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将略 亮传末尾的陈寿评,在以大段文字充分肯定诸葛亮的治国功勋之后,又对其用兵的应变能力发表短评云:“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短短十九字,引来后世学者争论纷纷。论者大体可分两派:出现较早的一派,认为陈寿之论,带有挟嫌报复的成分,见《晋书·陈寿传》及《魏书·毛修之传》。此后出现的一派,则反驳陈寿挟嫌报复之说,诸如朱彝尊《曝书亭集》、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在反驳挟嫌报复这一点上,都是举证充分,令人信服。但是,这一派学者中,对于诸葛亮是否真的属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作了正面的肯定,认为诸葛亮确实缺乏应变的将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论,究竟是其真实看法的表露,还是表象之后另有隐情? 史家著史,距离所述时代的远近,各有利弊。距离所述时代远者,立场容易保持客观,据实而书,但是弊在时代越久,越不易深入了解真相。距离时代近者,真相容易深入体察,弊在现实利害关系的缠绕,立场难以保持客观,不能据实而书。如果以这样的常理去观察,可能会更准确体察陈寿的内心。 陈寿《三国志》,著于西晋武帝司马炎之时,他以亡国来归之臣,私自撰写“近现代史”,距离所述的时代太近,现实利害关系迫使他不得不在此书的处理上,采取种种顺应措施。最难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正统所归;二是三国后期与司马氏相关的史事,特别是对司马氏正面形象有所损害的史事。比较起来,前者更容易处理,径自以曹魏为正统即可,虽然会有人不以为然,但是至少对自己的处境能够理解。而处理对司马氏正面形象有损的史事则不同,因为已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实,无法回避,也难以变黑为白,彻底涂改。不幸的是,这样的重大历史事实,对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而言还不少,正如刘知几《史通》卷七《直书》所言:“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无奈之下,陈寿只好采取两条措施来应对:一是尽量回避记载这样的事实,实在无法回避就尽量减省笔墨,只说简单结果,不作因果和背景剖析,只记他人姓名,不提以上三人的名讳。上文“射杀张邰”条所论,即属此种情形。二是对于严重有损以上三人正面形象而又无法回避的重大历史事实,在作极为简短的结果记述之后,加入一些粉饰三人阴暗面的文句,以作补救。本条所论,当属此类。 如上面“射杀张邰”条所述,自公元231年三月起,至234年秋八月止,首尾凡四年间,在关中战区负责与诸葛亮蜀军交战的最高指挥官,均是司马懿。而诸葛亮自公元228年春天第一次出兵北伐,至234年秋天病逝五丈原,与魏军交锋,首尾凡七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与司马懿对垒相争。就司马懿而言,在他整个二十余年统兵作战的军事生涯当中,这四年,以张邰阵亡为标志,是最为黯淡无光的一段。在此之前,他曾出镇荆、豫二州战区,挥兵一举全歼孟达的叛军于上庸;在此之后,他又受命远征辽东的公孙渊,在预定的一年之中扫平辽东强劲的叛乱大军。之后老将王凌发动淮南的驻军反抗,他又挥兵南下,迅速荡定淮南。一前一后,都是料敌如神,战功赫赫。唯独中间这四年,不仅刚刚接手关中,第一战就因自己指挥失误折损大将,而且此后一直对蜀军采取被动的守势,即使诸葛亮奉送妇女的衣饰来嘲笑侮辱自己,也不愿与对方决战,以致于部将贾栩、魏平,也敢当面说他“畏蜀如虎”。反观诸葛亮,这四年之前,还是与魏军互有攻守,而这四年,则是蜀军完全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明显占据主动和上风。这样一来,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任何褒扬,都相当于对司马懿用兵才能的贬损。而诸葛亮又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七年,完全献给了统兵北伐的大业。对他进行评价,无论如何也避不开用兵才能这一点。于是,在本传的评语中,如何评价其用兵才能,便成为陈寿撰写《三国志》一书中最难着笔的地方之一。 揆诸情理,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论,应当属于为司马懿粉饰的违心之言,而非其真实看法的表露。除了以上的史事大背景的分析之外,还有如下事证: 第一,诸葛亮并非缺乏“应变将略”的主帅。所谓“应变将略”者,即能够依据军情的变化,迅速采取正确应变措施的将帅才能也。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先要有“变”,即军情要出现突然的变化;二是后要有“应”,即要有迅速和正确的应变措施,从而做到“歼灭敌人,保存自己”。