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令中国人痛恨的日本野心奏折

　　总指挥来到前线，全军士气大振，一万多名将士与日军和叛军血战到天黑，付出伤亡近千人的代价，打伤打死日军五百人和叛军七百人，夺回了所有失去的阵地。
　　又过了五天，经过补充和休整的日军，派出七千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起还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日本政府急忙下令增派援军。由于马占山的部队杀敌勇猛，日军已经是第二次增派援军了。

　　三天后，日军派出步兵、骑兵和炮兵四千多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进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进入争夺阵地的混战状态。
　　隔一天，日军得到陆续到达的增援后，又出动大约三个联队约一万一千人的兵力，骑兵和步兵分为两路，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还有飞机、坦克和重炮配合作战。从拂晓到午夜，日军连续发动十多次进攻，对三间房一线形成了包围态势。凌晨2点，日军坦克突入守军阵地，将守军分割，守军各部自行作战，与日军肉搏，直到拂晓。
　　守军且战且退，向后备阵地转移。马占山闻讯，再次赶到前线，命令部队回头反攻日军，将丢失的阵地夺回。这时，侦察兵发现了日军前沿指挥所的位置，马占山立即派骑兵从侧翼出击，突然将它包围，击毙二十多名日本军官，摧毁了日军指挥所，差一点抓住日军的多门二郎中将。日军后方受到威胁，自行撤退。马占山率领手 枪队，将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
　　一次，日军飞机低空扫射，有恃无恐。中国官兵怒不可遏，持枪卧射，日机被击中，坠地毁亡。一名战士徒手冲过火线，连夺两挺机枪，人称“孤胆英雄”。
　　守军经过十多天血战，伤亡总数超过六千人，弹药快打完了，部队十分疲惫，已无力再战。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撤退到齐齐哈尔。第二天，为了避免日军炮轰齐齐哈尔市区，又率全军撤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首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抵抗，使日军在入侵东北后第一次尝到了中国军队的铁拳。日军在“九一八”以来第一次受挫，害怕消息传开，动摇军心，便造谣说，是苏联向马占山提供了军火。
　　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声名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市面上出现了一种“马占山牌香烟”，广告词说：“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把清朝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马占山在嫩江桥畔重创日军的时候，在天津，时年二十五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他居住的静园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个后裔，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朝一起赶下皇帝宝座，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过不足三年的无上尊荣。现在，给他提供过庇护的日本人，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

班旧臣的意见。
　　几天前，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劝诱溥仪去东北，牵头成立由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老谋深算，说谎话绝不脸红。他做的事情，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在哪里。他拉拢中国的军阀、政客和流氓，手法上很有一套，因连连立功而晋升大佐，当上了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这一次，他又说得溥仪动心了。当然，土肥原的恐吓更为有效，他适时地给溥仪摆出了张作霖的下场。
　　溥仪固然日夜盼望“重登大宝”，但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样的大事，还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向土肥原刨根问底：
　　“你所说的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流畅地撒了一个谎：“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含糊其辞地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满脑子复辟梦的溥仪却不含糊：“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立刻顺着他的话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这下来劲了：“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见目的已经达到，高兴地说道：“那就请宣统皇帝早日动身吧……祝陛下一路平安。”
　　溥仪没想到，他和土肥原的这次秘密会见，很快就被报纸披露出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肥原此行的目的，是要把溥仪搬到东北去做傀儡。
　　年轻的溥仪今天召集谋臣们开会，就是要下最后的决心。他听着大家激烈的辩论，嘴里没有表态，心里却认为反对他立刻出山的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把社会上对他的规劝和警告，一概置之不顾。
　　老奸巨滑的土肥原，比溥仪大了二十三岁。为了把溥仪尽快哄到东北，他略施了几个小计，要让溥仪觉得天津不可久留，坚定出走的决心。
　　有一天，溥仪正在听谋臣给他讲帝王之道，突然，贴身侍从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连声喊道：“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瘫在沙发上，吓得站不起来。他好不容易才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筐礼品，说是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差他送来的。他放下礼品，匆匆告辞而去。祁继忠按照惯例检查礼品，只见水果筐子里赫然躺着两枚炸弹！静园的居民们惊魂未定，日本军警闻讯赶来，检验炸弹，得出结论：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这件事当然是土肥原一手炮制的。祁继忠是日本人收买的间谍，他伙同日本特务，把炸弹放进水果筐里，演出了上面的闹剧。
　　第二天，土肥原派翻译过来对溥仪说：“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吧。”
　　溥仪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两天收到的一些恐吓信：“如果你不离开此地，当心你的脑袋！”溥仪还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祁继忠接到维多利亚餐厅一名茶房打来的电话，告诫溥仪近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藏有电刀，准备刺杀满清末代皇帝。茶房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杀手。
　　土肥原一手安排这些圈套，溥仪蒙在鼓里，越想越怕，便对土肥原的翻译说：“好！请你尽快安排吧。”
　　翻译说：“遵命！为了陛下的安全，请不要告诉不相干的人。”
　　一天傍晚，按照日本人的安排，祁继忠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悄悄开出了静园。土肥原叫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暴乱，掩护他们出逃。他们顺利地通过各个路口，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这桶汽油是为溥仪准备的，只要溥仪一行被中国军队发现，日本兵就会把它点燃，让溥仪和汽船同归于尽。
　　危机四伏的小汽船，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把他送往黯淡的前程。土肥原的阴谋得逞了。三个月后，溥仪展转到达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为国人所唾骂。
　　溥仪离开天津，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将“皇后”婉容带走。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歇斯底里，闹得天翻地覆。日军为了安抚溥仪，派遣“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婉容接到东北。这个年轻的女特务采用偷梁换柱的计策，用棺材将婉容运出天津，交给关东军。伪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使她成为日军中军阶最高的女人。

