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山红叶读书声

⊙ 王国平／文

作者申明

　　本文系作者花费多年心血、经过大量采访、查阅、和整理方才完成，并非泛泛议论、虚构文章可比拟。本文除同意在〖[url=]巴蜀网[/url]〗站独家发表外，禁止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转载、摘录、改编、引用！违者必究！！！

　　我对灵岩山产生兴趣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道学泰斗王家佑先生。
　　多年前，我与王家佑先生一见如故。他虽然整整比我大了50岁，但先生却不以年长与博学自傲，始终与我以平辈论，视为忘年之交，每次见面或通电话，他总是亲切地称我为“王哥哥”或“哥们”。
　　2005年7月11日，我与王家佑、李复华诸先生在河边喝茶，同座者众多。谈话者以80岁高龄的“王法师”家佑先生为主，家佑先生诙谐幽默，妙语连珠。闲谈中，家佑先生突然问我：“王哥，你晓不晓得我在灵岩山上读过书哦？”
　　虽然我当时已经在都江堰呆了9年，却很少关注灵岩山。
　　家佑先生说：“以前灵岩寺中有个灵岩书院，是李先生办的，我在里面读了几个月书。当时南怀瑾也在山上，每天背把剑，在空地上习武……”先生的一席话当场就震惊了我，而后面的话在被其他人打断，没有继续下去。
　　于是，我开始关注灵岩山和一切与他有关的事物。
　　两年下来，每多了解一分灵岩山，心中就多会对这座山多一分景仰与敬意，不禁心向往之，神追慕之……
　　我完全被这座山的博大精深与丰厚凝重深深地折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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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远的书声

李源澄先生到灌县（今都江堰市）灵岩山创办灵岩书院时，正是1945年春。

20世纪四十年代，正是中国文化多元繁荣的时代。官学与私学，新学与旧学始终在自己的版图中闪耀夺目的光芒。当时的四川学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新式学堂，如国立四川大学等，约有八千所，位居全国第二。一种是传统书院，如梁漱溟先生在重庆创办的勉仁学院，马一浮先生在乐山创办的复性学院等。

1944年秋，编撰《中国古名家言》的著名学者伍非百先生在南充创办了西山书院，聘请李源澄先生去教书。当时，伍先生讲授《墨经》，李先生讲授《四书》和《经学概论》，都颇有影响。半年后，李源澄先生有些意见与伍非百先生不一致，所以他在西山书院呆了半年就回到了成都。

于是，李源澄先生想自己办个书院，来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

1945年春，李源澄开始策划自己的梦想。当时灵岩寺的主持是欧阳竞无先生的弟子传西法师，可能因为是师兄弟的关系，况且传西法师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所以传西法师一听说李源澄先生想办书院之后，立即力邀他把书院办在灵岩山上，或许正是因为传西法师的盛情，才有了后来曾经名振一时的灵岩书院。

去灌县前，李源澄先生找到了时滞留成都的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谢无量先生，请谢先生题写了四字院名“灵岩书院”。然后，李先生将字送到灌县赖家装裱店放大，制作成木匾。木匾很重、很大，匾上的每个字大小两尺见方，最后雇了几名工人，中途歇了二十多次气才抬上灵岩山。

今天，当我们登山灵岩山时，当年的灵岩书院已不复存在。就连那一块既重且大的木匾也残缺不全。当人们从一家猪圈里找到这块匾时，“灵”字部分匾体已被锯掉，只剩“岩书院”和谢无量先生的款识。从那些残缺的文字上，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得到一座书院在60年前的辉煌与灿烂。

当时灵岩寺庙产极多，建筑雄伟恢宏，除了灵岩寺之外，还有东岳庙等建筑。

灵岩寺的主持传西法师给了李源澄先生最大的方便。他将东岳庙免费提供给了李先生办学（两年多也没有人听说收过房租之类）。其实，在创办灵岩书院之前，东岳庙一直是外国天主教教会所在地， 1941年春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搬迁至灵岩山，校址就设在东岳庙，后来传教士与当地群众发生纠纷，被赶走后，便空置了下来。遗憾的是，山门上和院落里的精美菩萨早已不知所踪。

进东岳庙门第一进是一个大的院坝，两排厢房。大门正厅是学生吃饭和休息的地方，两侧的厢房就是学生的宿舍，床、铺、椅、桌一应俱全，都是当时传教士被当地人驱逐，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匆匆搬迁时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件。每厢房里住一两个学生不等。

