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攀钢之父：常隆庆

攀钢之父：常隆庆

　　常隆庆生于1904年，四川省江安县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2年由北京地质调查所调中国西部科学院任地质系主任。由于屡有建树，被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调到西昌行辕任地质专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地质学院一级教授、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成都地质学院攀西地区科研队导师。
　　常隆庆第一次到攀枝花找矿是1936年春，陪同人员有同仁殷学中及4名士兵、一名工友。他们组成了一支马帮，经西昌、盐源、盐边的崎岖小道进入攀枝花后，映入他们眼帘的完全是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野草莽莽、野兽和土匪出没横行的凄凉世界。他们在空旷的山谷用地质锤在一匹接一匹的山上敲击，持火把、武器赶走一批批野兽、土匪，饥渴时啃几口干粮，喝几口江水。就在快要粮尽心灰时，有一天常隆庆的地质锤忽然在朱家包包山头的一块石头上叩击出点点火星，且这块石头对地质锤的引力极强。常隆庆当即断定为磁异常。经用地盘尺测定，蕴藏量至少在865万吨以上。
　　接着，常隆庆的地质锤又在那拉箐等地发现了藏量可观的煤，测试结果蕴藏量至少有一亿吨以上。常隆庆第二次到攀枝花找矿是1940年8月，同行的也是由同仁刘之祥和由卫兵、工友组成的马帮。所走路线为西昌、盐边、华坪、永胜、丽江。
　　刘之祥生于1902年，1928年毕业于北洋大学采矿系，后留校任教1938年任西北工学院副教授，1940年任教于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
　　常隆庆第二次到攀枝花的目的，一是继续找矿，扩大矿区范围，收集更多的矿石标本；二是选择、论证办矿地点，提出办矿的理由和条件。此时时逢雨季，沿途不仅山路泥泞，而且路程十分遥远，一行人曾数次连人带马滚落山谷。在恶劣条件面前，常隆庆、刘之祥依旧谈笑风生，并作楹联云：“在山上观天边日出；在山腰赏脚下浮云；乐在其中”。
　　进入攀枝花后，他们住在硫磺沟农民罗明显家。一天傍晚，刘之祥在罗家院内散步，无意中看见地下有两块小石头很象是磁铁矿，捡起来一看，果然不错。第二天早晨，刘之祥把两小块矿石交给常隆庆辨认。常隆庆刚接到手，立即肯定是磁铁矿。他们找来主人，询问这两小块石头的来历。罗明显说，像这样的石头，附近到处都有。吃罢早饭，他们就让罗明显带路去附近找矿。
　　走年到尖包包，果然发现了铁矿露头；再走到乱崖子，又发现了更多的铁矿露头。意外的发现令这两个找矿人兴奋起来，他们连续奋战两个月，不仅绘制了尖包包、乱崖子的万分之一矿区图，测出储量为10万吨左右，而且在经过大量考察、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办矿设想。
　　常隆庆第三次到攀枝花是1942年7月，同行者有西南及全国著名地质学者陈正、汤克诚、秦馨菱、李善帮、郭文魁、徐克勤及益门煤矿矿长、开采工程师王微之等。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应常隆庆之邀，对攀枝花铁矿的品位、储量、办矿条件和地址等进行现场鉴定，共谋开发大举。他们在攀枝花1个月，跑遍了攀枝花的山山水水，最后由秦馨菱、李善帮在现场做了当时中国最早的磁法测量，肯定了磁异常；由陈正正式鉴定和向当局上报在攀枝花发现了大型钒钛磁铁矿的消息，恳请国民党当局早日开发；请王微之初步实施开办煤矿方案，一俟国民党当局批准开发攀枝花磁铁矿，要绝对保证炼铁、发电用煤的需要；由常隆庆通盘考虑和制定开发攀枝花的具体规划和方案，从西昌行辕的角度敦促当局予以实施。
　　分工以后，各学者以满腔爱国热忱，从各自角度大造舆论。常隆庆在《新宁远》月刊撰文道：“攀枝花矿露头甚佳，本地人民亦知山上有矿……然该矿之天然条件则甚优越，试登矿山西望，则永仁、那拉箐煤田中群山，历历可数。南望即金沙江流水，俯瞰即是。”接着，又在《四川叠漆地质调查记》一文中写道：“攀枝花取矿极易，办矿条件极优，而水上交通也极现成。陶家渡至鱼鲊90里之江水，浪遏水顺，举舟一日可达。如此便事，弃之无理。”
　　1979年7月21日，常隆庆这颗地质之星在人生旅途中运转了75个春秋，就突然在办公桌前陨落了。然而，他早年开发攀枝花矿的夙愿，在新中国建立后，于六十年代初期，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倡导决策，已付诸实施，变成了现实。攀枝花工业基地正在阔步前进。攀枝花宝库最早的叩门人常隆庆虽死犹生。
（原载《南丝古道话今昔》）