　　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日军连连哀叹。
　　土肥原在天津活动，不止是劝说和威逼溥仪北上，还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又寻找借口，以援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把矛头指向辽西重镇锦州。
　　进攻锦州，是日军预定的作战计划。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从马占山手里夺得了齐齐哈尔

，已无北顾之忧。本庄繁派混成第四旅团侦察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阵地，同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中国政府已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当天下午命令关东军停止进攻，日军撤回辽河以东。
　　但是，野心家的顾忌是短暂的。刚过十天，日本陆军大臣就改变了主意，命令关东军攻占锦州。经过二十天的准备，日军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在飞行队支援下，向锦州发动进攻。锦州守军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第二天就开始撤退。1932年第三天的早晨，守军全部撤出锦州，当天下午6点，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整个辽西地区。
　　日军在进攻锦州的前期战斗中，遇到了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激烈抵抗。这是东北第一次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帜的队伍，是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组建起来的。他们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指挥公安骑兵总队，策动伪军两个旅反正，然后收拾被日军重金收买的辽西土匪凌印清的部队，将凌印清处死。
　　接着，他们又去收拾为日本人收编土匪的张学成。这个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亲侄子，他组织了汉奸队伍“东北自卫军”，为日本人攻打锦州。对于张少帅的堂弟指挥的这伙伪军，荣臻等人都感到棘手。
　　黄显声却坚决地说：“谁投降日本做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
　　他们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支持黄显声进剿，明确指示抓获张学成“立即正法处决，以遏乱源”。公安总队马上出动，在高山子一带歼灭了这股匪军，把张学成当场击毙。
　　接着，公安总队向锦州且战且退，然后与东北军一起，沿大凌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攻锦州。
　　锦州沦陷后，中国正规军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日本关东军便派出第二十师团，把黄显声的义勇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日军这个师团有一名中佐，名叫古贺传太郎，十分凶悍，被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率领着一支本庄繁认为“攻无不克”的骑兵联队。古贺的骑兵侵占了锦西县城，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
　　一天早晨，古贺派出一支三十人的部队，到锦州师团部领取弹药给养，县城只留一个小队，他自己率领七十多名骑兵向城西一带“扫荡”。黄显声的义勇军获得情报，在古贺必经的道路上设下埋伏。
　　上午10点钟，古贺的骑兵耀武扬威地到达龙王庙附近的狭窄路口，义勇军开枪射击。日军遭到突袭，无法展开，一时人仰马翻，古贺当即中弹死亡，只有十几个日本兵逃进县城。
　　下午，义勇军在钱塔子屯岭下预设埋伏，等候着古贺派往锦州领取给养的那队骑兵返回。日军进入伏击点，义勇军开火打击。附近村庄的一百多名老百姓，拿着锹、镐和锄头跑来参战，把日军重重包围起来，将他们全部歼灭。
　　义勇军两次伏击古贺的部队，消灭六十多名日军，基本上歼灭了古贺骑兵联队，日军大为震惊。古贺中佐的死，引得关东军发出哀叹：“实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日军为了报复黄显声的义勇军，出动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飞行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黄显声把辽西相继出现的各路义勇军编成二十二路，合编成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共六万多人，部队愈战愈勇。这支义勇军一直坚持战斗了一年多，直到日军侵占热河与长城各口以后，才陆续溃散。
　　1932年秋天，张学良将黄显声的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率部出关对日军作战。后来，他被张学良派往武汉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他和日军在漳河前线打了一场硬仗，还将武器送给八路军。他与周恩来多次接触，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当他被迫脱离第五十三军，准备离开武汉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他密捕，先后关押在贵州的阳朗坝集中营和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1949年11月，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终年五十三岁。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在上海煽动战火。
　　日军占领锦州的第三天，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匆匆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田中隆吉少佐发了一份电报，说关东军打算在第二年春天实现“满洲”独立，要田中在上海实施已经策划好的事变，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东北引向上海。

