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社区权力,权力来自社会,最终发展也是不断地回归到社会中。因此,尽管国家权力与社区权力是冲突和制衡的关系,但是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都是维护权利的方式,都以促进民主社会、公民权利自主为目标。如果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模式推行,两种权力都会出现内卷化。在民族地区建立权力联动的社区治理格局,以“善治”为目标,树立多元的权力主体,培育社会资本,建立多元网格化的社区权力网络,走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的困境。
加强民族地区村级社区治理的载体建设,扩大体制外精英参与渠道。扩大村“两委”联席扩大会议规模,吸收体制外精英参与。在村“两委”联席会议基础上,建立村“两委”联席村庄精英会议制度,邀请村内中小学校长、退休人员代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代表、家族负责人、宗教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促进体制外精英社会管理参与的有序化和制度化。创新管理方式,探索体制外精英参与的网格化管理机制。结合云南农村特点,以村庄为基础,将村民按照家族、民族、宗教信仰等标准,划分为30户为单位的若干网格,以体制内精英即村“两委”成员为主、体制外精英为辅,联系和受理网格内群众的服务诉求,并将网格联系人确定为“两委”扩大会议成员,充分发挥体制外精英在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国家权力并非直接赤裸裸地嵌入民族地区,而是通过国家在场形式,有效地推进其治理力度。例如最初的赛装节是集祭祀、赛装、男女青年交往和大众狂欢为一体的民族节日。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治权力逐步深入,也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表征。在赛装节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参与,甚至主持赛装节,国家权力的体现越来越多,但是其载体主要还是在社区,社区认同程度非常高,形成了一种共谋。正如郝瑞所说:一方面,中心通过文明化减少或消除中心与边缘的差别;另一方面,为合理化其文明化行为而对中心和边缘差异的强调又导致了边缘人群族群意识的增强。在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边缘群体通过主观地选择各种文化差异来建构族群边界,边界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了族群中个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又进一步表达了族群差异。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地方政治和文化精英成为了民族国家贯彻“文明工程的共谋者”[17]。
国家力量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农村发展的政策不断深入底层社会,这样有可能产生国家政治权力有机地与底层社会的日常生活衔接起来,国家权力对民族地区的治理就会树立一种治理秩序。正如徐勇教授指出,外部的国家力量依托社会内在力量形成的内生性权威和依靠这一权威力量整合社会形成的自然性秩序,有利于形成的整合性秩序。[18]这样,即使国家政策的制定与下达,往往是以更为宽广的领域来制定和执行的,对于边缘的底层社会来说,面对国家政策的嵌入,国家政治权力就会有机地嵌入到底层社会中,就会取得双赢的效果。一个真正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社区,是一个“两条腿”走路的社区。一是传统“一条腿”,依赖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例如家族、宗教、传统互助、社区传统组织等。这些传统权力的文化网络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不仅维系着底层社会的稳定,而且也是底层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是国家权力对农村治理制度供给与保障的职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建立起基层社区治理的互动模式。社区传统权力在社区中起到稳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能够积极应对国家政权权力的嵌入,将社区权力与国家权力有机地结合起来。
§ 参考文献
[1]谢群,员晓哲.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失衡与重构[J].农村经济,2006,(3)
[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1992:108
[4]Prasenjit Duara,State Involution:A Study of Local Finances in North China,1911~1935[J].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29,1987,(1)
[5]Helen Siu,Socialist Peddlers and Princes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J].American Ethnology 16,1989,(2)
[6]孙关宏.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9
[7]唐亚林.社会资本与治理[J].探索与争鸣,2003,(8)
[8]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J].天津社会科学,2010,(3)
[9]顾金喜.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综述[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3,(2)
[10]贺东航.中国村民自治制度“内卷化”现象的思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2)
[11]贺雪峰.村级治理──要解决的问题和可借用的资源[J].中国农村观察,1999,(2)
[12][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3]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32
[14]章邵增.现代性的冲击和本土的延续──读《野鬼的时代》及其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15]刘晔.治理结构现代化:中国乡村发展的政治要求[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
[16]吴理财.村民自治与国家政权建设[J].学习与探索,2002,(1)
[17]Harrell Stevan.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6:35 作者简介
罗明军(1974-),男(彝族),云南昆明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文化与社区治理研究。昆明 650034
标题
※ 注释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藏彝走廊多元信仰与社区治理的人类学研究”(14XmZ02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