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摸着石头过长江，摸着石头过黄河

──纪念改革三十年之体制改革的问题

“摸石头过河”之理论起因及现状
　　改革三十年，“摸石头过河”是其间最为著名的“经典理论”之一。改革初期，百废俱兴，大家在思想上还没有做好准备。作为一种打破坚冰，开拓道路的探索手段，“摸石头过河”理论起了很大作用的，功不可没。
　　改革初期，个人崇拜的政治铁笼与计划主义的经济铁笼的弊端充分暴露，但要打破当时社会积重难返的坚冰局面，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受限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的认知水平以及几十年的“运动”教育下的全民“普遍暴躁”的政治情绪，幅度过大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显然是不理智的，完全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国家分裂。
　　改革初期，邓小平先生能认清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采取渐进的改革方针。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大家认识到要努力“实践”，摒弃假大空，逐步打破大多数国人政治上的盲目崇拜，使国人从“红色暴躁”的“高烧”的思想环境中冷静下来。开始清醒的睁开眼睛看世界，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盲目的政治崇拜的可笑。从而在全社会最大程度上凝聚了改革的决心和共识，使改革有了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无疑是政治上十分成功的一个重要步骤。
　　而在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渐进式的“摸石头过河”的探索，通过鼓励“实践”中的不断突破，也确实为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打开了部分局面。特别是邓小平先生倡导并在朱镕基等经济工作领导者的大力推动下，通过国内的渐进改革，与通过加入“WTO”等与世界经济的对接。使中国经济基本摆脱计划经济铁笼，成功实行了向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社会经济总量比改革初期有了巨大增长，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这些成绩都是有目共睹的，也充分说明了“摸石头过河”理论在三十年的改革历史中曾经有过巨大的贡献。
　　但改革开始三十年的今天的现状如何呢？“摸石头过河”的现状又是如何呢？
　　目前的社会现状其实是很清楚的，改革整体已经陷入停滞。
　　行政权利无法有效约束，社会整体腐败严重加剧，权力和资本的联合日益明显。社会整体的权利失衡导致了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贫富分化严重，城乡收入差距巨大。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个别极端贫苦不幸的民众得不到有效的社会救助。
　　权力没有任何有效约束，每年政府财税收入的增长超过GDP增长速度数倍，政府疯狂敛财，民营经济负担日重，举步维艰。而财政预算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各级政府人浮于事，机构叠床架屋，大量的社会财富被毫无效率的消耗，甚至被大量挪用贪污。执政者不接受必要的监督，“集体领导”的权力，凌驾于大众的民主权利，威权政治不得人心。毫无节制的政治权力繁衍出来的大量的“政治饭碗”，所谓的“几套班子”和“人情政治关系学”造成了大量“七姑八姨”的冗员。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国企、官员之多令人瞠目结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和效率。也严重影响了民众对于改革的共识和热情。
　　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严重失败，社会保障覆盖程度不理想保障偏低。股改失败，楼市失控，权贵利益和外国资本轻易获得了巨大暴利。财富分配进一步两极分化，官方民间矛盾丛生，突发暴力事件猛增，社会不稳定加剧。为了获得政绩和灰色利益，各级政府盲目推动大项目的建设和卖地支持房地产开发，政府开支毫无节制，巨大的财政增收转化为疯狂的花钱动力，引起严重通货膨胀。经济发展漠视群众见刊和群众利益，各种产品问题频出，环境污染严重。而漠视劳工权利的劳工政策，造成劳工收入增长过慢，加剧了通货膨胀对底层民众的影响。虚伪的“官办慈善”不但肆意挥霍政府拨款和慈善捐款，寻找各种借口，根本不去有效救助一些极端贫困不幸的人士，甚至假借“权力垄断”赚黑心钱，阻断民间的爱心救助。
　　“摸石头过河”的理论现状又是什么呢？体制改革的实际停滞，也造成“摸石头过河”理论完全脱离了具体的“实践”，没有任何具体举措，蜕变为徒具形式的表演。整个理论只剩下一个 “摸” 字。
　　政治家们，站在大众面前，煞有其事的手舞足蹈，在空气里乱“摸”，放空炮，根本就没下水的打算。即使有个别勇敢者，脱了鞋袜把脚丫伸道水里，试试水温，就煞有其事的大谈解放思想。