再一进是一座大殿，李源澄先生将它作了教室，掏钱购置了课桌板凳二十余套，以供学者讲学时学生听课之用。

当时入学要求是缴纳一石米（合300市斤）作为学费，生活费自理。现在，住宿和教室都找到了着落，那伙食问题怎么办？

传西法师同意学生们在寺院搭伙。当时寺院里只有三个人，主持传西法师，负责财务的知客僧和山下请的一个厨师。搭伙一段时间后，知客僧认为，学生们正在长身体，吃饭太多了，寺院要亏本。几次给传西法师说，要求灵岩书院的学生伙食自己处理。知客僧三番五次的提出，传西法师也知道寺院的境况，不好再坚持，于是跟李源澄先生商量，由学院出面在山下请了一个厨师，负责给学生做饭，伙食费则由学生轮流管理。

据灵岩书院的学生蒙默先生回忆，当时厨师非常辛苦，为了保证学生吃上新鲜蔬菜，厨师每天都要下山买菜，来回一趟足足要花上两个小时。一次，不知什么缘故将厨师得罪了，厨师一气之下下山去了，这可苦了学生，只有自己下山买菜，然后上山自己做饭。两天后，好容易才把厨师找到，好言相劝，重新上山。至于当时的伙食标准如何，大多学生已经记不得了。

另一位学生王家佑先生曾经对我说“吃些什么记不住了，但印象中是不差的，我因为父亲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师长，家庭生活优裕，嘴巴算是有点‘刁’的人了，但我在灵岩书院读书都从来没有下山去买过零食或打过牙祭。”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每天清晨，伴着灵岩寺悠扬的钟声，一些渺远的读书声从东岳庙的厢房里隐隐传了出来，随着薄雾传到灌县甚至更加辽远的地方。

自由之气盈书卷

关于灵岩书院读书的风气，王家佑先生有十二个字说得好“自由读书、自由讲学、和谐包容”，这几乎涵盖了李源澄先生毕生的教育追求。

每天上午的9时至11时是书院规定的讲课时间，午饭后有午休时间，下午和晚上自由读书，学习非常宽松，每个寝室里都有书桌，学生自带书籍学习。当时的课本主要有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朱熹注的《四书》、李源澄著的《经学通论》和陈奂著的《毛诗传疏》等。当然，想读其它书，李先生也不会反对，蒙默先生说“我真正读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

到了讲课时，李源澄先生主讲《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经典和自己编著的《经学通论》。同时，他邀请了章太炎先生的另一名学生、绵竹人傅平骧先生。傅先生长于声音文字训诂之学，在灵岩书院主讲《诗经》与《说文解字》。但这些书的内容非常多，不可能讲完，所以就带有启发性的抽几篇来讲，其余由学生自己看。而且学生也不是每堂课都去听，他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学，有所选择的听课，比如蒙默和钟元灵就没有去听李源澄先生所讲的《四书》，

说起这位傅平骧先生，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讲《说文解字》时，例句出自某处，信手拈来，学生们翻书一查，丝毫不差。同时，傅先生也是一位风趣之人，他患有疝气，偶尔讲课到兴高采烈时，疝气也来“凑热闹”，从下腹部冒出来，傅先生马上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将疝气按下去，听讲的学生都清楚地听到了“咕”的一声。傅先生然后接着“解”字，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傅先生早年曾与吴宓先生等拟创“白屋书院”，未果。1949年后任绵竹女子中学校长。1952年曾被迫作自我批评,一位孀居的女教师,以质问的口气向傅先生提出：“一次我与校长查夜,出办公室门口,你提起油灯,从眼镜上面把我看着,这是什么意思？”号称“道学夫子”的傅先生,气得瞠目结舌，不知所答。再后来傅先生调南充师范学院教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一些学术刊物上犹能看到傅先生的著作，如《读旧稿本〈西域地理图说〉》（1980年）、《〈闻见杂录〉非苏舜钦撰》（1984年）《苏舜钦交游诗文系年》（1987年）、、《论〈四部丛刊〉版本及其渊源》（1988年）、《苏舜钦集编年校注》（1990）、《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1992年）等，2004年去世。

