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末年,走投无路的农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在大泽乡雨夜中振臂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呐喊,曾鼓舞了无数小人物对权力的怀疑和冲锋。
两千多年过去了,尽管这句口号仍然荡气回肠,但冷酷的现实告诉我们,陈胜、吴广这一“ 天问”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只不过它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已。
历史虽然否定了世袭,但并没有否定“君权”天授的本质。也许,这就是波普尔所批判的“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中:一是“资历”决定论。二是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在中国做官,只要到了副县(处)级以上,就进入到了一个无忧无虑的人间天堂。进,可以假公济私,不用自己买单而建立关系网,平步青云;不进不退,则可对下属喝五叱六,大受“香火”。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在监狱里就说过一句真话,“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有人管了”。 不仅如此,官做到副县(处)一级,从党政部门职位上淡出,一般都是到人大或政协,变化的仅仅是实权少了一点,办公室换了一下而已。所以,二十年前就流行一句顺口溜:“老干部,你别怕,不到政协到人大”。从一个职位,轮做N个职位, 邓小平号称要打破的领导干部终身制,依然异常坚固。 不论是身居 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还是身居江西省副省长的何闽旭,他们无不是从副县(处)的职位上开始一路腐败,一路在职务上高歌猛进的“光辉”历程。而这样的历程,又是所有贪官在官场腾达和腐败的共同路径。
副县以上领导干部,从党委、政府转悠到人大、政协任职,已成为中国一道独特的政治风景。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政治梦想。
现实告诉我们:王侯将相,岂无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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