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论对唯物论的战争

唯物论对唯物论的战争

──杨本洛教授的《自然科学体系梳理》梳理

曾富

摘要：杨本洛教授的《自然科学体系梳理》等书，提供了一批难得的唯物论对唯物论战争的教材和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自然科学体系梳理、自悖、自欺、自毁、自 慰

【0、引言】

早在2005年，我们就十分高兴地买到了杨本洛教授的《自然科学体系梳理》一书。对于他有这么多的大胆认识，早就感到需要梳理了解。因为1999年8月20日《南方周末》曾以《一个人的战争》为题，长篇报告杨本洛教授纠正流体力学经典方程，即纳维--斯托克斯方程，说隐含有“形式”错误，受到上海交大学等的器重，饮誉中外。

从杨本洛教授到2007年4月5日《南方周末》，报道汉学家罗多弼教授的文章：《读《左传》不如读《红旗》？》，可知抓唯物论对唯物论战争的学者也不少。为啥？值得研讨吗？

【1、这是杨本洛研究式现象吗】

自从1999年8月20日《南方周末》报道杨本洛教授以来,曾有一家〖物理论坛〗网站，发表了《谈杨本洛的经验主义立场》的一组网友评论，其中有的说得似乎过火；现摘抄如下：

1、网友A说：杨本洛言必哲学，可他本人的哲学思想却十分成问题。他批评爱因斯坦的哲学立场庞杂，而他自己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例如他说：“所有的物理陈述都只能源于经验事实”。

这句话与经验论完全出于一辙：“一切命题都可以归结为经验”，或曰“一切命题都由经验来决定”。可以这么说，经验主义是哲学上幼稚的标志，因为经验主义者以为可以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以为只有亲身经历过的，才是绝对可靠的。但仅凭经验事实，永远也不能形成理论，这便是著名的归纳难题。我们不能从经验事实中归纳出真理，这是确凿的有严格逻辑证明的哲学定论，自休谟之后，很少有哲学家再怀疑这一点了。但杨本洛却明确地要求物理学家只能从经验事实中总结归纳出真理；杨本洛批评相对论，指责整个物理学（包括牛顿力学），甚至数学，声称其中充满逻辑悖论，充满谬误，但由于他的哲学基础是错误的经验主义，其批判当然不具备什么说服力了。

2、网友B说：三厚本几同废纸；真不知交通大学的校长，为何要为这种书写序？！可悲啊，交大！

3、网友C说：杨本洛还是个娃娃，还很天真幼稚。他的所谓思想与学术观点，只能逗逗比他更天真更幼稚的孩子。杨貌似很牛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俨然大家风范。实际上就是一个精神病人，而且病得不轻。他有什么资格对物理学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物理学是两个脚踩在地上，一步步走出来的，不是嘴上说出来的。

嘴皮上的功夫谁不会，还轮不上他。“哲学”对物理来说不是废话就是“事后诸亮”，有几个人研究过程中受到“哲学”帮助的？就算要谈“哲学”，只有玻尔那种境界的人才有资格谈论自然哲学。杨显然还差得很远，很远，很远，以致可以在思考方式上近似成一民科。想起文革的种种闹剧和罪行就令人恶心，但愿文革的灾难不会重演。

4、网友C说：杨本洛教授完成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的对自然科学批判的任务。

【2、杨本洛教授部分论著】

自1995年以来杨教授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现罗列部分书目：

1、《经典热力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探讨》，1995，科学出版社；2、《流体运动经典分析》，1996，科学出版社；