其实，灵岩书院自由读书的风气从王家佑先生与张圣奘先生的一场比试中就可窥一斑。当时在灵岩书院讲课的有一位“万能教授”张圣奘(1903—1992)。张先生名新、字洋岳、号天健，湖北江陵人。是唐代大诗人张九龄的后裔，明朝张居正十三代孙，父亲张绍桑系两广总督，蒙古都统，叔父为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张先生20岁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出国留学，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哲学博士，美国海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周游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英国创办神州易经学会。回国后，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教授、史学系教授主任，内江雅风学院院长、教育部部聘教授、国史馆顾问、内江蜀中大学校长，东北大学文科学长、成渝铁路沿线考古调查小组组长、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府文史馆特约研究馆员、四川省图书馆特约研究馆员、巴蜀诗画社顾问、国际易经科学函授部客授顾问、教授。

张圣奘先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他师从李大钊和罗素，在北京大学曾支持帮助过毛泽东；在天津与周恩来为南开中学同窗，有过交谊；在重庆给蒋介石讲过易经，与张群有交往，曾在重庆家中为徐悲鸿夫妇举行婚礼；他与李四光讨论地质和地理诸学术问题，他多次考察太湖地区，对太湖了如指掌；与冯友兰讨论哲学问题；与沈钧儒研究史学和政治；并于1951年3月发现了“资阳人”头骨化石……他还善长诗文绘画（尤其是画马）和书法，作诗几千首，才思敏捷，出口如章，为一代才子。

在灵岩书院里，张圣奘先生宣称他可以教72门功课。调皮学生王家佑先生不以为然，他对张先生说：“我可以教73门功课，最后一门你不会”，张先生很惊讶：“哪有我不会的？”王家佑一本正经地说“接生！”引得师生一片大笑。还有一次，张先生说他能背很多《红楼梦》中的诗词，王家佑先生说，恰巧我也喜欢《红楼梦》诗词，我们来比赛一下，看谁背得多。结果是王家佑先生以多背几首诗词胜出。尽管如此，张先生也并生气，依然与王家佑相处融洽。

作为书院的山长，李源澄先生不仅学问扎实，而且素有“爱生如子”之美誉。学生钟元灵家境清贫而好学，他不仅免其学费，还以自己所得稿费，资助其伙食。他在浙江大学教书时，有一位学生叫王树椒深得他喜欢，李源澄先生离开浙大后，将他带到了成都，后来王树椒英年早逝，先生为此失声痛哭。李先生还希望另一位他喜欢的学生到灵岩书院读书，那位学生要求边教书，边读书，李先生不辞辛劳，四处奔波，最后在灌中（今都江堰市中学）为他觅到一个教师席位。

而令王家佑先生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李源澄先生苦口婆心地对他说：“王家佑啊，你这么聪明，一辈子就这样晃过去了，可惜了啊！”令他深深感动。后来，李源澄先生看见王家佑在背《红楼梦》诗词，连连点头道：“还是好，只要你爱读书，无论读什么书都是好事！”今年82岁高龄的王家佑先生尽管大多时候洒脱不羁，但是提到李源澄先生时却满怀敬意。

在学生的记忆中，李源澄先生没有学者架子，与学生感情非常好。吃了晚饭后，总要到每个学生的宿舍里走走，了解学习情况，解疑答惑。有时也带上学生到灵岩山上转一圈，呼吸新鲜空气，活动筋骨，再回房看书。而一到星期天，照例休息，李先生则有时和学生一路下山，到灌县城里去玩，买东西，看西洋镜（看希奇），到伏龙观看放筏子……当时，县政府门口有一家很出名的腌卤菜摊“电灯烧腊”（因电灯亮时才摆摊而得名），把烧腊夹在白面锅魁里，一咬满口流油，是地方一绝。但是，灵岩书院离灌县还有一段距离，等到“电灯烧腊”摆摊时去买已经来不及上山了，于是，李先生便带着学生，直接赶到摊主家中，购买烧腊和锅魁，然后一路吃着上山。当然，结账的多半是李先生。

郊原草色无穷碧，万里晴空共水深。
几疑前山无公路，忽闻人语出林阴。
灵岩书院学生唐至中所题的这首《山行》成了师生们行进山间的优美注脚。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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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门一家的灵岩情结

李源澄先生的人品、学识与才华素为人所景仰，加上彼时时局动荡，难寻一片安全与清静之地，因此，偏居都江堰畔的灵岩书院自然成为众多学者的精神家园和文化高地，许多学者都曾应李先生之邀而前来灵岩书院讲学。

最早来到灵岩书院的是与李源澄先生声气相通的至交唐君毅(1909-1978)先生。唐先生生于四川宜宾。系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青年时代颇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学术的影响。与友人创办《重光月刊》，任华西大学教授、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金陵大学教授、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赴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著述之富，罕有匹敌，被学界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之巨人”，《大英百科全书》将其誉为“中国四大哲学家”之一。

