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年人享受到长期照护，政府、个人皆应承担责任

　　长期照护（Long Term Care, LTC），就是在持续一段时期内给丧失活动能力或从未有过某种程度活动能力的人提供一系列健康护理、个人照料和社会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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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成都扩大长期照护保险试点 成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员明年起纳入保障范围
  

源自：《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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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让老年人享受到长期照护，政府、个人皆应承担责任
⊙作者：张盈华

重医附一院青杠老年护养中心一角。图/视觉中国  4a7e-imrkkfy4225124.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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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人在生命末端最终都会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要由他人照护，长期护理保险就是为此建立的一种筹资机制。为了这项制度健康长久，政府的制度设计要合理，个人也应勇担社会责任

　　“减税降费”是2018年的热词。这一年9月的国务院常务会提出，抓紧研究提出社保降费方案。2019年4月，社保降费综合方案正式发布。在降费的大环境下，有一个“新生儿”似乎“生不逢时”，那就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高龄化亦步亦趋，失能化危如累卵，而少子化断裂了家庭养老的链条，“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逐渐演化成社会风险。对冲这些风险的制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医疗保险基金控费压力不断加大，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潜藏风险，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严重缺乏。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大多保障的正是这个处于生命末端的群体。
　　如果我们到护理院走一趟，看到那些因病、因残、因年老体衰而无法生活自理的人时，会升起浓浓的怜悯之情，也会莫名地为自己生命尽头的日子犯愁。这种心理会推动一些人去做养老志愿者，这些志愿行为就是社会团结的表现，它彰显一种对生命末端的社会关怀。
　　然而，如果公共政策不能未雨绸缪，社会制度不能与时俱进，最终还是难以实现“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的政府承诺。

“生不逢时”却肩负重任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全球并不多见，只有德国、日本等少数几个国家独立建制。四年前，中国前瞻性地提出“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将其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本质是一项社会保险，参保人员通过缴费形成待遇权益，在长期失能并需要照护时，可以获得经济补偿。建立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举全社会之力，化解个别长期失能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和身心压力，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问题是，谁应为这项社会保险制度筹资，筹资多少，待遇又几何呢？在当前“降费”的大环境下，能否“逆行”增设一个社保缴费项目呢？有人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生不逢时。
　　即使如此，这项制度仍被赋予了众多期望。细数下来有：落实健康中国行动，促进老年健康（国发〔2019〕23号）；满足健康和养老需求，推动消费稳定增长（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与养老服务体系有机衔接，促进扩大养老服务消费（民发〔2019〕88号）；推动形成诊疗—康复—长期护理连续服务，促进增加长期护理医疗资源（国发〔2016〕78号）；提高医疗保障度，推动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十三五”规划纲要》、人社厅发〔2016〕80号）。
　　这里有国家发展战略，有政府年度工作，也有社会保险、卫生健康、民政等民生事业的发展规划，可谓承载期许，任重道远。
　　2016年6月，人社部选取15个城市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下称“80号文”）。
　　试点两年之际，2018年5月国家医保局应国务院机构改革部署成立，下设长护办领导小组，承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任务。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国家医保局正在紧锣密鼓研究，寻找破解“降费”和“建制”两难的解决办法。
　　试点实施四年来，成绩与问题共存，成绩大于问题，但也有问题无法绕过。
　　从国家医保局陆续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8年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地区共覆盖6360万人，实际受益25.5万人，四年的制度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包括：15个试点城市均按社会保险原则搭建了制度框架，已完成政策出台，并均已启动实施；有25万多长期、重度失能人员受益，在生命力最薄弱阶段感受到了政府关心和社会照顾，活得尊严，走得体面。
　　此外，受需求端购买力提升的刺激，试点地区养老服务市场正在形成，20多年一直推而难动的养老服务业正在快速崛起（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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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成绩单显示试点效果是不错的，尤其在降费大环境下，在不增加单位和个人缴费负担前提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取得这样的经济和社会效应，难能可贵。
　　下一步扩大试点，以及未来这个制度在国家层面建立，有一个问题是无法绕过的，如不加以解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难以长久持续的。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筹资。

