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之谜初探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0:28:52

[夏商周] 古蜀之谜初探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0:37:12

二、古蜀人是由什么人组成的？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前面说过，自然环境往往是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决定性因素。在古蜀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时尤其如此。要考察古蜀时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必须要将当时的自然环境和古蜀的生产水平都考虑进去。
　　正是由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那众多奇特、精美青铜器、金器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各种假说层出不穷。有人说古蜀人是西迁的闪族人，是犹太人的后裔，认为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是外来文明；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天外来客带来的天外文明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是没有办法检验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乃至整个古蜀文明都应该是内生的，是整个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当然，古蜀文明也不排除可能吸收、借鉴了某些“外来文明”。
　　那么，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是什么人呢？现在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人是来自岷江上游的氐羌人的一支。根据古史传说记载，古蜀人在来到成都平原前的活动区域是成都平原西部的岷山山区。据《太平御览》卷166引“蜀望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灌，后者名鱼凫。”《蜀王本记》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居中”。而蚕丛之陵相传在今岷江上游的茂县北部的叠溪，该处有蚕陵山，汉代在此置蚕陵县，今其地一大石上仍有古人所镌“蚕陵重镇”四个大字。据传说和有关史籍记载，轩辕黄帝曾娶蚕丛部落之女嫘祖为妻，《史记。五帝本记》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按西陵《汉书。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水经注。江水》官刻本作西陵，沈炳巽谓西陵是蚕陵之误。因此，黄帝所娶之西陵氏女即是蚕陵氏女，也就是蚕丛氏女。而黄帝之子昌意所娶蜀山氏女也应当是蚕丛部落之女。因为，蜀山即是东岷山，另从得名上来看，蜀山是因其山多“蜀”──一种野蚕而得名，居此山之部落因此而得名蜀山氏；蚕陵系因蚕丛之葬地而得名，而蚕丛则系因其地本多野蚕，居其地之民驯养本地野蚕而为家蚕，故号蚕丛氏。[2]黄帝娶蜀山氏（蚕陵氏、西陵氏）女嫘祖而生昌意，黄帝之子昌意也娶蜀山氏女为妻，因此，黄帝部落与蜀山氏部落是世代通婚的两个联姻部落。学者们一般认为，蚕丛、伯灌、鱼凫是一脉相传的蜀族，蜀人是古氐羌人的一支，他们从甘肃一带迁徙至岷江上游，后又进入成都平原。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以上传说和史籍记载，2000年在汶川石鼓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该地位于岷江东岸的营盘山台地，岷江围绕台地流过。遗址有大型广场、屋基、人殉坑等，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出土了与甘肃马家窑类似的彩陶，表明这些蜀人可能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分析其年代在5000-5500年前左右。1995年在成都市郊新津县宝墩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800年左右的宝墩古城，并证实其与郫县三道堰遗址的古城、温江县鱼凫村的鱼凫城都江堰市芒城村遗址的芒城、崇州市双河村遗址的下芒城和紫竹村遗址的紫竹古城都属于同期而约有先后的遗存。而这些遗存与汶川的营盘台遗存有着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这些都说明最早来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是从岷江上游顺江而下的氐羌人。
　　那么，这些古氐羌人是为什么到成都平原来呢？笔者注意到，同属氐羌人且居住地与古蜀人相距并不太远的大地湾先民（大地湾遗址在甘肃省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的高度农耕文明在4800年前渐趋衰落。据考古发现，大地湾文化是距今7800──4800年间甘肃东部渭河上游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先后发现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中期的庙底沟类型、晚期石岭下类型和常山下层类型等五期文化。大地湾的先民们在约8000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高度的农耕文明，现在已发现了7800年前的黍和粟的遗存，表明大地湾的先民们是以农业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的。考古发掘还发现，大地湾地区在8000年至5000年前时气候温暖，气温较现在要高2-3度，该地区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一期时有苏门羚、苏门犀等动物，二期时还有虎、豹、象、猕猴等动物，到了四期这些动物都踪迹全无。这些都说明，气候的变迁可能是大地湾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另外，人口的大量增长，大量砍伐森林，植被的大量破坏等人类的活动加剧了气候的变迁。古蜀人就是在大地湾文化后期，即5000年前因为气候变化等原因从岷江上游的原聚居区逐步迁到成都平原来的。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0:38:54

　　是什么吸引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呢？应该是古成都平原那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古蜀人是追逐着野兽来到成都平原的。古蜀人原本的栖息地是在岷江上游，即现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此地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条件与大地湾差不多，如果古蜀人在来到成都平原以前是农耕民族的话，他们所懂得的农业知识也最多与大地湾先民差不多，也就是说，他们最多懂得种植黍和粟，而并不懂得种植水稻。我们也知道，黍和粟都是对气候十分敏感的植物，气候的变化使得其往往只长苗不结穗，因此，它们都不适宜在成都平原这样的高热、潮湿环境中生长。所以，古蜀人在刚来到成都平原时应该是以狩猎、采集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发现了大量被吃剩后丢弃的野生动物骨骼即是明证。
　　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后的最初时期主要是以狩猎为生，而成都平原那丰富的植物资源也为采集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想见，古蜀的男人们主要是负责狩猎，而女人们则主要负责采集。他们也可能进行一些少量的农业活动和畜牧活动，理由同上，不再赘述。有古成都平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他们的生活应该比在岷江上游要好得多。