1945年夏，唐君毅先生在灵岩书院讲授哲学十余天，为书院的学生们带来了一股新风。先生一路的酷暑与劳顿也在灵岩山间习习的凉风中消失殆尽。

其实，早在多年前，唐君毅先生就与都江堰有着另外一些联系。

当时灌县有位帅净民（1896—1991）先生（其后人现执教于都江堰中学），虽声名不显却才华横溢，大部分时间均在中学及师范学校任教。著有《诸子百家集传》，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吴虞先生曾欣然为之作序。民国18年（1929年），国民党政府四川省教育厅下文派帅净民先生出任灌中校长，因交不起当地社会势力无理摊派的2800个大洋而未上任。随后，唐君毅先生之父、著名学者唐迪风先生便聘请帅净民先生任教于敬业学院，因此与唐君毅先生相识。帅先生对西藏密宗很有研究，一次，唐君毅先生向帅先生请教密宗之密，及非此不能断所知障而证无学道义，帅先生引海公“何处摔倒，何处爬起”之语作譬喻，唐君毅先生顿时领悟，非常满意帅先生之答覆。帅净民先生曾称道唐君毅先生是个绝顶聪明人，一说就懂，前途未可限量，而唐君毅先生一生的形迹正如帅先生所预见。

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唐君毅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在其父主办的敬业学院毕业后，也就读于灵岩书院，唐至中先生在灵岩书院生活的细节我们已经难以找到。但从唐至中先生所题的诗中依然可以想见当时的灌县及灵岩书院之风物。

无端驻脚来乡墅，行子贪程尽怨嗟。
我今到此营何物，霖雨声中细品茶。
（《成灌道中车坏憩高店子》/唐至中）


一色江天万象空，浮云无意任西东。
半天好鸟归巢切，山外青山夕照红。
（《土地冈独坐》/唐至中）


古寺响梵声，熏炎入晚清。
雨来衣渐薄，山深月倍明。
（《灵岩翫月遇雨》/唐至中）


今宵明月满，长天万里清。
地僻人稀到，空山雁一声。
（《中元灵岩后山对月》/唐至中）


不知是同行，还是后至，今天我们已经难以考证，唐君毅先生的母亲、一代才女陈卓仙先生（1887—1964）也来到了灵岩书院。唐母是四川宜宾人，早年就学成都淑行女校，曾任简阳女子简易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她是近现代杰出而罕见的诗人和词人。其诗风接近杜甫的忧国伤时，而词风则近于辛弃疾的沉郁悲壮。

在陈卓仙先生的香港自印本《思复堂遗诗》中，收有她作于灵岩书院的诗歌5首，分别是《丙戊秋初至灌县灵岩山》《灵岩山居即景》《灵岩寺书示毅儿》《晓起》《灵岩书院学生折大枝红叶插庭中》。

“灵岩红叶”是都江堰市的著名景观，每到十月，灵岩山恍若一片燃烧的山林，每当秋风轻舞，满山红叶便翻卷而来，煞是好看。从陈卓仙先生所作《灵岩书院学生折大枝红叶插庭中》这首诗歌的标题中，我们依稀可以到当时学生手折大枝红叶插入庭中的诗意生活。

唐氏一家三口在灵岩书院的聚会，堪称一段佳话。而从遥远的唐门传递过来的书香气息，是否曾经浓郁了灵岩书院学生们手中紧握书卷的油墨芬芳？

[ 本帖最后由 王国平 于 2008-5-5 18:03　编辑：]

寻找大师们的身影

李源澄先生深知，一个人无论怎样惊世绝艳，才华横溢，学问毕竟是有限的，为了使学生广闻博见，他便常常约请名家上山讲学。

我认为，他的这种对学术的兼容并蓄始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先生当年研究古文学，并没有排斥今文学的人格魅力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因此，在灵岩书院读书的学生是幸福的，他们以一石大米的学费不仅换来了李源澄先生和傅平骧先生的满腹学识，而且还有机会聆听当时众多大学者的教诲。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蒙文通、唐君毅与张圣奘诸先生之外。至少还有九位领导群伦的大学者被李源澄先生用滑竿抬上了山势深幽、群峰环侍、涧清潭澄、古木扶翠的灵岩山，请进了钟罄悠扬、书声琅琅的灵岩书院。