　　大多数的官员，站在岸边鞋袜不脱，盯着民众下水，盯着民众的鱼篓准备 “摸”鱼。肖小之辈们堕落无耻，“摸”鱼不满足，还要大肆乱“摸”，五子登科，财色双收。

“摸石头过河”之“河对岸是什么”
　　改革三十年，回顾历史，为什么当年会有“摸石头过河”的理论出现？既然是要大家“过河”，那“河对岸”是什么，就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改革初期对于“河对岸”的论述还是比较模糊的。当时大家喊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先生也提出了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带动大家一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口号。在随后的改革进程中，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以及尊重并落实广大民众的政治民主权利也逐步成为改革的目标。
　　但总的来说，“河对岸” 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论述。正是这一重要问题没有一个完整清晰的论述，也造成了执政者长期拖延，耽误了改革的进程，使我们错失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和机会。
　　当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也并不因为一些严重事变的干扰就彻底停止。二十年前的一些启蒙性从书实际上就已经涉及了“河对岸”是什么的问题，二十年前的改革先驱也曾经试图突破坚冰，让大众理解“河对岸”究竟是什么。
　　那么河对岸究竟是什么？目前是否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是基本明晰的。“河对岸”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包容的多元化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起码应该有以下的几个特征。
　　其一　应该是一个民权自主，尊重人权的公民社会。
　　其二　应该是一个宪政国家，有限政府的法制社会。
　　其三　应该是一个言论自由，信息开放的自由社会。
　　其四　应该是一个政治开放，有序竞争的理性社会。
　　其五　应该是一个教育坚实，文化包容的人文社会。
　　其六　应该是一个尊重劳工，善待弱势群体的福利社会。
　　“民权自主，尊重人权”是现代社会的最为关键的基础特征。民众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权力，才能保证自己的合理利益。所谓“代表权”的争夺关键是利益的争夺，“代表人民权力”的根本动力，无疑来源于“代表人民花钱”的巨大的利益冲动。而只有实现民权自主，才有可能实现公民社会，民众才有权力捍卫自己的公民权，“人民”也才可能成为“公民”。而公民社会的价值多元，以及民权的自主，必将形成抵抗极端权力吞噬公众和个人利益的恶行的强大能力，使公民的个人权利得到有效保护。
　　“宪政国家，有限政府”是现代社会的最为关键的制度保障。宪政体制的建立必将有效阻断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有强大的法律力量对政治权力保持有效的制衡，才有斩断权钱勾结的黑手的利剑。也才能将执政者的权力限缩于合理有限的范围内，并予以有效监督。有限政府，才可能提高行政效率，精简人员，有效为社会服务。
　　“言论自由，信息开放”是现代社会的最为关键的监督手段。必须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才能有效发现揭露公权利的腐败，鞭策行政者和执法者。“信息开放”是言论自由的基础，没有充分的信息开放，言论自由就缺少必要的“子弹”。“信息开放”也是信息社会里的一项很重要的平等权利。
　　“政治开放，有序竞争”，政治问题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块拦路石。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政治意识上是有很大缺陷的。归结的准确一些，中国的政治史就是一部“赢者通吃”的“独权史”。没有开放的意识，没有对异己的包容，中国的政治史总是摆脱不了残酷的肉体消灭。而一权独大的权力结构，也使得政治竞争只能是充斥厚黑学和三十六计的密室阴谋和暴力角逐，不同的政治意识间缺乏“妥协”的勇气。这也是满清倾覆一百多年后，中国人一直无法真正走向民主的根本原因之一。
　　“教育坚实，文化包容”是未来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核心问题。教育改革的失败，归根结底还在于外部权力对教育的过多干涉。而教育的虚伪和腐败，也是整个民族根部的腐烂。而只有“教育坚实”，才有民族未来。文化方面其实也面临和教育一样的很大问题，虚伪空洞的“协会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吹嘘拍马的帮闲文化， “做鬼也光荣的”大师们连起码的廉耻也没有，何来灵魂？历史界有一个很重大的争论，满蒙时代，华夏是否曾经亡国？我无意于这种争论，但我想如果要论证满蒙时代不曾亡国，唯一比较可信的立足点，肯定是中华文化未曾灭亡。足见文化在历史上的超卓地位。教育和文化的成败，事关中华民族性格和灵魂的塑造，没有“人文”繁荣的民族，在历史上必然是很快衰败的民族。“河对岸”必须是一个人文社会，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有没有未来的重要问题。