遭遇“筹资难题”
　　筹资，在各国都是难题。在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资金严重“依附”于医保基金的补给，还远谈不上独立筹资。
　　中国的社会保险是分群体设立的，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面向单位职工，最早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后来发展到私营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职工，进入新世纪后，无雇主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加入职工社会保险的意愿增强，参保条件有所放松，那些无雇主人员只要自付了单位缴费（低于职工的单位缴费），就可以像单位职工那样参保。
　　另一类面向城乡居民，这个群体没有雇主，也无力自付单位缴费，过去在发生风险时只能依靠救济制度托底，近十年来这个群体也有了自己的社会保险，即相继建成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与单位职工不同，城镇居民收入相对低，收入来源不稳定，缴费能力不强，于是便由各级政府“代行雇主缴费之责”，财政补助成了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的重要筹资来源。比如，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各级财政的最低补助是每人490元，个人缴费是每人220元，政府补助占到了筹资总额的70%。那么，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如何覆盖这两类群体，又当如何筹资？
　　“80号文”的指导意见是，“试点阶段，可通过优化职工医保统账结构、划转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结余、调剂职工医保费率等途径筹集资金”。
　　从15城市试点来看，“调剂费率”这一步根本没有迈出去，长期护理保险的筹资主要还是来自划转医保基金。总体上看，从医保统筹基金直接划转的占长期护理保险总筹资规模70%，通过调整医保统账结构划转的占20%，剩下的不到10%是个人直接缴费，这些人都是没有医保个人账户的城乡居民。
　　从这一点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严重“依附”医疗保险制度，如果没有医保基金支持，试点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就成了无源之水。
　　目前，试点地区的筹资机制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青岛、上海为代表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大户”，这两个城市已经实现制度全覆盖，参保人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它们的筹资主要来自医保基金划转。另一个以南通为代表，将单位职工和城乡居民同步纳入统一制度，政府补助发挥重要的筹资作用，例如南通长期护理保险全部筹资中有47%来自政府补助，其中含福彩基金。
　　筹资来源的不同，反映了地方政府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定位的差异，这又进一步反映在待遇给付方案上。
　　青岛、上海主要从医保基金中划转筹资，待遇以医疗护理为重，例如青岛的“专护”床日定额平均260元/天，最高可达300元/天，直到2018年才将生活照护项目纳入支付范围；上海虽是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并重，但医疗护理始终占基金支付重头；南通、上饶、荆门等试点城市，政府补助是重要筹资来源，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主要向生活照料倾斜，生活照料的支付标准高于医疗护理，南通还将护理床、轮椅等辅具器具的租赁费纳入支付范围，为的是鼓励居家生活照料。
　　总之，在应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筹资难题”上，试点地区走出了两条不同道路。
　　下一步扩大试点，以及在不久将来正式建立推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决策部门要回答这些关键问题：到底是继续依附医保基金，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作为医保制度的延伸，还是摆脱医保基金，将长期护理保险独立建制，独立筹资？到底是分群体设立筹资机制，多缴多得，还是不分群体，建立统一制度，将待遇水平与缴费水平完全脱钩？

