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秦统一前后巴地郡县变迁考

爱四川 · 发表于: 2008-7-13 13:32:21

秦统一前后巴地郡县变迁考

⊙ 朱圣明／文

　　“巴”最早是作为一个地名出现的。其范围并不只是今川东地区，还包括从汉水中游到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域。在这个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的民族。所谓的巴族是生活在此地域的族属的总称。这一点已越来越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巴人因参加武王伐纣被封为子国，以后“巴”便成为了国家的代称，以至后来巴国被灭，“巴”又重新成为地区名称。秦置的巴郡与巴未建国之前的巴地相比在地域上大大紧缩。“巴”与“巴郡”便成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巴”作为区域的代称，其不仅包括秦巴郡直接控制的辖境，也包括古巴族早期活动的地域。大一统王朝在这一少数民族关系复杂、地理环境相对恶劣的地区先后设立郡县进行管理。虽然这些郡与中原地区的郡有着设置目的、实际权利的不同，但作为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派出机构，其对西南地区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无庸质疑的。而且随着这种影响的加强，有些郡县不再是羁縻之治，而变为有为之治。郡县设置在地方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得以提升，与中原地区的郡县行政职能开始趋于同一。巴地地区行政区划在秦统一前后多次变化，设郡情况散见于《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等史书及其他地理方志类书中。近人的研究主要有费文通先生对巴蜀区域变迁、巴蜀分界的探讨，谭其骧先生对具体郡址的研究，等等。本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证秦统一前后巴地郡县设置、变迁情况及变迁背后的某些隐性原因。

一：因巴国旧地置巴郡
　　战国时，巴国为楚、蜀两国所逼，所辖地日益紧缩。春秋时“其地东至鱼复，西抵道，北接汉中，南极柯，是其界也”。而到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之后，楚设扌干关距蜀。按“夔州府，周初为鱼复国，春秋为庸国地，后属巴国。战国时，楚置扌干关，秦属巴郡”，可见战国时，巴国东境、旧鱼复国之地为楚国所占。又据《战国策·秦策》记载“楚得枳而国亡”可知：战国后期巴国的迁都与楚国的蚕食是相关联的。在秦未取巫、黔之前，所设置的巴郡辖境偏小，基本上是根据巴灭国前夕所实际占有的地域设置巴郡。以后随着对楚战争的进行，古巴国东面为楚所占鱼复国旧地也并入巴郡。
　　为了更好地发挥巴郡在进攻楚国战争中的前沿阵地作用，秦国对巴地旧贵族势力恩宠有加。“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这些巴氏君长只是统治其族属而非巴地，对巴地的统治是靠设置巴郡来维系的。只是此时秦国在当地的统治力量薄弱，巴郡形同虚设，相反巴氏大族的实力很是强大，到秦汉之际还能够帮助刘邦平定三秦。了解这点，我们不难理解：司马错进攻黔中从陇西发兵，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夺取巫郡及江南之战由蜀守张若指挥，而占据地理位置优势的巴郡两次战役似乎均未出兵。
　　此外还有一点可证明，“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千余人。……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根据童恩正先生的分析，白虎乃是以白虎为图腾的廪君部之旧贵族。可见，一部分巴地大姓不甘心为秦统治，发动叛变，结果秦统治者利用另一批大姓的支持，镇压了叛变。巴地旧贵族的反叛以及板木盾蛮大姓对叛变的镇压都显示出巴氏君长的实力雄厚。秦国当地军事力量虽然无法镇压叛变，但巧妙地采用“以夷制夷”之策，稳定了当地局势。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七十八、《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记载射杀白虎者为巴郡阆中夷，而《华阳国志·巴志》、《蜀金监》卷九记载则为夷朐忍。按阆中地近巴、蜀、汉中及秦雍州之地，处于后世板木盾蛮活跃之地，而朐忍离蜀郡悬远又逼近以尊白虎为习俗的廪君部起源地，板楯蛮力量薄弱，可知常氏与《蜀金监》相袭之误。