　　田中隆吉马上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为日军炸死张作霖提供过情报的女特务，其实并无日本血统。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廷肃亲王的十四格格，中国化名叫金壁辉。她当年不过二十六岁，就以妖艳不羁、心狠手辣、善于交际而闻名。她的日本义父，把她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她因此而获得“东方魔女”、“乱世妖姬”的称号，还有人把她和一个充当德国间谍的著名荷兰女人相提并论，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
　　川岛芳子虽然在学生时代就爱女扮男装，痴狂地投入骑马、击剑、柔道和射击等“男性运动”，并宣称自己“永远清算了女性”，但她从事间谍活动，仍然是依靠女性的魅力。与她同时代的歌星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自然也是情场高手，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
　　田中隆吉就是川岛芳子征服过的日本军人。现在，田中要她为日军侵略上海制造借口，刺探中国守军的情报。由于川岛芳子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与中国各大城市的外国租界理顺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天忙得团团转。
　　川岛芳子得到田中的授意，来到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找到天崎启升等五名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安排他们前往马玉山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名叫三友实业社的毛巾厂，工人们反日情绪高涨，组成了工人义勇军。五名日本僧人在工厂门口观看义勇军操练，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主动挑衅，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事情发生后，日方宣称，有一名受伤的日本僧人在日本医院里死去了。第二天下午，六七千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第三天凌晨，田中隆吉指令日本宪兵军官，安排设在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袭击三友实业社。六十多名暴徒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悄来到三友总厂外面，用硫磺弹引发火球，焚烧厂房和工房。时值深秋，天气干燥，火势迅速蔓延，等到职工们发现火情去扑灭时，厂房一角和几栋工房已被烧毁，三十几台织机毁损于大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各个岗亭旁的日本人，见有巡捕准备向捕房报警，便开始行凶，砍死一名巡捕，砍伤两名。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一千多名日侨在上海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以僧人事件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军和海军来上海“保护侨民”。会后，六百多个日本人手持武器向吴淞路、老靶子路和四川路游行示威，大喊挑衅的口号，殴打行人，捣毁几家商店，还阻止电车通行。当时的情形，中国人似曾相识。不久前，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护侨民”，手法完全一样。
　　三天后，川岛芳子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反过来诬告中国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都有租界，日本人成功地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
　　上海局势吃紧，一触即发。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日本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二十三艘军舰，四十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多人，武装日本侨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
　　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意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统率。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把第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前

