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双慧眼──沈志华教授与他眼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书连载）

　 宋子文非常清楚，谁签订这个条件，谁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可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骂名，他索性扔下王世杰，一个人飞回重庆辞职，坚决不干了，蒋介石拿他这舅子无奈，只好改由王世杰签字。王世杰签完字一回来，果然就在国民参政会上被国大代表们骂得狗血淋头，堂堂外交部长，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当时中共对这个条约态度鲜明地予以支持，理由很简单，那时候的政权是它最大的敌人蒋介石的，丧权辱国这笔大帐正好算到蒋介石头上，让他失去人民的支持，以便早一天垮台。

　 而且中共的国家主权意识与国家利益是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慢慢培养起来的，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前，对于意识型态的考虑远远重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比如1929年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大举越过中苏边境，打得中国军队落花流水，全国政党和人民都起来支持中国军队抗击苏联军队的侵略，唯有中共出于意识型态的考虑公开发表声明，赞扬苏联人打得好，而且公开在自己的报纸上号召全体中共党员起来保卫苏联，保卫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巳经下台的陈独秀坐不住了，以撒翁的笔名接连发表文章反对王明把持的党中央的做法，反而被认定为他顽固反对中央路线和共产国际的一条大罪，索性停发了他每月30块大洋的生活费，逼得陈独秀从此后只能靠卖文为生。

 6、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蒋介石作为远东地区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中国以及东亚的威望如日中天。面对战后中国的局势，斯大林选择了蒋介石，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军事力量很不放心。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他这一宝完全押错了。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斯大林看到事情坏了，因为中共在整个内战战场上巳经彻底扭转了战局，对蒋介石取得了压倒性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巳经是明摆着的事情。斯大林这下着急了，他很想尽快和毛泽东沟通，主动冰释前嫌。毛泽东呢？出于对未来新中国的诸多切身利益，也急于想去莫斯科直接和斯大林见面。

　 沈志华看到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三份电报。第一次毛泽东要求去，斯大林没同意；第二次毛又提出去，电报写得非常诚恳，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说我要面见大老板，向你汇报中共全部的情况，以及将来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种种设想。不仅言辞谦恭，态度也十分急迫，说我怎么来，你定，海陆空都行。如果你既不派飞机也不派轮船，那我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斯大林没法再推，只好回电同意了。毛泽东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置好了新皮鞋、新大衣、新皮帽子，就等着斯大林通知他启程的电报。没想斯大林突然又变卦了，说毛同志你现在还不能来，理由是什么呢？荒唐透顶！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全都下基层抓粮食征购去了。

　 毛泽东气得不行，他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胜利重要，还是苏联收麦子更重要？

　 而真实的原因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但背后有强大的美国人撑着，使斯大林对中国的局势还不能看得十分明白，如果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去莫斯科，让美国人知道了，会认为是苏联在背后支持中共，要是美国人也公开地插进来，就会使斯大林很被动。所以随便找了个理由，不让毛泽东去莫斯科。

　 但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型态考虑，斯大林又不能不对毛泽东客气一点，于是就在1949月1月底派米高扬到了毛泽东所在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米高扬此行密访毛泽东有两个目的：

　 第一，他要更进一步的了解，中共领导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表明了对中共的看法，“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狭隘自私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 而且,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还直接影响到了苏共中央的其他要员。1944年8月下旬，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途经莫斯科前往中国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罗斯福特使赫尔利说到延安领导集体时，竟这样讲道：“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了自己是共产党。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1944年和1945年，斯大林又在波茨坦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几次对罗斯福说，中共是假的，是冰激淋似的、奶油似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轻蔑地说毛泽东顶多就是个中国的普加乔夫──普加乔夫是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李自成、张献忠之类的枭雄──可是进入1949年以后，他没看上眼的中国的普加乔夫，竟然巳经快把蒋介石政权推翻了。所以，他急于了解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会不会加入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就涉及到斯大林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斯大林担心毛泽东一旦执掌中国大权，会否定这个条约，收回实际上巳经独立的外蒙古。

　 外蒙古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战略思想和沙皇时代毫无区别，要求在苏联的周边不能有敌对国家，所以斯大林在战后处理欧洲问题时，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只要外蒙古能从中国独立出来，中苏两大国之间就有一块广阔的缓冲地带。