他们的身影曾是灵岩山上最动人的风景。

当时讲授训诂学的是著名敦煌学家、红学家潘重规(1908—2003)先生，潘先生系江西婺源人。少年师从小学大师黄侃。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曾任东北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暨南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教授兼主任、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班客座教授。1951年在台湾师范学院设“四书讲座”，倡导孔孟学说，撰注《民族文选》，主编标准本国文，为台湾国文教育奠定了基础。又与胡适论红楼梦，与罗家伦辨简体字，在学术界有深远之影响。先后获得法国法兰西学术院特颁予代表法国汉学最高成就的茹莲奖，韩国岭南大学颁赠荣誉文学博士，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授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贡献奖”。

讲授哲学的除了唐君毅先生之外，还有与他齐名的朋友、著名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1909—1995）先生。牟先生字离中，山东栖霞人。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华西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教授。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主要著作有《逻辑曲范》《理性的理想主义》《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等3部译作。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早已跨越了国界。

讲授《陶靖节集》的是李源澄先生的知交、著名学者赖高翔（1907-1993）先生。赖先生名鸿翲，字高翔，一署皋翔，以字行。四川简阳人。六岁已能通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名著。七岁时身患痢疾，他便自查药方，自己治疗得以痊愈。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曾师从西南国学泰斗林山腴先生。赖先生国学造诣异常深闳，喜欢老庄之学、六朝文学，古骈体文、五七言诗，皆有当世第一流的成就。20世纪四十年代曾任成都蜀华中学校长。平生不问政治。后归隐成都东郊沙河乡村，躬耕自养近四十年。唐君毅先生曾说，赖先生的心性行为，足以为中国文化的代表。生前系四川文史馆馆员。

讲授《神曲》的是新月派著名诗人、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饶孟侃(1902—1967)先生。饶先生原名子离。江西南昌人。20世纪二十年代他与朱湘、孙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后来与其他三人成为了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他是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先后任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交学院等教授。主要作品有诗集《泥人集》等。

讲授希腊悲剧的是著名学者、希腊文学专家罗念生(1904—1990先生。罗先生学名懋德。四川威远人。先后求学于北京清华学校、美国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和雅典美国古典学院。1931年在纽约与罗皑岚、柳无忌等合办《文艺杂志》。1933年开始翻译希腊古典文学。此后几十年间，译出许多希腊重要名著。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外语系教授。与梁宗岱合编天津《大公报》诗刊。与朱光潜、何其芳、卞之琳等创刊《工作》。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诗集《龙涎》，散文集《芙蓉城》《希腊漫话》《二罗一柳忆朱湘》，学术集《论古希腊戏剧》和大量翻译作品。

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先生。钱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学时与张寿昆、刘半农和瞿秋白同学。18岁出任乡村小学教师。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言，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次年转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抗战胜利后任西南联大、华西大学教授。1949年赴港创办“新亚书院”，为港台培养了大量学术人才。1955年应美国耶鲁大学东方学系之邀，在该校讲学半年，并获耶鲁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1967年秋与夫人定居于台北，1968年膺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年受聘为台湾总统府资政。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与胡适先生有“北胡南钱”之称。

讲授西洋文学的是著名英国文学专家谢文炳（1900—1989）先生。谢先生系湖北汉川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3年至1928年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武汉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四川大学教授、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校长。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与何其芳、方敬、朱光潜等自办《工作》半月刊 8期。长期从事英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尤长于英国文学。编有《英国文学史纲》《英国十八、十九世纪散文选读》《语言学提纲》(英文)等。著有长篇小说《诗亡》《一代知识分子》，中篇小说《匹夫》《史密斯太太的中国客房》《留美笔记》等。

讲授文学的是著名诗人、散文家朱自清(1989—1948)先生。朱先生原名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浙江绍兴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时代即创作新诗，后又从事散文写作。1920年创办《诗刊》。1925年到北京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不久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积极支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1947年，他在《十三教授宣言》上签名。抗议当局任意逮捕群众。1948年6月，在京参加了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游行，并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上签名。主要著作有诗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记雅俗共赏》等。

讲授教育学的是著名学者、教育学家张敷荣(1904-1998)先生。张先生系贵州普安人。192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部。1936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79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和全国教育学科研究会常务理事。1981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为首届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1984年任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教学论博士学位点博士生导师,培养出我国第一个教学论博士。主要著作有《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学生运动的研究》（英文），合译有《学习的基本理论与教学实践》等。