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第十九路军受到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不久，第十九路军被调到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全军三万多人，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一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营房，彼此可以望见。官兵们故意让日军看见他们举行野外演习，要让日军知道，中国军队是不怕日本侵略军的。
　　但是，第十九路军的作战准备很不充分。他们连军饷都领不到，要备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广东人，年方四十，血气方刚。他自小景仰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偶像指引下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一·二八”战争爆发前五天，他在军官会议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们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是安徽人，时年三十七岁，早年参加过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北伐战争中是第四军的三虎将之一。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已感到失望，对不抵抗主义更为反感。蔡廷锴发言后，他接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的家乡就是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他年轻时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在蒋介石组织对红军的前三次“围剿”中，他不愿攻打红军，称病不出。这位一心抗日的总指挥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第二天，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接着，他们在苏州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们一致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占领了淞沪铁路上的天通庵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鲛岛大佐指挥一千六百多名日军，由二十多辆装甲车引导，得到炮火支援，在闸北宝山路、青云路等多个路口，向第十九路军阵地进攻。守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依照总部密令，奋起反击。蒋介石派来为了接防并阻止抗战的宪兵第六团，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也奋起抵抗。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接到报告，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战争打响半小时，枪声更加密集。第一五六旅官兵初次遭遇日军，愤怒地高喊：“狠狠地揍他们！绝不让敌人占便宜！”
　　日军装甲车突然停下，接着又猛冲过来。守军等待着日军接近，突然，手榴弹雨点一般向装甲车飞去，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烟尘四处飞腾。日军装甲车连忙掉头逃跑。守军的机枪怒吼起来，扫射日军步兵，刹那间，阵地前面倒下一排排日军尸体。第一五六旅的战报报道：“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
　　年近四十的广东人翁照垣，率领第一五六旅三千多名官兵坚守阵地，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重创日军。翁旅长后来写了《“一·二八”淞沪血战史》一书，说他手下官兵同日军初次交战时，他就发现士兵的勇敢不可思议。班长潘德章在日军装甲车冲锋时，沉着地用机枪扫射，打死几十名日军。他左臂中弹，继续射击，把日军打退。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俩，左冲右杀，刺死十几名日军，寡不敌众，光荣牺牲。副连长谭绍平和上士张桂林，击毙十几名日军，带伤向日军反冲锋，在日军炮火下以身殉国。
　　天亮以后，日军仗着有装甲车掩护，不断冲向守军，日军战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和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翁照垣旅组织敢死队潜伏起来，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他们没有丢失阵地，还在炮火掩护下找机会发动反击。日军遭到顽强抵抗，惊呼“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海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发生大火，日军趁机猛攻北站，守军顽强抵抗一小时，放弃北站阵地。下午5点，翁照垣旅主力发动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乘胜追击，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撤退，日军的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日军要求停战，第十九路军同意了日军的要求。
　　日军叫停是为了增兵。他们用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将五千名陆战队运到上海登陆，长江一带原有的日本海军和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统一指挥，开到上海附近水面。

　第十九路军赶紧调整部署，将驻扎在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和真如一带，将第六十一师调到上海。原驻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开往前线，增强防御力量。
　　2月3日，日军出尔反尔，再次向闸北进攻，同时动用二十多艘军舰和十多架飞机，轰击吴淞炮台。日军的轰炸有一些确定的目标，因为在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当晚，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军送去了情报。