　 实际上当时的外蒙古巳经被苏联人完全控制，因为在1921年苏联内战时期，与苏维埃为敌的白俄和哥萨克打败后纷纷逃到了外蒙古，苏联红军也追进了外蒙古。随后与外蒙古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扶植乔巴山等人夺取政权，在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新国家里实际上发号施令的，都是充斥在各个领域的苏联顾问。当时中国正值北洋军阀当政，正和南方的革命党打得来炮火连天，连自己的命还顾不过来，谁还管得了荒凉得连阿屎都不生蛆的外蒙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斯大林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软硬兼施，逼着国民党政府派到莫斯科的谈判代表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解决了外蒙古这块心病。作为回报，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证：“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同时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当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斯大林采取了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除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外，其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苏联在雅尔塔体制范围内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为了保障建立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的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是：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维持与西方国家一定程度的合作，暂时抑制甚至停止对外国革命运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基本上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势力范围方面要求(包括在远东的要求)的雅尔塔体制，就是斯大林与西方国家合作与妥协的产物。要维护雅尔塔体制给苏联带来的既得利益，就必须与西方国家继续保持合作。战争时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国民党中国的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的变化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具体而言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去，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地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中共的态度。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要求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年5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 为了鼓舞他的同志们的信心，毛甚至用手比划着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毛泽东大失所望。8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美国方面的拒绝自然是可以预料的，但是苏联以默不作声的态度同样不支持中共对日军的受降权，则多少令中共感到困惑和大失所望。此外，斯大林还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逼着毛泽东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结果，中共只得被迫放弃夺取大城市的计划。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表明了苏共的对华政策，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作出妥协，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斯大林的态度让毛泽东大失所望，看完电报后满心悲愤地讲了四个字：“无可奈何！”在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痛定思痛的毛泽东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要靠外援。”

　 斯大林虽然以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条件迫使中国代表签了字，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给他造成了未曾料及的麻烦。短短几年工夫，他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竟然率领土共打败了由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的军队，三大战役结束后，眼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当斯大林清楚他将来的合作对像巳经完全可能由蒋介石变成毛泽东时，这才意识到事情麻烦了。如果毛泽东不承认1945年那个中苏条约，想把外蒙古收回去，那他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其时正逢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方针，和斯大林翻了脸，这更使斯大林对中共今后的政策方向疑虑重重。铁托不可饶恕的问题是和他闹独立，而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意见置若罔闻，在延安发动大规模整风运动，将莫斯科派回去的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王明打倒，由自己取而代之，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毛的独立性比铁托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共推行的是亚洲式的铁托主义。

　 其实，在米高扬访问前中共中央已经表示了对莫斯科国际路线的忠诚，7月10日通过决议，态度鲜明地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1月1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提出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刘少奇的文章既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也是公开向斯大林表明中共中央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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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斯大林逝世，铁托逃过一劫

　　──斯大林准备采用暗杀手段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采用过这种手段。

　 斯大林与铁托从见面拥抱亲如兄弟的盟友，到后来准备派出剌客对铁托进行暗杀，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耐人寻味。足以证明英国人说的“国家与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格言警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南斯拉夫成了紧随苏联之后在欧洲出现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自然也就成了斯大林在东欧国家领导人中最得力、最可靠的盟友。1947年9月，在铁托等人的建议下，苏联拉上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了一个情报局，其总部就设在了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由此可以想见当年斯大林对铁托是相当器重的。然而，在冷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南斯拉夫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倾向遭到了斯大林的猜忌。1948年初，斯大林与铁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并最终导致苏南两国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公开冲突。当年6月，斯大林将南斯拉夫开除出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谴责铁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此后，苏南关系继续恶化。到1949年12月，情报局干脆宣布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特务”和十恶不赦的“杀人犯”。斯大林开始是号召和鼓励南斯拉夫党内的“健康力量”起来，取铁托而代之，但由于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威望和地位而未能如愿以偿。资料表明，斯大林甚至打算通过武装干涉或武力威慑迫使南斯拉夫就范，只是出于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干预而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的担心，苏联红军才没有动手。

　 斯大林于是只剩下最后一招了，准备采用暗杀手段除掉铁托。毕竟，用暗杀的手段除掉一个“革命的敌人”，在苏联是有史可鉴的。当年，斯大林对他在党内的劲敌和老对手托洛茨基就采用过这种手段。

