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惠民思想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8-10-18 17:59:43

诸葛亮的惠民思想
⊙ 赵清文／文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汉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和军阀混战的恶劣环境下，他意识到，如果要想在激烈竞争的残酷现实中立足并进一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标，就不能仅仅凭借武力和掠夺，而必须考虑到老百姓的安定；只有老百姓安定了，统治才可能稳固。因此，在治理蜀国的实践中，他比较注意人民的疾苦，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提出并实施了许多惠民的观念和措施。

一
　　诸葛亮一生戎马生涯，南征北战，然而，他认为，战场上的拼杀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能够使老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至老不相攻伐”，这才是社会治理最理想的状态。因此，在社会治理的模式和方法上，诸葛亮十分注意安抚百姓，强调要充分重视农业生产，保护老百姓的积极性。具体来说，诸葛亮的“抚百姓”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是劝农业。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农业对于国计民生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因此所有明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把发展农业生产摆在突出的位置。诸葛亮认为，要想实现富国安民的目标，就必须通过各种政治和经济措施鼓励农业生产。他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在治理蜀国的实践中，诸葛亮也表现出了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刘备入川之前，巴蜀、汉中一带就已经“民殷国富”。蜀汉政权建立之后，诸葛亮等人积极推行了屯田、劝农等措施，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同时，还维护和兴修水利工程，以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战国时修建的大型水利枢纽都江堰，对于巴蜀地区的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葛亮派人认真维护。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派1200人专门把守一座水利工程，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可见蜀汉政权当时对这一水利工程的重视。此外，诸葛亮还新修了一些水利工程。《诸葛亮集》卷五《遗迹篇》引《成都志》说：“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又引《一统志》说：“大诸葛堰、小诸葛堰在金齿指挥使司城南一十五里，皆有灌溉之利”。这些堤堰的修筑，对于蜀国农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由于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一直到蜀汉末年，仍然是一派“男女布野，农谷栖亩”的繁荣景象。
　　二是均贫富。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都会有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是，如果贫富差距过大，势必影响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存，从而导致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的不稳定。诸葛亮深深的意识到这一点，他继承了先秦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说：“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唐、虞之政，利人相逢，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秋有余粮，以给不足，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故五霸之世，不足者奉于有余。故今诸侯好利，利兴民争，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在诸葛亮看来，保障贫困的生活，避免富者兼并贫者，是保持民心安定、社会有序的必要措施，否则，就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人心浮动、社会混乱。
　　三是禁末作。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工商业生产一直存有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农业才是立国之基、富民之本，工商业不但不会创造社会财富，甚至会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因此一般将工商业称为“末作”。例如《管子·治国》中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其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这种观点在诸葛亮的思想中也有明显的反映。他对老子《道德经》中：“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贵无用之物，使民心不乱”的观点持赞同的态度，并进一步发挥说：“各理其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古者齐景公之时，病民下奢侈，不遂礼制。周、秦之宜，去文就质，而劝民之有利也。夫作无用之器，聚无益之货，金银璧玉，珠玑翡翠，奇珍异宝，远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锦绣纂组，绮罗绫縠，玄黄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文刻镂，伎作之巧，难成之功，妨害农事，辎軿出入，袍裘索襗，此非庶人之所饰也。重门画兽，萧墙数仞，冢墓过度，竭财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经云：‘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在诸葛亮看来，“无用之器”、“无益之货”都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只能浪费社会资财，只有引导老百姓勤苦躬耕、勤俭节约，才能使他们养家活口。
　　四是节用度。与“禁末作”的观点相联系，诸葛亮主张应当节省用度，增加积储，以备不时之需。他说：“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治人之道，不亦合于四时之气乎？”只有节约财用，“素有积蓄”，才能免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安心生产和生活。