讲授伦理的是著名学者、伦理学家周辅成(1911—

)先生。周先生系四川江津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任《清华周刊》编辑。1941年，他的《哲学大纲》出版，轰传一时。起抗战期间和唐君毅创办《理想与文化》，并先后在成都金陵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62年9月9日，周辅成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对“和谐”问题进行阐述，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不仅自己阅读了这篇文章，还批示给刘少奇阅读。主要著作有《论人和人的解放》《戴震的哲学》《论董仲舒的思想》《论人和人的解放》等。主编有《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哲学家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集》《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等。

当这些名动当代的大学者，夹着讲义，迈着碎步走进掩映于红墙黄瓦，青枝绿叶间的灵岩书院时，整座书院都为之苍翠起来，朗润起来，鲜活起来……

琅琅的书声仿佛因此传得很远，很远。

难怪著名学者、书法家、文史大家谢无量先生登上灵岩寺，走进书院里时也会激情难抑，挥毫题诗一首：“远游何必上青城，一到灵岩便有情，未进山门先一笑，满山红叶读书声”

在琅琅的读书声中，灵岩山的红叶落了，又红了。大师们的身影远了又淡了。

灵岩学子今何在

灵岩书院的毕业生既无文凭，也不安排工作，来求学的学生纯系自愿，因此在这里的学生多数都是真正来读书的人，他们惟有潜心学习，埋头苦读，才不枉费了那一石米的学费和平时的生活费。

蒙默（1926—）先生是追随李源澄先生最早的学生之一。

李源澄先生的老师蒙文通先生，非常欣赏李源澄先生的才华，也很喜欢书院的读书氛围。他认为，要真读书，潜心做学问，非书院不可。他的儿子蒙默还在读中学的时候，蒙文通先生就对蒙默说，要看什么书就去找李先生。李源澄先生就让蒙默看《国学通论》《诸子概论》这一类书籍。后来，李源澄先生去西山书院时，蒙先生便叫蒙默停学，跟着一起去，再后来，李先生到灵岩山创办灵岩书院，蒙文通先生又让儿子到灵岩书院读书。

因此，在川大竹林村的家中，蒙默先生谈到李源澄先生时脸上饱含着深情。

虽然蒙默先生为了生计，只在灵岩书院只读了半年就回到川大附中复学。但是，他对灵岩书院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因为那是他真正开始读书的地方。灵岩书院停办后，他也在每个暑假照样上山，在灵岩寺中安静地读书。他清楚的记得1949年夏天，他带上灵岩寺去读的是禁书《政治经济学》。

蒙默先生四川大学毕业后，于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部分编改工作。1961年后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讲授多种课程，并担任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导师。著有学术集《凉山地区古代民族资料汇编》，其中《南方民族史论集》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四川古代史考》《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合著）分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编有《蒙文通学记》《蒙文通文集》，其中编辑的蒙文通先生遗稿《越史丛考》获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系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四川省文史馆馆员、中国越族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南民族研究会理事、西南民族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据蒙默先生回忆，灵岩书院的第一批学生约有十名。

其中唯一的一名大学生是华西大学哲史系的汪克永。这个人的一生也充满传奇色彩，1944年10月7日，成都各界举行的“国事座谈会”就是他参与筹划的。这次座谈会由五所大学十二个学术团体联合召集，共有两千多人参加，奏响了国统区成都学生民主救亡运动的序曲，也成为紧接着的成都学生抗议国民党地方当局武装镇压市立中学学生暴行的“双十一运动”（1944年11月11日）的前奏。影响所及，至为深远，被列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抗战胜利后，汪克永曾给成都青年党负责人李璜作秘书，后曾当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后，曾在某厂当工人。撰有《小记我国数理学界的前辈魏时珍》《忆抗战末期轰动西南的成都学生大游行──记成都市立中学事件》等。1980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前面提到的唐至中先生,毕业后执教于她哥哥唐君毅先生任教务长的江南大学，江南大学停办后，任教于苏州中学，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学者，北京师大历史系教授刘家和先生最近在《我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回忆文章中，还特别提到两位唐先生（唐君毅与唐至中）“给予我的影响是令我终生难忘的”。1990年蒙默先生路过苏州时曾去看望过唐至中先生，时已年逾八十，不数年病逝。

当时成绩较好的还有成都籍学生廖定芳，做诗、填词、下棋皆优秀，可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一场肝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另一位成都籍学生是蓝见龙，毕业后曾参加抗美援朝，专业后供职于云南森工局，曾任政治部主任。