　 1928年，显然是受到沙皇过去对付反对者的方式的影响，在党内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斯大林决定把托洛茨基流放到偏远的阿拉木图。第二年，干脆又把他逐出苏联。但是，斯大林很快就发现，用这种传统的作法来惩治反对派人物是不合算的。因为，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仍旧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能量，特别是他所创建和领导的“第四国际”，对苏联指挥下的第三国际以及斯大林本人都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尽管托氏先后流亡到土耳其、法国、挪威和墨西哥，最终也没能逃脱苏联国家安全部精心策划的、千里迢迢的追杀。1940年8月，托洛茨基终于在他那警卫森严的墨西哥住所被一名西班牙人用鹤头镐击杀。这位名叫梅尔卡德尔的西班牙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精心设计下，假意 “追随”托洛茨基多年，通过与托洛茨基的秘书谈恋爱和为“第四国际”筹集经费等手段，最终找到了接近托洛茨基的机会。后来，梅尔卡德尔被墨西哥法院判处了20年徒刑。而当他在60年代回到苏联时，苏联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特地授予了他一枚“英雄”奖章。

　 这段历史说明，斯大林确实可能采取同样的方法来对付铁托。

　 关于斯大林剌杀铁托，海内外史学界早有传闻。许多年来，沈志华也只是听到过暗杀铁托计划的传说，却没有看到过有关的历史文献。

　 2003年，沈志华作为访问学者赴莫斯科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在一次与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涅仁斯基教授交谈时，他偶然提到这个问题。没想到涅仁斯基教授竟回答说：“确有此事，而且当年执行暗杀铁托计划的国家安全部特工，后来就被分配到我们这个研究所工作。我还亲耳听他说起过这件事。”

　 然而，当沈志华迫不及待地要求教授为他引见这位前特工时，遗憾地得知此人已于几年前去世了。尽管如此，沈志华已经可以大致确信，这件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不久后，他终于从俄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格诺夫利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撰写的一篇文章，了解到这件事的全过程。该文主要利用的是一份国家安全部呈送给斯大林个人的请示报告。文章没有表明报告呈报的日期，但根据报告内容判断，这份被列为绝密等级的文件是1953年2月，即在斯大林去世前一个月之内起草并呈报斯大林的。

　 报告的主要目的是“苏联国家安全部请求批准由非正式特工马科斯着手准备一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所谓“非正式”特工，沈志华的理解就是那种无论事情成功与否，都不需要苏联政府为其行为承担任何责任的“编制外”特工人员。

　 这位化名马科斯的苏联公民，真实姓名叫约瑟夫·罗姆阿利多维奇·格里古力耶维奇。他尽管是1950年才入党的苏共新党员，却在十年前就已经参与过刺杀托洛茨基的恐怖行动了。文章介绍说，格里古力耶维奇后来成了苏联科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家。从这一介绍中可以推断，档案文献中的这个特工无疑就是涅仁斯基教授向沈志华提起过的那位已经去世的俄国历史研究所的同事。

根据国家安全部的这份报告，马科斯在得到了暗杀行动的最初指令之后，就持哥斯达黎加护照先被派到意大利去了。到意大利的目的，是要让马科斯取得那里人们的信任，以便混入在意大利的南美外交人员以及知名的哥斯达黎加政客和商人的圈子。通过这种巧妙的迂回的手段，再加上苏联国家安全部神通广大的安排，几年功夫，马科斯便被哥斯达黎加政府任命为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特命全权大使了。在他任职以后，仅1952年下半年，他就已经两次成功地前往南斯拉夫，并与铁托周围最亲密的战友打得火热，他甚至得到了对铁托进行私人拜访的权利。

　 于是，马科斯的上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报告称，马科斯目前所处的地位已经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铁托采取有效手段的机会”。为此，1953年2月初，苏联安全部门有关负责人把马科斯召到维也纳，秘密地就如何对铁托采取恐怖行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安全部负责人明确地向马科斯提出：以他目前在南斯拉夫的地位，他认为怎样做效果最佳？马科斯提供了几种对铁托个人采取行动的有效手段。

　 作为维也纳秘密讨论的结果，国家安全部归纳了对铁托采取一次恐怖行动的几种选择方案，呈报斯大林批准：

　 一、马科斯要求安排一次与铁托的私人会面，会见期间，通过藏在马科斯衣服中的一种无声装置，释放出大剂量的可以引起肺部感染的细菌。安全部确信，这种细菌肯定可以使铁托和所有在场的人死亡。只是，报告称：“至于这种细菌的效能将不告知马科斯本人，但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可以得到一种先进的抗感染血清”。