　　正是因为社会分工是由女人们来负责采集，有一天古蜀人中的一位伟大的妇女在采集的过程中发现了野蚕吐丝结茧，她并因此发明了养蚕、缫丝，使古蜀人在成都平原这样湿热难奈的地方有了轻薄、美丽的衣料，并从此创造了一个行业──缫丝业，进一步促成了社会分工和进步。缫丝也是古蜀人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黄帝部落通过联姻（娶古蜀人的一位妇女──嫘祖为妻）学到了这项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发明缫丝的那位妇女也就成了古蜀人一位伟大的神。（关于她文章后面将进一步论述）在古蜀人来到成都平原后，他们先后修建了宝墩等“古城”，这些城都是夯土修建的，城墙都很宽大，墙基底宽20-31米，上部残宽7-19米，很多的人力。他们为什么要修建这样高大的城墙呢？据考古研究认为，一是为了防洪，二是为了防卫。笔者认为防洪是没有错的，前面已经论述，当时成都平原的主要危险就是洪灾，构筑高大的城墙可以在洪灾来临时抵挡洪水或者登上城墙避难。成都的羊子山土台应该也是具有同样的避难功能。（学者们一般认为，羊子山土台是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所。但笔者认为，土台的主要功能或者古蜀人修建土台的初衷应该是一项防洪工程，当不期而至的大洪水来临时，人们就可以登上土台避难，安心等待洪水退去。当然，没有洪水时也可用做祭祀场所。但如果专门修建一座高有十来米而底边长却达140多米的巨大土台来进行祭祀活动的话，古蜀人为什么不用木头修一个更高而且要省工得多的祭祀台呢？那时成都平原上木材不是更方便吗？我不禁为古蜀人的聪明才智叫好！）城墙当然也有防卫功能，但是，主要是为了防止野兽的侵犯。当氐羌人来到成都平原时，成都平原地区应该没有强大到要古蜀人如此加以防范的敌人，至少现在还没有任何考古发现能够证明这一点。当然，古蜀人内部不同部落或家支之间也有争斗，但在刚到一块处女地，面临着严酷的自然环境时，他们彼此之间多的是团结，而不是争斗，这应当是符合实际的。看看现在云南西双版纳人与大象之间为了生存而发生的争斗。可以想见，古蜀时期人与动物之间的争斗不知要激烈多少倍！人不但要猎取动物作为食物和生活用品，还在不断地蚕食动物们的领地，破坏动物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样的争斗一直持续了近2000年，最后以人的胜利而告终。这种争斗因古蜀的另一种人群的来临而加剧，胜利的天平以更快的速度向人类倾斜。他们就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濮、越系统民族或者可能是来自云贵高原的南夷，如夜郎、靡莫、滇、邛都等。他们都是善于种植水稻的和精于青铜冶铸民族。
　　从三星堆考古发掘我们可以得知，三星堆遗迹可以分为四期，其一期遗址文化的创造者无疑地应当是三星堆遗址最早的居民，其时代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二期文化的年代在夏末商初，即距今4000多年前，其文化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一期文化但主要的文化特征与一期文化不同，反映出二期文化的主体另有来源。也就是说二期文化的创造居民主要来源于三星堆以外的地区。从文化面貌上来看，二期文化虽然与中原同期文化有一些联系，但相似之处太少。二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从陶系、器类上皆具有自身特征，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因此二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吸收了某些中原文化因素。二期文化与川东鄂西的一些同期遗存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各自又具有各自的文化特色。从总体上看川东鄂西的夏商文化遗存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的，而三星堆二期文化的主要来源亦非来自川东鄂西。[3]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至三期文化连续发展而无间断，文化面貌一脉相传没有突变。从第二期开始修筑沿用至三期上层的巨大古城墙充分说明了着一点。因此，从第二期至第三期文化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二期前段──年代约为夏代前期，为古蜀国第一历史时期；第二期后段──年代约为夏代后期，以无冠、无勾嘴鸟头把勺为代表，为古蜀国第二历史时期；第三期──年代相当于商代，以有冠、有勾嘴鸟头把勺为代表，为古蜀国第三历史时期。由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的鸟头把勺鸟首有作回钩的勾嘴，极似活体鸟类中的鱼鸟，因而学术界一般认为此种鱼鸟形象应即古史传说中的第三代蜀王鱼凫的象征，从而推定第三期遗存为鱼凫治蜀时期的遗存。按照古史传说，古蜀国第二代蜀王柏灌亦是以鸟为名号的部落。如果说三星堆遗址第三期鱼凫形鸟头把勺代表的是第三代蜀王鱼凫氏的文化遗存的话；那么三星堆第二期后段的无冠无勾嘴鸟头把勺的鸟首形象就应该是柏灌鸟的形象，该期文化遗存就应属柏灌氏王属时期的文化遗存。依此上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前段文化遗存自然就应该与第一代蜀王蚕丛氏有关。[4]三星堆第四期文化遗址其文化面貌与第三期相比虽有时间上的间断，但文化传统一脉相传，没有突变。因此，其创造民族就遗址反映的情况来说，应当与第三期的民族属同一民族。按第三期属鱼凫氏时期，第四期的时代就应属古史记载中第四代蜀王杜宇氏。[5]
　　但是，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发掘出的大量青铜人头像中可以发现存在两种有明显差异的头像，其中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头像的脸型较短，嘴也较窄，并有接近于写实风格的单圆颐的青铜人头像，而二号坑的青铜人头像脸型较长，嘴也较宽，所有头像均为双层方颐。[6]
　　学者们认为，脸型较长的与我国古代华北类型居民接近，因而应属氐羌系统的古蜀人；而脸型较短者与我国华南类型居民较接近，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为濮、越系统民族。因此，脸型较短者当与濮越人有关。其实，三星堆遗址还发现有第三种类型的人像，关于此，笔者在下文专门论述。
　　三星堆器物坑的碳14年代测量数据有两个，均出自于一号器物坑，一个数据（试验市编号为97062）的测定年代为前3500+295，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520-公元前1470年；另一个数据（实验室编号为97063）的测定年代为前3430+90，树轮较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公元前1430年。着两个数据比我们根据考古交叉断代的结论要约早。[7]
　　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说明，至少在3500年前成都平原就生活着两种不同的族群。除了最先来到成都平原的氐羌系族群以外，还生活着一种濮、越系的族群或者是夜郎、靡莫、滇、邛都等南方族群，或者这两系族群都有。我们知道，这两类族群的人们都是善于种植水稻和精于青铜冶炼的族群。考古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10000年前人们就在种植水稻，7000年前良渚文化就有高度发达的玉文化，而三星堆发现的玉器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玉器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特别是玉琮更是如出一辙。
　　南方族群是在氐羌族群之后来到成都平原的，这没有什么疑问。他们的迁徙路线很可能是沿着长江而溯江而上，如果是云贵高原的民族入川，则可能是沿着乌江入川，或者昭通──宜宾──成都，或者楚雄──西昌──成都一线入川。他们的迁徙过程应该不会是一次性的，其迁徙过程应该是多次、多批，整个过程很可能长达数百年。
　　除了考古发掘发现的青铜人头像有明显不同，表明古蜀存在两种不同的族群以外，古蜀中、后期青铜制品明显增多，陶器制品风格、样式也发生明显变化，玉器样式及制作方法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些都说明古蜀在氐羌人之后，另一种南方人群也来到了成都平原。
　　南方族群的人来到成都平原后，先到者与后到者应该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或许在南方族群的人刚来到成都平原时曾与氐羌族群的人有过冲突甚至战争，但他们最后还是和解并和平相处了。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后来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青铜冶铸技术，而先到者在那时已经处于猎物越来越少，生存开始越来越困难的时候，后来者的到来对他们来说不谛是及时雨。
　　后来者的先进农业技术和成都平原因洪水带来的肥沃土壤与适宜的气候使古蜀人获得了丰收，他们四处砍伐森林，填平沼泽，加固河堤，修建水渠，使成都平原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们破坏了原来的自然生态平衡，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但常有的大洪水也使得他们损失惨重，他们与洪灾进行了长达千年的不懈斗争，但成都平原的洪灾一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后，一位叫李冰的太守才领导人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正是由于后来者有着先进技术和突出贡献，他们才得以与先到者和平共处，取得了与先到者同等的地位。这与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那些为了争夺地盘和财富而杀得你死我活，与那血淋淋的所谓“征服”，与那以强凌弱的“融合”，不是要好得多吗？古成都平原两大族群的和平共处与和平融合难道不是给我们现代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和深刻的启迪吗？既然古蜀是由两大类族群人组成的，那么，他们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呢？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0:42:10

