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金沙遗迹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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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
　　分析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由于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不过，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周围的大型建筑、重要遗存来看，蜀风花园所在区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金沙遗址“一醒惊天下” 可能改写成都古代史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的“金沙遗址”，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的今天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今天，成都市文化局一位负责人怀着十分激动的告诉记者，这件事即将轰动世界。四川考古界，专家学者喜不自胜。发掘工作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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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商业街大型船棺葬的发现属于开明蜀国统治者的遗存，成为开明蜀国在成都城区的重要标志，金沙遗址的发现所揭示的是过去文献完全没有记载的新的珍贵材料。专家分析说，已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折射的信息告诉我们，古蜀统治者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金沙遗址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从遗址所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蜀地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存在的差异是否在年代或遗存性质上有不同则需进一步工作才能确定，玉琮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文化对蜀地古文化的某种影响。铜器以小型器物为主，目前尚未出土与三星堆一致的大型青铜面具、神树等青铜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金沙遗址的性质尚不能最后确定，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是由于出土大量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金沙遗址出土千余件精美文物到4月12为止，金沙遗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
　　已经出土的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请看这张凤凰金箔，它的造型与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及其相似。金箔上，凤凰的嘴角线细如发丝，清晰可辨，足见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艺的精湛。一件件玉器，色泽如初，表层温润，细腻如肤。更令人惊叹的是，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
　　玉器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凿、玉斤、玉镯、玉环、玉牌形饰、玉挂饰、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该玉琮雕刻极其精细，琮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一绝；数量极多的圭形玉凿和玉牌形饰颇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饰有朱砂。

铜器400余件，基本上为小型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戚形方孔铜壁、铜铃、铜挂饰、铜牌饰及铜礼器残片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
　　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龟、石蛇等；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作捆绑状，其造型与成都市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卧伏状，造型生动，耳部和嘴部涂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样。
　　象牙器40余件，仅有柱状形器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圆点，周围有六个圆点，出土的象牙不计其数，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当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
　　专家认为四川“金沙文化”是多种文化作用的产物
　　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
　　与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则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称，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明显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这说明金沙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璋并不是此地“土生土长”的，它们是通过长江这条自古以来的黄金水道自下而上运输至此的。金沙文化与中原及长江下游的频繁交流充分说明了此时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古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各区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良渚文化的器物通过长江传到蜀地，证明成都当时对外交往和贸易已非常频繁，也说明古蜀国并非古人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同时也证明，当时蜀地也不是如文献记载的“不晓文字，不知礼乐”的蛮荒之地，已具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
　　能够证明金沙遗址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还不仅于此。已清理出土的一吨左右的象牙一部分产于古蜀国的南部，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相邻的云南、贵州等地。这部分象牙很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这里的王公贵族的，这也说明了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金沙遗址首次被权威定性为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
　　中新社成都一月十六日电《成都晚报》报道说，经过近十个月的考古发掘，金沙遗址第一次作出权威性的定性：该遗址为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三平方公里以上，同时很有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据成都市考古队王毅队长介绍：考古队在一期考古阶段重点对梅苑东北区域、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体育公园两处文化堆积区进行了集中发掘。位于遗址东部的梅苑，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金器、卜甲共七百余件和大量的象牙，大量的象牙堆积坑和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分布区都与宗教仪式活动有关，专家认为这一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兰苑遗址位于遗址的中南部，该区的文化堆积分布面积约二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已达一万零四百二十五平方米，发现有大量的房屋建筑遗迹和红烧土、三百余个灰坑、三十余座墓葬、一座陶窑等遗迹现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和少量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时代约为商代晚期。各种迹象表明，“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可能是居住、生活区；体育公园位于遗址中部，发掘面积一百六十二平方米，发现十五座墓葬，其中三座墓葬有随葬品，出土少量玉石器和陶器。
　　从墓葬的文化层和房址分析，该区域可能是居住、生活区，废弃后成为墓地。而在此次集体大发掘中没有涉及的第四大区域──黄忠遗址，根据前两次的发掘，专家认为可能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据此，专家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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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出土文物而设立的主题公园式博物馆，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等部分组成。
　　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东距成都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地势平坦，起伏较小，遗址内及周围河流较多，遗址的南面1.5公里处是清水河，摸底河更是在遗址内蜿蜒东流，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自2001年以来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又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对遗址命名的基本原则，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商、周时期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