二
　　诸葛亮主张社会治理中应贯彻抚民、劝民之道，但他并不是主张要对老百姓施以小恩小惠。根据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他提出了“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的主张。他举例说：“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诸葛亮认为，必须通过“示仪轨”，使老百姓明白、理解并自觉遵循社会和国家所要求的各种行为准则和规范，从而让他们能够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不外乎两条途径：教化和赏罚。
　　治国之道，礼义法度不可少。诸葛亮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必须要通本识末，通过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规律，为治国施政确立明确的原则和法度，把社会发展纳入到规范有序的“规矩”之中。如果这样，治理国家时就能够事半功倍；而如果没有明确的原则和法度，不论统治者如何努力，国家也终将一团糟。诸葛亮指出，治国如同治家一样，一定要先立其“本”，本正则末正。而所谓的“本”，就是“经常之法，规矩之要”。他说：“庠序之礼，八佾之乐，明堂辟雍，高墙宗庙，所以务人之本也。故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圆凿不可以方枘，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故天失其常，则有逆气，地失其常，则有枯败；人失其常，则有患害。经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此之谓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法制度，就是在国家治理中为人们所立下的规矩。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有序。
　　国家有了明确的礼义法度，就要通过各种途径使其深入人心，以使人们能够自觉遵守。而贯彻礼义法度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对下属及百姓进行教化。而教化之道，最重要的是通过教育者的熏陶感化，将外在的秩序规范内化到老百姓的内心之中。诸葛亮认为：“教令之政，谓上为下教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由此可见，在诸葛亮看来，实行教化，只有在上位者要以身作则，才能上行下效，使得制度规范得到人们发自内心地认同。事实上，诸葛亮一生也正是这样做的。例如，在街亭之战由于用人不当导致惨败之后，他曾经上表自贬三级，以作为对自己“授任无方”的处罚。自从跟随刘备之时起，诸葛亮的地位就非常显赫，刘备临终前甚至留下如果自己的儿子无能，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的遗言。然而，诸葛亮并没有因此而骄横跋扈，而是始终“鞠躬尽瘁”，严格要求自己，事事率先垂范，以至最终留给子孙的只有十多顷薄田和几百株桑树，内无余帛，外无盈财。诸葛亮之所以受到后人的尊崇，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一生始终奉行严以律己、率先垂范、清正廉洁、“死而后已”的原则。
　　在对待教化与刑罚之间的关系上，诸葛亮采取了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他虽然在原则上主张“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但具体到蜀汉政权当时面临的各种问题时，他却认为在国家治理中应当“威之以法”，以做到“恩荣并济，上下有节”。对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他说：“秦以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闇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答法正书在当时社会混乱、人心浮动的形势下，只有赏罚并用、教化与刑罚并行，才能够受到好的治理效果，使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赏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做到公平、公正。诸葛亮认为：“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通过赏罚对人民进行引导时，必须要注意赏罚得当，令出必行，严格按照事先约定和颁布的制度行事。否则，赏罚措施就不但起不到理想的效果，甚至会事与愿违，“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他说：“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故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如果赏罚不均，甚至有功不赏，有过不罚，法令就会形同虚设，赏罚手段也起不到引导人民自觉遵守规范的目的。尤其是对于刑罚来说，一旦刑罚加到人身上，其结果就是不可逆的，即使失误之后采取补救措施，也往往已经给被罚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缺憾，所以尤其必须谨慎。因此，虽然诸葛亮一生注重发展，认为“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故设斧钺之威，以待不从令者诛之”。但是他一再强调，统治者在“决狱行刑”时必须要慎之又慎，既不能草率莽撞，更不能有“喜怒之政”，必须要“问其情辞，如不虚不匿，不枉不弊，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瞻其看视”“喜不应喜无喜之事，怒不应怒无怒之物，喜怒之间，必明其类”只有做到了赏罚公平，使好人都能得到鼓励，恶行都能受到惩治，才能够使刑罚之政真正起到教化人民的目的。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8-10-18 18:00:11