三、古蜀的社会结构
　　前面说过，根据史籍和传说古蜀共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浦卑）、开明等“王”他们各领古蜀数百年。另据考古发现，在成都平原有多处古蜀时期的大型城市建筑遗迹，如三星堆和金沙遗迹。其中，三星堆遗迹明显是古蜀时期的一个“政治”中心，是古蜀的一个“都邑”。因为在其中有古蜀人的大型祭祀场所，并且包括了古蜀的两大族群人们的神庙，而金沙遗址应该是古蜀人的一个为上层服务的玉石器件和金器具的加工场所。
　　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古蜀的大型青铜头像、金面罩、青铜雕像、金杖。一些专家认为这是采借的一种外来文化，认为这种充满神秘王国气氛的文化恰好适应了古蜀王在神权的庇护下强化王权机制的需要。例如，作为神权、王权和财富垄断三权一体的最高象征物金杖的出现，无疑适应了蜀王统一政权并作为群巫之长的标志的现实需要；而大型青铜雕像群不仅显示出物质财富上的垄断和在精神世界中的巨大威慑力量，而且还活生生地展现出蜀王国的神权与政权结构，即群巫从属于大巫、诸王从属于蜀王这一现实的权利结构，也足以使诸神或者诸王对于大型礼仪中心的奢望得到充分满足。[8]很明显，古蜀“国”是一个由两个大族群的若干部落组成的神权异常强大的“王国”。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高达2.6米的青铜大立人，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一位大巫师。这座青铜大立人高高伫立，傲视另外那几十个较小的青铜人头像，显示出无比的威严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古蜀国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与同时期的商、周也有不同。正是由于四川盆地是处于丛山竣岭的包围之中，道路交通条件决定了古蜀与外界，特别是与古蜀相比要强大得多的中原各国交往困难，中原各国对古蜀的威胁基本上不存在。古蜀偏安一隅，其最大的敌人是自然界，是常有的大洪水。他们对外的需求也不过是盐、铜矿等古蜀缺少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一是可以与川东的巴交换（盐），而铜矿资源在云贵地区广泛存在，这些地方比较古蜀而言要弱小得多，古蜀要取得这些资源并不困难。所以，古蜀的“国家”功能并不要求有非常强大的防卫和对外扩张能力，其“国家”功能应该主要体现在对内部矛盾处理、协调上，体现在对付天灾上，体现在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蜀“国”更应该是众多部落为了对付共同的天灾，为了祭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神而形成的一个神权、宗权合一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在“王国”的“首领”异常强悍或者占主导地位的部落非常强大的时候，古蜀国倾向是一个专制主义色彩较浓的集权“国家”，而在其“首领”不太强悍和没有占主导地位的部落时，古蜀应该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类似于解放前大凉山彝族那样分为许多对外团结一致，对内却互相争斗、打冤家的“家支”。（关于这一点下文再作阐述）那么，古蜀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样的呢？从古籍记述中我们知道，蜀王是“各数百岁”（见《蜀王本记》），实际上是说统治者是世袭制度，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浦卑）、开明各统领数百年。三星堆的“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人头雕像也表明其衣、冠、发式颇为相似，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显然，古蜀是由上层的“国王”、巫师组成，其下面是各部落的奴隶主和较小的巫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半成品玉器来看，金沙遗址是一个为上层统治阶级生产玉器、金器的场所。从场所的规模来和生产的金器、玉器的数量、复杂程度、加工难度来看，没有大量熟练的专业工匠是不可能想象的，而一些复杂、高难的金、玉器、青铜器的加工技术没有几代人的技术知识积累、传承也是不可想象的；三星堆以其方圆2.6平方千米的面积，出土大量的为上层权贵所专有的青铜和陶制酒器来看，必然要耗费大量酿酒的粮食；另外，在成都十二桥发现的大型木结构宫殿建筑和黄忠小区遗址发现的大型房屋遗址及各式各样的精美的金、青铜、陶器物，无一不是出自奴隶们的双手，无一不是由奴隶主们享受。所以，古蜀的下层社会里一定存在大量的为统治阶级生产贵重的金、玉、青铜器的人，也一定存在更多的采掘、运输各种原料的工人，存在大量的从事建筑、冶炼、纺织、酿造和更多的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而这些人多数是奴隶。三星堆出土的两尊双手反绑、无首、跪坐的石雕奴隶像和跽坐青铜人像就说明奴隶们不仅要为统治阶级辛勤劳作，统治阶级对其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些石跪人像的制作材料比青铜人像要逊色，他们的发式既与笄发的青铜人像不属一类，也与辫发的青铜人像有所差异，他们除了社会地位底下以外，族属也可能与辫发的铜人有所不同。[9]充分说明古蜀就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说明奴隶很可能是与占统治地位的那两种人的族属不同的另一族属的人。
　　因此，古蜀（中后期）应该是一个由两个不同族属的若干部落组成的政权、神权合一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最上层的是世袭的大奴隶主贵族和巫师，在其下的是较小的奴隶主和巫师，而“王国”中也存在大量由这两个族属的人组成的部落族人，他们应该是相对的自由民，而“王国”还存在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主要是为奴隶主们服务，这些奴隶为古蜀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为古蜀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当奴隶，终于有一天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亲手毁坏了自己所创造的文明。（文章下面将要论述）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0:46:20

四、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特别是那奇特古怪的凸目造型大面具是什么？其寓意何在？
　　古蜀那令人感到震惊和神秘莫测的辉煌灿烂的文明主要来自于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物雕像。这些雕像共有82尊，包括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具。其中，全身人物雕像有10尊，最大的就是那尊著名的大祭师像（青铜大立人像）。他身着华丽的“燕尾服”，双手呈握物状举在其胸口，似乎正在捧着什么东西向神灵祈祷；还有三尊眼睛异常突出的青铜人面像，其中一尊最大的宽达138厘米，高65厘米，厚0.5-0.8厘米的青铜人面像眼球呈极度夸张的柱状，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耳朵像戈一样大小，突出于双颧的斜上方的奇特古怪造型的青铜大面具；还有与真人一般大小，面部表情几乎一样的，但是发式、服式和脸型可分几类的青铜人头像，这些人头像中有几尊的面部敷有金箔。所有这些青铜人像的面部神态几乎完全一样，庄严肃穆，睁着有眼无珠的大眼睛，薄薄的嘴唇占去面部一大半的宽度，大大的像戈一样的大耳朵的耳垂上都有耳环孔，都有一个略带勾的大鼻子。在三星堆博物馆里，在这些青铜人像面前你会感到庄严、肃穆，你会不由自主地觉得阴森、恐怖，在这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青铜人头像构成的环境中，你会觉得自己似乎回到了3000多年前的古蜀大神殿，正在聆听大祭师祭祖或者是请神送鬼。但是，这些青铜人头像究竟是什么？古蜀人为什么要供奉他们？青铜大立人是大祭师吗？他的手中究竟捧的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有几尊青铜人头像的面部会敷有金箔？特别是那尊柱状眼球突出眼眶达十多厘米的特大青铜人面具其寓意究竟是什么？
　　以上这些问题，包括青铜人头像源于何处都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争议。学者们认为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人物雕像，不但在古代巴蜀地区，而且在夏商时代的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不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找不到这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也丝毫找不到它们发生演变的任何序列痕迹。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借用了中国以外某文明地区的文化形式，并且根据蜀人自身的某种需要，制作而成的。[10]本文不对古蜀的这种青铜文化源于何方或者是否有所借鉴作探讨，而只对这些青铜人头像是什么和其寓意是什么作一初步的探讨。