　　“尊重劳工，善待弱势群体”是现代社会必然的价值选择。尊重劳工的利益，不仅仅要通过劳动法规及劳工政策等手段保障劳工合理的经济利益。更要保障劳工的政治权力，支持劳工组织独立工会进行利益搏弈。助人与鱼，不如教人结网。无论是对付矿难频发的黑心矿，还是解决恶意拖欠工资等问题，政府出面解决毕竟都存在明显弊端，政府根本不可能了解每个矿井下的实际情况，要求改进矿井的安全，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检查，甚至蛇鼠一窝。而拖欠工资等行为，遍地都有，偶发性又非常强，往往还牵扯劳资合同等问题的法律纠纷。简单粗暴的行政解决，既不能持久也未必有公平公信可言。没有独立工会的劳工基本就是一盘散沙，和资本的利益搏弈根本无从谈起。而政府组织工会更是十分可笑的事，同级政府都有招商机构和工会机构，在以“收税花钱”为己任的各级政府眼中，哪一个更重要呢？工会不独立，劳工们实际不过是多了一个“村委会”，多了一份负担。“善待弱势群体”建立福利社会，既是重要的社会减震器，也是公民社会尊重人权的具体表现之一。要鼓励公民自发的慈善组织，同时必须将官办慈善组织彻底民营化。慈善事业应该是公民们的“良心”事业，慈善事业必须与政府救济区分开来。“公仆说”实际是一种极其伪善的说教，官办慈善如果配上“公仆说”就形成一个十分荒谬的事实，主人们提供经费让仆人们领工资并负责向主人们收善款去救济比较穷苦的主人？主人们居然还不能自己组织起来互相救济？
　　当然，“河对岸” 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绝非这么简单归纳就可以完满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大家认真思考，充分研究的问题。“河对岸” 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研究清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才能明确，大众才能形成基本共识，“过河”才能从一种理论上模糊的目标上升到具体的行动。

“摸石头过河”之“为什么要过河”的历史原因
　　改革前的历史现实是什么，产生“摸石头过河”理论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现在网络资讯十分发达，谈改革初期情况文章也比较多，大家应该比较清楚了。
　　这里只重点强调两个问题：
　　其一　改革初期文化大革命余毒还十分猖獗，目前知道的资料，即使在三中全会开完以后，还是有以破坏文化大革命名义滥杀的事例。极左的阴影阴魂不散。“摸石头过河”理论，毕竟表达了中华民族改革的决心，表达了改革力量摆脱文化大革命阴影，发展经济富民强国的决心。
　　其二　改革初期保守势力还异常强大，特别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无所不在，保守派甚至还有一个异常古怪的“鸟笼”理论。“摸石头过河”理论，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突破主义坚冰的成功手段。无论是农村改革初期的成功，还是特区改革及其他改革的成功， 都极大地突破了极左意识下的计划经济体系。也把大量新思想从世界引入中国，在中外交流的不断加速下，开始了摧垮了计划经济的堤防的伟大历程。随着参加WTO的进程，市场经济改革也逐渐提速，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最终地位。也标志着中国改革终于彻底摒弃了苏式集权模式，彻底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
　　清楚了这两个问题，就可以明白，改革之初的动力源，就是要摆脱贫困和落后。而具体到历史上的原因，改革的原动力就是要摆脱文化大革命余毒和苏式集权模式的计划经济的强大束缚。
　　现在我们的社会到处在讲诚信，我有个浅显的看法，对待历史有诚信，才有资格谈政治诚信。比如前一阶段闹的“样板戏”进入课堂的问题，很多批评我看还不是一刀见骨。“样板戏”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诚信的问题，“样板戏”进课堂是典型的因为没有历史诚信，而失去了政治诚信。大家都十分清楚八个样板戏来源就是江青一伙搞文化战线的“红色典型”，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极大摧残。这无论是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还是文化大革命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中国的官场自古就是奴颜媚骨者的极乐园，上有所好，下必至焉。◎◎们的为官之道，就是察颜观色之道。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推动样板戏进课堂，那是早已揣摩明白了上意。之所以事后社会反应如此强烈，当事者却毫发无伤，无疑是上峰有此吮疮之好也。肆意的颠倒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问题，也让民众质疑如果没有了对待历史问题的诚信，我们怎能相信今日的政治诚信？