金沙遗址是周边同时期商、周遗址中心遗址，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
　　祭祀场所：位于遗址东南部，沿着一条古河道南岸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63个，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象牙数百根，还出土了2000多颗野猪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
　　大型建筑：位于金沙遗址东北部，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建筑。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
　　房址：发现了70余座，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
　　墓地：已发现集中的墓地3处，共有墓葬2000余座。墓葬有单人葬、双人合葬，经鉴定的双人合葬墓均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妻合葬；有一次葬、二次迁葬；有竖穴土坑墓、船棺墓。大部分墓葬没有随葬品，少部分墓葬随葬有一些陶器，极少数墓葬随葬有较多的铜器、玉器等。
　　已经出土的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太阳神鸟金饰金箔度0.02厘米，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足见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艺的精湛。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色泽如初。更令人惊叹的是，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其中最大的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

分析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由于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不过，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周围的大型建筑、重要遗存来看，蜀风花园所在区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根据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商业街大型船棺葬的发现属于开明蜀国统治者的遗存，成为开明蜀国在成都城区的重要标志，金沙遗址的发现所揭示的是过去文献完全没有记载的新的珍贵材料。已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折射出信息：古蜀统治者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从金沙遗址所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蜀地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存在的差异是否在年代或遗存性质上有不同则需进一步工作才能确定，玉琮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文化对蜀地古文化的某种影响。铜器以小型器物为主，目前尚未出土与三星堆一致的大型青铜面具、神树等青铜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金沙遗址的性质尚不能最后确定，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是由于出土大量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金沙遗址出土千余件精美文物，金沙遗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其中金面具距今约3000年,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
　　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由四只飞鸟首足前后相接。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玉器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凿、玉斤、玉镯、玉环、玉牌形饰、玉挂饰、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约22厘米的十节玉琮颜色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该玉琮雕刻极其精细，琮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一绝；数量极多的圭形玉凿和玉牌形饰颇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饰有朱砂。
　　铜器400余件，基本上为小型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戚形方孔铜壁、铜铃、铜挂饰、铜牌饰及铜礼器残片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
　　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龟、石蛇等；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作捆绑状，其造型与成都市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卧伏状，造型生动，耳部和嘴部涂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样。
　　象牙器40余件，仅有柱状形器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圆点，周围有六个圆点，出土的象牙不计其数，总重量近一吨，在祭祀场所里，这些象牙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神灵的重要祭品。有时是整根象牙极有规律的朝着一个方向摆放；有时象牙被切成饼状或圆柱状；还有的时候是只取象牙的尖来祭祀。这些方式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宗教色彩，具有某种特定的宗教含义。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当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还出土木耜、木雕彩绘神人头像。

经过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基本认为遗址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前1200～前650），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金沙应是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
　　金沙遗址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史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地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代文明。
　　专家认为四川“金沙文化”是多种文化作用的产物
　　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
　　金沙遗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
　　与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则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称，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明显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这说明金沙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璋并不是此地“土生土长”的，它们是通过长江这条自古以来的黄金水道自下而上运输至此的。金沙文化与中原及长江下游的频繁交流充分说明了此时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古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各区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
　　良渚文化的器物通过长江传到蜀地，证明成都当时对外交往和贸易已非常频繁，也说明古蜀国并非古人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同时也证明，当时蜀地也不是如文献记载的“不晓文字，不知礼乐”的蛮荒之地，已具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
　　能够证明金沙遗址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还不仅于此。已清理出土的一吨左右的象牙一部分产于古蜀国的南部，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相邻的云南、贵州等地。这部分象牙很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这里的王公贵族的，这也说明了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