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民俗角度解析《世说新语》“土下水上据木必死”的真实涵义

　

作者：.袁津琥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髙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

　　按:此事之真伪,可不详论。以常情而言,诚如刘孝标所注:“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不过郑玄何以要在疑有人追杀时“坐桥下,在水上据屐”?马融又何以因此而告左右说“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笔者于此蓄疑有年,却百思不得其解。由于造成此章理解的困难并不是源于疑难字词,加之受体例的限制,迄今为止的两部在学术界备受赞誉的专书词典:张永言先生主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和张万起先生的《世说新语词典》都未加以讨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目前有关《世说新语》各种难以计数的注本,对此却也采取回避的态度,应解释而不加以解释,就未免令人难以理解了。

　　近来笔者翻阅载籍,偶有触动,谨试提一假说,以就正于当世大雅君子。

　　笔者以为要明白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当时人的生死观。根据古代术者的观念,人活着时,精神或魂魄(古代术家谓之“气”)是存在于躯体之中的,人死了后,精神或魂魄则会脱离躯体像风一样飘散。所以安葬死者时,就一定要精心挑选合适的墓地,想尽一切办法把已像风样飘散在躯体之外的魂魄,重新凝聚起来，而父母和子孙“本同一气”,如逝去的祖先的气在,就仍能“互相感召”,使自己的子孙得到庇佑和福祉。署名晋郭璞的《葬书》中就说:“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又说“五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旧注:“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即其明证。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死后的“气”仍能凝聚在一起呢?古代术家认为这就要精心挑选墓地。墓地最好挑选在那些有山有水的地方,因为墓地旁群山环绕可以有效地阻止逝者死后的“气”四处飘散,而“气”又最怕遇水,遇水则会停止聚集,所以墓地还应在水边。因为水是如此重要,所以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古代占卜墓地的人,又叫“风水先生”了。《葬书》:“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旧注:“非水界则莫之能止,及其止也,必得城郭完密,前后左右环围,然后能藏风而不致有荡散之患。经云:明堂惜水如惜血,堂里避风如避贼,可不慎哉!”又:“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经曰:形止气蓄、化生万物,为上地也”。总而言之,以上都是在说:水对于蓄气的重要作用,墓地旁一定要有水。

　知道了这些,我们自然也就理解为什么“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了,亦自然会明白为什么马融用转式之法占卜后,根据“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得出郑玄必死的结论了。因为时人去世后,通常都是要安葬于土下、水边、棺中。在古人看来,土能生长万物,而木则冬枯而春荣。人死后葬于土中,自能聚“气”。《葬书》所谓“夫土者,气之体。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气本无体,假土为体;因土而知有此气也;水本无母,假气为母,因气而知有此水也”。“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木”在古代典籍中,有时即特指棺木。如《左传》卷十五《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杜预注:“言将死入木,不复成嫁。”又:陶渊明《拟挽歌辞》其一:“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均可证。

　 再换句话说,郑玄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迷惑马融所故意制造自己已死亡的一种假象,是一种禳解之法。后世小说《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中都不乏对各种巫蛊之道、禳解之法的细致记载(可参考钱钟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一五·外戚世家》条)。如《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四回《陨大星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孔明写毕,又嘱杨仪曰:‘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龛,将吾尸坐于龛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司马懿见将星不坠,必然惊疑’。”所不同的仅是,诸葛亮是想死后而示人未死,郑玄是未死而欲示人已死罢了(可参考弗雷泽《金枝》第五十五章“转嫁灾祸”中的类似举证)。

　也许有人会说,用《葬书》来对东汉马融的事迹进行阐释,是否有以今律古的嫌疑?笔者以为《葬书》所成书的年代虽大大晚于马融所处的时代,但有关卜地等观念,则早已有之。《四库全书总目·葬书提要》的纂写者根据“《后汉书·袁安传》载安父没,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指一处,当世为上公。安从之。故累世贵盛”,推测“其术盛传于东汉以后”,是非常可信的。《葬书》的作者们不过是把长期以来前代流传的卜地观念,文字化而已。何况此传说仅见之于《世说新语》,真伪不可知,如果我们把这则传说也视为六朝人嫁名马融杜撰出来的,那么就和《葬书》所产生的时代正好吻合了。

　本文属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四川省民俗研究中心项目“《葬书注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

一,课题编号:MJ06-03

　袁津琥,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源自：《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