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令中国人痛恨的日本野心奏折

　土肥原是一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想拉拢宋哲元，没有得手，便向冀东伸出黑手。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和二十二个县城。土肥原企图利用汉奸殷汝耕在这里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这次成功，“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
　　殷汝耕是国民政府的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手里掌握着冀东的大权。11月23日，他和土

肥原在天津密谋一番，当晚就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打招呼。第二天，他返回通县，连夜发表“自治宣言”，第三天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汝耕的步子迈得这么快，连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国民政府为了防止事态扩展，通缉殷汝耕，撤销滦榆和蓟密两个区的督察专员公署。但是，冀东处在“非武装区”，殷汝耕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对他鞭长莫及。殷汝耕有恃无恐，又将伪自治委员会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他的副手池宗墨，在第二年访问伪满洲国，吹捧伪满是“王道乐土”。伪满官员又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日本的这个傀儡政府，成了日本分离华北的得力工具。
　　日本推行“华北自治”，毕竟触动了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利益。蒋介石开始用较为强硬的态度同日方谈判，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和日本交涉。宋哲元尽管不喜欢蒋介石，也不甘心做日本的傀儡。但他迫于日方的压力，还幻想着借日本人的力量来保住他在华北的地位，并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拉拢。
　　所以，蒋介石还得做宋哲元的工作。12月4日早晨，何应钦在北平与宋哲元举行会谈，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意听何应钦的。但是日军马上警告他：不要背离日方走得太远。宋哲元在第三天早晨突然宣布到西山“休息”，留下秦德纯和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当天，十五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撒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公开信。
　　情况到了这个地步，何应钦和秦德纯、萧振瀛商定，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12月6日，萧振瀛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通报这个方案，征得了日本的同意。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国民政府没有顾忌美国的态度，第二天再次对日本妥协，批准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它的委员们，相当一部分是亲日分子和汉奸。它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由亲日分子把持，并有日本人当顾问。它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关系，在经济上截留所有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还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在内蒙古加紧活动，1934年夏天向要求“高度自治”的德王许诺：日本将送给他两千支步枪。几个月后，土肥原也出马来拉拢德王，密切了日本和他的关系。
　　德王得到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特务植田的帮助，1935年1月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建立了一个团的武装，德王的心腹宝贵廷任团长，暂时在李守信那里秘密训练。关东军派出特务机关，在苏尼特右旗设立电台。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的固定的渠道。
　　不久，关东军派人通知德王：“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合作。”关东军给德王赠送了一架飞机。日本“满铁”总裁也给德王送来电影和照相器材。8月，板垣征四郎一行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12月，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到达长春，与司令官南次郎等人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关东军送给德王五十万元日币和五千支步枪。德王从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
　　同一个月，李守信的伪满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哈尔东部八个县，控制了八个旗，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自己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5月12日，德王任总裁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德王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日本用刺刀在中国扶植起三个傀儡政权，溥仪、殷汝耕和德王被日本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把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意图，看得明明白白。在这种时候，中国当局者和一些西方政治家，还不能充分认识日本的野心，他们的洞察力，也许还不如中国一个普通的百姓，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费解。中国民众空前高涨的抗日救亡的热情，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暂时也没有获得西方国家的理解。