　　摆脱文化大革命余毒的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已解决的问题。纵观历史上苏式集权模式下的几个主要国家，虽然只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显得轰轰烈烈，刻毒蚀骨。但这只是因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比较苏联等更多一些东方色彩的专制猛料，在历史上的各个阶段，苏式集权国家先后都有对异端、异己以及本集团内政治斗争失败者的血腥清洗。专制主义的烈焰，并非纯粹的主义伴生品。砖制主义的烈焰实际上是权力在没有有效约束情况下，人性恶的卑鄙、淋漓的集中体现。没有有效约束的专制权力，很容易利用他们所宣称的“异端的鲜血”点燃人性里积累了数百万年的嗜血狂热，吸引群众天性里对暴力的盲目崇拜。引导群众放弃传统文化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理性成分，自觉走进封闭的铁笼，并接受密探和帮凶的角色。古今中外，砖制者的手段莫非如此。
　　摆脱文化大革命余毒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极端势力假借文化和民意之名逐渐扩张影响的危险。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样板戏”的问题只是个不好的开端，实际上对言论自由的粗暴打压和刻意煽动“义和团”式的反西方的盲动，才是方向恶化的更为具体的信号。
　　历史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摆脱苏式集权模式的计划经济的强大束缚。客观上看这个问题上是有巨大进步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已经基本被摆脱，市场经济因为其明显的效率优势在民众自发的创业努力和辛苦劳动中，产生了经济的巨大进步。但也要看到，计划经济并非已经是一个过去式，实际上它还是在发挥影响。特别是在分配领域发挥了重大影响。
　　中国有个令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十分费解的名词“农民工”。按照正常的逻辑，工人和农民总应该是两个基本概念。既然农民工已经离土务工，那就应该是产业工人。对农民工问题，许多的学者都有探讨，但我看大家的探讨显然还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农民工的问题，表面看是一个户籍问题或者待遇福利问题。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个苏式集权模式的计划经济产生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简单点看，农民工无法获得“工人”的称号，也就没有了获得相应的待遇和福利。比如很简单的一个现象，国营厂的全民的工人要下岗了，肯定有个下岗补贴的问题，同厂的农民工下岗了就没有补贴了。这实际上就是苏式集权模式的计划经济的一个遗留问题。在改革三十年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有一个集权体制下的工人代表权问题。不承认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就是工人代表权在作怪。实际上广大的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大多数产业工人就是农民工。而理论上的僵死和不知放弃，使得先锋队这样的表述成为绝症。所以蔑视广大农民工早就是产业工人的事实，牺牲他们的利益来保证苏式集权政治理论谎言不被最后戳破，成为一种行动上的必然选择。也是广大农民工无法依据宪法成立独立工会，公开的有组织的和资本的利益博奕，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根本弊端之所在。
　　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另一个严重历史问题，就是巨无霸的垄断国企。追求一定的经济规模，组建大的集团企业，这本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但这种趋势毕竟不能是以垄断和牺牲效率作为基础。垄断国企的弊端在当前已经有集中显露，也是助长集权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

讨论了以上几个问题，基本理清了“摸石头过河理论”的前因后果。那么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吗？
　　中国的社会问题如果就像我小时候泅水的小河沟那么浅，站起来水不过刚刚可以遮住大孩子的屁股，那当然应该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但有十四亿人口的积弊已久的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显然不是一个小河沟那样浅的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河”，起码也是一条长江或者黄河。