　　有一种意见认为，三星堆青铜大立人雕像应为中原古文献中记载的“尸”。有学者已对这种意见进行了反驳，他们说：从《礼记》中有关“尸”的大量记载来看，所谓“尸”其实是用男女儿童作为受祭代理人，从没有任何文献提及以青铜或其他雕像为“尸”。此为古今定论。从夏商周三代“立尸”或“坐尸”的情形，不仅不能证明有什么青铜雕像之“尸”，相反，却正好证明三代本无以偶像代“师”之制，此即古人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由此也证明了三星堆青铜雕像绝不是“尸”。[11]
　　但是，这座高大的青铜大立人究竟是什么呢？他手里到底握着什么东西呢？笔者认为这座青铜大立人就是古蜀人的大祭师，正因为古蜀是一个君、神合一的所谓“王国”，大祭师应该是他们的最高精神领袖，也有可能其君主也就是大祭师，他们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在古蜀国，君是拟人神，有生命、有灵魂、有意志，是替天行道，为上天的神代言的人神，他们往往要借助祭师的力量来通达上天，来传达神的意志。于是，君也有可能会直接扮演祭师的角色，借助于法器的神秘力量，施展法术（举行各种仪式），俨然成了神的代言人。正是由于祭师在古蜀有着无可比拟的地位，所以古蜀人才会铸造这样大的一尊穿着华贵衣服的青铜大立人像。并将其安置在古蜀人的神庙或者宗庙里。
　　有人感到奇怪，说由于这尊青铜雕像的重心太高了，很容易倒。如果铸造这尊像不是为了要安置在什么地方而是有其他什么目的，那么，他就有可能不是什么巫师了。这尊像能不能立起来，立起来后会不会倒呢？古蜀人是怎么将他立起来的呢？其实这一点都不难，这尊青铜雕像的底座是一个空心的方锥体，只要先在地上埋一个木桩，木桩露出地面的部分做成空心底座的形状，然后将大立人安上去就会非常牢固了。又有人猜测，大立人的双手做捧物状，他到底捧的是什么东西？笔者认为，他一定是捧着一根大象牙，首先，大立人的双手是作环状，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而环的大小与象牙的粗细是差不多的，其次，大立人的双手环握的中心有一个角度差，不在一条直线上，这一点令许多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而这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是捧的象牙，正因为象牙是弯曲并略有扭曲的，而且一头粗一头稍细，某一根象牙应该刚好可以安装到大立人的手中。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有许多大象，古蜀人又是猎象的好手，他们把猎象看成是勇武和生活富足的象征，认为洁白、粗大象牙是供奉他们的神和祖先的最好祭品。这就是为什么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会有那么多象牙出土的原因。显然，古蜀人并不是把象牙用来制做工艺品和生活用品，因为从来没有出土过古蜀时期的用象牙制作的这类器物，但是却出土了如此大量的象牙，这只能说明象牙的用途是古蜀人用来祭祀和供奉祖先的物件，也是显示自己勇武和生活富足的标志。因此，在古蜀人的祭堂里，青铜大立人（大祭师的形象）是手捧着一根洁白、粗大的象牙在向上天和祖先祈祷。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最让人感到惊奇，让人感到不可思意的是那三尊眼睛异常突出的青铜人面像，其中一尊超大的青铜人面具，他那双粗大的柱状眼球突出眼眶达二十厘米，鼻子又高又宽且略勾，大嘴宽阔上翘，占去了几乎整个脸的宽度，给人以神秘微笑的感觉，他的双耳既大又尖，向两侧横向伸出。在铜像的前额及两侧的上下，共有五个长方形穿孔，可以通过这些孔将面具固定在像设上。[12]这尊青铜雕像的体量是三星堆所有青铜像中最大的，也是最奇特的。相比其他青铜人像而言，这尊铜像与真人有非常大的区别，而其他青铜人像除了眼睛和嘴有一定的夸张以外，与真人并无太大的区别，并且其他青铜人像的头部形态基本是一致的。只有这尊青铜人像特别夸张，特别神秘。他究竟是什么？是神还是人？如果是人，会是谁？他的眼睛为什么会呈柱状并且突出眼眶那么多？其中有什么寓意？为什么要将他的像做这么大？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1:00:04

　　有人在看了这尊奇特的雕像后联想翩翩，认为这表现的是外星人，并进而认为古蜀文化有地球外文明的因素，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值得相信的。也有人认为这尊青铜人像是神。认为在中国先秦时代，神像突出表现其眼睛，是原始崇拜中具有的特点之一。并举出辽宁建平、凌源县间的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红山文化“女神”的彩绘泥塑头像，其双眼用绿松石镶嵌，显得额外突出[13]。商周时期的单独的铜神像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双面铜神像、陕西城固苏村出土的铜像等，他们的形态都有圆眼突出、双耳尖刺的特点，其眼球中的圆孔还有可能插入其他材料的瞳子（尤其是大洋洲铜神像）[14]在陕西西安市老牛坡、歧山县贺家村、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等墓葬中出土的人面形铜像，都是镶嵌于盾牌之上用来恐吓敌人的神像，这些神像的眼睛也都是双目圆睁且突出，与普通人的面部造型不同。[15]他们还认为，根据古代文献对一些具有神性人物的描述中，如远古五帝传说中的虞舜，因其眼睛有“重瞳子”，所以名为重华[16]，其形象被汉代的人描绘为“有人方面，日衡重华”或“龙颜、重瞳、大口”[17]
　　。舜为重瞳，其眼睛究竟是一种什么形状，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他的眼睛肯定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才会被视为灵异。（黑体字为笔者所加黑）此外，凸目的形象在中国传统傩戏神面具中也还可以见到。由此可见，三星堆这三具眼睛特别的人形铜面具是神而不是人。[18]
　　虽然一些学者引用了众多的古籍和考古发掘报告来证明三星堆的那三具面具所表现的是神而不是人，但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所有其他神的眼睛都没有这尊神的眼睛突出，也没有回答这尊青铜雕像的眼睛为什么会这样突出。既然神是人根据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么，这尊“神像”又是根据哪个人的形象造出来的呢？虽然学者们引经据典，找了很多依据，但笔者仍然认为理由并不充分。学者们举出的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造像的眼睛有三星堆的青铜雕像那样突出，所有那些造像眼睛的突出程度远比三星堆的那几尊凸目造像的眼睛要小得多，也就是说那些造像最多只达量变的程度，还远未达到三星堆凸目造像那样质变的程度。红山文化的那尊“女神”像的眼睛也只不过比常人的稍突出一点，并没有使人感到非常特别，应该是一种平常的艺术夸张手法，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远的不用去找，大家去寺庙看看佛像就可以知道，多数佛像的眼睛也是被刻意夸大了的，特别是金刚的塑像，但最多给人的印象也就是怒目圆睁而已。而古蜀人的这几尊雕像究竟表现的是什么？他们的眼睛如此突出，其寓意何在？要解其中之谜，笔者认为首先应当了解这尊雕像表现的是谁？如果认为是神，也应该知道这几尊造像是古蜀人的什么神？是古蜀人根据什么人的形象造的神？
　　关于突眼球的青铜像究竟是谁的问题，大多数学者持如下看法：他是古蜀的开国元勋──蚕丛氏。任乃强先生在其所着的《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考蚕丛氏得名说：“丛者聚也（《说文》）。自聚为集，被聚为丛，故丛聚之字并从取。蚕丛氏始聚野蚕于一器而采桑饲养之，使便于管理。结茧于簇，则茧无遗佚。选蛾交配，则种可优良。产卵于皿，则卵不散乱而便于冬藏控制孵化。凡此种种，皆今世养蚕者遵奉之法而导始于聚饲者也。野蚕性不聚食，共初强之聚食，须经多次失败。迨其成功，则使制丝之术成为一次飞跃，故世遵行其法者敬之，颂为‘蚕丛氏’。不言丛蚕而曰蚕丛者，羌语宾语在谓语后。盖其时蜀族仍为羌之一支，群羌称之如此。”邓少琴先生《巴蜀史迹探索》引《诗经。圝风。东山篇》“蜎蜎者躅，蒸在桑野”指出说，“躅（躅通蜀）为野蚕，经蚕丛氏之驯养而为家蚕，此为古代蜀人大发明，故以蚕丛称之。”我国典籍中的蚕桑之神大致有三。其一为嫘祖娘娘。宋代高承《事物记原》卷九：“黄帝四妃西陵氏（嫘祖）养蚕为丝。”因她教民养蚕缫丝，被祀为神。嫘祖娘娘已被证明为出生于岷江上游的氐羌-蜀人氏。其二即为青衣神──蚕丛氏。《三教搜神大全》卷七载，蚕丛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死后，乡人感其德，为之立祠祭祀。冯鉴《续事始》引《仙传拾遗》则载：蚕丛，教人蚕桑，作金蚕数千头，每岁之首给民一蚕，“民养之蚕必繁孳，罢则归蚕于王。”其三为蚕花娘娘，亦称“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起源亦早。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说：“古时，有人远征，家惟有一女，并马一匹。女思父，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还。后马见女辄怒而奋系，父怪之，密问女，女具以答。父乃射杀马，曝皮于庭。女至皮所，……皮蹶然起，卷女而行，父还失女。后大树枝得女及皮，乃尽化为蚕，绩于树上。”马头娘的故事亦广泛流传于川西。其实，嫘祖-蚕丛（青衣神）-马头神传说在四川民间乃属一回事，或曰三蚕神实为一神，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纵目。早有《荀子。赋篇。蚕赋》即说蚕“身女好而头马首”，以为蚕首如马首，而马目即似‘纵目’。任乃强先生以为，之所以以蚕首比马首，系因‘蚕丛出于牧羌，善养马，既又创养蚕，恒以良马和蚕丝与华夏贸易，故华人谓’蚕与马同气‘。于天驷为蚕，天马为丛辰，护持蚕命。故俗于饲蚕之月禁杀马，而绘蚕丛神像作马头。华夏周秦之俗如此，汉魏晋世亦当如此。故晋人传马头娘故事（崔豹、程雅皆晋人）。[19]