一位优秀的统兵将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诸如组建训练军队的能力,正确选择将领的能力,制定战役计划的能力,改进武器装备的能力,保障后勤供应的能力,观察天文气象的能力,利用地形地理的能力,侦察收集敌情的能力等等,而面临军情突变而迅速正确应对,只是诸多能力当中的一种。因此,“应变将略”这四个字的内涵仅限于临变有应这一点,后世的论者不能将其无限外延。比如,《魏延传》记载,魏延曾向诸葛亮提出分兵奔袭长安之计,诸葛亮没有采纳。这是作战之前的战役计划制定的问题,此时并无双方军情的突然变化,所涉及的乃是制定计划的能力,而非临变有应的能力。论者以此来断定诸葛亮缺乏“应变将略”,便有将内涵进行外延的问题。而诸葛亮具有“应变将略”,以下载于《蜀书》、《通鉴》、《华阳国志》等史书的史实可证: 第一次北伐,在马谡前军溃败之紧急军情变化关头,他临危不乱,应对以及时收兵撤退,保全了蜀军的主力精锐,以利再战。 第二次北伐,出兵强攻陈仓不利,在退军途中突然受到魏将王双的骑兵追击,他应对以暂停布阵待敌,而非加速退走,结果一战斩杀王双。 第三次北伐,遣军攻取武威、阴平二郡,突然出现魏将郭淮赴援,他立即应对以亲自挥兵截击郭淮,郭淮退走,从而取得二郡。这一临机应变的有效战法,现今军队依然在运用,称之为“围城打援”。 第四次北伐,出兵祁山,司马懿令张邰抵御南路的王平,自己抵御诸葛亮的主力。诸葛亮及时根据敌军分兵而势减的军情变化,应对以派遣精兵截断魏军后路,然后腹背夹攻之奇谋上策。不幸被李严伪造粮运难继的军情,迫使诸葛亮撤退。此时,又发现魏军大将张邰率军追击,他又应对以强弩伏兵断道,结果射杀张邰,震慑敌军。诸葛亮制定上、中、下三策以应对魏军之事,《三国志》失载而见于《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 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坚壁拒战,他依据敌情的变化,应对以进入敌占区屯田,建立长久作战的根据地。不幸病情突然加重,他又紧急应对以分路撤兵之计,保全了蜀军的兵力。以上诸葛亮的种种举措,都属于临变有应的行为,说他缺乏“应变将略”,恐怕于史实并不吻合。 第二,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连司马懿这位老对手自己,也有“天下奇才也”的由衷赞叹,事见亮传、《晋书》卷一《宣帝纪》、《通鉴》卷七十二。一个军事上的天下奇才,却缺乏“应变将略”,岂非明显矛盾? 第三,陈寿的评语“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用的是不肯定的揣测语气,从而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如果他确实认为是如此,何不径直使用诸如“可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的肯定性语句? 第四,特别意味深长的是,评价诸葛亮用兵缺乏应变才能的,最先还不是陈寿,恰恰倒是其老对手司马懿。《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屯兵五丈原,一再向司马懿挑战,曹魏君臣都极其关注战事的发展。此时,司马懿之弟司马孚,写信询问军情,司马懿回复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此时的战局正在紧张对峙之中,司马懿对诸葛亮的评价,带有安抚朝廷君臣、稳定属下军心的政治考虑,属于后世“战略上藐视敌人”之举,与对方死后而发出的“天下奇才也”这一轻松自然的流露迥然不同,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其中的“好兵而无权”一句,意思是喜好用兵而没有权变,这和陈寿的“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含义可以说是完全相同。考《晋书》卷三十七《宗室司马孚传》,司马懿在八兄弟中排行第二,司马孚乃其三弟,年龄相近。司马孚此时担任曹魏尚书台的度支尚书,负责全国军政的收支安排,特别是前方作战军费的筹划用度,事权非常重要,乃是朝廷重臣之一。所以他向司马懿写信询问战局,既有自己职权范围内预先做好军费开支计划的考虑,更有代表朝廷臣僚了解军情的急迫意向。司马懿当然清楚胞弟的用意,所以要对战局作极为乐观的回复。由于有如此的背景,司马懿的复信,在曹魏朝廷公开传布也是必然之举。这段文字之得以写入《晋书》,便是一个旁证。这样一来,陈寿作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语,就是必然之举了。首先,有司马懿“好兵而无权”的公开评价在前,而且他又是与诸葛亮亲自对垒凡四年之久的亲身经历者,有二十多年用兵经验连孙权对之也有“变化如神”评价的军事大家,这样的权威性意见,陈寿不能不吸取。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陈寿著书在西晋武帝之时,而司马炎即位之初,就已将对于晋朝有开基奠业之功的祖父司马懿,追尊为高祖宣皇帝,在皇家宗庙的居中位置供奉。因此,司马懿的上述评语,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威认定,更上升为先皇帝“钦定”的“金口玉言”。