攀枝花的发现年代

　　攀枝花的发现人。公认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教授发现的。但发现的年代，诸说不一。
　　一、常隆庆教授一九三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接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了两年整。一九三二年九月由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推荐，受四川大实业家卢作孚的邀请来到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任地质研究所主任。当年冬天到川西地区作过地质调查。
　　二、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0年，常先生曾六度出入攀西地区。根据他生前绘制的路线图和著作《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证明一九三四年他最远也只到了凉山州的雷波，还没有到过西昌，故没来攀枝花。
　　三、一九三五年春，常先生到万县、绥定一带调查石油，夏季到南京、苏州，秋季同李贤诚到綦江测绘铁矿地质图，为开办重庆钢铁厂做准备工作。直到年底，他才启程来四川西南一带。
　　四、一九三六年是常先生涉足整个攀西地区作出重大发现的一年，也是“发现攀枝花”存在争执的一年，据常先生的遗墨：
　　“（一九三五年）我在綦江铁矿大约才一个月上下，院中因四川西南会理一带发生地震，金沙江断流，又通知我前往调查。我将綦江全部工作交李贤诚负责，同离开綦江，同助理员殷学忠向西昌进发，当时已接近一九三五年底……因为当时交通不便，须完全步行，途中又要画线路图，并采集标本，所以行程很慢，到西昌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了。我们的路线是先到会理去看所谓金沙江因地震而断流之地。也只有山痕迹，别无所见。但到会理之后，看见当地地质情况很合乎金属生成，我们就在会理把重心放在找矿上面。当地许多矿是早已发现了的，并且曾经开采；一些矿是以前没有人知道的，都未经过地质学家作过储量计算或研究，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这次我们在西昌地区走了七县，大小矿区看了不少。我认为这是四川矿产很丰富的地区，在写报告时，除了说一般的地质情形外，并把成矿原理也讲了一些，因此就写了好几万字，编成一本《宁属七县地质矿产》。在这本报告中，除了攀枝花铁矿外，其它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
　　《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九三七年有铅印本，现存数不多。另据笔者查阅，一九三九年四月有一个《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概况》的腊纸刻写油印本，其中介绍地质研究所工作时，提到了常先生进行的十三项野外调查，第七项中说：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西部科学院受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之托，调查西昌、越隽、冕宁、盐源、盐边、会理、宁南七县地质矿产，费时半载，周历七县，实勘矿区五十余处……”据此，常先生“认为安宁河流域，矿产之丰，为西南诸省之完[冠]，而地[处]川、滇、康三省之交，有绾西南之势。诚能将由成都经西昌至昆明铁路筑成，则安宁河流域，当为国内极佳之工业区。”
　　通过查阅常先生的遗著和他当时的调查线路图，证明这次历时六月的徒步野外调查从盐边到会理时，是沿着崎岖的江边小道经过攀枝花矿山的。虽然一九四0年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到攀枝花，但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书中，他已经谈到：“盐边系岩石，接近花岗岩，受花岗岩的影响极大，当花岗岩浸入时，……金、铁等类矿物……侵入岩石中，成为矿脉及浸染矿床。故盐边系中，有山金脉及浸染式之磁铁矿、赤铁矿等。”尽管如此，还不能证明他已经发现了攀枝花矿。