站在“十字路口”
　　经过四年试点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走到了十字路口。
　　一条道路是小步慢走，先将单位职工覆盖进来，建立一个城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费，有能力代行单位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加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很有可能是“统账结合”，因为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是“统账结合”，单位缴费进统筹账户，个人缴费进个人账户。因为没有单位缴费，城乡居民很难加入到这个制度中。
　　另一条道路是一步到位，将全体国民覆盖进来，建立一个全覆盖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所有人都同步加入，参保不再区别群体和身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是筹资主要来源，因为城乡居民的缴费能力远低于单位职工，缴费水平和保障度一定是由“木桶效应”那块最短板决定，筹资和待遇标准一定是“就低不就高”。
　　影响第二个制度可行性的关键是个人缴费能力。不同群体的缴费能力高低不均，以2018年为例，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82461元，各个行业平均工资差距很大，最高的将近14万元，最低的不到4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其中城镇居民大约4万元，农村居民不到1.5万元，城乡差距也很大。如果把这些人全部放在同一个筹资机制下，收入最低和收入最高群体的缴费能力至少相差10倍。
　　能否将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的不同人纳入同一个制度，用同一标准缴费、核准待遇资格、给付待遇？缴费标准若“就高”，城乡居民无法加入进来，缴费标准若“就低”，高工资行业的单位职工看不到合意的待遇，也不愿加入进来，这又使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陷入“筹资能力”和“参保激励”的两难。
　　在这个问题上，试点地区也有两种不同选择。一个选择是采取多缴多得，单位职工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费，缴费水平高，享受的待遇水平就高，城乡居民按定额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缴费，缴费水平低，享受的待遇相对也低。例如，青岛将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划分为单位职工、一档居民、二档居民，各个群体的缴费水平不同，报销比例分别是90%、80%和70%。这种制度设计实际是“沿袭”了医保制度的做法，采取分层缴费、分层报销的做法，好处是兼顾各方缴费能力，弊端是群体分割，易出现待遇不均造成的心理失衡。
　　另一选择是采取均一费率，所有参保的人按照统一费率缴费，政府按照统一标准提供财政补助，按失能等级确定待遇标准，相同等级的失能人员待遇相同。
　　例如，南通在试点内制定统一筹资标准，医保统筹基金、个人缴费、政府补助分别按照30元/年、30元/年和40元/年的标准执行，所有参保人经评估确定为重度失能（失智）或中度失能（失智），在选择居家或机构照护后，接受相应标准的照护服务或经济补偿。好处是制度公平，弊端是待遇水平不会太高，但可引入补充保障来提高待遇，给商业险留下发展空间。总之，两种不同的筹资机制，透露出两种不同的制度定位。
　　时间已走到2019年10月，距离落实扩大试点任务结束期不到两个月了。站在十字路口，作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主管部门，国家医保局一定是思忖再三，仔细掂量，需要考虑周详。
　　作为崭新的社会保险项目，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汲取其他五项社会保险发展的经验，要紧跟社会发展脚步，制度设计要有前瞻性。

“全人群”的制度之选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经历了20余年，织就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会安全网。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社会保障制度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很快，中国将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随之全面进入“后小康社会”时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党的十九大将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界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划时代的转变，也是设计各项经济社会政策、落实各项改革任务的新的社会背景。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诞生在上述背景下，应当瞄准这个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制度设计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发力，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制度发展道路。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这里用到了三个“全”；“健康中国”是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以“全民健康”为根本目的，并“立足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里又用到了三个“全”。这些无不透露出中央对社会保障制度深化改革、深入发展的指导思想。
　　与以往民生政策强调建章立制不同，新时代的民生政策更强调一个不能少，一处不能落下。“全人群”应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平等、统一、全覆盖应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时代之选。
　　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要覆盖“全人群”，就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制度，在筹资上摆脱对医保基金的依赖，否则，单位职工从城镇企业医保制度中筹资、其他人从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中筹资，又造成了群体割据的两个制度，人为地将处于生命末端的重度失能者划分成待遇高低不同的两个群体，那么这个制度的温度将不复存在。
　　要在待遇上摒弃分群体差别化，形成公平的、可持续的给付机制，首先要建成稳健的、可负担的筹资机制。然而，如何做到？

探索独立筹资的“郑州模式”
　　笔者所在的团队做了一项研究，以郑州市为对象，考察“医保基金逐步退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筹资”的可行性。结果显示，筹资低起步、待遇保基本、全人群覆盖，具有财务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郑州是国家中心城市，这几年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走得很快，2018年实现了GDP突破万亿、人均GDP突破10万元的跨越，在社会发展上有意愿、也有能力步子迈得大一些。2018年郑州地方财政总收入1903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105元，相当于城镇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0.9%，较全国水平（34.2%）高一些。总体上看，郑州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能力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中等略上的位置。
　　对郑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思路是：让医保基金退出长期护理保险筹资渠道，筹资完全来自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全人群覆盖，不分单位职工和城乡居民，采取统一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
　　具体操作是，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4%作为筹资上限，考虑到农村居民筹资能力较弱，测算期的筹资标准暂定为108元/年，保持三年不变；受益人数参照“六普”各年龄段老年失能发生率，并用国际成熟数据套算至所有年龄段，再用德国各失能等级的待遇标准作为参考，确定了待遇保障水平。测算结果显示，如果医保基金全部退出筹资渠道，个人缴费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6%，财政补助占上年地方一般预算性收入的0.35%，可以实现4.8万重度失能人员的不同照护服务需求，各失能等级的待遇标准为660元/月～2040元/月，待遇标准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1/7～1/2。
　　从个人缴费、财政补助负担和制度覆盖面、保障度等多因素角度评价，“郑州模式”可行且有效。
　　并且，医保基金退出后，长期护理保险就可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社会保险项目，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并列，填补长期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没有社会保护的制度空白。
　　“郑州模式”的政策含义值得关注：首先，它坚持了“全人群”覆盖，并建立统一制度，使长期护理保险成为第一个突破城乡界限、打破人群分割的社会保险制度；第二，它以“低起步”筹资，强调个人缴费、引入财政补助，让长期护理保险成为一个彰显个人责任、体现政府使命的社会保险制度；第三，它坚持“保基本”的待遇原则，待遇保基本意味着可以让更多人享受福利，同时避免出现像过度医疗那样的“过度照护”，长期护理保险因而会成为一个理性发展、注重长远的社会保险制度。
　　然而，“郑州模式”未必完美。比如上述测算是基于全员参保并缴费，但事实上，年轻且健康的劳动力群体是没有缴费意愿的，因为长期失能风险发生在这个群体身上的概率非常小，“逆向选择”问题在长期护理保险上会比其他险种更为突出。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强制参保。
　　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除了强制参保，还需要一种关怀弱者、相互帮扶的社会团结氛围。