　　日军的第二次进攻，仍然有装甲车掩护。他们占领了可以扼守要地的屋顶，架起机枪，向守军阵地射击，还把手榴弹从高处扔下，炸毁防御工事。守军处境艰难，仍然寸步不让。他们也扔手榴弹，和日军拼刺刀。一声声轰然巨响，双方官兵都在爆炸中粉身碎骨。
　　中国军队拼死搏杀，仍然挡不住钢铁的装甲车。日军突破阵地，将守军切断为两截。守军迎头反攻，把手榴弹扔向日军。他们愿意舍身成仁，只求炸毁那些该死的装甲车！日军胆敢冲上来，守军便和他们拼刺刀。中国军人视死如归，日军躲在装甲车后面缩成一团，不敢前进。守军一次连续炸毁日军装甲车五辆，打退日军的冲锋。翁照垣旅伤亡严重，上级派第一二○旅接防。
　　日军连连失利，不甘心失败，发动第一次总攻击，几千人分三路会攻闸北，几百人攻击八字桥。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迫使日军承认“进展不易”，只好撤回出发阵地。
　　第二天，日军企图在吴淞方面取得突破，出动十三艘军舰和二十四架飞机，猛烈轰击吴淞要塞，炸毁炮台六座，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要塞登陆。翁照垣旅迅速增援吴淞，将日军击退。这一天，守军歼灭了江湾日军一个联队。守军乘胜反击，各线激战长达九小时，日军再次失败。
　　第三天，日军再次进攻闸北，第十九路军顽强抵抗，阵地失而复得。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守军后方阵地很坚固，如果不付出较大代价，是难以攻破的。于是，日军停止进攻，撤回原阵地。
　　日军的第一次总攻被守军粉碎了，曾经扬言四个小时就可以占领上海的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由于指挥进攻失败，被撤消职务，并领命回国。对于这件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道：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像盐泽上将（应为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么多错误。这都是由于他一开始就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中国军队就会落荒而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工会和学生会，动员市民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
　　开战后第三天，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前往真如慰问前线将士。宋庆龄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壁残垣前留影，表达她与官兵们一道抗战的决心。何香凝赋词一首，题为《赠前线将士》，文辞激越，以中国女性的民族愤慨激励军中男儿：
　　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复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
　　上海的四百名青年工人组成义勇军，驻守在宝山路一带。他们只有五十多支毛瑟枪，却打退了几千名日军的进攻。复旦大学组成了学生义勇军参战，打死打伤两百多名日军。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将两百多名童子军交给第十九路军指挥，这些学生有一些牺牲在前线。
　　有一天，日军抓住汽车司机胡阿毛，用重金引诱他运送军火。胡阿毛答应了，心里却打算将这些枪弹送给抗日军队，无奈车上有四个日本兵严密监视，他无法改变线路。当汽车经过黄浦江时，他猛打方向盘，车向江水中直冲而去，刹那间，连车带人沉入江底。
　　罢工的工人们封锁了日本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和其他物资卖给日本人。中国工人拒绝为日军装卸和搬运军火，还参与破坏日军的通讯和交通。
　　第十九路军有位连长名叫曾统，妻子陈宜贞芳龄二十，身体健康，能识字读书。她对丈夫说：“男儿杀敌，不要放过机会。我虽是女流之辈，也愿意从军作战，你看怎么样？”
　　曾统说：“你不适合上前线，不如去做看护，同样可以为国尽力。”
　　陈宜贞说：“许男子杀敌，为什么不许女子杀敌？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这不是对我军有利吗？”
　　她说做就做，剪掉长发，穿上军装，随曾统来到军营。日军冲过来时，她钻进战壕，发射十几枪，打死几名日军。此后，她常在战场上和日军拼搏。
　　后方的妇女掀起了慰劳军队的热潮。她们缝制衣物，还把诗文和警句系在送给军人的衣物上。
　　一位名叫陈彩珍的女子温婉地写道：风雪入新春，干戈起沪滨。心长嫌线短，聊慰出征人。

　　女子陈均瑞用一串四字句表达她的心愿：织此纤物，聊表寸衷，慰我将士，暖我兵戎，守土尽责，为国效忠，歼厥丑类，克奏肤功。
　　有一首诗透着男儿气概，出自女子胡幼卿的笔端：士庶庆弹冠，倭奴胆尽寒。只因雪国耻，真个斩楼兰。