　 二、在铁托预定的近期对伦敦进行访问的过程中，派马科斯到那里去，利用他的官方身份以及与南斯拉夫驻英国大使弗拉基米尔·维列彼特的良好的私人关系，弄到一张南斯拉夫大使馆以铁托名义举行的招待会的请柬。然后，在招待会上用无声手 枪完成暗杀行动，与此同时释放催泪瓦斯，在人群中引起混乱，以便马科斯消灭一切痕迹并逃离现场。

　 三、利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邀请外交使团出席的正式招待会，由马科斯依照第二项计划的方法实施暗杀。

　 此外，国家安全部负责人还指示马科斯再设计一种更为可靠的办法，即安排一名哥斯达黎加代表送给铁托一个装满珠宝但暗藏毒气的盒子。当铁托打开珠宝盒时，就会吸入盒子夹层释放出来的可以即时致命的毒气。

　 参加秘密会晤的国家安全部人员要求马科斯进一步对这一暗杀行动做全面研究，提出一种他能够实施的最有效的行动方式。最后他们规定了今后进行联系的方法，并表示将给马科斯发出进一步行动的指令。

　 在给斯大林的这份报告中，国家安全部除了说明上述情况以外，还明确表示，马科斯是执行这次对铁托的恐怖行动的最适当人选，因为“马科斯的个人品质和间谍经验使他适合于完成这样的任务”。报告请求斯大林批准采取行动。

　 安全部的这份报告呈上不足一个月，斯大林便去世了，这一行动也随即终止。没有证据显示斯大林生前确实批准了报告提出的行动计划，但沃尔科格诺夫的文章认为，斯大林很可能是赞成这个计划的，因为初步的准备工作早就已经开始，为此，格里古力耶维奇不得不给他的妻子写好了一封“诀别信”，一旦暗杀行动失败，便可以以此来掩人耳目，避免把苏联政府卷入其中。

　 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斯大林尚未批准该计划时，国家安全部已经开始着手安排计划的实施了。

　 但无论如何，既然这次暗杀行动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就充分说明整个计划都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进行的，尽管他没有来的及签署最后一道执行命令。总之，如果不是由于一个意外的原因──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历史上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件令世界震惊、世人迷惑的暗杀事件，当然也会再次出现一个领取 “英雄”奖章的“梅尔卡德尔”。

　　8、毛泽东不吃苏联人送来的死鱼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气得两眼一瞪一瞪的，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帮助，只能把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在中国内战期间，莫斯科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成为它的邻居。其原因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既难于了解，更难以想像。若干年后中共领导人试图理解斯大林在内战期间对中共的犹疑态度，认为斯大林想阻止中共打过长江，在中国划江而治，以保持和美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对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谅解，避免美苏冲突。即使是在这种事后分析中，中共领导人也没有窥探到苏方对一个共产党强邻的疑惧心理。

　 1948年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和国民党政府内务部次长彭昭贤的一次谈话中，对这种心理表露无遗。罗申承认莫斯科担忧中共会有铁托主义倾向，表示希望中国内战可以在国际调停下结束。罗申指出，一旦一个共产党大国在苏联东部边境出现，这将会给苏联政府带来一连串严重的麻烦。显然，苏联人担心，一个奉行独立外交方针的共产党中国会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重翻中苏外交的旧账。

　 1949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三。凌晨，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降落在了河北省的石家庄机场。

　 飞机上下来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陪同他的是联共布驻北平的代表兼中长铁路局的负责人科瓦廖夫──科瓦廖夫的秘密任务实际是负责苏联在中国的情报工作──以及苏联翻译、警卫员共4人。米高扬是奉斯大林的派遣，专门来中国同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访问与商谈事情的。

　 毛泽东早已得到消息，这一天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俄语翻译师哲和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汪东兴带了一辆吉普车赶去石家庄迎接苏联客人。

　 米高扬等苏联客人一走下飞机，立即由师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坐吉普车向西柏坡疾驶。吉普车驶到毛泽东住处门口时，穿了件旧棉军大衣的毛泽东立刻热情地迎了上去，同米高扬亲切地握手说：“欢迎！欢迎！”
　　米高扬一边同毛泽东握手寒暄，一边说“司巴塞巴、司巴塞巴”。

　 师哲翻译说是“谢谢、谢谢”的意思，毛泽东这才热情地大笑起来。

　 米高扬对毛泽东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普列些达节里毛”，还说“奥琴、普里亚特那”。