生命末端的社会关切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非冰冷的缴费—待遇关系，相反它更有温度。这项制度的待遇形式是照护服务，帮助缓释无法治愈疾病带来的痛苦，协助孱弱身体的日常起居，让生命末端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末端，大多数人最终都会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要由他人照护，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就是为此建立的一种筹资机制，于人于己都应积极参保并缴费。这是个人的社会责任。
　　政府更应尽此责任。中国经济增速趋稳，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一般情况下政府支出项目要“排队”，按照先到先得规则，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新生事物，照理只能排到政府资助的队尾。但是，时代变了，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社会政策的重心正在向老年问题倾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第一个高峰期1950年～1954年，5年共出生1076万人，年均增速3.3%；第二个高峰期大致1962年～1974年，持续13年，3464万新生人口，年均增速7.9%；第三个高峰期1985年～1990年，6年出生1451万人，年均增速2.6%（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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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高峰的发生原因不一样。第一个高峰是战后的“婴儿潮”，这些人现在逐渐步入70岁，70岁以后失能发生率会显著提高，未来十年，这1000多万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日益增加。第二个高峰产生了大批多子女大家庭，这批出生人口正是当前失能老人的主要照护者，再过3年～4年这些人也将步入老年，他们人数多、子女少，最担心老无所依，也最有可能老无所依。
　　在第二个高峰期出生人口大量步入老年后，长期失能人数会大幅增加，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会快速聚集，亟须树立相互帮扶的社会团结氛围。
　　在老龄化和高龄化的新形势下，尊严老去，体面老去，才能给美好生活画上圆满句号。“后小康社会”来临，我们正在走向现代化，社会政策的顺序需要调整，一切有利于保障全人群尊严生活的社会项目应当提前，应当优先得到政府资助和支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正是这样的项目。

⊙　作者简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编辑：王小
　　（本文首刊于2019年11月1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源自：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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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失能老人长期照护难题待解 国家卫健委：正研究
⊙记者：许雯　编辑：于音　校对：柳宝庆

　　我国有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其中有1200万人完全失能。
　　新京报快讯（记者：许雯）4000万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急需照料。记者今日从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我国有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但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严重不足。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正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指出，我国老年健康工作难点突出，其中最主要、最大的难点是老年健康服务供给严重不足。我国老龄化快速发展，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2.5亿，占总人口的18%，还有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但是老年医疗机构、康复机构、护理机构、安宁疗护机构数量严重不足，人员、服务能力严重不足，这和老年人的迫切需求差距非常大。
　　同时，对高龄、失能老年人上门健康服务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基层缺乏人员，另一方面也缺乏一些标准和规范，上门服务有上门服务的规范，另外也有上门服务的风险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在研究解决，所以上门的健康服务严重不足，这和老年人健康需求差距很大。
　　另外，对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严重不足，我国4000万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其中有1200万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对长期照护服务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
　　“如果这个老年人在家里面靠家庭成员来护理，对这个家庭的负担是非常重的。现在的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有一个失能老人在家里，压力是非常大的。”王海东说，我国对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对失能老人照护费用支付的稳定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方面服务严重缺失，国家卫健委也正在研究解决。
　　他透露，下一步将出台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政策文件，包括加强老年人医疗服务机构建设，以及对失能老人的照护、对上门服务等。今年还将在部分省市开展失能老人的评估和健康服务的试点。