　　而又根据传说和《华阳国志。蜀说》说，最早的蜀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一些学者对“纵目”一词也有其他解释，还有一些人认为“纵目”是额头中间长了一只眼睛，并与传说中的二朗神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但不管怎么说，传说中的蜀王始祖──蚕丛氏的眼睛非同一般则是可以肯定的。（文中黑体字为笔者加黑）由民间传说和古籍我们可以得知，古蜀人的一部首先发明了养蚕、缫丝，该部落因此而被称为蚕丛。后因该部落一女子嫁给黄帝（黄帝之四妃嫘祖）和另一女又嫁与黄帝之子昌意而将养蚕、缫丝技术传与中原大地，而嫘祖后来却成了中华大地上缫丝业的祖先，但嫘祖实际上只是将蚕丛部落早已有之的养蚕、缫丝技术带到了黄帝部落而已，她本人并不是养蚕、缫丝技术的发明人。养蚕、缫丝技术的输出是历史上古蜀人第一次伟大的技术输出，是一次伟大的技术发明，也是古蜀人最伟大的技术输出和技术发明，现在怎么评价这次技术发明和技术输出都不为过。一般来说，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人们已经有了社会分工，女人主要负责采集和饲养。因此，古蜀部落的一位妇女在采集时发现野蚕吐丝结茧并进而发明了缫丝、养蚕，这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当古蜀的这位伟大的妇女发明养蚕、缫丝后，她自然会被族人尊为神，并进而奉为本族的首领。就象现在如果某人有重大的科技发明，会被人们和社会加上许多耀眼的光环一样，这位伟大的古蜀妇女更会被其族人神化。那么，后人为什么会将其描述成一个双眼成柱状突出的神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位伟大的妇女应该是一个甲状腺亢进病患者，甲状腺亢进是一种病因和发病机理不明的疾病，有人认为病因是垂体促甲状腺分泌过多，还有人认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所致。这种病的特点之一就是眼睛呈恐怖状突出，而且这种病妇女的患病几率比男人要高得多，女、男之比在1：4──6之间。在古蜀时代，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患了常人看来有些奇怪的病，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附体，说不定还会被族人赶走甚至处死。但是，这种“缺陷”发生在一个被族人认为是有不可思意的重大发明的人身上，她身上的缺陷就不会被认为是缺陷，而会被认为是异于常人的神奇之处。蚕丛部落的这位伟大妇女因身患甲状腺亢进症，双眼突出，本来是一种疾病，一种身体上的缺陷，但就是因为她发明了养蚕、缫丝，为古蜀人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而且这个贡献在族人看来是那么神奇，所以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有神佑，并进而被人们尊为神。这位伟大的妇女最终就成了古蜀的一个神和古蜀人的第一位“国王”，并且是古蜀人最值得骄傲的一位伟大的神，而神身上异于常人的地方当然就是优点了，并且她眼睛突出的特点会被人们一代一代地夸大，直到一千多年以后她的眼睛就被人们夸大──神化成三星堆遗址里的样子了。但为什么在“祭祀坑”里出土了三尊大小不一而造型基本一致的凸眼青铜人面具呢？有学者根据这一点提出质疑，认为如果说那具大的凸目青铜造像是蚕丛氏的话，作为古蜀人的始祖的造像应该只有一个，而在三星堆二号坑却出土了三个，那两个是谁呢？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三尊青铜造像应该都是表现的同一个祖先，即蚕丛氏，只是这些青铜造像的应用场合不同罢了，大的凸目造像应该是固定在古蜀人的神庙里供人祭拜，而小的青铜造像则用在其他场合，比如移动的场合。我们在同一个寺庙里不是经常可以看见有多尊同一佛的造像吗？
　　由于古蜀没有文字，后世人的记述当然就只能是根据人们的传说和作者的附会。于是，古蜀第一代蜀王的“纵目”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应该说，三星堆“祭祀坑”中凸目青铜雕像的发现为我们解开蚕丛氏“纵目”的真相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证。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1:01:21

　　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还出土了数十尊与真人头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雕像。这些头像的面部表情基本一致，都带有一种严肃、神秘、庄重的表情，只是发式、服饰和脸形有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有几尊头像的面部包敷有金面罩。这些青铜人头像究竟是古蜀人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古蜀人的神还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有几尊头像要包敷黄金面罩呢？
　　面对这一大批青铜雕像，尤其是其中的青铜人头雕像，学术界对他们的性质、功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乎一时无法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头绪，找不出它的发生演化脉络。学者们一般认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全球最早利用青铜制造雕像的，黄金面罩最早也是产生在美索不的达米亚，而最著名的就是古埃及的图坦卡蒙木乃伊脸上所覆盖的黄金面罩。而在古代中国却似乎没有这种传统，但三星堆青铜雕像的发现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古代中国不但有青铜人物雕像和用黄金做的面罩，还很精美。因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雕像是由西亚传来的。那么，三星堆的这些青铜雕像会不会是外面传来的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也是要解决这些雕像是用来做什么用的。那么古蜀人做这些雕像干什么呢？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像既然是出土于“祭祀坑”，所以应该是具有宗教祭祀礼仪功能，换言之，这些青铜雕像是古蜀人在一次宗教祭祀活动后将其掩埋的祭祀品。但是，首先，这种假设是在肯定“祭祀坑”就是起祭祀作用的前提下做出的，而“祭祀坑”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其用途现在还有相当大的争论，如果“祭祀坑”不是用来进行宗教祭祀活动的，而是有其他的用途，或者这个“祭祀坑”本不是用来掩埋坑里发现的那些器物，而是原本要掩埋其他祭祀物呢？如果是这样，其假设就从根本上站不住脚了。其次，应该没有哪个民族会奢侈到将这样大量的贵重器物砸毁、掩埋的，就是其敌人也不应该这样，更不要说是自己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所为，何况如果认为凸目大雕像是古蜀人的祖先的话，就更加不可思议，哪有将自己祖先的造像这样砸毁掩埋呢？
　　笔者认为，这些青铜雕像应该是古蜀人历代王或者首领的造像，他们原本都是放在古蜀人的宗庙里的。古蜀人是信奉祖宗崇拜的民族，这些雕像即是他们的列祖列宗。古蜀人的这种习俗（铸造青铜人头像和在头像上覆盖黄金面罩）有可能受到外来的影响，如四川盆地经云南-缅甸-印度的通道有可能在那时就已开通，西亚的某些技术、意识也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古蜀人。但是，古蜀人的这些头像的艺术风格与西亚或埃及的头像在艺术风格上是有很大不同的，如西亚及埃及的头像比较写实，而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头像却比较抽象，最显着的不同是三星堆的头像除了那几尊显然是奴隶的造像以外，都是有眼无珠。前面笔者已经论证了那具凸目的雕像就是古蜀人的第一代王──蚕丛氏，既然蚕丛的雕像都在“祭祀坑”里，而且该雕像是古蜀人最伟大的祖先，那么其他的雕像为什么就不会是古蜀人的祖先呢？最伟大的祖先的造像当然应该是最大的，而其他祖先的头像当然就要小一些了。其中那几尊覆盖有黄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就应该是在古蜀历史上有过伟大贡献的祖先了。因此，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里发现的这些青铜人头雕像都应该是古蜀人的列祖列宗的头像，他们原本都是放在古蜀人的宗庙里供人祭祀的，由于古蜀人没有文字，古蜀人将其祖先铸成头像放在宗庙里也是他们记录历史的一种方式。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被人砸毁后扔进了“祭祀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1:02:50