　 师哲翻译说是“毛主席，您好！非常高兴见到您！”

　 毛泽东爽朗地大声笑道：“米高扬同志好！我们都是共产党人，一律称同志，不要称我主席么！”

　 师哲将毛泽东的话翻译了，米高扬随即改口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达瓦里西毛泽东！”

　 师哲又将米高扬的话翻译了：“毛泽东同志，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这就对了么！”

　 米高扬穿戴得很气派，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显得很神气。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都来了，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每个人身上穿的全都是旧棉军衣，毛泽东的棉大衣上还堂而皇之地贴着一块大补丁。大家随随便便地围着火炉坐在一起，中苏非正式会谈这就算开始了。

　 中方担任翻译的除了师哲，还临时加上了毛岸英。

　 米高扬通过苏联翻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为你们的胜利感到高兴！”并说，“斯大林同志让我代表他和苏联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客气地笑着，通过儿子翻译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米高扬继续说：“我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专门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回去以后好如实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只带了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中国同志们的谅解。”

　 毛泽东挥着手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的，同苏联同志谈谈，同斯大林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巳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了你们到中国来听取我们的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

　 其实，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来意估计并不完全准确，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到了毛泽东就此问题和他的一段谈话。毛说：“斯大林对我们不放心，派米高扬来，无非是想深入地摸一摸底，了解一下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巳经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几句客气话过后，就让毛泽东再也愉快不起来了，米高扬一改刚才的亲切态度，也一改他刚才声明的只带耳朵的立场，像钦差大臣传达圣旨般对中共五大书记说：“鉴于中国目前的形势，苏共中央的意见是：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南北分治。”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发号施令，气得两眼一瞪一瞪的，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帮助，只能把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一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回忆当年国共内战时，曾以两人打架做比喻：“苏联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刹了国民党的威风。” 

　 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太需要斯大林这个巨人站在自己的背后。

　 所以，吵归吵，事情还得接着往下谈。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因为蒋介石背后也有一个巨人美国撑着，中共也只能有一个选择，就是最大程度地依靠世界上的另一个强国苏联。巳经解密的毛泽东与米高扬的几次谈话记录表明，毛再三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以苏联为榜样，一定会高举马克恩列宁主义的大旗。

　 米高扬听了非常高兴，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主人，说：“你们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我们可以把旅顺港还给你们。”

　 “我们不要旅顺港。”毛泽东马上把“礼物”扔了回去。他说的是实话，解放军那时别说军舰，连条商船也没有，旅顺港是个军港，捏个军港在手里，中看不中用。而且，到时候他要收回的岂止区区一个旅顺港，而是整个被沙皇时代被俄国夺去，如今又落到斯大林手中的整个东北的权益。

　 两人谈了整整三天，毛泽东始终不谈外蒙古问题，米高扬反倒沉不住气了，主动就外蒙古问题让毛泽东谈谈自己的意见。

　 毛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好就这个蒋介石政府造成的历史问题急于表态，委婉地说：“米高扬同志啊，过去外蒙古独立，我们是全力支持的，因为那时候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嘛。可现在呢？情况起了变化，我们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认为呢，如果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是不是能让外蒙古合并进来呀？”

　 米高扬心中一跳，顿时变了脸色，严肃地说：“这可是雅尔塔协定确定的事情，罗斯福也签了字，是绝对不可能更改的。”

　 毛泽东见米高扬一触即跳，反应如此激烈，压住怒气说道：“好，好，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

　 你毛泽东可以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可米高扬却不能不谈，他此行来见毛泽东，弄清楚毛泽东对外蒙古的想法，正是他的两大目的之一。

　 当天晚上，米高扬就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说大事不好，毛泽东现在惦记着外蒙古，想把它拿回去。

　 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就回了个电报，口气如同当初对待蒋经国一样强硬，大意是：你明确地告诉毛泽东同志，蒙古问题中国人说了不算，苏联人说了也不算，必须得由蒙古人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毛同志硬要和我们谈蒙古统一的问题，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的问题，而是要把内蒙古统一到外蒙古去。