　　中国的红色政党和红色政权，在时局维艰的岁月里，和广大民众一样，处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但是，中国共产党冲破险阻，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着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
　　中国人迫切需要抗日的武装。同一年7月7日，寻淮洲和粟裕等人领导的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八天后，中国的红色政权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要把军队开上抗日前线。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在纷繁复杂、险恶重重的时局中，湖南人毛泽东精辟地认识到，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高潮，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这位远见卓识者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同年10月1日，一篇著名的宣言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出，刊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宣言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同一个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共产党和红军连续发表抗日宣言，反对蒋介石出卖中国。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政策。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系统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忙于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和杜斌丞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珩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中共中央北方局支持和领导学生的爱国运动。12月9日，北平学生长期被国民党当局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六千多名学生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卖国，反对内战，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时，遭到军警阻拦和野蛮镇压，一百多名学生受伤，三十多名学生被逮捕。
　　第二天，北平学联做出反应，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生的爱国运动持续到16日。国民政府原订在这一天举行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在这一天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清晨，北平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三万多人的市民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几万人示威游行，当局再次调动军警镇压，四百多名学生被大刀砍伤、刺伤或被棍棒打伤，三十多名学生被捕。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只好延期到12月18日举行，而且“大会”开得又小又短，包括新闻记者在内，只有三十多人与会，从开会到散会，只有二十几分钟。
　　北平学生的行动影响了全国。在北平附近的天津，在江浙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在华中的武汉，在华南的广州，在中原的开封，在太行山东西侧的济南和太原，都有爱国学生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立即向国内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他们的爱国精神，誓为他们的后盾。
　　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员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三十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巴黎、东京和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
　　上海成立了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救国会发表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蒋介石容不得这样的组织，当局在11月23日逮捕了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和王造时，史称“七君子事件”，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政府，营救运动声势浩大。宋庆龄、何香凝和胡愈之等十六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他们说，如果爱国有罪，他们愿与七君子同受处罚；如果爱国无罪，他们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宋庆龄等人前往苏州，请求入狱。国民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在“七七”事变后释放了七君子。

文化界也致力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面目。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抗议日本侵略，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二十一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共同签署一份宣言，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

