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向何处去？

现代人向何处去？

──一个文科学人如何面对中国的现代化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摘自2024年1月28日观察者网）

【1、新颜值论】

在日益现代化的当代中国社会，情况已有很大变化。许多人的收入，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中，主要不来自体力，有的甚至未必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手艺或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他因素暂不考虑，相貌、身材、歌喉，包括先前社会一般很看不上的“耍贫嘴”，如今称“脱口秀”，都可能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此而言，今天许多人去整容和健身，已不能仅视为消费，而可以视为个人投资。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理论上没理由质疑这种所谓“靠颜值吃饭”──其实主要是“颜值加分”，尽管有时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天赋，不是“劳动”，无论体力还是智力。但专业运动员，尤其是明星运动员，也都有甚至必须有天赋。科学家、企业家、学者乃至技术工人，换言之，每一行当的精英，不同程度地都有某些天赋，并非主要靠吃苦、勤奋或运气，甚至与受教育程度也未必正相关。这意味着，在现代化条件下，个人天赋，即个体之间体力以外的其他各类自然禀赋的微小差异，对于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可能要比在主要依赖体力劳动的前现代社会，无论是农耕、游牧、渔猎还是采集社会更显著。

更细致地，我们会发现，如果针对高颜值明星的超高收入税率更高，在特定意义上，这可以说是一种“颜值税”。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对科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以及人文社科学者和相关从业者的超高收入征税则可以视为另一类型的“智商税”。这里没什么对不对的问题，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会影响中国科技文化发展吗？会影响人才移民吗？或是有多少人会通过离婚，或在外国诉讼申请财产保护，来转移资产？

【2、顺势而为论】

我的有限阅读、想象力和分析能力也只能够到这里。然而，仅此也会发现，这真的不只有关理解，重要的是应对。这不是个理论分析的问题了，这涉及社会治理的公共政策法律制度问题，甚至涉及国际间的竞争。有能力提出具体应对的实践导向的人文社科学者，可以也应当进入国家相关机关，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更多人文社科学者也应立足专业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察知、分析这类现实难题。至于我自己，由于涉及我根本无力有效分析和精准判断的领域，只能知难而退。这不丢人。有些事，若仅有关自己，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若有关社会和他人，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也许更好。不因为自己有个什么学位，身在某个高校，有个什么头衔，就情不自禁，义正词严，甚至大义凛然起来。说话容易，做事很难，做成事更难。现代化社会的劳动分工远优于任何个体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很快，许多专业知识和技能折旧很快，折旧率也很高，有时甚至会直接报废。

不管是否喜欢，有无能力，这类很难一一缕析，说服相关利害人的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或迟或早，或多或少，都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学术和知识生产，甚至生产体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