五、三星堆文明是怎么被毁灭的？
　　我们现在知道古蜀有非常高的文明，发达的青铜冶铸、玉器制造和黄金制造等技术以及那与中原地区那么不一样的风格，文明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基本上都源于1986年的那一次惊人的大发现──三星堆的两个大“祭祀坑”，它们的发现将古蜀推上了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中心位置。
　　1986年在广汉三星堆发现了两个大“祭祀坑”，其中一号坑为长方形土坑，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2.3～3.48米；坑底较平，长4.1米宽2.8米，深1.46～1.64米。坑的四角基本为正东、西、南、北方向。坑内填有黄褐色五花土，经层层夯实。
　　一号坑内出土有金、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300余件以及海贝和3立方米的骨渣。据发掘者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埋入的器物是按一定次序投入的。其中玉戈、璋等形制教大的玉石器主要在东部坑壁的东端；玉凿、玉锛、石斧等形制较小的放置在坑的西南；大型铜器如人头像、人面像、铜尊等主要分布在坑的西南部；象牙主要在坑的中部；金杖则出土于坑的中部偏西。出土器物的类型主要有，青铜器：跪坐人像、头像（可分三种类型），爬龙柱形器、虎形器、罍、尊、盘、器盖等；金器：金杖、面罩、虎形饰；玉器：璋（有四形）、戈（三形）、凿（分六形）、锛、瑗、锄、斤、匕、斧、佩以及石器、象牙、海贝等。
　　二号坑也为长方形，坑壁微斜，长5.3米，宽2.2～2.3米，坑口至坑底深1.4～1.68米，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底西南高，东北低，坑内填五花土，填土经夯打。
　　根据发掘现场情况分析，坑内的遗物投放也是有一定先后次序的。表现为三次投放，因此遗物亦可分为三层：下层主要为大量的草木灰烬、碳屑、小型青铜器、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主要为大件的青铜器，如大型立人像、太阳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尊、罍等；上层则为60余枚（节）大盎门齿纵横交错在一起。这些遗物在清理时，大部分都杂在灰烬骨屑里，并留下明显的烟薰火烧痕迹。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青铜人像、头像、人面、树座等；最后放入象牙。大青铜立人像腰部断成两截，分别位于坑的中部和西北部。……头像和面像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20]
　　很显然，这两个“祭祀坑”里的器物都是人为投放进去的，并且是有意破坏以后掩埋的。而且这两个坑里的东西都是非常贵重，非常神圣的器物。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蜀时期这些器物可以说是他们所有的大部分宝贝，也是他们的主要精神寄托。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毁坏这些宝物并且掩埋它们呢？是古蜀人自己干的这件事吗？关于这个问题，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疑惑，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的假说，这些假说是：
　　1、“祭祀坑”说。这是目前学术界占主流的认识。并得到众多同行的认可。该说认为两坑是三星堆古蜀国民进行祭祀后的遗迹。其中包括“燎祭”与“瘗埋”的过程，即将祭物用火焚烧后埋葬。致于祭祀的对象则为天、地、山川及祖先神祗等。
　　2、“厌胜”说。这种说法出现较早，其比较注重青铜像和神树是被毁掉后埋掉的──对这奇特现象，从民族学材料入手，从古代巫术的概念出发，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加以打击、虐待、丢弃或烧毁，以此来刺激灵物。在此基础上，“厌胜”论者还进一步推测“厌胜”活动与蜀地洪水及战乱有关，并而联想到古蜀世系中的杜宇、开明氏的政权更迭。[21]
　　3、鱼凫灭国器物坑说。该说认为这两个坑是古代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即鱼凫被另一薪兴势力杜宇所灭，鱼凫族最后的王及其宗族被杀，其王杖等宝财被烧毁埋葬葬（一号坑）。他们的宗庙被捣毁，其以祖先蚕丛像为主的众神像、礼器等被打碎、烧毁后“抛入随意挖的小土坑内”（二号坑）埋掉。这即如《国语。周语》中的“入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的写照。
　　4、窖藏说。此说以彭县一带多次出现巴蜀时期的窖藏器物和三星堆遗址内有几个玉器窖藏为据，并指出一、二号坑的器物放置与坑的形制和中原祭祀坑不一致，认为可能是因灾祸骤起，主人弃窖而落荒而逃走；其时代背景当在杜宇和开明交替之间。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对本世纪70年代冯汉骥先生对广汉窖藏坑说法的继承和发展。
　　5、“庆胜”埋葬坑说。该说认为这是杜宇灭掉鱼凫后，杜宇氏用战败国鱼凫的社树、社神和所用的礼器来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专门设立的祭祀坑；而且两坑为同一时代，均在殷末周初。至于两坑的器物、器形的不同，是杜宇氏在“庆胜”埋葬时曾有所区别有关。[22]
　　6、“蜀王”大葬墓“说。该说认为，由于一号坑内发现有大量烧骨，提出两坑的埋葬乃”死于非命的蜀王“；但该说对于蜀人行火葬以及埋葬形制等方面，却未见有力之论证。[23]
　　此外还有”器物坑“说、”埋葬坑“说以及”宗庙破坏“说等，都和上面诸说大同小异。
　　笔者认为以上诸说都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两个”祭祀坑“里的种种谜团，如：为什么这两个坑都是事先挖好的，它们是做什么用的？或者说它们原来准备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坑里的器物都是被破坏了以后才丢入坑里呢？这两个坑是同时形成的吗？难道这些器物都是古蜀人自己所掩埋的吗？如果不是他们自己埋的，会是谁呢？会是敌国的人干的吗？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1:04:45

　　要了解这两个“祭祀坑”的秘密首先应当知道这两个“祭祀坑”是预先挖好的还是临时所为。在考古发掘时我们已经知道在挖掘这两个坑时都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如一号坑有严格的方向，有墓道，两个坑都经过夯实。很明显，这两个“祭祀坑”都是预先挖好的。
　　显然，“厌胜”、“庆胜”、“窖藏”、“蜀国灭国器物”、“蜀王大墓”等说法对此都不能作圆满解释，如果按照以上假说，掩埋者完全可以随便挖个坑埋掉了事。那么掩埋者会不会刚好利用古蜀人挖好的这两个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符合这个假设的就只能是掩埋者与古蜀人不是同一种人。首先我们来看看“厌胜”说，如果真是古蜀人认为这些神像不灵而要对其加以毁弃，他们未免也太大方了吧，如果这些青铜雕像是他们的列主列宗，那就更不可能了，世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对其祖先下如此“毒手”的，所以，当后面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时候，那么，前面预先挖好坑就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了；其次，“庆胜”说会不会呢？当然也不会，胜利者对敌人的重器应该是作为战利品而不是毁掉，哪怕是敌人的礼器，何况在金、青铜都十分贵重的古蜀时期，何况，胜利者更不可能精心挖一个坑来庆祝他们的胜利吧；再其次，“窖藏”说的可能性更不存在，“窖藏”东西当然是为了以后再用，哪有将以后要用的东西砸碎、火烧后再“窖藏”呢？既然窖藏的目的都不存在，那么，为窖藏而精心挖坑就更不可能；再再其次，“鱼凫灭国器物”说，此说认为是四川最初王朝更替的结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是胜利者即使不用失败者的祭主礼器，也不会把这些贵金属抛弃不用，何况有些掩埋物并非是礼器，二是掩埋物显然是分别属于两个族属的，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古蜀王国是由两个族属的人联合而成的，如果真如该假说认为是杜宇灭掉鱼凫的话，鱼凫是氐羌族系的，杜宇被认为是濮越族系的，而被掩埋的祭祀物里又被认为是以上两个族属的器物都有，杜宇怎么会砸毁、掩埋代表自己祖先的器物呢？不会埋葬自己祖先的神像，当然也就不会预先挖坑了；最后，“蜀王大墓”说，该假说也站不住脚，首先，三星堆遗址地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有大墓，没有大墓，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为了给某位蜀王陪葬，其次，如果那些青铜人头像都是古蜀人的祖先，并且有一位还是最早的祖先（蚕丛氏），那有用自己祖先来陪葬的呢？不会预先挖坑的理由同上。最后，火烧陪葬品一般都是烧掉死者生前的常用物品，而不是烧掉显然是用来祭祀用的礼器。那么，以上假说都不可能话，“祭祀坑”说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笔者认为“祭祀”说也是站不住脚的。一是祭祀者怎么可能将自己的祖先砸毁了来进行祭祀呢？二是怎么会两个族属的人都会这样来祭祀呢？他们的宗教观会刚好一致吗？三是在古蜀那样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他们会将如此贵重的器物这样处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如果以上假说都不成立，而祭祀坑却又确实存在，是怎么回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先回到这些掩埋的器物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由谁制造出来的这个问题上。
