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文化“走出去”的翻译传播机制研究

源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 周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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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从2006年9月13日颁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大政方针以来，至今已有10个年头。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主题具体涉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等相关的内容。而在这些内容之中，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主要手段。值此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解读，指出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走向。

亟须“走出去”的文学地域性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涵盖“中国文化”研究(即选材研究、文化专门领域研究、文化现象研究)、“走”研究(即译者模式、翻译方式、翻译过程、传播方式、交际手段、宣传策划、传播机制等方式的研究)和“出去”或“走出去”研究(即宣传效果、传播效果、接受效果、提升效果、市场效果、异化和归化效果等结果的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等思想一脉相承。“中国故事”和“中国特色”属于内容研究，“讲”和“阐释”属于方式研究，两个“好”属于效果研究。当然，效果还要分为整体传播效果(译外效果)和翻译过程中怎样“讲好”、“阐释好”本身叙事效果(译内效果)等。
　　谈“中国文化”，主要是谈中国的地域性。所谓文学的地域性，周作人曾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认为，“地域性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而且受到乡土作家的相当重视;他们利用某一地方的特点，如地方方言等，来强调和形容某一个地方的独特性。”(《葛浩文文集》)他还承认，“几乎在所有我们讨论过的作品中，最初吸引读者共鸣的不外是民族主义的主题，但是构成其长久吸引力的却是它们的乡土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乡土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地域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表征，而针对乡土文学的英译实践批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正好对应了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国家需求。

文学作品“走出去”的翻译传播机制
　　中国文化怎样“走”才算“走出去”？把汉语翻译成外语，是最初步的“走出去”。从初步走出去到真正走进去再到完全融进去，是对于“走出去”的不断层次化和深化，既涉及翻译内部问题，也涉及翻译外部问题;既包括语言问题，也包括超语言的问题。至于是不是真正走出去了，还要有量化的考察指标，比如典籍翻译的种类、数量、印数、销售数、引用率、引用层次等。但是，虽然市场指标至关重要，但绝非市场决定论，还要看文本类型等因素，以防经典娱乐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不是得到了有效提升，需要历史地、长期地考察，不必因为暂时的接受效果不佳而下“夭折”的结论。
　　此外，对于中国文化的相关翻译研究要有针对性。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言及的并不都是翻译上的问题，所以还要将翻译学上的传播效果和新闻出版领域、外宣领域的传播效果区别对待或有机结合。“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和保持文化个性之间在实践上会有不平衡的地方，不宜一股脑儿将功过都加在翻译的头上而迷失了学理上的思考。
　　以“乡土语言”的翻译和研究为例，迄今为止，译学界对于“乡土语言”翻译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秦毅在《文学作品翻译“走出去”是必然》一文中说道，“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曾表示，中国本土文学作品的翻译困难主要在于‘乡土味’的准确性，而目前国内有关本土文学作品‘乡土味’的翻译研究只有寥寥数篇。”汉语“乡土语言”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部分，不管实践上能否行得通，对其的翻译和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意义就在于找到深层的规律，让人们通过研究提高理论的认识水平。

传播主体的文化身份研究
　　作为文化“走出去”一部分的文学翻译对外传播研究，除了特定文本的翻译传播研究外，整体上还具有如下的一些表现：或在宏观上存在文化泛论现象，或在微观上聚焦于个别文化热词的翻译;系统性讨论较少，而零星讨论又以“二元对立”立场作“正误”判断的居多;部分研究出于对汉语事实难以穷尽或翻译局限性的顾虑，以翻译形式(如“音译”、“意译”、“音译+意译”)简单归纳最为常见，有时感性甚至会超越理性，最终与原有文本出现偏离。
　　我们可以以葛浩文的“连译带改”与翻译批评的关系论述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一提到葛浩文的删节和改写，中国译学界便显得愤愤不平，大多主张维护原文内容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但是，我们或许可以试想，中国翻译者对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也有过那么多的“简写本”、“简译本”、“改编本”等翻译版本。毕竟文学的创作与接受需要百花齐放，因此，作为译者的葛浩文也一直试图在向原文意义求真和对市场务实间不断进行着各种平衡的努力。
　　除上述问题以外，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有些领域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缺乏具有深度的相关解释力。比如，研究涉及范围涵盖了文学翻译的多个方面，从译者模式到传播模式，从翻译效果到接受效果，从传播过程到传播手段，从文学翻译到科技翻译，从汉民族文化典籍到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从泛文化翻译研究到专书翻译批评研究，从翻译内部研究到翻译外部研究，从古代典籍翻译研究到现当代文学翻译研究，等等。此外，还比较缺乏有关对翻译主体的研究，即对于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译者群和“中国故事”写作作家群的研究。其中，译者群又包括中国译者群、国外汉学家译者群、旅居海外的华裔译者群、加入中国籍的原籍译者群、中外合作译者群和直接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华裔作家群。他们的经验和行为规律怎样？影响效果如何？他们的文化身份对行为的影响又如何？借用一些中国本土的翻译理论，是否能够给予比较有效和合理的解释？是否也能够给翻译实践以良性的导向？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相关翻译研究的拓展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15AYY0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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