　　五、常先生《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例如当时的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给他的信中说：“……足下深入蛮荒，从事地质调查，风霜雨雪，饥寒育苦，皆所不惧，此等奋斗精神，求之当世，岂可多得，钦佩钦佩……”因为当时他是第一个以地质学家的身分涉足这广袤的不毛之地，第一个报道了这一带众多的矿产。因而一九三九年四月，伪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写信给当时的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指名要调常先生到行辕任地质专员。当时的西昌行辕名曰“开发资源，整饬边备。”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政府安排第二个“陪都”。难怪抗战一胜利，张笃伦就调任重庆市市长，湖北省主席而不再“开发资源”了。
　　常先生一九三九年六月底到了西昌，当年底就出外找矿。根据常先生自传：“冬到会理、永仁一带调查，在永仁的仁和发现那拉箐煤矿（11月14日在东凤山营，11月27日在永仁，12月4日在那拉箐）。”那拉箐就是今天的宝顶煤矿。因此年终考绩获得一枚“干城”奖章，同时在发薪表上填上“同少将”的职衔，月薪亦由二百元增至三百元。
　　常先生写到，一九四0年“与技专校合作，与技专校教授刘芸生（名芝祥）于八月中旬出发，重点放在盐边、盐源地区……这次我们找到了盐边攀枝花铁矿，作了一些小矿床储量等研究，大致在十一月底才回西昌，我匆忙地将笔记整理，认为攀枝花矿很有希望，书面报告写成之后，又将概况电告伪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请其派人到攀枝花进行考察。”从而常先生成为攀枝花矿的第一个正式报矿人。具体时间他在自传中说到：“八月二十四日到梅雨铺，九月六日到盐边攀枝花，发现攀枝花铁矿，因此年终考绩得‘光华奖章’”。
　　综上所述，加上大量的文献资料，攀枝花矿应是一九四0年九月六日由常隆庆和刘芝祥教授共同发现的。但地质学界却不这么认为，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地质界曾派专人作了一年多的考证，仍将主要成绩归功于常先生，并确定攀枝花的发现年代为一九三六年，而且，结论得到了公认，这又是为什么呢？
　　据笔者了解，这两个矛盾的年代实际上并不矛盾，理由有二：
　　1、“攀枝花”和“攀枝花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现在说的“攀枝花矿”，指的是兰山和尖山两座矿山，但“攀枝花”则是一个地域非常广泛的概念。早在一九三六年，常隆庆教授与助理员殷学忠“费时半载，周历七县，突勘矿区五十余处”时，就发现了“攀枝花”，只是当时没用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个庞大的矿群，“攀枝花矿”虽是一九四0年发现的，但它只是“攀枝花”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故地质界认为“攀枝花”的发现应是一九三六年，发现人是常隆庆。
　　2、根据黄汲清、程裕淇、汤克诚、刘芝祥、秦专馨、殷学忠等老一辈地质学者的谈话记录和函件，可以证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袁复礼、良赫、任泽雨曾先后两次去过攀枝花铁矿，不过未见正式报告。尽管一九四0年汤克诚、姚瑞开、戴尚清等人先后到过攀枝花矿，也发表了调查报告，但报矿时间晚于常先生，而且他们都是在常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撰文披露这个地区的矿产后才陆续来的。即使与常先生同行的刘芝祥教授，在当年写地质报告时也谈到：“对沿途地质情况，常君供给的资料颇多。”
　　因此，结论应该是：“攀枝花”是常隆庆教授于一九三六年发现的，“攀枝花矿”是常、刘两教授于一九四0年九月六日共同发现的。
　　早在四十年代，常先生在《盐边县攀枝花磁铁矿》一文中就说：“其露头甚佳，极易认识，本地人民亦知山上有矿。”六十年代末他又写到：“我自问实在说不上成绩，这些工作是在全国地质人员工作的基础上，在当地广大工农群众协助下进行的。”他谦逊、朴实，甚至他的子女直到一九七七年，当方毅副总理提到他时才渐渐知道这些事情。我违背了常老先生和他子女们的愿望，是怀着负疚的心情写的这篇文字。