崇州籍学生三名。一位是前面提到的受李源澄先生帮助的钟元灵，他毕业后回崇庆县教书，20世纪六十年代去世。还有一位李姓学生和王德宗（1924—），王后去梁漱溟先生主办的勉仁国学专科学校学习。先后任教于泸州一中、三中，1958年，泸州高中在全市选调优秀教师，王先生奉调任教。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组建宜宾师专（今宜宾学院），在全区选拨名师，遴选他作文学教授。著有《求是集》《梁漱溟再读》《无限斋诗歌小集》《无限斋散文小集》和《无限斋学术论著小集》。王先生被奉为国学大师，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现系宜宾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顾问。

泸州籍学生屈仲樵（1924—1997）于灵岩书院毕业后。先后在壁山县川剧团、叙永县川剧团任编剧，后与友人创办泸州陵园中学，任教务主任，教授语文。1958年错划为右派，遣回原籍务农。1979年落实政策后在泸县川剧团任编剧。参与编修了《泸州戏曲志》《泸州戏曲音乐集成》《泸县志》《泸县文化艺术志》等地方志。他通晓诗文、词曲、楹联、戏剧。书道也很出色，曾获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书法美术摄影艺术大展特等奖，其作品被作为馈赠海外人士礼品，流传至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及台湾地区。著有书学论文集《书学》，诗词集《屈仲樵遗作选》。先生生前系知名诗人、书法家、金石家，与著名艺术家屈义林、屈趁斯一同被誉为“艺坛三屈”。

李源澄先生还让他的妹妹（姓名不详）和弟弟李源委（端深）一同到书院读书。1949年后，李源委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职员。反右开始后，李源委曾两度劝时任外文系教授的吴宓先生把以前所记日记和诗稿烧掉，但吴先生虽然感谢其好意，而不遵从，表示仍须继续写下去，终致招来“弥天大祸”。

傅平骧先生也让自己的一儿一女到灵岩书院读书，其事迹不详。不过灵岩书院倒成就了一段姻缘。时李先生的朋友、大学者马一浮先生的弟子张德钧上山后，与傅平骧先生的女儿傅全波一见钟情，结为连理。1949年后，张德钧任《光明日报》编辑。中科院成立后，张入历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撰有论文《两根居延汉简的解释》《关于编改弹词的女诗人──侯芝》《侯凤仪》《方以智〈物理小识〉的哲学思想》因劳累过度而早逝，傅全波先生后工作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1946年暑假，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到书院学习，李源澄先生开办了“灵岩书院暑期讲习会”，学习期为暑假（2个月时间），报名地点在蒙文通先生任馆长的四川省图书馆，学费为3个大洋。潘重规、赖高翔、饶孟侃、牟宗三、谢文炳、朱自清、钱穆、张敷荣、周辅成等大家来书院讲课也正是这段黄金岁月。暑期讲习会这一批学生较多，约有20余人，崇庆县当时还有一位40多岁的老师带着他的几个学生一起来听课。道教学泰斗王家佑先生就是暑期讲习会的学生。

王家佑（1926—）先生当时就读于四川大学17级历史系，是一名大三学生。一天，他到蒙文通先生家中去玩，蒙先生告诉他，李源澄先生办了个“灵岩书院暑期讲习会”，并说，李先生的学问非常不错，可以去读书。于是，王家佑就到灵岩书院就读于暑期讲习会。王家佑194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1953年于北京大学进修考古史学专业，1954年后任四川省博物馆研究员，四川省人大第五、六、七届代表。曾作为冯汉骥先生的助手，参与三星堆早期的发掘与考古，在文物考古民族史和道教史研究方面，都有卓越成就，早在1960年代，就出版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石窟雕塑》等专著，在全国颇有影响。他结合考古和民族学研究道教，著有《道教论稿》《青城仙源考》《道教之源》（合著）等。王家祐先生的足迹遍及巴山蜀水，并且多次云游京、沪、杭，遍访寺庙道观，师从高僧名道，先后投师于佛学大家袁焕仙大居士和青城山龙门派碧洞宗高道易心莹门下，学道、修道，对道教深有所悟，因而研究道教文化起步甚早，他多次参与《宗教词典》《道教大词典》的编撰审定工作，知名于当今道学界。系中国道教协会理事、四川省道教协会顾问、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我曾多次去拜访他，总会碰见海内外向他求经问道者不绝于路的场面。