　　如果有人对你说，要摸着石头过长江，要摸着石头过黄河。那显然是疯了。“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理论，自然有其重要意义。但改革了三十年，问题积累了三十年，今日的中国社会问题显然已经不是可以简单解决的。“摸着石头过河”作为一个历史上有成就的理论，早应走进博物馆里。现在仍号称还在河边摸石头的，其实不过都是一些行为艺术家，他们心里比大众更清楚，摸着石头是过不了长江，摸着石头是过不了黄河的。
　　当代中国社会前进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从表象上讲，我们近来面临三鹿毒婴儿奶粉事件，而实际上，自2006年起，我们起码已经面临了不下十件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其中就是婴儿奶粉问题，也早就发生过造成“大头儿”的奶粉问题，当时也震动全国，但今天看来婴儿奶粉质量问题也没有明显改进。以至于整个乳品工业都发生了严重质量问题。食品卫生的问题，无论是酒水饮料，油盐酱醋，大米面粉，奶粉水饺猪肉等等，几乎我们可以想起来的所有食品，几乎都有让人不快的回忆。如果是一两个食品品种发现问题，可以解释为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几乎每样食品都出问题，那肯定是这个政府执政完全不合格。
　　问题是我们不仅面临着各种食品问题，也不仅是面临着各种产品问题。就今年来说，我们遇到了年初大雪灾时，救灾不力的问题。面临了医改失败，医疗体系混乱，各种医疗事故频发的问题。我们遇到了发生大地震，大量教学楼倒塌，大批学生不幸遇难，明明是豆腐渣工程，但受害者无处伸冤的问题。也遇到了地震初期，抗震队伍调动不灵的问题。我们也遇到了百年难得一见股市暴涨暴跌，大小非大量抛售，严重暴利，股改失败的问题。我们也遇到了楼市暴涨后，揭开大量利益黑洞，并面临楼市崩盘危机的问题。我们也遇到了层出不清的矿难问题和劳工权利被严重损害的问题。
　　而实际上，我们更面临了最高法院的领导者，公然扬言法律工作要考虑政治的问题。我们面临了教育部长不顾社会巨大的反对声浪，强行在中小学推广样板戏教育的问题。我们也面临了上海和贵州等地发生的严重暴力问题。更面临整个社会腐败严重加剧，社会道德迅速下滑的问题。
　　可以说，我们在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在面临各种严重的问题，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政府执政能力的问题，这当然是体制性的严重问题。体制改革的滞后，行政权力的无从监督，早就决定了中国社会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讨论股市问题时，有人提出，大小非支付了股改对价，就应该获得在一级市场流通的权力。表面上看很有道理，实际上稍做研究，不难发现，大小非中含有大量的灰色黑色利益。公开披露的资料中，个别公司的大小非中甚至有一些大股东，最初持有公司股票时，居然只有几岁。其中的蹊跷不言自明。实际上大小非的减持问题，当初的投票权设计大量的散户基本就是没有起任何作用的，也并不曾得到大小非的成本信息。从目前看来有机构不但护持当时的大小非投票过关，甚至大小非的减持，也是委托给机构或有机构护航的。大批的中小投资者，不过是被玩弄于股掌之中。
　　在这里特别要讨论股改对价问题，是因为有一种传说中的说法。大意就是，中国的大批原生性资本都是有原罪的，可以考虑用对价的手段，让这些资本洗清漂白。我想今天股改的失败也教育了大家，这种对价支付是不可能成功的。没有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必然一样最终会在的剧烈社会动荡中失败。
　　红色资本家李嘉诚先生，前一阶段有一个重要谈话。谈话的原意是说大陆股市必然还要跌，股市不景气至少要持续到明年。当时市场传出的救市信息是假的，有人放假消息出货。谈话的最后，他讲这么说的原因是他没听到任何相关消息。看完这段话，我十分好奇李先生发言的目的。事后看来，他的发言无疑是正确的。我想李先生的发言，至少教育了大家，政府机构到底掌握在什么力量的手里。起码说明了了解公共政策信息的优先权在谁手里。
　　现在的腐败问题一直在不断加剧，随便查处一个普通官员，案值往往就是大几百万上千万。而公开官员财产等十分普通的阳光法案，却从来没有放行的迹象。这让大众基本都十分怀疑，是否还有没有腐败的官员，还有金钱摆不平的事。如果突然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李嘉诚这样等级的资本大鳄，有心政治，那该有如何巨大的力量。从现实来分析，这看来也并非一个妄想。极端权力与庞大资本的政治联盟，看来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而巨大的财政能力，没有能够造福人民，早就堕落成了贪婪的掠夺，国富民贫的现状愈演愈烈。执政的目的甚至早已从稍有遮掩的伟光正，迅速堕落为“代表人民花钱”。政府和公共事业、国企、各种协会、人民团体甚至体育团体、和尚道士等都是财政供养或辅助的对象。方方面面官员多如毛，公开资料可以查到的，一个七八千人的小乡镇甚至财政供养人口能达到四五百人之多，正副镇长、书记等科级及享受科级待遇的干部居然超过三十人。每个城市的副市长基本都有十余名，而享受同级别的官员甚至有四五十人之多。官员的设立，基本就无法限制，而各级官员“七姑八姨的”关系充斥到各个单位，“代表人民花钱”的嘴脸昭然若揭。