　　国外华侨也关注着上海的战事。蔡廷锴收到美洲华侨送来的一块金匾，上面题刻了“精神救国”四个大字。第十九路军还收到艺术舞蹈女明星刘科伦在芝加哥抗日义演的几千元筹款，和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下来的零用钱。
　　第十九路军得到四面八方的声援，士气十分旺盛。而初战失利的日军，正在忙于调兵遣将。野村中将接替盐泽任上海日军总指挥，日本海陆空军在上海的兵力增加到一万多人。野村调整部署，暂缓进攻闸北，动用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翼突破。野村也和盐泽一样，狂妄不可一世，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
　　2月7日，十架日军飞机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军队，日军上海陆战队猛攻吴淞地区翁照垣旅第四团阵地。同时，日军的军舰、火炮和飞机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和狮子林炮台发动袭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奋战四个小时，将日军击退。
　　第二天，已经强行登陆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分三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和吴淞镇进攻。日军向美国记者扬言，要在午前占领吴淞。但是，到了傍晚，日军还是败下阵来。
　　经过几天激战，一天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突破守军防线，第一二二旅急速增援，将渡河的日军包围。被围日军在救援部队接应下，拼死突围，守军奋力堵杀，歼灭了大部分日军。日军在其他地段的进攻，也被守军打退。野村企图多路包抄吴淞守军的计划彻底破灭。
　　第十九路军激战犹酣的时候，发誓不向共产党施放一枪一弹的国民党将军张治中，率领第五军两个师，外加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一个山炮营，日夜兼程奔赴上海。
　　第五军到达南翔，由蒋光鼐统一指挥，负责吴淞西端防线。张治中有心为国殉职，留下遗书一封：“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仆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日军的进攻屡遭挫败，只好又换总指挥。刚到上海的第九师团植田谦吉中将，接替了失败的野村。这时，上海集结的日军已达三万多人，拥有七十门野战炮，六十多架飞机，还有几十艘舰艇开到吴淞口。
　　日军头目都是狂妄之徒，植田仗着武力雄厚，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上海驻军全部撤出第一线。
　　蔡廷锴接到这个荒谬绝伦的通牒，非常气愤，指挥部立即命令前线部队用猛烈的炮火回应植田的狂傲。
　　2月20日早晨，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一线发起第二次总攻，企图从守军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卷击吴淞和闸北。第八十八师部队奋勇抗击来势汹汹的日军，阻滞了日军的攻势。二十多天的抗战，使守军掌握了诀窍。日军在猛烈火力支援下进攻时，守军隐蔽在战壕里以逸待劳，等到日军接近阵地，便扔手榴弹还击。日军的攻势，就这样一次次被守军击破。
　　入夜，日军调整部署，第二天再度进攻，植田亲自指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几千名步兵发起冲锋，遭到守军火力拦截，伤亡惨重。
　　第二天，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第一线部队乘着晨雾，突入庙行镇东端的守军阵地。第八十八师预备队全部投入战斗，付出了很大的伤亡，还没能将日军击退。张治中率领预备队赶到第八十八师指挥所，命令孙元良的第二五九旅正面增援庙行镇，又派宋希濂的第二六一旅从纪家桥渡河，抄袭日军侧背。
　　很快，久经沙场的蒋光鼐看准了日军的心理：他们伤亡惨重，一定会止步不前。蒋光鼐决定：从江湾镇、庙行镇和蕴藻浜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的日军。下午3点，三路部队到达出击位置，展开全线反击。
　　植田获悉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被围，急令第七步兵联队和吴淞支队一部前往救援。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到晚上，大部分日军乘着夜色突围逃窜，其余日军被歼灭。庙行之战是开战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中外报纸一致认为，这是淞沪抗战的最高战绩。
　　过了两天，日军经过调整部署，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第九师团主力分三路向江湾、小场庙和庙行发起猛攻。日军动用大约一万人进攻小场庙正面，几分钟内向金家塘阵地发射了几百发炮弹，守军难以支撑，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增援部队很快赶到，分三路反击，血战到晚，重创日军，收复了原来的阵地。
　　日军第九师团的失败，加上战旗舰“出云号”被中国敢死队炸伤，促使日本政府增派两个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总兵力达到七万多人，飞机三百多架，加上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司令官换成了白川义则大将。这时，中国在上海的总兵力只有四万多人，并已相对减弱，武器损坏极大，而战线绵延五十多公里。守军多次向蒋介石求援，得到的回答是“固守”和“加强戒备”，却迟迟不见援兵到来。
　　2月29日，白川指挥日军开始新一轮的总攻击。日军为了掩护主力第十一师团在浏河一带登陆，向庙行镇方面发起猛攻，同时向闸北几个地点展开频繁攻击。天通庵附近的守军和日军激烈对抗八个小时，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全部退却。在闸北八字桥，守军与日军形成拉锯战，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也丢下大量尸体，联队长林堀大佐被守军击毙。

　第二天，日军继续猛攻，仗着优势兵力，多次突破守军阵地，又多次被守军夺回。敌我白刃相接，血肉横飞。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分调到正面增援，日军第十一师团趁机强行登陆，守军一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寡不敌众，日军侵占了浏河，向嘉定方向急速推进。
　　浏河失陷，第十九路军侧面及后方都遭到严重威胁，指挥部迫不得已，当晚下令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在黄渡、方泰、嘉定和太仓一带布防。张治中率部转移时，在葛隆镇与日军