　　古蜀的青铜器冶铸应该开始于夏末商初，在宝墩文化和鱼凫文化中，我们从来没有见到有铜器发现，也未出土过炼铜炉、坩锅、铸型、炼渣等与铜器有关的遗迹和遗物。[24]因此，古蜀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成都平原以外的地方。当时中国在三星堆文化分布及四川地区以外，夏代前后有两个早期铜冶铸的中心，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是西北的甘青地区。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文化遗存发现的青铜冶铸技术应该来源于中原地区，或者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很大影响。[25]学者们在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从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铸造工艺、铸后加工、施纹工艺等方面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下而发生，并自始自终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表现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工艺原则、铸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才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基本一致的总体趋势。[26]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巨大，其重量在一千千克以上，这还仅仅是古蜀人在三星堆其宗庙里所用的青铜器，古蜀人的青铜用量肯定要比这个数量大得多。我们知道，成都平原周边地区没有铜矿床，（最近有报道称在彭州市和龙门山发现了古铜矿床，但这还没有得到是否与古蜀人有关的确认。）特别是没有制造青铜器所必需锡、铅矿。经曾中懋先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中的铅进行同位素科学测定，证明其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云南省铅、锡和铜矿的蕴藏量是非常丰富的，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所用的原料应该是来自于云南。我们也知道，青铜器的成品与原料之比至少在1：5甚至到1：20以上，考虑到古蜀时期的技术水平有限，这个比例应该取偏大一些的1：15。也就是说只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就需要原料在15吨以上。再加上古蜀在兵器、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和其他较小的祭祀场所所需要的礼器、祭祀品等上的需要，古蜀每年至少需要几十吨青铜制品，换算成原料就需要近千吨。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与云南的交通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不但道路条件艰难，路途遥远，运输也只能人背马驮，个别地方才可以船运，想一想共和国用了多大力量才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通了成昆铁路，就应该明白在古蜀时期他们有多难！这样庞大用量的青铜原料如果用人力来运输，平均每人背75千克，就要10000人才能运输750吨原料，这些运输的人员每年平均运输2趟，就需要5000人。还不算为这些运输人员提供后勤服务和安全保障的人员，不算开采和冶炼、加工的人员。如果把这些人员全都算上，古蜀光是为了取得青铜制品就需要20000人以上。以三星堆这样大规模的“城池”，再加上制造玉器、陶器、石器、修房子、城墙等各种建筑物以及农业生产的人员，古蜀需要的劳动力至少要在20-50万人以上。而这些人有许多应该是奴隶。关于这些奴隶的来源，笔者认为应该是古蜀在为了取得云南的矿物资源，必先打同川云之间的交通，其间的土着和云南的土着应该就是古蜀人所虏掠的对象。从三星堆出土的那几尊奴隶造像可以发现他们与古蜀人像貌、发式等都有明显的不同，而古蜀人的周边地区只有川云间和云南地区有为古蜀提供大量奴隶的可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古蜀时期需要大量的奴隶劳动，而这些奴隶主要来源于川云间或者是云南地区。后来，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蜀的部分人经川云通道逃到了越南北部，他们在那儿继续生存了下来。在越南北部红河地区考古发现的瓯骆国，又称蜀国的玉璋等器物与古蜀的器物惊人相似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也间接证明了古蜀人对川云间的陆上通道是非常熟悉的。
　　这些奴隶被虏掠到成都平原来以后，就开始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他们要为奴隶主开荒种地，修建各式房屋，修建防洪设施，还要为奴隶主开采、运输和冶炼各式青铜制品，要为奴隶主制造各式金器、玉器和陶器，甚至还要在重大的祭祀礼仪上充当牺牲品和陪葬。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只是奴隶主的工具和财产。而这些奴隶在沦为奴隶之前，有些人说不定还是本地的奴隶主或者头人呢。
　　所以说，通过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我们知道古蜀应该至少有三类人群存在，即源于氐羌族系的人、源于璞越族系的人和来自云南或者川云间的奴隶，他们的族系与上述两个族系的人不同，而且来自川云间或者云南的奴隶的数量还不少。但这些奴隶的存在却被一些学者所忽略了。
　　又据专家考证，三星堆的那两个“祭祀坑”是同时掩埋的，而坑中的主要器物的制造年代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掩埋年代应当是一致的，其时间不会晚于商代末期。而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彼此相对年代关系的确定，器物坑与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关系的确定，对我们认识三星堆器物坑的埋藏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27]
　　那么，三星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笔者认为一定是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或者造反事件，就是这次起义造成了三星堆的衰落。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三星堆是古蜀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那里有古蜀人的大型宗庙，宗庙里供奉有古蜀两个平等的统治族群的列祖列宗，每年古蜀人都要举行多次大小不等的各种祭祀仪式，这是古蜀人祈求祖先和神灵保佑风调雨顺、祛病消灾、战胜敌人、团结族人的神圣仪式。在一些重大的仪式上甚至可能杀活人来祭祀。在某一次大型祭祀活动前，挖好了两个大坑，准备要杀活人祭祀，而这些活人当然只能是奴隶了。这一次，奴隶们在知道自己的命运后，当然不甘心，于是在一位奴隶（这位奴隶有可能原来是一位其部落的头人，甚至有可能也是一位自己族属的奴隶主。）的带领下，在古蜀人的祭祀仪式开始前，提前造反。他们捣毁了古蜀人的神庙，将他们平时最痛恨的古蜀人的祖先──青铜头像和神庙里的各种祭祀品砸烂，抛入本来是用来杀祭他们自己的大坑里并点火焚烧。这两个“祭祀坑”相距大约三十米远，它们距古蜀两个占统治地位族属的神庙应该是各有远近，即一、二号“祭祀坑”原是分别属于不同的神庙用来搞祭祀活动用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祭祀坑”里器物的风格有差异的原因。奴隶们在干完这一切以后，当然不可能继续留在成都平原，而是一路杀回了自己的老家。这也就是为什么古蜀在三星堆文明以后其青铜文明突然衰落的原因吧。首先，古蜀人自那以后被迫断绝了青铜原料来源的通道，因为这些奴隶们的家乡正好是在古蜀取得原料的必经之路上，奴隶们回去以后决不会再允许古蜀人轻易地从其地盘通过，而且，奴隶们通过接触较他们先进的古蜀文化、技术以后，比原来要强大得多了，较原来更有能力抵御古蜀人的再次进犯；其次，奴隶们的造反必然会给古蜀带来极大的冲击，必然造成古蜀社会的剧烈动荡，有可能原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某个部族的头领在这次奴隶造反中丧命，而这个部落因此一蹶不振，从而多个部族开始了互相争斗，并进一步造成了古蜀的衰落。《华阳国志》里只记载有周灭商时巴曾派兵支援而未见记载蜀派兵支援也可间接证明蜀那时已衰落了，他们因“国力”衰落而无力支援或者自己内部四分五裂而无暇顾及，这从紧接三星堆文明的金沙文明显然比不上三星堆文明辉煌也可以看出；最后，奴隶们的造反也必然会杀死一些熟练的工匠，破坏一些生产工具，也有可能有一些熟练工匠本来就是奴隶，他们也乘此逃亡了。