三
　　各级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密切，对于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诸葛亮提出，在社会治理中，必须要首先“理上”、“理大”、“理近”、“理内”、“理强”，只有统治阶层端正了，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自觉维护社会秩序。同时，还要“省官并置”、“去文就质”，否则，如果官吏队伍过于庞大，人浮于事，肯定会酿成事端，从而危害社会，祸害人民。他指出：“治乱之政，谓省官并职，去文就质也。夫绵绵不绝，必有乱结，纤纤不伐，必成妖孽。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明君治其纲纪，政治当有先后，先理纲，后理纪；先理令，后理罚；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先理强，后理弱；先理大，后理小；先理身，后理人。是以理纲则纪张，理令则罚行，理近则远安，理内则外端，理本则末通，理强则弱伸，理大则小行，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
　　因此，诸葛亮一直非常注重官吏队伍的建设，他认为：“夫治国犹于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求生，举贤求安。故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故治国之道，举直措诸枉，其国乃安。……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是以聘贤求士，犹嫁娶之道也，未有自嫁之女，出财为妇。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士慕玄纁而达其名，以礼聘士，而其国乃宁矣。”正是基于这种用人观，在出征北伐之前给刘禅所上的《出师表》中，他曾经提出了“亲贤臣，远小人”的主张。那么，什么样的人是“贤臣”，什么样的人是“小人”呢？对此，诸葛亮曾经对如何识人、用人进行过一些深入思考，并提出了判断“小人”和举用“贤才”的具体标准。他认为：“夫军国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结党相连，毁谮贤良；二曰，侈其衣服，异其冠带；三曰，虚夸妖术，诡言神道；四曰，专察是非，私以动众；五曰，伺候得失，阴结敌人。此所谓奸伪悖德之人，可远而不可亲也。”这里所谓的“可远而不可亲”的“五害”，其实就是对告诫刘禅必须“远”的“小人”的判断标准。而对于举用贤才，诸葛亮认为，统治者要想得到贤才，不能仅在自己身边挑选，应当“必求隐处”，并且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表面现象和流言蜚语所迷惑。他说：“夫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或有怀宝迷邦，匹夫同位；或有高才卓绝，不见招求；或有忠贤孝弟，乡里不举；或有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或有忠质于君，朋党相谗。……故人君悬赏以待功，设位以待士，不旷庶官，辟四门以兴治务，玄纁以聘幽隐，天下归心，而不仁者远矣。”在汉末和三国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下，许多有才华的人为了躲避人祸，纷纷隐居林下，因此诸葛亮“必求隐处”的求贤思想，是有其独到眼光的。事实上，诸葛亮的被重用，就是刘备求贤若渴，“必求隐处”的结果。

