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理论解释现实的缺环增强提供中国方案的意识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6-10-20 00:07:20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孔陈焱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于中国宗教学理论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引领意义。
　　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笔者觉得这对中国的宗教学者也是适用的。它提醒我们，中国宗教学不能只满足于用来自四面八方的理论解释现象，更要探讨如何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之备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宗教问题的理论和经验。
　　找回缺环
　　无神和有神的关系问题仍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链条上最大的缺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科学无神论的关系作为基础理论必须要说清楚。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无神论这些概念的相互关系需要清晰梳理、表达清楚。在社会实践中，科学无神论社会宣传、党的宗教工作和党的思想建设各领域的畛域交集如何处理，从中国宗教学的角度，应该可以对这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认识基点和工作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另一个缺环。即世界观认识上物质世界“无神”与当前社会生活中如何看待和治理基于“有神”世界观而产生的宗教事务。要想处理好，就必须沟通宗教学理论与现实，这个环节不能缺。若不及时连上这个缺环，中国宗教学就要飘在空中或绑在地下。
　　理论突围
　　中国宗教学面临解释当代中国宗教现象的任务本身就很重，而提出解决宗教问题的中国方案，任务更为艰巨。这些年来，中国宗教学在理论上博采世界各国之长，尤其是引入了不少西方理论。随着视野的日益开阔，大家已经习惯先用他人制造的现成“螺丝刀”拧自家的新“螺丝”。这不由得常常让人反思：一个信教人数占少数的国家与一个信教人数占多数的国家，宗教政策可借鉴到何种程度？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政策异同在哪里？中国人的信教方式与西方人的信教方式可以用同一种治理方案吗？等等疑惑，不一而足。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经验很大程度上就只能困在西方理论之中。
　　今日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大社会变革，有些情况还是世界特有的。“中国经验”不能一直都停留在经验上，需要观念提升，提炼到理论层面，真正成为“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宗教学发展要冲出“宗教鸦片论”这样的时代局限，也要打破“宗教无小事”这样的泛安全化窠臼。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突破经验和理论“两张皮”的困境。尤其是要在政策和理论之间“搭桥”，把中国宗教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供给到党和政府宗教工作政策层面，发挥更直接的智库作用。近年来，随着智库建设的提倡，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各说各话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宗教中国化”、“信仰中国”、“宗教的统战安全分析模型”等理论供给就是这种尝试或所结硕果。但政界与学界、包括教界之间的互动总的来说仍然不够。
　　中国宗教学的理论突围，就是要在中外宗教学研究基础上，把理论建立在中国内部经验的提炼、扬弃之上，找到符合中国实际、解释中国社会、供给国家治理的宗教学理论体系，使之立于世界宗教学之林，为全球宗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供给话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已经正式确立，如何丰富这一理论，主动把握住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阐释的话语权，不仅是中国宗教学者的责任，也是当前宗教工作形势下的当务之急。如“宗教中国化”概念自从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已成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任务，这离不开背后中国宗教学界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托举。但目前国内外社会各界对“宗教中国化”的理解众说纷纭，误解乃至反对之声也不绝于耳。这正是中国宗教学者发挥学科优势和地利之便、积极供给话语资源的良机。
　　在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阐释方面也是如此。要对这些重要概念的内涵、范围、具体做法进行阐释。而有些提法则需要正本清源，如“非宗教方式处理宗教问题”的提法，原意是希望把宗教工作纳入国家治理，不刻意凸显宗教性，以实现宗教工作社会化。但现在有些基层工作者将此理解为用非宗教手段达到宗教工作的目的，反而偏离了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方向。长远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容易使正常的依法管理宗教工作逐渐失去公信力。
　　中外宗教学话语要谨慎对接，这也是中国宗教学面临的沉重任务。大到如“信仰是否等同于宗教”的问题，这涉及到对“人民有信仰”的正确理解；小到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活动这些概念的处境化辨析；政教关系的提法与宗教关系的论述之间的概念衔接问题等等。
　　顾及差异
　　随着中国宗教学在学科内部分支研究的兴起，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都已经发展起来，这是学科内部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差异化。而当代中国宗教新情况的现实差异则更为直观和复杂，不仅需要学科从研究工具上跟上，也需要直面研究对象在不同时空地域的纷繁复杂。顾及差异就是为了揭示差异的本质，提出兼顾差异的解决之道。
　　中国地域情况差异很大。贯彻中央文件时，地方越往下，问题就越细。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各地的理解程度是不同的，导致在宗教政策的执行层面，各省、市、地方基层差异其实非常大。各地面对宗教领域的同类具体问题，其处理方式会大相径庭，具体政策会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性。例如，宗教与教育的分离问题，不同省份的规定就有不同，甚至相邻两个省份出现对跨地域传教、校内信教人群、儿童主日学、小子班、青少年暑期班等问题的不同态度。这方面的专业调研比较缺乏，而地方党政有关部门亟须解答相关问题，这就需要中国宗教学界的关注和支持。
　　还有宗教工作与安全工作的差异。很多情况下，这两方面工作的确容易产生交集。宗教问题的安全化有何标准，在实践中比在理论上更是难题。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否受到某一教派、组织或其活动的实质性威胁，要严谨地进行专业评估，不可因一时一地的形势，轻易对全局下判断，造成国家安全资源的浪费和宗教政策的偏移。
　　正面答疑
　　有关宗教（或信仰）的问题，恐怕是当代中国人仅次于经济的最感兴趣和频频提及的问题。通过时兴的新媒体，评论、图示、转发，都可看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灵性意识的勃兴，当然也不乏各类迷信的沉渣泛起。然而，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大多数人对信仰含义、宗教知识、宗教法规政策等都缺乏了解。他们不知道如何选择宗教生活，不知道如何恰当表达自己的信仰和宗教，对世界各国的宗教情况人云亦云。而且，他们缺乏了解的良好渠道，以致误解和疑问很多。
　　有谁能为他们正面答疑？中国宗教学界理所当然应该是答疑者之一。这就要求中国宗教学界应关注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舆论出现的新动向，敢于回答各方面敏感的问题，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争取成为宗教问题讨论的“老娘舅”。这就需要宗教学者愿意腾出手来研究这些众人关注的问题，敢于表明宗教学者的态度。对很多党政人士感到困惑的问题，宗教学界更要主动接招、正面答疑。
　　有为方能有位。这是中国宗教学的当代社会启蒙行动，也是学科的当代价值体现，学科的社会责任担当。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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