二：取巴郡、蜀郡之地合置汉中郡
　　巴、蜀为秦所灭后，两国北部边界发生了变化。据《四川通志》记载：“保宁府，春秋巴国别都，秦为巴郡阆中县，西境汉水以西为广汉郡也。”关于广汉郡的设置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华阳国志》载：“天下即定，高帝乃分巴置广汉郡。”《元和郡县图志》载：“其理本在青衣江，今嘉州龙游县界，汉高帝王蜀，分蜀置广汉郡。”两种说法主要存在设置时间及郡县分治的差异。关于设置时间已不可考，根据广汉之名，似乎更像设置在高祖得天下之前，暂存疑。按蒙文通先生对古巴蜀大致分界的研究，《汉书·地理志》里记载汉广汉郡所辖葭萌、梓潼、涪县、郪县、广汉都从古蜀国分出。而另据有人分析葭萌地区在秦灭苴侯后，分别划入巴、蜀、汉中郡。葭萌是蜀王弟苴侯所封之地，因与巴灭亡前夕都城阆中相近，所以互为唇齿之盟。从这点上说，秦灭巴、蜀后，将葭萌分别划入巴、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四川通志》所记的“汉水”为“西汉水”即今天的嘉陵江上游的一条支流。葭萌地处嘉陵江中上游、阆中县以西，因此葭萌的一部分作为秦置巴郡的地域划入汉置广汉郡是可以成立的。汉设置的广汉郡应该是从巴、蜀两郡中划出去的，只不过巴郡分出去的地区仅限于西北部嘉陵江上游地区。
　　葭萌及其以北地区处在古巴国、蜀国的交界处，地近汉中。因此，“（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分巴蜀置汉中郡”[1]（P853），一定有葭萌的部分地区被划入汉中郡。《秦本纪》记载：“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此事发生在秦惠王十三年，即公元前312年，与周赧王三年为同一年。秦并没有完全占领楚汉中之地，仅占领了一部分（六百里），取原已占领的巴蜀之地（包括原苴侯所封地），合置汉中郡。汉中郡之地并非完全楚地，因为秦国在攻取他国领土后一般都设置为秦郡，可是《六国年表》只记

载秦取汉中却只字不提置汉中郡之事，证明汉中郡不完全是所取楚国土地。

爱四川 · 发表于: 2008-7-13 13:33:08

三：在巴地东部、南部置黔中郡、南郡
　　古巴国的东、南面与楚国接壤。战国时期，巴国国都不断迁徙，从江州迁垫江、平都，最后都阆中。楚人势力到达巴先王陵墓所在地──枳县。巴为秦所灭后，“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於之地为黔中郡”。由此我们可证《秦本纪》记载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中的黔中地为被楚国占领的原巴国故地。秦人从巴郡出发，从楚人手中夺得了这一地区。以致略定滇地的庄“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路不通”，只得返王滇地。关于楚国是否设立巴郡是史实不载于史书，《秦本纪》又记载“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年代不同，征战的将领也不同，产生了两个黔中郡。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六国年表》载“秦拔我巫、黔中”，先前秦已在楚国所占巴地设置黔中郡，因此年表中的黔中应为楚国的楚黔中，并且属于江南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黔中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关于“江南”之地的具体区域，尚存争论。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今清江以南地区，不仅包括今清江流域，还包括今湘西地区即汉武陵郡辖地。巴黔中与楚黔中均在这个范围之内。按《秦本纪》为“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年表》为“拔我巫、黔中”，显然前黔中辖地大于后黔中辖地。《秦本纪》“及”字应取巫郡与江南地合并置黔中郡之义，即司马错占领的巴国黔中和张若新占领的楚黔中、巫郡合为一体，通称黔中郡。
　　秦对江南的征服遭到反抗，公元前276年“楚人反我江南”，这一部分楚人应包括当地的楚人和白起拔郢后南下的楚人。楚顷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此时秦已在楚故都之地设置南郡，楚迁都陈，越南郡攻江南之地是行不通的，唯一可能的是沿沅水而下，重新夺回原楚黔中的一部分地区，而非如《史记正义》所说“黔中郡反归楚”。至少，楚国只夺回了这时被秦国重置的黔中郡的一部分，即旧称楚黔中之地。这一部分为楚夺回的江旁十五邑一直到秦灭楚，才重新划入秦的版图。就目前对湖南战国时期墓葬的发掘，基本上可以支持这种观点。但是，先为司马错所占领的巴黔中一直在秦国的掌握中，并未并入到秦巴郡中。在司马错发兵之前，枳县便成为秦、楚势力的分界。“枳县，即今涪陵所理是也，与荆、楚界相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黔中地。”枳县也因此成为两国对巴黔中争夺的前沿。秦取得对巴黔中的支配权后，涪陵便成了巴郡与黔中郡的分界，“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与黔中故地，炳然分矣”。
　　另外，古巴国东面也有部分地方曾被划入黔中郡。“今渠州古巴国，故賨国城在渠江县东北七十四里，廪君子孙，秦为黔中郡。”渠江县在汉代为宕渠县地。如前所述，鱼复所在的春秋巴国东界地在战国末为楚所占领，渠江县也在此区域，一起被并入楚巫郡，后巫郡与江南地一起并入了黔中郡，渠江也便成了秦黔中郡地。但渠江划入黔中郡应该只是暂时的，因为后来鱼复附近地区又并入巴郡，前已述。
　　秦将白起拔郢之后，设置南郡。春秋时期，“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巴国的军队曾一度逼近楚都郢、那处（今湖北荆门市）地区。楚肃王时期，“蜀伐楚，取兹方。”兹方即今湖北松滋县。童恩正先生认为此次战争应是巴蜀联兵。这些都证明，今江陵以西曾是巴楚两国极力争夺的地区。更何况，廪君部曾长期在清江腹地活动，此地受早期巴文化影响较深。后楚强巴弱，楚国最终取得了此地的统治权。因此，秦国所置的南郡括入了巴人早期活动地域。西汉时期，鱼复县划到巴郡，巫县划入南郡，更是沿用这一政策。