更多相关内容请点击看主站：常隆庆

常隆庆教授追记
刘降渝

　　倘若说常隆庆先生1940年规划日产一吨的钢厂成了纸上谈兵，那么，1945年日本投降、西昌行辕立即撤销，张笃伦去重庆当市长、继而当湖北省主席后，他开发攀枝花的计划就彻底成了泡影。倘若说常先生是攀枝花矿产资源的发现人，那么，新中国培养成长的秦震则是攀枝花的鉴宝人。1954年，受时任四川地质局局长黄汲清教授的派遗，秦震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来到了攀枝花。行前他遵黄教授之嘱拜访了常先生。秦震和他的同事们，在相当严酷的条件下，艰苦卓绝地奋斗了四年，终于探明了实际矿储量。当年，常先生囿于设备与条件，只估算攀枝花磁铁矿的储量为865万吨，与他同行的刘之祥判断为1126万吨。
　　而新中国采用钻探手段，发现了一系列的成矿带，探明总储量近100亿吨。秦震等人编写了长达2400多页的勘探报告。这份报告，为数年后毛泽东下决心提供了科学依据。1958年秋，已确认攀枝花铁矿是仅次于鞍山式铁矿的特大型多金属的共生矿，当地又有优质的原煤，诚如常先生1940年所说：“有首先经营之价值”。
　　一直关注着国家安危的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稍缓过气的时候，就把攀枝花的建设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在他的一再敦促下，一份建设攀枝花的请示报告送到了他的书案上。1965年3月4日，他提笔批示“此件很好。”3月4日，从此成了攀枝花市的建市纪念日。
　　攀枝花是中国深远的国防布局的一部分，在毛泽东心目中，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地方。
　　早在五十年代初，苏联专家曾骑着骡马来过攀枝花，目睹这崇山峻岭，他们说：“这矿根本无法开采，除非你们用飞机运。”然而，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1970年铁路通车出铁，倚山傍水绵延百里的钢城，终于屹立在这不毛之地上。
　　1964年攀枝花刚一上马，常先生立即意识到了。他非常关心攀枝花的建设。1964年，我19岁，高中毕业，街道办事处安排我到云南永仁去修公路。由于常先生和我父亲刘祖彝都毕业于北大地质系，他们几十年过往甚密，又同时在成都地质学院，住家是楼上楼下。常伯伯听说我要走，到我们家来，问我去哪里。我说，到云南永仁去修公路。他眼睛一亮，顿时容光焕发，兴奋地说：“六毛，攀枝花上马了！”虽然初中地理课中我知道有个铁矿叫攀枝花，但我茫然不知地望着他。他继续说：“永仁县境内有个大煤田，叫那拉箐，是我发现的。隔得不远就是攀枝花，你去那里修路，肯定是攀枝花上马了！肯定是！”他那份兴奋和快乐，虽然时隔四十年，至今历历在目。当时，我父亲插话说：“攀枝花也是你常伯伯发现的。那时，我到处讲他发现了煤铁两朵姊妹花嘛。”1964年底，我们坐了五天卡车，从鱼鲊过金沙江到云南，然后从云南又进入四川境内。因为那时四川到攀枝花还没有公路。
　　我到了后，通信地址却是渡口。隔了两年，春节取得了探亲假，见着了常伯伯。我告诉他我不是在攀枝花，是在渡口。他踌躇片刻，问我那里的气候是不是很热，又问我知不知道仁和、大水井、新庄、弄弄坪、倒马坎等几个地名。我说我就在那里。他仰头哈哈大笑道：“你就是在攀枝花！”他很关心攀枝花，知道每年春节都要回去探亲，几乎年年都以向家父拜年为名，向我了解攀枝花的建设情况。那时，从成都地质学院到人民北路的地矿所，是要走很远的路的，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安步代车”以自娱。哪里修了桥？矿山是如何开采的？城市的布局？他不厌其烦地问来问去，还津津乐道地讲述他的野外经历。
　　例如，他治好过土司儿子的病，收为义子，取名常嗣彝。又例如，送给土司的最好礼物是食盐和粗白布。为了取得当地的保护，他与土司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饮血酒用的一套三的木碗，1936年秋他从野外回来时送给了我父亲。这套木碗比我还大九岁，我至今保存着。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献给我的第二故乡攀枝花，因为它是见证历史的文物。
　　1977年，他73岁时退休了。随着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策的落实，1978年他又恢复了工作。当年他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的常务理事。他异常兴奋，感慨地对子女们说：“我平生的二十多篇专著，几乎全是45岁前写的，其后的日子，大多花在写检讨上了。现在，我要把余下不多时间，争取多为国家做些有益的工作”。(女儿常嗣且手迹)。他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学院建议，以《以断裂控制成矿规律和新构造运动》为科研项目，深入研究攀西地区的断裂体系及成矿规律。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他也就作为这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常先生与攀枝花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他已75岁高龄了。五月(他去世前两月)，为收集资料，他还到了43年前来过的会理。在高山之巅，特意吩咐以遥远的攀枝花方向作背景，留下了一张满面笑容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他情系攀枝花的见证。
　　（马力行注：铁矿发现人终生没有再去看他发现的铁矿！）
　　他在会理期间，前副总理、为攀枝花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国务委员方毅在一个会上讲：“现在攀枝花建成了，不要忘了发现攀枝花的有功前人常隆庆教授。”人们开始打听谁是常隆庆？他在哪儿？攀枝花市政协的帅荣富闻风在先。1979年7月17日，帅荣富专程去成都地质学院拜望他。7月21日清晨，是他接受采访后的第四个清晨，是他彻夜未眠、孜孜不倦写作的最后一个清晨。当他仰首取书时，可憎的脑溢血将他击倒在书案旁。厚厚的一叠《以断裂控制成矿规律》的手稿还在书桌上。
　　有志之士的最大憾事，莫过未能亲睹已竟之业。
　　成都理工大学的“隆庆亭”，是人们对他的怀念，亦对常先生的在天之灵是莫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