在西晋著作省担任国史编撰的著作郎陈寿,对这样高度敏感的文献资料,不会不搜集,也不敢不尊重,结果也不能不将其写入对诸葛亮的评价当中。再次,自己既然在文治方面对诸葛亮做了极其完美的评价,在武功方面就必须有一点负面的文字来加以平衡,更何况对诸葛亮武功如果加以赞美,就等于是对司马懿加以贬低。最后,在武功方面,既然在上文已经引用了司马懿“天下奇才也”的正面赞叹,在传末也不能不加上司马懿的负面评语,以示公允无偏。 与陈寿情况相类似的,应当还有同时代的袁准。清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九《陈寿论》云:“至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朱氏之论,在清人认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完全合乎实际的言论中,颇具代表性,所以常被后世论者所征引。但是,朱氏之论却很值得考析。首先,他认定张俨与陈寿有相同的论断,乃是绝大的误解。张俨评论诸葛亮与司马懿,见于亮传裴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其文字较长,大体分为三段。第一段的要点,是论述诸葛亮的才能优于司马懿。第二段的要点,是以“或曰”进行设问,以假设的不同论见者,陈述诸葛亮的种种缺陷后,对作者提出反诘。第三段以“答曰”开头,就对方的设问一一反驳,最后对诸葛亮作出总结性的高度评价。但是,朱彝尊此处恰恰将张俨文中“或曰”引出的反诘,误认为就是张俨本人的真实观点,这就完全弄反了。那么,“或曰”会不会是与张俨同时的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也不是。这种以假设性的对方提出问题,作者一一作答的文体,是论说文的一种,古人称之为“设论”。其目的是要使论说文的行文,变得有悬念,有起伏,从而避免一般论说文枯燥板滞的缺陷。这种文体自两汉至魏晋比较流行,此后亦时有所见。南朝萧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其中卷四十五即列出“设论”一类,收入西汉东方朔、杨雄、东汉班固的名作三篇。就是亮传末裴注引西晋袁准的《袁子》评论诸葛亮一篇,也是这种文体写成,文中自“或问”、“又问”以下,又以多个“曰”字提出疑问。了解这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就会明白两点:首先,文中的提问者,乃是作者的虚构,并非真实存在的不同论见者。《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引录其设论之文《答客难》时,即有“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的清晰解释。其次,提问者所提的诘问,旨在引出作者的论述,更不是作者自己的看法。 现在再说朱氏所提到的袁准。亮传注引袁准《袁子》云:“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其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袁准的评论,与陈寿的评语几乎完全相同,朱氏以为这是陈寿评语并不孤立的旁证。其实,这种完全性的相同,反倒会引起另外的联想。袁准,字孝尼,陈郡阳夏人,出身名门,其父袁涣,乃曹魏名臣。袁准《晋书》有传,但极其简略。考陈寿《魏书·袁涣传》裴注引《袁氏世纪》云:“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己。以世事多险,故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又引《兖州记》云:“准有俊才,泰始中为给事中。”以上两条,亦见于《世说新语·文学》“魏朝封晋文王为公”条刘注。袁准在西晋武帝泰始年间,担任给事中,为武帝的近身侍臣,所以与陈寿大致同时。他因“世事多险”,即政治险恶,所以“常恬退而不敢求进”,以退避灾祸为处世的原则。他是西晋宫廷的朝臣,又是喜爱著述者,上面司马懿与其弟的复信,作为当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文献,他理应知晓其内容,也不能不将司马懿“好兵而无权”的“钦定”评语,写入相应的文中,否则自己的《袁子》一书,以及生命和前途,都同样会面临险恶的结局。袁准与陈寿是同时代人,他们都在自己的著述当中,对诸葛亮作出缺乏“应变”能力的相同评价,这不是“英雄所见略同”,而是他们所面临的现实政治,都是“世事多险”造成的结果。 总而言之,为了《三国志》的顺利问世,为了自身的安全和仕途,陈寿这十九字的评语相当于一份保险,不得不作,也不得不这样作,而这并非他真心实意的看法。《晋书》本传认为他这是挟嫌报复,固然是无稽之谈;清代学者如朱彝尊等认为诸葛亮确实缺乏“应变将略”,陈寿的这一评价非常正确,因而为其辩护,恐怕也未能切中要害。至于现今有学者认为,陈寿都已经在评语中说诸葛亮没有“应变将略”,诸葛亮却频频北伐,穷兵黩武,所以赵藩要在成都武侯祠孔明殿前撰写楹联,批评诸葛亮不能“攻心审势”,其攻魏属于“不知兵”的“好战”行为,那就距离事情的真相更远了。 方北辰,四川大学教授 源自:《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