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奎(绵阳日报社) 黄金草原 一百多年前,40岁的何拔儒作为绵阳历史上第一批公派人员登上轮船,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东京宏文师范学院。 何拔儒是绵阳市盐亭县榉溪场珠瑙沟人,自幼家境贫寒而自励刻苦读书,30岁一举考中秀才,1885年因其成绩优异而补为廪生,一时名噪盐邑,誉满潼川。当时榉溪河两岸距今8000年左右的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他读遍的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 何拔儒在日本,正是玛雅、爱琴、埃及、 印度等古文明不断有新发现震惊世界的时期。有人说,中国上古文明无历史记载。何拔儒认为这是学不能惯中西的人的短见。因为他读到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写的世界名著《黄金草原》,把中国人的祖先从非洲大迁徙开始时的首领都一一记录在案。他震动了,决心把家乡的五千年到八千年前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搞个清楚。 20世纪风雷激荡,弹指一挥间,直到世纪末中国才将《黄金草原》翻译出版;此时,榉溪河两岸数十座山寨城邦遗址已败落得荡然无存,绵阳第一碑的天垣盘古王表石龟碑以及盘母石等文物古迹已无处可寻。何拔儒是以93岁的高龄于1955年辞世的,人们传说他留学归乡,一生未做官,以受聘教学维持生计;他支持革命;鼓动乡绅贤达办机械化的丝绸厂。另外传说他的奇谈趣论很多,如他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希腊、古罗马;如果把当时中国西部的部落大联盟比作抗战时建立的联合国,那么五千年前联合国的总部就不在美国东部的纽约,而是在中国西部的绵阳地区;如果绵阳五千多年前的人类自然文化遗址不遭破坏,又有一批本土出生的杰出历史人才,绵阳建成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之地当之无愧。 昆仑春色 绵阳的上古文明不是空穴来风。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六千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我国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天津的王襄老先生也曾公布过一块从四川绵阳得来的石碑,他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的,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今刊于此,供鉴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 近来一个国际小组的科学家使用分析人类脱氧核糖核酸的新技术进行研究,把中国族群的3C个“卫星细胞”标识与世界各地11个族群的细胞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中国人的“根”竟然在非洲。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陈竺院士公布:中国科学家首次采用能覆盖绝大多数染色体的微卫星标志,对遍布全中国的28个群体,作采样分析;初步证据提示:今天东亚人群源出非洲;中国南北两大支,可能是先到了南方,再移到北方,并可能是发生在3~5万年前的事。 看来马苏弟的《黄金草源》有关上古中国及其国王的情况,并不全是说的白话。其实,人类社会正是靠着类似这种大迁徙中的体魄与智力竞赛,建立的优胜劣退的机制,才迈开坚定的步伐的。而早在动物界就如此:亚洲燕一般都在菲律宾、马来半岛等地越冬,燕子迁徙飞渡大海是最危险的行动,在当年孵出的小燕,80%左右牺牲在这一路线的旅途上。这是靠自然之力清除弱者的壮举。而像猴群中的争王或岩羊中争交配的角斗,更含有体魄和智力竞争的因素。 所以说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社会群体的传承性。即使内部纷争有多次分裂,但最后仍是这些社会群体的重新组合。所以中华汉族有王有名自盘古起就有之。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支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了原始的部落;又生活近一千多年后产生了第一次分化,不少与原始集体思维产生冲突的具有创造发明能力的个体,从各个原始部落被赶到了四川盆地,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与土著结合在绵阳地区建立了盘古文明。其特征是重视部落大联盟,创建大型的石器分段分区域的加工和交易场所。川、陕、甘、青交界处的岷山到 祁连山地区,从盘古到嫘祖时期,都被这里发达的联盟文明选作为,跨地域建石器毛胚开采场和粗加工大工场和作坊的地址。 原因是这里条件虽差,但大 地震曾留下了无比丰富的制造石刀、石斧等重型工具的好材料;直到我们今天去考察,都还历历在目。这就是所谓上古昆仓山繁荣的由来。但成都和绵阳等地很多学者著书立说,把这种关系弄颠倒了,认为在蛮荒时代,我们祖先中最有智慧的一族人,正是顺着昆仓山脉的走向和它四周常流不息的河流,把原始文化的基因从昆仓山带到了中原大地,传遍四面八方的。 何拔儒等一批绵阳学人早就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正如跨国公司敢于到外面去建厂,首先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方法。这也类似今天一些发达的国家把工厂建在国外,而把研究所、实验室、大学、金融等清洁而高智力的场所建在国内一样。 绵阳长歌 传说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年青时曾请教何拔儒:“先生、主流历史学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一笑:“历史不是一次就写定的,谁写在最后,谁写得最好。”他还讲了自己在留学期间听到的许多故事:发现集合论的康托尔,发现非欧几何的罗巴切夫斯基,发现群论的伽罗华,都是世界级的大数学家;康托尔、罗巴切夫斯基很年轻就获得了教授头衔,但是他们产生了新的创见后,也不被自己的老师、朋友、亲人、同事所理解,康托尔还备受打击,被逼疯;伽罗华被逼去参加决斗,被逼死。这种现象也许长期难以改变,因此他愿意埋名乡里,多做些具体事,以等待明天。 绵阳长歌,天蓝、地绿、水清、人和,还要让追赶跨越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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