　 米高扬原原本本地把斯大林的电报内容转告了毛泽东。毛心中极为愤怒，但又清楚在这样的时候和斯大林撕破脸皮是极不明智的负气之举。他沉默了很久，一连抽了两支烟，最后表示：“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接下来谈中长路问题。在日俄战争以前，中长铁路由俄国人控制着经营权，后来被日本人夺去，苏联红军击溃关东军进入东北以后，马上把中长路从日本人手中夺了回来，并且在中长铁路两侧各五公里的范围内的企业厂矿全都挂上中长路的牌子，划定为苏联人的管理区域。后来，斯大林受波茨坦公约的约束，不得不下令苏军把东北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军队，这样一来，解放军和中共政权就被迫转移到了乡下。国民党接管中长铁路后，马上把苏联人的牌子全摘掉了，挂上了中华民国政府的牌子。再后来林彪把国民党军队打跑了，又把苏联人的中长路牌子挂了上去。

　 毛泽东跟米高扬说了很长的一番话，这段话在苏联档案里清楚地记载着，表达得很曲折，既不能剌激斯大林，又想拿回属于中国的利益，弯来绕去煞费苦心地说得很长。其实简而言之就是：现在东北的老百姓埋怨中国共产党有点向着苏联人，这让我们很为难。

　 米高扬同样把毛泽东这番报怨报告了斯大林，斯大米又来了个电报，说：“这件事不要着急，我们派人进行调查，等今后局势平定以后，该挂谁的牌子，就挂谁的牌子。”

　 在同米高扬长达三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明确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涉及旅顺和新疆时，毛泽东只是借中国其他党派之口探测苏联意图。这种策略可以使急欲争取苏联支持的中共避免与莫斯科直接发生碰撞，而视苏方反应决定自己的态度。

　 毕竟米高扬来者是客，虽然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但作为主人，总得要招待米高扬吃饭。五大书记一共宴请了米高扬等人三次。没想第三次宴请时竟然衍生出一则小插曲，让毛泽东梗梗于怀，以至于他第一次到苏联访问时，才寻着了“报仇雪恨”的机会。

　 米高扬他们带来了很多苏联生产的罐头食品，还有十几大箱“伏特加”酒，每次吃饭时都要拿出来摆满一桌子。西柏坡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什么好的吃食用来招待客人；只有现宰猪羊，还有鸡鸭，再就是让叶子龙组织村民去滹沱河上凿开冰面，捕来了新鲜的活鱼。

　 在酒席上，苏联人虽然不会用筷子，但却很能喝酒。米高扬用一只玻璃杯喝中国的汾酒，就像喝凉水似的，大半杯子酒一口气就灌进肚里去了。中共的五大书记中，只有周恩来有些酒量，此时却也不敢与端着玻璃杯“咕咚咕咚”直往肚里灌的米高扬比。毛泽东是历来沾酒就脸红的人，只能花拳绣腿地应酬一下。朱德正害着喉炎不能喝酒。刘少奇平时就喝不多，现在也只是用小酒盅喝那么一点点白酒。任弼时患有高血压，更是滴酒不能饮。

　 酒席上，整个气氛是很愉快的。可每次苏联人喝酒似乎都未能尽兴，对此未免有些遗憾。一盘盘的菜肴端上桌，客人都赞不绝口地夸奖说：“哈拉绍，奥琴哈拉绍！”

　 师哲翻译说，这是说“好，真的很好吃”。

　 米高扬夸赞说：“人们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中国学习做饭烧菜，增加西餐的花样。”

　 米高扬的话被师哲译成汉语后，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哩！”

　 桌上摆上了一大盘红红的炒辣椒，油亮亮的很诱人。米高扬示意翻译问一问这是道什么菜？翻译问了，毛泽东先是用筷子夹一大口津津有味地嚼在嘴里，然后才说：“这在中国叫做炒辣椒，是我们湖南的家乡菜，好吃得很哩！”
　　说罢，毛泽东亲自动手用另一双筷子为米高扬夹了一大撮辣椒，并且打趣说：“在我们这里，不能吃辣椒就是不能革命哩！”
　　苏联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译了，米高扬先是点头笑着将毛泽东夹给他的辣椒统统送进了口中，没等嚼上两口，便像被电打了似地尖叫起来，辣得他张大了嘴巴直哈气，连眼睛里都被辣出泪水来了。

　 毛泽东笑道：“你们能喝酒，比不过我们能吃辣椒，辣椒比酒味儿更浓更烈么！”

　 师哲将毛泽东的话翻译成俄语后，米高扬略显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周恩来急忙缓和气氛说：“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也有许多同志吃不了辣椒呢！在中国，只有湖南、四川两地的人，才敢像毛主席那样不怕辣；别的地方的人，很少有不怕辣的。”