3、《理论流体力学的逻辑自洽化分析》，199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4、《自然哲学基础分析》，2001，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5、《湍流及理论流体力学的理性重构》，2003，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6、《自然科学体系梳理》，20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7、《量子力学形式逻辑与物质基础探析》（共三册），2006，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3、是唯物论对唯物论的战争吗】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教授，1960年至1966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专业，1966年至1970年任上海交大物理教研室助教，1970年至1978年任激光研究室助教、副主任，1978年至198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物理系光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1981年至1991年任应用物理系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1985年）、教授。1991年至1997年任校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94年）、博士生导师（1994年）。1997年7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教授长期从事激光应用和晶体中非线性光学的研究，主持承担了许多科研课题，并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谢绳武教授为杨老师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写序，是郑重的、严肃的和严谨的。谢绳武校长说：“作为我国历史相对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的上海交通大学，格外注重培养更多的研究型人才，才可能将上海交通大学逐步建设成为在世界上具有原创性研究特色和影响的大学。在人类认识的深刻化和持续探索未知的艰难历程中，首先需要可贵的真诚和非凡的勇气。我曾这样提出：‘交大人历来有一种精神，这就是探求真理、维护真理，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杨本洛教授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一再主张‘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原则；对于这种研究，提供较为宽松的环境，和力所能及的支持，一直被学校领导视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杨教授出版的多部学术专著，不是“可悲”、“废纸”，而是交大和杨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批，难得的唯物论对唯物论的战争的教材，和第一手资料。杨本洛教授数十年来，以可贵的真诚和非凡的勇气，著述出版发行了数百万字的论著，杨本洛教授真行：

1、懂高等数学和外语；2、能在名牌大学从事专业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基础的教学与科研；3、受到类似上海交通大等领导的重视；4、有上海交通大校方的科研资金、实验设备的支持和能配备工作助手；5、能在《世界科学》、《科技导报》、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文章，和有类似《南方周末》这类全国著名媒体的关注介绍，所以，我们认为，杨教授不是个“娃娃”，也不是“经验主义”，更不是“精神病”。

【4、研讨《自然科学体系梳理》】

现以杨教授的《自然科学体系梳理》一书为证，先给予梳理。

《自然科学体系梳理》93页上（下同，只提页码）说：麦克斯韦是坚持“物质论”的；即麦克斯韦也是坚持“唯物论”，但杨教授又说麦克斯韦局限于那个时代的数学水平等原因，所以麦克斯韦的论著隐含了大量的逻辑不自洽。这里杨教授是说得较轻的。

杨教授的论著大有把诸如电磁场理论、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规范场论、弦论、非平衡热力学、微分几何、拓扑基础、集合论基础、公理化基础等相当广阔的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说成是“伪科学”之势。如《自然科学体系梳理》全书矛头直指爱因斯坦、海森堡、薛定鄂、希尔伯特、费曼、普里高津等人，说他们的科学成果是自欺欺人，平凡、直觉、简单、人为主观设定，充满“科学宗教”、“宗教情结”等神学意味。

杨教授书中使用这类词汇频率之高，用杨教授的话说，从伽利略、牛顿以来，人类研究元数学和元物理学，探索、建树的全部纯科学标准模型，都类似是的“自悖、自欺、自毁、自 慰”的结果。

其实，杨教授苦口婆心批判元数学和元物理学探索、建树的全部纯科学标准模型，说它们类似“伪科学”，这是《自然科学体系梳理》等论著在新形势下承担类似反讽科学义务的一种较普遍的文体。

因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杨教授一再主张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原则，在《自然科学体系梳理》全书中找不到任何“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不是平凡、直觉、简单、人为主观设定的数学或实验证明，用杨教授的话说，用的也是“自欺欺人”，充满“科学宗教”、“宗教情结”等“神学”意味，从而说明这种较普遍的文体都是出于“自悖、自欺、自毁、自 慰”的结果；以此震耳欲聋国人，是非常恰当。杨教授一再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发现：或许除了发表“官样文章”时的迫不得已，在今天的职业哲学工作者中，已不乏其人不再相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甚至难以掩饰他们以谈论“唯物主义”为羞的反常。