　　文化界实践了他们的宣言。一些小说家写出脍炙人口的抗日作品，阳翰笙写《义勇军》，肖红写《生死场》，萧军写《八月的乡村》，艾芜写《咆哮了的许家屯》。剧作家田汉写《乱钟》，诗人蒲风写《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和崔嵬写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写报告文学《包身工》。音乐家聂耳创作《大路歌》，歌词作家孙慎写《救亡进行曲》，麦新写《大刀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中华大地，以强烈的感染力，激励中华民族起来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日子过得并不风光，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规定了他与日本天皇的关系，“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然而在中国人眼里，溥仪甚至失去了生命的光泽，只是一具木偶而已。

　　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东条英机曾任宪兵司令官。日本间谍网遍及全东北。他们让伪满政权建立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的活动。
　　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立“集团部落”，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聚居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一家犯法，九家连坐。铁路两侧沿线五百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于镇压抗日武装。
　　“集团部落”中央设有日伪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限制人身自由，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集团部落”生存条件太差，大批民众病死、冻死、饿死。整个东北，“集团部落”残害着五百万民众。
　　伪满政府公布了五十多种“罪行”，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还搞“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日军还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研究所。1935年到1936年间，日军根据裕仁天皇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细菌部队，即“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他们用动物和活人做实验，每月能培制出三百公斤鼠疫菌和几千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他们制造的细菌武器，先后在东北、浙江和湖南等地使用。
　　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是关东军司令官批准的。这些活人，有中国的爱国志士和无辜民众，有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他们被称为“原木”，意思是可以任意宰割。活人实验名目繁多，手段残忍。如果他们在实验后还活着，就会一直被折磨到死。第七三一部队细菌作战部长川岛清后来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他还供认：“第七三一部队驻平房五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至少有三千人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
　　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需要无畏的勇气和钢铁的意志。中共满洲各级组织是坚强的抗日核心，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一二·六”指示，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杨靖宇向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提出的建议，在1934年11月7日有了结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下辖两个师。12月间，李红光的第一师趁着鸭绿江封冻，袭击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新年1月11日，杨靖宇率领军部埋伏在红土崖东面十五公里的地方，歼灭伪靖安军一个骑兵连，缴获几十匹战马，装备教导团。军参谋长朴翰宗在战斗中牺牲。
　　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几乎都要面对日军的枪口。5月末，第一师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李红光负伤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作战中为国捐躯。
　　这一段时候，伪军头子邵本良，又在跟杨靖宇较劲了。
　　这年8月份，杨靖宇决心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家底老七团。邵本良嗅出味来了，急忙从三源浦向柳河增兵。杨靖宇下令暂停攻城，将部队西撤。
　　杨靖宇一撤，邵本良就跟了过来。两天后，两军在一条山岗上交战。邵本良没占着便宜，但他像狗皮膏药似的紧紧粘上了。
　　杨靖宇带着部队来到柳河县黑石头，一看地形不错，下令停下，预设埋伏。邵本良只顾催着手下往前追，把手下二百来人的队伍，加上日本人刚给他的一门小钢炮和几挺机关枪，都送进了杨靖宇的口袋。
　　邵本良准备找杨靖宇报仇。杨靖宇不用他找，自己找上门来了。他通过邵本良的马夫知道，邵本良的老七团要从孤山子移防八道江，军需给养由刘副官带一个连护送。杨靖宇在他们必经之地朝阳沟设伏，消灭了伪军，截下几十辆大车，还抓住了邵本良的小老婆。邵本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二年2月，杨靖宇接到内线报告：邵本良住在热水河子的伪军团部。他派出一支二十五人的小分队，半夜1点多钟袭击了伪军团部，邵本良当晚不在，躲过去了，但伪军副团长以下六七十人，连同武器、粮食和布匹，都落到杨靖宇手里。
　　3月上旬，内线又送来消息：邵本良向日军的三毛司令官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内全部肃清东边道一带的人民革命军。日军相信他的能耐，给了他一个迫击炮连，还答应派飞机支援作战。
　　杨靖宇第二天就开始训练部队，科目是轻装、换军衣、全副武装爬大山。4月初，部队在龙岗山西麓歼灭了伪军奉天骑兵旅一部，邵本良的部队跟了上来。战士们一听说邵本良来了，准备与他决战。但是，杨靖宇的命令不是“打”，而是“走”。