　 米高扬听翻译解释后，连忙摇着头用俄语说：“涅特，涅特！

　 师哲翻译说是：“不，不！”

　 米高扬随即又说：“我们这下领教到毛同志的厉害了！”
　　当翻译将米高扬的这句话用汉语讲出后，在座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但紧接下来，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了。卫士李银桥把红烧鱼和熘鱼片端上桌时，毛泽东热情地举筷相邀：“来，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不料，米高扬用叉子往鱼头上戳戳，满脸狐疑地问：“这是河里新捞上来的活鱼吗？我们苏联人从来不吃死鱼的。”

　 毛泽东告诉他，这是让人去凿开冰面刚从河里抓上来的活鱼，米高扬居然不相信，还当着主人的面吩咐苏联翻译跑到旁边的厨房里问了大师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一者对米高扬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态度有气，二者也看不惯米高扬在饭桌上表现出的对主人极不信任的举动，这年年底他去莫斯科时，即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记住，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苏联人要是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人送来了几条大鲤鱼，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厨师一检查，发现全都死了，遂遵照毛泽东的命令，说：“我们的毛主席只吃活鱼，从不吃死鱼，你们提回去吧。”

　上校慌了，向翻译一问，才知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赶紧向中国客人保证，马上抓活鲤鱼送来。于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不吃。

　 其实，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拒绝吃死鱼的真正原因是米高扬西柏坡之行在饭桌上的表现，更不知道毛泽东在国内是从何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冲杀出来，莫说死鱼剩鱼，能入口的，他什么不吃？什么没吃过？进北京乃至此后的晚年中，他对生活的不讲究是出了名的。领袖也是人,同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毛泽东这样做，是大人物故意玩小心眼，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后来毛泽东再到莫斯科访问时，苏联方面早早就为他准备好了活鱼。

　 米高扬离开中国两个多月后，解放军就打过了长江，这时，巳经住进北平郊外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又收到一份斯大林的电报，电报对中共不听他的劝告，执意打过长江进行了严厉批评。

　 当晚，毛泽东气得浑身发抖，不吃不喝睡在床上，江青怎么劝说也不听，无奈之下只有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来到毛的住处，看到毛泽东和衣躺在床上，脸色铁青。周上前苦劝，毛愤愤地对周说：“过去，他明里支持我们，其实暗地里并没少帮他们（指国民党）。现在，我们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要成功了，他还在帮他们……”毛泽东话犹未毕,已经泪水涟涟，这是极少有过的场面。

　 米高扬回去汇报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政治态度甚感满意，于是发出指示，让苏共接待中共的代表。

　　9、刘少奇为毛泽东出访铺路搭桥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明智现实的邓小平才好不容易卸下了这副压得中国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重担……斯大林钦封的“亚洲革命负责人”的这顶红色高帽，还直接影响到了不久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和作为。

　 1949年5月，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前去与斯大林再次会谈，并为毛泽东访苏铺路搭桥。

　 在中苏档案未解密之前的很长时期里，中外史学家都搞不清楚刘少奇是什么时候到莫斯科去的。但是谁都知道，这一年的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一个向苏联“一边倒”的声明。

　 1987年，刘少奇秘密出访时给他当翻译的师哲的回忆录出版。师哲在书中说：“刘少奇是1949年7月2日从北京出发去莫斯科的。”

　 由于师哲的特殊身份，他的回忆录很快在史学界流传开来，甚至还影响到了全世界的史学家。《师哲回忆录》中涉及的史料，几乎成为了中外史学家们撰写相关文章时立论的依据。

　 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所有的史学家根据师哲回忆，都毫无例外地作出这样的推断：在中苏同盟问题上，主要是毛泽东主动。因为他于6月30日采用公开登报的方式发表向苏联“一边倒”的声明，刘少奇7月2日即前往莫斯科访问。这样安排的目的表明了什么？只能表明以这样的方式，向斯大林传递表示友好的信息，为刘少奇的出访铺路搭桥。

　 1994年，沈志华从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两份文件，证明师哲的回忆是不正确的。