四：巴地郡县变迁原因
　　综上所述，伴随着秦统一全国的过程，秦国先后在巴人活动地域设立了巴郡（依巴国灭亡之前领土置郡，后并入鱼复、渠江等县）、汉中郡、黔中郡（司马错取巴黔中，三年后与张若所置黔中郡、巫郡合并）、南郡等。这种地域划分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战国时巴国实际控制疆域的紧缩和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秦惠王接受司马错建议击巴蜀“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当时的东方六国合纵攻秦，在当时还不具备攻打强大对手──楚国的情况下，秦惠王也只能够因其所占之地置巴郡，接替巴国在其故境的统治。秦先后灭蜀、巴、苴，虽然完全占领其地，但也不能够随心所欲乱置郡县，其必须考虑到蜀、巴、苴之间的关系。古巴国、蜀国之间矛盾重重，世代为仇。秦一方面要利用巴、蜀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对方，另一方面也不能坐视两地之间的矛盾深化不利于其统治。在涉及切身利益的土地分割上，秦能做的也只是因其故地划分。而苴侯所封葭萌地因其特殊性被分别划入巴、蜀郡。葭萌原为蜀国故地，但其与巴国交往又颇为频繁，甚至背蜀与巴结好，其无论划入哪一个郡似乎都不合适，又不能单独划出，最后也只能分融到巴、蜀两郡中。我们必须注意到，巴蜀地区民族关系的复杂使秦在划置郡县时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
　　巴国实际控制范围相比于巴人战国以前活动的巴地大大紧缩了。因此伴随着秦国对故巴地的征服，这些巴国实际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才被一一置郡。这些地区不是一次性被秦军占领的。每次战争过后，秦为巩固新占领地的统治为之置郡，便将这些地区先后置入了不同的郡。秦惠王十三年，取楚汉中地，因所占区域太小，取巴、蜀之地合置汉中郡，此时原分属巴、蜀的葭萌又有一部分随之划入了汉中郡；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取商於之地，置黔中郡；二十九年，取郢，因楚国故地置南郡；三十年，取楚巫、江南地，新置黔中郡。这些郡的设置都是不同时代战争的产物。
　　（二）秦国的民族政策与其实际需要的产物。秦国在西周故地上兴起，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西周文化和先秦时期一脉相承的“大一统”民族观。上古“四夷五方”的政治格局、西周的蛮夷观及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影响了秦政府的决策。我们从后来秦政府与板木盾蛮君长的盟约及其对巴地征收的赋税可以看出秦国对巴地的确采取了与其内郡不同的统治策略。对此地区实行羁縻而治。而“‘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政策是功利性的”。秦征服巴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获得对楚国腹地顺江而下的战略优势。秦要很好地发挥这一优势就必须要在此地建立深厚的统治基础。因此这可以理解为什么秦国在司马错夺取巴涪水以东的巴国故地后，没有将新获地并入巴郡而是专门设置了一个新郡，因为这样有利于对楚战争的战略展开。其在此地“设置的城邑最初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军事据点的性质”。秦设置汉中郡也有其明显的军事意图，这里不再赘述。
　　秦对巴郡的统治相比于其在六国故地设置的郡来说虽然较为薄弱，但却为中原文化进入巴蜀文化区打开了缺口。秦从关东向巴地的移民（如巴寡妇清）以及其官员对巴地的风行教化都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巴地的传播。而秦在巴郡以外设置的汉中、黔中、南郡由于其统治政策导向的不同，教化之风甚于巴郡。近年从湖南龙山发现的秦代竹简说明迁陵（位于黔中郡）为秦在黔中郡、南郡、巴郡之间的重要军事据点，也旁证了秦对此地统治策略与巴地的不同。在先进文化包容之下的巴郡自身文化开始消退，中原文化因子正在逐渐增长，为以后巴蜀地区文化的兴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秦对巴地采取的郡县和羁縻并行的行政政策，有利于迅速稳定巴灭国后民众的情绪，又能灵活地施行教化、消除民族矛盾、促进巴地经济文化发展。这种民族政策的运用为后来汉对西南夷的治理及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和正确的策略。

朱圣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源自：《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年第4期

心璞如歌 · 发表于: 2008-12-7 18:47:50

顶一下，这么好的帖子，不能沉下去。

韦建生 · 发表于: 2008-12-13 12:27:30

很好的资料，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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