　杨靖宇下令走，战士们就走。这一走就好像停不下来了：走了一夜，又走了一夜。有的人想不开了：怎么老是走？到底什么时候打？
　　杨靖宇告诉大家：“没利的买卖我们不做。敌人胃口很大，计划吃掉我们第一师和军部，然后吃掉第二师。他们把山海关地区的日军和奉天野炮营都调来了。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走’和‘拖’！”

　　日伪一见杨靖宇光走不打，便调集兵力包围老秃岭子地区的第一师，想来个围点打援。杨靖宇将计就计，不顾连日倾盆大雨，率部向老秃岭子急进。邵本良以为杨靖宇上了圈套，鼓足了劲在后面猛追，连飞机也出动了。没想到，杨靖宇牵着伪军在老秃岭子转了一圈，扭头又走，第一师趁机跳出了包围圈。
　　杨靖宇率领军部和第一师在佛爷沟门会合，休整几天，又传下令来：走！部队开始兜圈子，今晚向南走五十里，明晚向北走六十里，后天又不知向什么方向走了一夜。一连几天下来，许多战士走糊涂了，悄悄议论：“怎么搞的？咱们是不是让敌人给围住了，走不出去了？”日伪高兴了，在报上说：“共匪南北蠢动，难逃天罗。”
　　4月中旬，杨靖宇的部队又以每天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速度向西急进，邵本良穷追不舍。有时，部队刚准备吃饭，邵本良就追上来了，杨靖宇又下令走。一路上，他让战士们扔下衣服和物品，有时借老乡家的碗筷来不及还，就留下一张纸条说：“老乡们，情况紧急，所借之物，没工夫还了，请你们自己认自己家的东西吧！”邵本良得意了，以为杨靖宇已被他追得斗志涣散。
　　4月底，杨靖宇带领部队来到本溪以东的赛马集山区。拂晓，杨靖宇集合部队讲话：“咱们一连走了二十多天，现在不走了。这里是高山隘路，居民不多，敌人也被我们拖疲了，咱们该打了。咱们就在犁树沟摆下一个口袋阵，让邵本良来钻。”
　　战士们顿时来了兴致，连夜构筑好工事，静等着邵本良到来。
　　第二天上午，邵本良和他的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带领一个先头营，一头钻进“口袋”。负责扎口的第一师第三团，立即把伪军后路切断。邵本良命令伪军往沟里冲，很快就被“口袋底”上的第六团堵回来。杨靖宇命令教导一团和少年营将伪军拦腰斩断，又命令部队端上刺刀冲下山去，沟里到处是“活捉邵本良”的喊声。
　　坚守北面制高点的少年营营长见下面打得热闹，忍不住带着队伍冲下山去抓俘虏，山头上只留下一个班。邵本良到底是个打仗的老手，一眼就发现了“口袋”上的这个薄弱点，带着人拼死夺下这个山头，从“口袋”上打出一个“洞”来，拖着一条被打伤的瘸腿逃走了。英俊志雄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居然也逃了出去。
　　邵本良回到沈阳，治好了伤，又带着一个团和三个月的军饷，准备返回八道江。杨靖宇得到情报，在他的必经之地布下埋伏。战斗打响后，伪军五十多人伤亡和被俘。邵本良扔下战马，到一户朝鲜族老乡家里抢了一件衣服，再次化装逃脱。日本顾问则死在乱枪之中。
　　邵本良再也没有机会和杨靖宇较量了。他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被日本军医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
　　杨靖宇的部队越战越强，在7月份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1933年冬和1934年春，日军两次调集兵力大规模“讨伐”东满抗日根据地，东满游击队受到很大摧残。在日军的“第二期讨伐”中，童长荣重病在身，指挥部队突围时中弹。朝鲜族女战士崔今淑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重围。但他流血过多，牺牲在二十七岁的风华岁月。
　　日军的“讨伐”和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游击队陷入严重困境。满洲省委派魏拯民急赴东满解决问题。省委强调，党领导的部队，必须与坚持反日的各路武装结成统一战线。
　　魏拯民组织抗日武装大联合，1935年5月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就任军长和政委。他们留下部分兵力在安图和汪清坚持原地的斗争，将主力分成三路，向外线发展。
　　远征的第二军一路寻找战机。一天夜晚，安凤学率领第一团的三百多名战士穿过密林，沿着铁路推进到哈尔巴岭车站附近，靠近铁路埋伏下来。
　　深夜1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的一辆日军警备专用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们眼前卷起一阵旋风。装甲车一过，几名战士跃上铁道，把大约二十多米长的铁轨挪下路基。过了半小时，从大石头方面发出的二○二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几百名伪军军官酣然入睡。突然一声巨响，车头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脱轨倾覆，爆炸起火。
　　第一团战士们向列车发起进攻，枪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军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扫射。战士们把手榴弹扔过去，日军的机枪炸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号叫声，残敌夺路逃命。战士们登上车厢，把他们押下列车。
　　战斗结果，俘获十三名日伪军官，缴获十支手 枪，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声称：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8月底，第二军两个连一百五十人，与第一军第二师在那尔轰会师，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携起手来，密切协同作战。