激战，第五一七团奋力阻击日军，使撤退的中国军队避免了被日军切断退路的危险。
　　蔡廷锴后来谈到了撤退时中国军队的士气：“我军苦战月余，官兵日夜不得休息，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终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决心要雪此深仇巨恨！”
　　对于第十九路军的撤退，埃德加·斯诺也有一段评论：
　　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都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被撤走之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淞沪战役，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牺牲四千多名官兵，近一万人负伤。据日本的资料，日本陆海军七百六十九人死亡，二千三百二十二人负伤。而白川、野村和植田这几名日军首领，不久就被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在上海投掷炸弹炸伤，不到一个月，白川在医院死亡。同时被炸伤的还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驻上海总领事。这些日本人在外国炫耀武力，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中国守军正在构筑工事准备坚持抗战，突然传来消息：国际联盟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5月5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命令第十九路军撤离原定的第二道防线，开往福建。张治中的第五军奉命复员。蒋介石出卖了淞沪抗战，抗战官兵的心情，用张治中将军的话说，真是“不胜感慨沉痛之至”。

　义勇军有了一种凝聚力，结成强大统一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三个字，历经几十度春秋，随着历史镜头的推远，成了一个遥远事件的标识。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东北人，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他们切身的悲惨。大批东北人，为了避开日军的淫威，流落到关内，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他们悲凉的处境和心中的愤懑。留在家乡的东北人，脖子上架着日军的刺刀，眼看着父母兄弟被杀戮，妻女姐妹被奸淫，父

老乡亲被残害。
　　他们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政府，为什么命令军队不去抵抗凶残的日军。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义勇。他们心中的义，是民族存亡的大义，他们身上的勇，是用血肉之躯和武装侵略搏杀的大勇。
　　乱世豪杰起四方，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政府军不抗日，民众就自发地组成了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过去一年，全东北就涌现出不下三十万人的义勇军。农民抡起大刀，军人和警察举起了枪，绿林队伍，即东北人所说的“胡子”，把武力指向日伪，知识分子也投笔从戎。东北一百五十四县，九十三县有义勇军活动。
　　初期的东北义勇军，打出的旗号各不相同：红旗，绿旗，青天白日旗，还有一种旗帜用上了“反日”的创意，把白底红圈的日本旗颠倒过来，在红底上画个白圈，真是五光十色，各显神通。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众手挽手站起来，筑成血肉的新长城。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从长白山到兴安岭，抗日义勇军在各处浴血奋战。
　　在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拥有三万人的队伍。吉林王德林和吴义成组织的抗日救国军，从元宵节开始，三打敦化城，打死打伤四百多名日军。他们又攻打额穆和蛟河，缴获大量枪支。日军派万人大军过来追击，救国军诱敌深入，四面围攻，大摆口袋阵，歼灭日军三千多人。随后，救国军用火攻围歼逃敌。救国军随后在方正作战，打伤日本侵华先锋多门师团长。
　　在上海“一·二八”事变的同一天，本庄繁借口吉林的抗日军队在哈尔滨杀了四个日本国籍的人，命令关东军向哈尔滨进攻。
　　哈尔滨虽然已经存在汉奸张景惠建立的傀儡政权，但还有东北军的八个旅，由李杜、丁超和冯宪章等旅长分别指挥，一万五千人群龙无首。大敌当前，他们联合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举李杜为总司令，积极备战。
　　2月1日晚约8点钟，两列满载日军的火车徐徐开进双城站。日军整队下车，烤火取暖。赵毅旅长指挥埋伏的部队突然从三面发起猛攻，将日军困在站台上下，打死打伤几百名日军。同时，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
　　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向哈尔滨南郊逼近。3日，自卫军在市郊与日军激战。李杜、冯占海和宫长海等旅长带队冲锋陷阵，争先杀敌。
　　4日，日军发动总攻，李杜上前线指挥作战。由于丁超等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在日机轰炸和坦克猛冲之下，自卫军只能利用民房和断墙节节抵抗，结果被日军分割包围，损失惨重。5日，日军再次发动攻势，双方在市区展开巷战。自卫军苦战不支，只好弃守哈尔滨，向宾县和巴彦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意味着日本关东军只用四个月零十八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其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国面积的三倍。
　　在蒋光鼐命令淞沪守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同一天，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几天后，就任了伪满洲国“执政”的溥仪，在长春与本庄繁签署密约，让日本政府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声明绝对不承认伪满洲国。
　　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共满洲省委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打倒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为了巩固对东北的统治，疯狂地、次数密集地“讨伐”抗日武装力量。他们向马占山的部队发动总攻，在袭击安固镇以后，造谣说马占山已经战死。关东军把苏炳文的部队打得弹尽粮绝，迫使他们和马占山的部队都退到苏联境内。
　　1932年9月15日夜里，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凌晨，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体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日军的汽车上和山坡上布满了机关枪。三千多名矿工和平民刚刚站定，机枪子弹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一个小时的屠杀，杀得尸横遍地。有人呻吟蠕动，日军便用刺刀捅死。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随后，日军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
　　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没有统一起来的义勇军，不断遭到日军野蛮的镇压。到1932年底，一支又一支义勇军被击溃，将领们死的死、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剩下的极度彷徨和混乱。
　　显然，义勇军需要一种凝聚力，才能结成统一的强大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积极地行动起来，将一支支义勇军重新组合，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地义勇军的实力，随之而急速地增强。