杨教授说他反对一切“教条主义”的蛊惑人心，也恰恰因为此而确信“物质决定精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或者需要看成是“逻辑自洽性”这个基本“理性原则”的逻辑必然。这话似乎不错，但联系114页和184页等处，杨教授批判爱因斯坦、海森堡、薛定鄂、希尔伯特、费曼、普里高津等人的主流现代科学，误导人类的自然科学，说他们将自然科学研究引至“简单主观唯心主义”和“否定逻辑”并存的自欺欺人的迷津之中，说他们是搞“科学宗教”，要求人们要摆脱他们的“宗教情结”。这难以掩饰杨教授是以现身说法，联系他主张的“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原则，不也是在反讽自己的科学，为“政治宗教”和“政治情结”吗？

在《自然科学体系梳理》的梳理中，杨教授多以《麦格劳-希尔物理百科全书》为指导，这无可非议；但也不是此类书就唯一可靠。

反过来说，难道今天各级学校中教的现代科学是将爱因斯坦、海森堡、薛定鄂、希尔伯特、费曼、普里高津等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原封不动地拿来在讲吗？各国的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对爱因斯坦、海森堡、薛定鄂、希尔伯特、费曼、普里高津等人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的修正、批判，使得元数学和元物理学的纯科学标准模型不断发展，这类大批研究成果就不可靠？其次，连一些院士也说他们并不是常看类似爱因斯坦等人的原著，去了解爱因斯坦等人的深奥理论。

而类似朗道等编著的《场论》一书，在我国大学的讲授，人们也许知道朗道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解读，就比类似爱因斯坦等人的原著好懂，何来摆脱什么样的“科学宗教”还是“政治情结”？

【5、梳理需要了解杨本洛】

我们初读《自然科学体系梳理》体会不深，遗留的一个问题是杨本洛教授，究竟承认科学领域的那些呢内容？如果全否定，就显然不对。而这个问题，在第一遍读时还不清楚。

到2007年看到，有人在网上研讨杨本洛教授的论著，使我们再次翻看《自然科学体系梳理》，感到杨本洛教授把物质的第一性和逻辑的自恰作为原则，我们还是十分同意的。我们开始从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这里，学习能理解的部分。

杨本洛教授的一些话，也帮助我们学习这类基础知识。如他说：“存在主体与‘性质’的并不等价”；他对离散的坚定认识，我们都认为正确并且有部分价值。我们曾一直不理解光是粒子又是波的说法，他替我们说了部分不承认的话，我们感到痛快。

又如我们曾对耗散结构理论一直不能接受，他对熵流的部分批评，也能支持。他关于场的讨论，帮助我们改进关于个体概念的认识。

我们认为他的书值得读，而且只能慢慢体会。我们不必都他同意的所有看法，也许他将来成功的一面，是揭示成为世界级科学家的人能，也能作自我解剖的人。目前科学框架的问题，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但没有必要咒骂，或者害怕这样的言论──也许成为“双赢”法。

另外他说爱因斯坦的数学不行，我们认为在讨论问题时，他说这些话是不知道意大利数学家里奇（18531--925），对爱因斯坦的影响。

其次，梳理杨本洛教授，也需要了解汉学家罗多弼教授这类学者：把他们之间作对比，或许能知自认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似之处。

罗多弼，1947年生，瑞典人。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学院院士。197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汉语；1973--1976年任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2005--201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6、《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罗多弼】

2007年4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石岩、周华蕾，发表的专访《读《左传》不如读《红旗》？》一文中说：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的圆桌论坛“汉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上，同为“1960年代制造”的汉学家，罗多弼和他的德国同行顾彬有很大的不同。

罗多弼教授因为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学生，在“世界汉学大会2007”上，曾是各路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但很多人不知道，罗多弼教授跟中国文学最深的渊源，是他写于1980年的博士论文：《1928--1929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此后罗多弼教授的研究领域，转向中国思想史。

《南方周末》记者报道他：和许多在“全球左倾”的1960年代，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少壮派汉学家一样，那时候中国的一切，都能引起这位远在北欧瑞典的年轻人的好奇。罗多弼教授说他是在瑞典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背英文，接着又把俄语学了。第14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听人说起中国，太神奇了！