　　笔者认为，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阶级矛盾是必然存在的，也是非常残酷的，他并不因政治需要而被淡化，被忽略。在西方有被记入史册的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而在中国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过古代的大规模奴隶起义，也没有发现过任何古代大规模奴隶起义的历史遗迹。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没有人记录过，也不是没有发现过，而是没有认识到。如果三星堆遗迹真的是一次伟大的奴隶起义给我们留下的遗迹的话，从这一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因为它不但让我们发现了古蜀高度发达的文明，那么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青铜、金器的艺术造型和包含其中的文化内涵，他还让我们知道了古蜀发生过的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看着那“祭祀坑”，仿佛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发生社会激烈动荡的场景，成群的奴隶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劳动工具甚至石头扑向古蜀人的宗庙，将古蜀人供奉的神和祖先撤下来砸碎，欢呼着抛进本是为他们准备的“祭祀坑”中烧毁、埋掉。他们烧掉一切他们可以烧掉的东西，砸毁一切他们能够砸毁的器物，杀死平时给他们带来痛苦和死亡的主人。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为我们填补了这方面的历史空白，让我们看到了一次严重的社会对立产生的社会动荡和这次动荡带来的严重后果，为我们带来了一次鲜明、生动的奴隶起义的实证。现在怎么评价它都是不为过的。
　　如果说三星堆遗址是一次奴隶起义，是一次严重的社会动荡留下的痕迹，那么金沙遗址是怎么回事呢？

廖红丁 · 发表于: 2008-5-30 11:07:39

六、金沙遗址是怎么毁灭的？
　　金沙遗址是2001年在成都市的西北郊（现在已是热闹的市区了）的摸底河畔发现的。后经10多个月的勘探和发掘，确认了金沙遗址的分布面积，其面积在3平方千米以上。发现了房子、陶窑、墓穴、灰坑、象牙堆积坑、石器及野猪牙等文物分布区，整理了1000多件文物，其中包括金器、玉器、石器、铜器、陶器及骨器等。其中以金面具和金四鸟绕日饰最为引人注目，金四鸟绕日饰还被用作中国旅游标志和成都电视台的台标。
　　在金沙遗址的东部，文化堆积层至少可分16层，共发掘出1300余件金器、铜器、玉器和象牙等文物，其中金器、铜器、玉器及卜甲等重要文物700余件均出土于西周时期的地层中。还有面积达300平方米的石壁形器及石斧形器（璋）半成品分布区；有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象牙、陶器和美石集中分布区。经鉴定，野猪獠牙全为野猪的下犬齿，显然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在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祭祀礼仪性器物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器物，如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金四鸟绕日饰等，可以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28]
　　从金沙遗址发现的众多窑穴、灰坑、石器半成品及一座陶窑等文物和遗迹以及金沙遗址有教大规模的加工作坊，制作、加工中的各种质地的器物和半成品来看，金沙遗址应该是为古蜀的统治者们加工、制作各种器物的场所。而在距金沙遗址不远的黄忠遗址和十二桥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遗迹也说明金沙遗址是为当时的蜀王国加工、制作器物的加工区。
　　运用现代科技方法，比如碳14法，可以鉴定出某些文物的绝对年代；运用文献考证、考古学文化考证等方法考察、分析后，认为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陶器、斤器、玉器等文物，时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与十二桥文化时代相当；因此，可以比较明确地认为，金沙遗址是古蜀时期十二桥文化的遗址。[29]
　　在金沙遗址发现了三星堆三期（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的地层，并出土了大量三星堆文化器物，表明成都同古蜀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三星堆文化时期。金沙遗址的出现，至少是在三星堆的中后期，换句话说，当三星堆还处于繁荣的阶段时，金沙遗址便开始形成了，而三星堆文化消失的时间是在西周初期。可见，金沙遗址并不是在三星堆文化消失后从三星堆搬来的。[30]从这里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古蜀并不是一个集权的“王国”，而是一个较为松散的由多个部落组成的联盟，处于优势地位的部落或者各部落的总宗庙（三星堆遗址）有大的神庙和为其加工、制作器物的加工区，小一些的部落也有为其服务的加工区。金沙遗址在三星堆遗址没落前就已存在就已说明了这个问题。三星堆遗址没落后，金沙遗址并没有跟着衰落，而是有了发展，这也说明金沙遗址为其服务的那个部落所受到的打击并没有三星堆遗址那样大，相反还因祸得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金沙遗址文化遗存所达到的高度显然没有三星堆遗址所达到的高度要高。金沙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器要比三星堆遗址的小得多，而且从精美程度上也要差得多，这一方面是社会动荡造成生产力下降，另一方面说明古蜀的青铜原料来源被切断。但是可以看出其文化内涵显然是继承三星堆遗址的文化。这只能说明古蜀在三星堆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而在其后便开始走向了衰落，古蜀内部再也不象三星堆时期团结统一。
　　正是由于成都平原经常都有可能遭到洪水的威胁，古蜀人从一移居到成都平原以后就开始了与洪水的斗争，他们砍倒森林，添平沼泽，修固河堤，开挖灌溉渠道，开垦田地，多年洪水带来的肥沃土壤和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将成都平原慢慢改造成了适合水稻种植、栽桑养蚕的蚕粮之仓。但是，成都平原原有的自然生态平衡却被破坏了，成都平原再也不是动物们的天堂了，而新的生态平衡却慢慢地建立起来了。由于岷江和沱江等发源于岷山山脉的江河仍然经常要发大洪水，特别是因为这些江河上游的特殊地质情况，在发生大地震或者大滑坡时很有可能壅塞江河，而在破堤时的特大洪水对成都平原将有毁灭性的威胁，这也就是古蜀的“中心”为什么会不定期地搬迁的原因。与洪水的斗争贯穿了古蜀人的整个历史。如《华阳国志》、《蜀王本记》等古籍记载的那样，“鳖灵治水有功，继望帝而为蜀王，建立开明氏国。”
　　但是，自三星堆“王朝”之后，（商末）古蜀开始从起顶峰走下坡路，没有了一个处于优势地位的强大部落，其内部开始互相争权夺利，也正是由于没有了一个较为强大的统治中心，古蜀人也就没有能力集中起力量来建设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他们各自为自己部落的利益而争斗。因为大的洪水并不是年年都有，也不是大洪水来了以后所有部落都会遭灾，所以，一些解决根本问题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都江堰水利工程应该不是秦灭蜀以后才计划和实施的工程，只不过古蜀那时确实没有力量来实施罢了。后来的李冰父子只不过是将蜀人早已有的计划或者没有完工的工程继续完成了而已。大家可以想一想，蜀人还是那些蜀人，工具还是那些工具，只不过是领导换了而已，只不过换了一位更强有力，更有效率，更加铁腕的蜀守罢了。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蜀之后期是多么地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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