1949年后，传西法师还曾经介绍当时只有23岁的王家佑先生到十方堂讲经。

世事如烟，60余年风雨弹指而过，当年青春年少的灵岩书院的学生们大部分已作古，少数健在者也已都已年过八旬，甚至有些学生的名字都已渺不可查。关于李源澄、关于灵岩书院、关于那些前来授课的大师风采和书院里的琅琅书声，只有那些如今已垂垂老矣的学生在记忆的河流里去追忆与打捞了。

而晚来者如我们，只有在灵岩红叶的芬芳中去遥想那一段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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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学报》与《秦汉史》

为了让灵岩书院能长久的办下去，李源澄先生费了不少脑筋。

1946年春，李源澄先生找到了自贡开明盐商余述怀先生，余先生赞助了一笔钱，但是这笔钱对于书院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于是，李源澄先生用这笔钱办了一本学术刊物《灵岩学报》，为灵岩书院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当年10月，《灵岩学报》创刊号正式出版。出版时间为“民国四十五年十月出版”，刊期为“半年一期”，定价为“壹千伍百元”，编辑者为“灵岩书院（四川灌县）”，发行人为“余次青”，印刷者为“华英书局”，经售处为“本院及各大书局”。共有32页，印数不详。在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还依稀可以翻到。

《灵岩学报》创刊号上刊发了六篇学术论文。它们分别是：蒙文通撰《黄老考》和《杨朱考》，李源澄撰《天人合一说探源》，王树椒的遗著《论两汉魏晋用人标准之不同》，唐君毅撰《佛学时代之来临》和张德钧撰《胡子知言发微》。这些作者除了王树椒英年早逝之外，其余的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因此，《灵岩学报》在当时是一本质量非常高的学术刊物。

同时，灵岩书院的另一巨大收获是李源澄先生。他在书院里边讲学边著书，下山后，一部沉甸甸的《秦汉史》完成了。他请钱穆先生为该书作序，并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以前在北大教过秦汉史，对此知之甚深。所作序言于略疏章实斋先生记注、撰述、方智、圆神之义后，接着说自己“往者谬膺北京、清华诸校讲席，授秦汉史，草为讲义，及新莽而至，其下未遑继续，闷之筐衍，逾十余岁矣” 。复提到李源澄先生“今年春，李君浚清（李源澄字浚清）自灌县山中来，出示其新著《秦汉史》一编，读之有幸与鄙见相合者，有鄙见所未及者，私自付之，浚清其殆今之所谓善读史耶，其书则亦章氏所谓圆而神之类也”

钱穆先生的序言大意是，李源澄先生这本秦汉史很有新意，有些看法他与李先生是一致的，有些看法是他所不及的。大概李先生的著作就属于章实斋所谓的“圆而神” 之类的东西了。钱穆先生讲史学是非常尊崇章实斋的，而章实斋则认为“圆而神”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因此，钱穆先生用“圆而神”来推崇李源澄先生的这部《秦汉史》，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了。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李源澄先生在史学研究方面的精深宏卓。

但是到了1947年秋，灵岩书院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李源澄先生不得不含泪下山，前去昆明在钱穆先生主持的五华书院和云南大学任史学教授，再也没有重回灵岩书院。11年后，李源澄先生在“反右”的浪潮中默默的死去。

之后，自号“工商梦醒人”的灌县人士李济余先生接着在灵岩书院招收学生，想以做生意赚来的钱贡献家乡的教育事业。然而，尽管李季余招收学生不取分文，然而由于既没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授课，又聘请不到名师前来讲学，书院便只能教授一些粗浅的知识。一年后，灵岩书院彻底停办。而李季余先生当年在上山沿途修葺的供学生休息用的小亭，今日犹在，成为一道风景。

1948年，当“灵岩书院”巨大的木匾无奈地从东岳庙门上拆下来时，渴盼读书的学生们的目光中充满了沉重与忧伤，他们远远地眺望着空无一物的东岳庙山门，口中朗声吟诵着《荀子》中的句子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久久不忍转身离去。

而教室里还有他们整齐摆放的书本，还有那些大师们下山前潇洒的身影。

这一天的暮色仿佛来得特别早，在渐渐西坠的余晖中，最后一抹夕阳斜斜地洒在已经拆下来的“灵岩书院”木匾上，仿佛要将这一段光辉岁月再次朗照。接着，苍茫的夜色一下子席卷了整个大地，然后像一条河流一样迅速漫过了那些红墙、古庙、冷烛、婆娑的树枝和渺远的读书声。

人们仿佛提前预感到了一个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