　　维护所谓稳定的实质，就是毫无限制的统治权力，凌驾于民众意志，肆意挥霍数十年的经济改革所积累的财富。供养起数量庞大的“既得利益”，再通过这些“既得利益”团结的威力来对抗一盘散沙的社会进一步推动体制变革的决心。这是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曾经走过的对抗宪政改革的老路，也是中华民族彻底走向衰败的老路。
　　目前中国看似规模巨大的经济，实际上未必能长期背负如此巨大的社会成本。1900年前的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其实也是巨无霸的水平，财政收入规模更是令日本等新兴国家羡慕不已。但软弱无能的清朝统治者们，几乎几十年间就使中国变得不堪一击。肆意的挥霍和腐败，导致巨大的财政也不堪重负，入不敷出。今日的中国，财政负担的沉重程度，比较1900年前，恐怕有增无减。目前经济增速的减缓和房地产业的萧条，明显已经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某地开始收玉米砍伐费这样的旷古奇闻，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恶例。当财政收入的减少和数量庞大的“既得利益”们的供养成为一个矛盾时，对民众的直接伤害就会越来越严重。
　　任何经济体的经济都是必然会有波动，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是直线上升的过程。当经济体的波动比较严重时，财政收入负担能力必然会有大幅度减弱。而没有充分的体制治改革，没有有效的外力监督，减少数量庞大的“既得利益”的努力如何能成功？没有充分的减负，经济波动加剧时，利益的博奕必然更加残酷，大多数民众的弱势地位和缺乏有效的民主制约规则，必然导致利益博奕暴力化，社会的动荡必将不可避免，伤害必将无所不在。这是体制改革必然要进行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肯定不能无视问题的复杂性，抱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态度。要认识到今天所面临的制度性的变革并非完全是全新的创举，实际上改革本来就是从打破“公有制的制度垄断”开始的。改革之初的农村改革和国企改革，不能仅仅看作是纯粹的经济改革，而要看到这些改革打破“公有制的制度垄断”的伟大的制度创新的意义。
　　改革之初的农村改革，本来就基本打破了“公有制农村制度”。把农业人口从“贫困的农村公社”中解放出来。城市发生的国企改革等经济市场化改革则把大部分城市人口从“城市公社”式的各种工厂、商店、服务设施等公办经济中解放出来。从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有利推动了整个社会跨越式的进步。这些改革都是系统性的制度变革的一部分。从改革历史的第一天起，制度的变革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伟大历程。
　　今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进一步推动体制变革，把政府从苏式集权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教育从苏式集权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法律从苏式集权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文化从苏式集权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言论自由从苏式集权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彻底打破不自由的思想枷锁，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
　　“摸石头过河理论”在改革初期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低估了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长江，摸着石头过黄河吗？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认清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积极继续推动体制变革。只会使数量庞大的“既得利益”的胃口越来越大，社会负担越来越沉重，社会问题的累积越来越严重。从而彻底牺牲三十年改革的成果，使中国社会面临清朝末期那样的宪政改革失败后的动荡危险。
　　应该认识到，改革的先行者们在推动改革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改革的原动力是强国富民的理想。当初民众也是认同这种努力，并愿意追随改革的理想。但稳定的假象和国富民贫、贫富分化不断严重的事实正在完全破灭民众追随的理想。如果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改革理想的道义力量，愚蠢停滞的稳定必然积累起能量巨大性的不稳定的摧毁性力量。世界上的稳定，只有动态的稳定，没有发展，没有进步，稳定不过也是一只周老虎。

　