源自：蓝鲸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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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康惠制药披露公告，将与多方资本共出资20亿发起设立长期照护人寿，据了解，该公司若申建成功，将是国内第一家长期护理人寿保险公司。值得一提的是，从该公告内容显示，长期照护人寿的股东名单中，医药行业占股比例最高。
　　实际上，药企+保险联合发展并非个例，对医药行业来说，布局寿险市场具有先天性的优势，对报保险公司来说，更全面掌握各类疾病数据，也有助于开发更具差异化的保险产品。
　　如今，我国已成为全球老龄化人口最多的国家，在此情形下，长期护理等保障保险的需求日益增多。不过，纵观目前，我国护理保险的发展仍以政府主导为主，该险种涵盖在各类基本养老保险中，商业保险在此方面的动作则仍有不足。但长期护理保险是为长期护理服务提供保险保障和资金支付的保险制度，因此，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大力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康惠制药联合多路资本，国内首家长期照护人寿申请筹建
　　近日，康惠制药披露公告，称拟与中国老龄产业协会金融涉老服务发展委员会签订了《长期照护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招股协议书》，出资两亿元发起设立长期照护人寿，出资比例10%。
　　值得一提的是，药企在长期照护人寿的股东名单中占据重要位置。具体从股东出自比例看，瑞康医药为唯一一家出资占比达20%的企业，另一家药企陕西康惠出资2亿，占总出资额的10%，宜华企业同样涉及健康医疗行业，该公司出资2亿，持股比例为10%，上述三家公司出资占比共计40%。化工行业中国储能源与河北精信化工持股比例共占20%；其余公司中，地产行业国瑞兴业、物流行业东泰物流、基建行业联泰集团、勘测设计行业综勘院的持股比例则均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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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此次由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所属的中国老龄产业协会金融涉老服务发展委员会牵头，多路资本计划申请筹建的国内第一家长期护理人寿保险公司。从其上报给监管部门的申请材料来看，它的运营模式为“照护保险+护理服务+产业链投资”，目标是实现养老护理全产业链延伸，金融产业化整合。

药企+保险共破难题，布局大健康产业链
　　实际上，药企参与到寿险市场并非个例。
　　一方面，根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内容，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将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商业养老保险具备很好的前景。另一方面来看，同其他资本相比，药企因常年同医保支付等打交道，投资人寿保险市场也具有先天优势。此外，随着近年来医改逐渐深入，加大商业健康保险和社保对接的呼声也较高，多家上市药企对投资保险市场保持热情。
　　资料显示，目前已有多家人寿公司具有“医药”背景，如江西汇仁集团医药科研营销有限公司持有民生人寿6.99%股份；以中医药产业为发展重心的广东新南方集团持有珠江人寿10.30%股份，还有如泰康人寿、复兴联合健康等保险公司同时具备多家医药、医疗行业背景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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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除了筹建、投资保险公司以外，也有部分药企选择通过与保险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共建“大健康”产业链。
　　此外，近年来保险公司新增的非保险子公司中，“养老”、“医院”、“医疗”等涉及大健康领域的公司同样日趋增多。如前海人寿控股的大健康相关子公司中就包括前海人寿医院广西有限公司和前海人寿医院投资南宁有限公司；平安人寿子公司名单同样在去年新添中国平安健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新华人寿涉及医疗健康领域的子公司共有9家，其中，养老产业有4家，包括新华家园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而健康产业公司有1家，为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等。还有太保寿险、弘康人寿、百年人寿、民生人寿等多个寿险公司都开始设立健康管理、养老休闲旅游等子公司。
　　对此，有分析认为，打通药企和保险公司的产业链使两者形成利益共享分享共担的关系，能够有效化解两者间的信息不透明的问题。有业内人士同时指出，通过打通健康产业链，保险公司精算师可以全面掌握各类疾病数据，从而开发出差异化有特点的创新险种。