　 一份文件就是《克里姆林宫日志》，这份日志相当于中国满清皇帝的“起居注”。与“起居注”不同的是，它只记录进出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的人名和时间，而不涉任何谈话和会议内容。从斯大林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第一天到他临死之际的最后一刻，斯大林的全部工作过程，包括谁进了他的办公室，几点几分进去，几点几分离开，每天都由专人记录在这个日志里，全都记录得准确无误。《克里姆林宫日志》上清楚地写着：刘少奇、卡尔斯基（师哲）等人1949年6月27日晚23时进入，24时离开。”

　 有了这样一份文件，师哲的回忆录，以及史学家们在此基础上的推断，一下就站不住脚了。关键的问题是，刘少奇去莫斯科密访斯大林在前，毛泽东的“一边倒”声明在后──这个因果关系一颠倒，所有过去业巳形成的定论訇然倒塌。

　 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刘少奇和斯大林见面谈了些什么？

　 沈志华又在俄国档案里找到了这次会谈的记录。从会谈记录可以明显地看出，斯大林的态度特别主动。

　 刘少奇一走进办公室，斯大林就离座和他紧紧拥抱，然后问：“刘同志，你们需要什么？尽管告诉我。”

　 刘少奇说：“斯大林同志，眼下仗还没有打完，我们需要枪炮，需要经费，需要飞机、军舰和车辆。”

　 斯大林满口答应：“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我们还可以帮你们建立航校，培养飞行员，建立军官学校。你不要客气，还需要什么尽管向我们提出来。”

　 斯大林的慷慨远远超出了刘少奇的预想，让他都不好意思提还需要什么了。

　 斯大林稍后又说：“有一件事，你们得抓紧办，你们要尽快占领新疆。”

　 刘少奇解释说：“彭德怀的一野打下兰州以后，我们就让他停下来了，中共中央的考虑是先解决关内的问题。而且新疆路太远，我们又没有汽车，马匹也不够，部队走着去，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

　 斯大林说：“这好办，我给你汽车。再不行我给你派飞机，把你们的军队全运过去。”

　 刘少奇说：“除了路远交通不便，还有个问题，沿途马家军的骑兵相当厉害。红军时期，我们的西路军两万多人想打通河西走廊，和你们取得直接联系，就被他们斩尽杀绝了。”

　 斯大林说：“这个也好办，我派两个团的飞机，炸弹一扔，骑兵就散了。”

　 刘少奇回到住地，28日凌晨就把斯大林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电报，兴奋异常，立即通知彭德怀作好进军新疆的准备。

　 两天后，他就发表了“一边倒”的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将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沈志华从前苏联档案中看到，在6月27日这天夜间23时-24时这一个小时内，也就是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认为刘少奇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主动提出提供40架歼击机，尽快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随后又在中共军队进军新疆和新疆和平解放的过程中，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新疆地处中国的西部边陲，地域辽阔。兰州到乌鲁木齐(旧称迪化)有1961公里，酒泉（旧称肃州）到乌鲁木齐1253公里，酒泉到哈密591公里，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新疆离内地远，人烟稀少，地方势力很容易拉山头，拥兵自重闹武装割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消除分裂局面而向新疆用兵，第一次是在清代。1863-1865年，陕西、甘肃和新疆相继发生暴动和叛乱，不久俄国军队也乘机侵占伊犁。1867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率湘军10多万人开始征战，到1873年10月攻占肃州，随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进军新疆。1876年，清军约7万人向新疆进发，追剿叛军。到1878年1月，收复了除俄国军队控制的伊犁外的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叛军。这以后，满清王朝在新疆建立行省，湘军统领刘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抚。

　 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不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30年代中期，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国、日本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国际形势很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在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没有要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的意思，怕这样做会刺激中国。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就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了。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一开始作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退出了新疆。1942年底蒋介石很是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第二年，国民党军队以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军共7万余人，历时两年半和平进驻新疆。1944年9月，蒋介石把盛世才调到重庆，由吴忠信主掌新疆。

　 1949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但是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还没有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可以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4个军43000多人后，胡宗南系统残部退入陕西汉中地区，下一步攻歼对象是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奎部队。7月20日彭德怀报告，已消灭胡宗南5万余人，计划“明春夏入新疆”。

　 这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根据中共中央访苏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回忆，斯大林当时说，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担心，使得苏联迫切地要求中共及早进军新疆。由于苏联战后尤为注重发展在新疆的势力，策动和支持了“三区革命”，所以在新疆，特别是北疆很有影响。考虑到苏联将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基地等问题上与未来的新中国发生利益冲突，斯大林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通过这个来换取将来中共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让步。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这以后，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还通告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8月底或9月初可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