四
　　诸葛亮在社会动荡的特殊时代，以敏锐地眼光看到了人民的安定对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的重要意义自觉关注民生，积极主张实行惠民措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诸葛亮的惠民措施真正带给普通老百姓利益是非常有限的，但同当时只顾眼前利益、不顾人民死活的其他割据势力比起来，诸葛亮的这些观念措施，对于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对于尽可能地保证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许多观点，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今天看来，仍然很有定价值。
　　首先，真正的惠民不是对人民施以小恩小惠，而是创造条件使老百姓生活稳定，安心从事生产。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仁政”、“德治”一直是被推崇的社会治理方式。“仁政”、“德治”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要充分了解和尊重普通老百姓的需要和利益，用宽仁、道德的手段来管理民众，爱民、惠民、利民。然而，实行惠民措施，并不是仅凭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而是应当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和老百姓生产和生活安定、有序进行的要求出发，给老百姓创造宽松的条件，鼓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热情，引导他们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措施，发展生产，减轻劳动者的负担，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管子》中说：“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凌上犯禁”。诸葛亮也认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只有老百姓各种合理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才能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创设，为老百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本正则末正”，在诸葛亮看来：“夫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故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本不失末，为政不失其道，万事可成，其功可保。”从制度保障上确保老百姓能够自由地从事生产，提高才能，完善自我，不但是提升老百姓个人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条件，而且对于国家的健康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人民创造稳定的生活环境，离不开法律制度等规范形式，而法律制度的实施，关键是对老百姓加强教化，让他们自觉地融入到社会秩序之中。“教化，国家之急务也。”中国有着悠久的教化传统，历代开明的政治家和学者无不将教化列为国家的一件大事。诸葛亮一向重视礼法制度的建设，但是他认为，礼法制度不能仅仅成为约束人民和显示统治者权威的工具，而是应当通过使老百姓理解和认同礼义制度，让他们自觉地遵守，决不能不教而杀，使礼义法度成为残害人民的工具。如果只是制定制度规范而不使其由他律转化为老百姓的自律，而仅仅将其作为惩罚和约束的手段，那无异于在现实生活中为老百姓设置了重重网罗和陷阱。因此，诸葛亮非常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他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最基本的途径就是“道之风化，陈示所以”。他解释说：“‘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日月之明，众下仰之，干坤之广，万物顺之。是以尧、舜之君，远夷贡献，桀、纣之君，诸夏背叛，非天移动其人，是乃上化使然也。”诸葛亮在洞察历代兴亡和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无疑也深深体会到了教化对于稳定社会、安抚民心的重要作用，因而将其作为治国和抚民的根本措施。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在完善法制的同时，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也仍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一种社会规范和制度体系只有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同和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优势，避免形式主义。而要使外在的制度规范内化在人民的心中，首要的途径就是教化。
　　最后，各级公共管理者的素质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必须加强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和监管，避免“父母官”成为“害民贼”。诸葛亮指出，在国家治理中，与人民的生活秩序直接相关的，往往是那些职位低微的下层官吏。如果下层官吏不知收敛，贪婪无度，就会极大地危害人民的正常生活，从而扰乱国家的统治秩序。他提醒统治者：“明君之治，务知人之所患卑服之吏，小国之臣。故曰，卑服无所不克，莫知其极，克食于民，而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因此，诸葛亮提出，在对官员进行考察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老百姓最憎恨什么。他认为，普通老百姓有“五苦”。“或有小吏因公为私，乘权作奸，左手执戈，右手治生，内侵于官，外采于民，此所苦一也；或有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或有重罪得宽，扶强抑弱，加以严刑，枉责其情，此所苦二也；或有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之人，断绝语辞，蔽藏其情，掠劫亡命，其枉不常，其所苦三也；或有长吏数易守宰，兼佐为政，阿私所亲，枉克所恨，逼切为行，偏颇不承法制，更因赋敛，傍课采利，送故待新，夤缘征发，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此所苦四也；或有县官慕功，赏罚之际，利人之事，买卖之费，多所裁量，专其价数，民失其职，其所苦五也。”而这“五苦”都与官员的张扬跋扈、贪婪暴虐、徇私枉法、赏罚不均等恶劣作风有关。因此，“凡此五事，民之五害”，这五个方面其实就是官吏对老百姓的“五害”。如果官吏存在这些劣迹，就“不可不黜”；而如果没有这些恶习，则“不可不迁”。诸葛亮的这些思想，对于现代社会中加强公共伦理建设，合理选拔和任用人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谭家健，李知文《水经注》选注[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3]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　赵守正《管子译注》[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5]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赵清文，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哲学博士

源自：襄樊学院学报2008年6月第29卷第6期

何晓 · 发表于: 2008-11-13 14:27:55

惠民之说，又来久矣。

wujiecisco · 发表于: 2008-11-26 15:55:33

我觉得：诸葛亮的惠民政策，倾向于道家学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但“无为无不为”。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免费注册

[三国] 诸葛亮的惠民思想

相关帖子 »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