尾音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积淀了太多厚黑学和三十六计的权谋史。没有对异端权利的审视和尊重，中国的几千年历史的大多数时间，政治文明总是处于很低的层次。密室阴谋与三十六计不仅挥之不去，而且在每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刻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被上升到文化高度学习和膜拜。肉体消灭作为中国历史权力斗争中至高无上的潜规则，不仅在战争和政变中被奉为金科玉律，甚至在不同的理论争议的斗争中，也是首选选项。而肉体间互相消灭的危险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利益派别间，缺乏和解共生和相互妥协的勇气，从而助长了利益博奕的暴力化。
　　充斥了几千年的经典统治理论，居然是“奉天承运”和“内圣外王”。历代“代表民众花钱”的统治者们，无不被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们沐猴而冠，装扮成“圣人”“道君”和伟光正。虚伪无聊的统治文化，徒有其表。统治者既摆脱不了自己贪婪的“食欲”，大吃海捞，也没有克制自己无耻的淫欲，春色无边。本来就是侵占了大量了社会财富和资源的人格卑贱的窃贼，却被历代的御用文人们用功德表章，巧舌如簧的装扮为神圣的“天子”。
　　道德巍巍和社稷煌煌，被“既得利益者”们大肆吹捧，而个体权利被彻底践踏。草民们被摸光了钱袋，还被洗白了脑袋。几千年中华文明中，最经久不息最经典的文化效用，浓缩起来就是官家“卖拐”。经典的“卖拐”理论，引导着被忽悠的晕乎乎的异常狂热而坚定的皇民们，紧跟乌黑油亮的大辫子，高举金光闪闪的“两个凡是”，围绕在紫禁城下，幸福的过着传统有中国特色的皇民生活。
　　现在回顾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改革之初，真正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无疑首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经典论述，核心意义在于肯定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触及的是全民族的灵魂。它不仅彻底撕毁了“两个凡是”这样的“帝王诏”，也基本打倒了充斥了几千年经典的“卖拐”文化和苏式集权模式混种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恶魔”。让大家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原来陷在专制的烂泥潭里，“摸石头过河”摆脱泥泞和腐臭，成为民心所向的重大抉择。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所肯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教育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决非虚幻的乌有之乡，而必然是这个世界上事实存在的现代的文明社会。“实事求是的原则”实际上也给出了一个有效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判断“河的对岸”是什么，是世界上事实存在的“现代化的文明包容的多元化的公民社会”。肯定了具体存在的 “实事求是”的文明社会，就是改革的基本方向。从改革开始的第一天起，在“实事求是原则”引领下，改革就是一场彻底摆脱苏式集权模式的伟大的体制变革的实践。从改革历史开始的第一天起，体制的变革就是不可逆转的一个伟大的实践历程。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市场经济改革等等重要改革，归根结底，都有摆脱苏式集权模式的体制变革的重要的实践意义。而我们今日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原则”引领下，坚定的继续推动并实践摆脱苏式集权模式的体制变革。彻底打破不自由的思想枷锁，完成中华民族伟大的振兴大业。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后时代的今天，明明清楚“摸着石头过长江摸着石头过黄河”是一场荒诞闹剧。依旧在“摸石头”的行为艺术家们，公然沉浸在“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好时代”的“卖拐”数钱的喜悦之中。全然未觉察激流和旋涡正在悄悄逼近的危险，没有历史诚信的“样板戏”一类的事件，文化斗争式的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公然宣扬的政治凌驾于法律以及暴力冲突的不断加剧，都正在严重恶化社会理性进步的基础。没有到达“河对岸”的坚定决心，虚假的稳定又能苟延多久。
　　1908年秋天，不断拖延宪政改革的大清帝国日渐疲敝，革命蜂起，辫子国在历史洪流中摇摇欲坠。深夜的紫禁城里，高贵而愚蠢的老妇人孤独得倒卧在病榻上，气息奄奄，痛苦挣扎。干清宫前的最后一盏宫灯，也终于在凄风苦雨中悄然熄灭。

文章提交者：湿雨伞

现在,他们哪里是"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想过河,他们是想呆在河里"混水摸鱼"!在 他们看来,一旦过了河,他们的权\利和既得利益都会失去,那是他们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