长期护险需求日益增多，商业保险仍待发力
　　而对于长期护理险来说，由于近年来未富先老、未老先衰成为养老和医疗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今，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迈入老年期，逐渐成为新增老年人口的主体，但4-2-1的家庭状态使大部分老年人在精神支持与生活照料上产生缺失。根据2016年全国老年办发布的《第四次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中国老年人中有18.3%的老年人为失能、半失能状态。
　　如是背景下，老年人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日趋增多。从目前的试点城市的筹资水平来看，长期护理保险人均筹资是大病保险的4-5倍。2016年底，全国大病保险覆盖10多亿人，整体规模超过300亿元，由此推算，长期护理保险全面推开后，市场的理论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不过，从长期护理险的发展情况来看，目前为止仍主要以政府行为主，将长期护理险涵盖在各类基本养老保险中。
　　以上海为例，2013年，上海“老年护理保障计划”在6个街镇试点，2016年，上海再次立法明确全市建立“老年照料需求评估制度”，保障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需求。其中就包括，通过各类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医疗需求，逐步扩大老年人常用药品和医疗康复项目的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减轻老年人的医疗康复负担，让更多老人享受专业照护服务。
　　但是商业保险方面对此则略显发力不足。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国军表示，当前的养老保险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适当的财税优惠政策是关键，一方面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消费者的负担，提高参与度。
　　今年6月，国务院第177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提出，支持商业保险机构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养老保障。
　　据悉，此项《意见》出台后，多个保险公司表示，今后将加大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力度，产品范围将扩大到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险种。如此前推出保险养老社区产品的合众人寿，正在研究开发与养老社区对接的长期护理险，以打通养老产业全服务链；平安养老险方面则表示，未来将细分市场，加大产品开发以及在投保与服务运营方面的投入，进行移动互联方面的技术优化和创新，提供抵御通胀、医养结合的增值保障型养老金产品，同时通过最新技术精准定位客户养老护理需求，为各层级养老护理服务制定标准，对服务资源进行整合探索。

面临挑战，科学借鉴照护保险海外经验
　　目前，我国人口正迎来高速老龄化阶段，我国已经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医疗、养老保险等行业都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朱俊生认为，养老保险产品未来要实现个性化、差异化，关键要做好市场细分，要根据消费者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的财富积累程度以及对养老的期待等，设计开发出符合人们需求的养老保险产品。
　　而从海外发展模式来看，我国的商业养老保险也有许多可值得借鉴的地方。
　　以日本为例，整合社会资源，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健康养老服务质量经验值得学习。在日本，介护保险的运营方式为政府主导，由多种主体提供完备的介护服务。政府鼓励民营企业和私人投资的服务企业为老年人口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在管理中引入市场原则和竞争机制，由需要介护服务的老年人口来自由选择适当、高效的介护服务提供者。
　　以德国为例，建立服务者资格准入制度，加强服务质量监控是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值得借鉴的地方。据了解，长期照料服务机构在获得资格认证，并和长期照料社会保险机构签订服务合同以后，可以成为长期照护服务运作的第三方。并由联邦一级等机构共同制定了长期照护服务的原则和标准，对服务质量、质量担保及措施、机构内服务质量管理制度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与此同时，在地方上，医疗咨询服务机构及相关机构代表地方长期照护社会保险基金，承担各类服务机构的质量监督工作。
　　以澳大利亚为例，建立科学、合理的老年人照护需求评估体系，针对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类型的健康养老服务以合理利用资源。据悉，在澳大利亚，专家组会对申请接受服务的老年人口进行评估，以确定适合的养老机构或社区，及老年人应享受的照料服务等级，制定相应的养老服务计划。不今日此，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评估机构，对老年人口的经济状况进行评估，包括各种房产收入、股票、银行利息、退休金等，以此决定每人可获得的老年津贴数量。
　　不过，虽然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略有滞后，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步到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强，我国健康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基于我国目前护理服务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状况，要实施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可借鉴海外发展模式进行一系列配套的制度改革和建设发力破题。

　　长期照护是指在较长的时期内，持续的为患有慢性疾病或是处于伤残状态下即功能性损伤的人提供的照顾和护理服务。主要内容是为失能、半失能人群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社会交往和临终关怀等综合性、专业化的服务。基本目标是满足那些患有各种疾病，或是身体残疾的人们对于保健和日常生活的需求。服务的方式包括家庭、社区和机构提供的从饮食起居照料到急诊或康复治疗等一系列长期服务。长期照护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家庭照料，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背景下，由多个部门构成的一种制度性安排，而不是简单的生活照料，正规化和专业性是长期照护的显着特征。除此之外，长期照护需要照料、康复和保健相结合，体现了对需求人员照护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