　老百姓有一首歌谣，概括地唱出了当时的实况：
　　九一八，大炮响，鬼子兵，占沈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扔下百姓遭了殃。不是下令要劳工，就是强征出苛粮。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
　　歌谣里所说的“大老杨”，便是抗日将领杨靖宇。在东北老百姓心里，“大老杨”就代

表共产党。
　　1932年6月4日，共产党在磐石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当时的游击队缺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识，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他们在与日伪军战斗的同时，还要和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
　　作战经验也是游击队所缺乏的。领导人从私塾先生那里弄来一本《孙子兵法》，当作学习打仗的教材。他们经常聚在油灯下，阅读这本已经发黄的老书。
　　游击队也缺乏武器，连政委杨佐青都没有枪。朝鲜人李红光特别仗义，要把自己的手 枪送给他，杨佐青婉谢不收。李红光心里不安，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地主家，缴了一支崭新的小手 枪，赠送给杨佐青。
　　磐石的游击队等着省委解决他们的困难，省委给他们派来一个大能人，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不久，杨靖宇担任了这支游击队的政委。他将游击活动区扩大到周围的伊通、桦甸和双阳等地。
　　在“九一八”两周年的那一天，杨靖宇的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另一位共产党人张甲洲，在1932年4月，和几个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 枪，从北平来到哈尔滨。
　　不久，张甲洲一行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他们决定在5月23日这一天，谎称张甲洲要结婚，邀集各方势力，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号。
　　这一天正是每年一度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镇上来了两百多人。不少人啧啧称道：“你看看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道喜。”
　　参加张家“婚礼”的人们，酒足饭饱之后，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甲洲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一块空场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最后，他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这件事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一些士绅出面找程绍廉求情。伪县长算是给了大面子，说：“组织队伍可以，但不能有张甲洲，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就要打！”
　　士绅们叫张甲洲出去暂避风头。张甲洲带领部分队伍冲出重围，只剩下一百来人。他决定收编胡子队伍。张甲洲注重实际，敢于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士，他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吸引了大批爱国志士，张甲洲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七百多人。
　　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四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一个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是模范队，清一色的三八枪，全队三十多人，全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二十四岁的朝鲜族小伙子。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所谓“窑”，就是房子或院落，如果里面有枪，就叫做“响窑”。
　　7月16日，游击队攻打龙泉镇的天僧泉酒厂，遭到顽强抗击，久攻不下。酒厂东家的儿子在城里当伪警察中队长，带着四十多个人，准备打过来。形势严峻，张甲洲下令停火，自己单枪匹马闯进天僧泉酒厂，找东家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游击队来打龙泉，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抗日救国是大事，你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送还。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知道不“借”过不了关，可是枪太贵，“借”出去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游击队硬是从这个酒厂里“借”出了将近五千发子弹。
　　十多天后，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五名警卫员，去找大地主王四谈判。王四只放他一个人进去。他刚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绑起来了。接着，家丁又要缴警卫员的枪，警卫员们要打，张甲洲使个眼色，他们便打马回游击队报告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绍廉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便摆出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晚，王四知道沈营长一时半会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炮勇把他秘密押到地主张兴的家里。这下倒好，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带着他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王四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躲进县城。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召集穷人开会，开仓放粮、分浮财，末了一把火烧掉王四的房子。一时间，汉奸人人自危。
　　7月下旬，张甲洲带队向兰西镇一带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一个多月时间，行程千里，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关注着这支队伍的发展。8月中旬，赵尚志奉省委之命来到游击队，担任参谋长。
　　赵尚志到任后，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伪军力量却很强。他们决定联合原东北军的才鸿团和苏占山的胡子队“绿林好”一起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