弄回社科院世界史所，他努力了，可他面对着的是个刑满刚释放的政治犯啊，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沈志华马上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证书。他成了个无业游民，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做生意。到大邱庄同禹作敏合作搞过生态农场，在河北霸县办过机械加工厂，还曾在北京街头推车卖过水果，还一个人天远地远地跑到云南的大山里去收购干红辣椒，运到北京市场上赚点差价，在艾芜《南行记》中描述过的山区旅店里一呆两三个月，结果钱没赚到多少，裹了一身肥滚滚的虱子回北京。

　 1985春节刚过，朋友对他说，现在深圳开放了，谁都可以去，那里的人不论出身，也不讲成份，不会因为你呆过大牢就歧视你。沈志华那时最窝心的就是每个月都必须到派出所去报一次到，汇报他这一个月来都干了些什么。窝囊啊！他这个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的“自家的娃”咋受得了这份歧视？他想不通──我沈志华，怎么就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角色了？

　 那时候全国能走的人都一窝蜂往深圳跑，到了这年年底，沈志华也随着这股大潮，成了一只“南飞雁”。

　 离开北京之前，他特意去向自己的导师齐世荣辞行。面对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恩师，沈志华既惭愧，又伤心，从不甘心失败的他，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

　 深圳当然不是遍地黄金，一心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沈志华为了糊口，只得放下身段，哪样来钱干哪样，啥都干。从当街卖水果，给老板拎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好在读书人学习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很快就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进入了管理层。老板负责食宿，每月还给底薪，但业务完全靠他自己去揽，生意做成了老板和他按比例分成。

　 为了多挣钱，积累求学的资金，沈志华曾请求公司让他独自承接一单生意──向日本出口红辣椒干。他挑选的合作者是一家香港公司，自己负责组织货源、保管和运输，对方负责把货物转销日本。为收购辣椒干，沈志华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山里呆了两三个月。最后生意很成功，算下来落到他个人头上的就有18000美金。可是香港老板见钱忘义，把他给骗了，他当时也不可能过罗湖桥，追到香港去讨债啊！吃一亏长一智，他这才明白，想赚大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要懂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

　 沈志华后来又到一家中新（加坡）合资的石膏板厂做过一段时间，老板对他很器重，给他的待遇很好，他也感到很愉快。

　 1987年底，沈志华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封信，他在世界所的一个朋友张宏儒（现在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正在搞一套“二十世纪文库”，翻译外国的学术名著，缺个审稿人，问他能不能马上回京帮忙。沈志华正愁找不着机会重返学术界哩，于是马上就答应回去。听说他要走，新加坡老板专程赶到广州挽留，和他彻夜长谈。沈志华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说他一定要回到学术界，老板一听，确实是留不住了，说：“你就那么想做这事儿？”沈志华就把齐先生当年跟他说的话跟新加坡人说了一遍，他导师说的话对自己影响挺大的，而且去深圳之前他去看了一次齐先生，现在这么好个机会从天而降，还能不回去？

　 回北京以后沈志华就开始编书，拼了整整一年啊，他一个人就编了62本，两千多万字！最后眼睛累得实在不能看东西了，而且当时他既没有档案，又没有职称、职务，张宏儒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

　 重返学术界的美梦破灭了，1988年年底，沈志华又一头杀回了深圳。不久，他有幸进了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当管理人员，他走南闯北，不辞辛劳替公司打通了原料采购的渠道，公司给他提成，赚的钱就很多了。以黄金饰品公司挣来的钱为基础，他开始自己涉猎进出口贸易，赚到钱后又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农场，还大炒股票。

　 是金子到哪儿都能闪光，刚一介入图书市场，沈志华就让业内人刮目相看。他独立投资并组织力量编写的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让他赚得来盆盈钵满。

　 十年拳打脚踢，惨淡经营，总算让他成为了一个深圳商界颇有收获的成功者。他决意实现自己对导师许下的诺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