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中文。那时候他的政治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年轻的时候我加入了瑞典的自由主义党。

“文革”的爆发，对他有相当的影响：1969年他就退党了，他觉得他的思想比自由主义党更“左”，他对他们不满。1968年他开始学中文，他听说一个叫马悦然的年轻教授，刚从澳大利亚学成回瑞典，教中文，很有魅力，他就去追随马悦然了。当时，欧洲到处在搞学生运动，他开始读毛泽东的书。

他说那时候，在他家乡瑞典北方小城市的书店里，多卷本的毛泽东著作可以很方便地买到；一个瑞典人看到毛泽东的著作非常方便，什么书店都有他的书：精装封面，两层，上面一层是白色的塑封纸，下面一层是红色的，有毛泽东的头像。

“左”倾的著作不止毛泽东，我们的报纸有很多文章，不仅左派看，比较保守的人也看。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对我们不太合适，但它在中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学中文的人这方面就更热情。

但他的老师马悦然上课，要讲《左传》，却遭到他和他的同学的一致反对：不如讲《红旗》杂志。当时马悦然老师可能有点不高兴，有一个学期，他要讲《左传》，学生们反复跟他说：读《左传》还不如读《红旗》杂志。马悦然很开明，虽然不高兴，后来也同意了。

【7、为啥要学毛著从罗多弼理解杨本洛】

罗多弼教授说：我们觉得毛泽东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问题。毛泽东说要“又红又专”，“红”比“专”更重要，我们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他说要“缩小三大差别”，我们也觉得不错，这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平等。

《南方周末》记者问：该读《左传》的时候，你们读《红旗》杂志，那你们这一代汉学家的古文功底，是怎么锻炼出来的？您后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那段经历，对于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罗多弼教授回答说：我跟你说的这个现象比较短，可能四五年。没有教《左传》而教《红旗》杂志，这个具体的现象只有一年。你应该意识到，瑞典的传统汉学就是古文，到马悦然教我们的时候，大概三分之二是现代汉语，现在古文的比例更小了。在香港那段经历非常重要；回顾起来，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光之一。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光会看一些中文，但不会讲不会写。半年以后，我有机会坐火车从广州到北京，回到香港之后，中文大学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们让我用汉语演讲我在北京的见闻。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跟我对中国形象的认识有关系：他刚到香港的时候，香港人给他讲一些很残忍的故事。他当时想，他们说的也许对，但你从宏观的视角看，这些经历还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好的东西：所谓“现象”和“本质”，正面代表本质，负面的是现象──这对他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教育。实际上，我们应该面对具体，而不是笼统地抽象。如后现代主义出来的时候，我也非常反感。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很极端的相对主义；当然，他明白“真理”这个概念很复杂，不过还有真理和谎言的区别，生活在中国的人，应该最清楚这一点。

【8、结束语】

罗多弼教授说：“文革”当然是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但是也不需要夸大：说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一点友好都没有，对陌生人都特别戒备，但他跟列车上的普通中国人，有很多有意思的交往。

他们问他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你们欧洲人的主食是什么？他就问他们一些政治问题，比如怎么看现在的社会形势。他们争着给他背毛主席语录，他们很高兴，好像这是一种娱乐。1973年到1976年，他在北京当外交官，他开始理解宣传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瑞典，他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作为现代人，他说要承担的第一个责任，应该是自己界定我们是谁，自己界定自己的价值观。

也许杨本洛教授和罗多弼教授，有一些相通之处，就不难理解。

               参考文献

[1]杨本洛，自然科学体系梳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2]石岩、周华蕾，读《左传》不如读《红旗》？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3]王德奎，三旋理论初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5月；

[4]毛克疾、 喻琬淋，人类社会的历史可称教训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新总统如何挽救斯里兰卡，Academ Arena，January 25，2024；

[5]申之金，统一超旋和三旋的膜理论，Academ Arena，January 25,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