　　王德泰的第二军在1936年2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成为东北抗日武装中最先改编为抗日联军的部队。不久，杨靖宇的第一军和王德泰的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总司令部，杨靖宇、王德泰和魏拯民分别出任正副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赵尚志领导，他手下有一位三十岁的四川女子，名叫赵一曼，任第一师第二团政委。战士们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亲切而尊重。
　　赵一曼的人生只有短促的三十一个年头，却是充满传奇色彩。她一生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在日军占领下的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战场上女性总是引人注目的。赵一曼在珠河游击区作战，哈尔滨的伪满报纸刊登关于她的报道，说她“红枪白马”，神乎其神。其实赵一曼身体消瘦，而且病弱，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受磨砺。
　　1935年冬天，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远征，赵一曼的第二团留在珠河，被日伪军包围。第二团五十多人，与五百多名日军在春秋岭激战一整天，击毙日军机枪队长谷清一大尉以下三十多人，第二团只剩下十多人，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
　　赵一曼指挥部队突围，和敌人对射时左手手腕中弹。她在村子里隐蔽养伤，被敌人发现，起身迎战，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流血过多，昏迷后被捕。
　　她被押到哈尔滨的伪警务厅，日本人用酷刑逼她的口供。日军从她口里听到的，全部是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日本特务把竹签钉进她的指甲缝，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口，使她几次昏死。日本人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担心她死去会得不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
　　赵一曼的伤势刚有好转，日本人就来到病床前审问，还是没有结果。日本人拳打脚踢，她的伤口再度破裂，又昏迷过去。负责看守她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被她的顽强所感动，帮助她在深夜逃出哈尔滨，乘马车奔抗日游击区而去。
　　伪骑警队在第三天凌晨追上了她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被捕。日伪反复折磨她一个月，只得到她一句话：“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伪把她押到珠河县，绑在马车上游街示众，然后公开处决。她一路唱着《红旗歌》，英勇就义。
　　赵一曼的一首《滨江述怀》，写尽了这位中国女子的豪迈志向：
　　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赵一曼的英魂激励着第三军的斗志。1936年3月，赵尚志率领第五团、第六团、少年连和保安营共三百多人，开始了西征。部队出发不久，不断有捷报传来。
　　4月初，他们攻占了松花江北岸的军事要地舒乐镇，俘虏日伪军一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此后不久，在依兰县八浪河谷消灭不少日军，把一个伪军连和一个伪警察队缴了枪。夏初，他们顺利到达木兰县境，开展游击活动，收编了四十多支抗日武装，第五团和第六团的实力迅速发展，扩编为第五师和第六师。
　　西征部队像一股强劲的旋风，扫过之处，日伪胆寒。日军迅速调集重兵到滨北线一带，企图消灭赵尚志的部队。赵尚志避免正面作战，改变原定的西征计划，率队迅速返回汤原根据地。
　　几乎就在同时，第三军的另外四个团在松花江南岸打游击，实力增加，扩编为四个师。这样，第三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从原来的六个团变成了六个师，游击区遍及松花江南北两岸的二十多个县。8月1日，他们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
　　抗联第三军相继采取收编和扩建的办法，很快新建了四个师，总兵力达到六千多人。
　　“九一八”五周年到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要求抗联部队突破日伪的秋季“大讨伐”，开辟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游击区。赵尚志率领五百多人的骑兵部队，突破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先在庆城与第九师会合，于12月间到达铁力，与第六师会合。日伪出动大量兵力“围剿”赵尚志的部队，想把他们赶到山里去，把他们冻死饿死。
　　赵尚志的队伍连夜向山里行进。日伪军坐马拉雪橇追赶，很快就接近了第三军后卫部队。第六师第七十三团抢先开枪，战斗立即打响，战士们在副团长杨宏杰指挥下，将日伪军打了下去。
　　赵尚志知道日伪军还会追上来，传下令去：火速前进，甩掉敌人！战士们立刻加快脚步。但是，不多一会，赵尚志下令停止前进，班长以上的干部立即开会。一走一停，战士们摸不着头脑。
　　赵尚志一直在想，他的部队靠两条腿走路，日伪军坐马雪橇追赶，迟早会追上来。三十六计，走不是上计，找个地方打他们一下才是上策。他一刻不停地留心周围的地形。当他看到一个名叫冰趟子的地方，眼睛突然一亮：眼前有四座伐木工人住的大木营，足可以容纳几百人。
　　赵尚志指着冰趟子对干部们说：“你们看见了吧，这四个大木营挺坚固，可以固守；沟两边是山林，可以埋伏；那边的沟口很窄，可以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咱们就在这里等着敌人，好好揍他一顿！”

抗联停止行军，日军和伪军分两路追了上来。伪军进了沟，走到一半，发现有埋伏，仓皇撤退。部队打死了一名伪军中队长，其余的连忙逃跑。这边刚打完，对付日军的第六师那边响了几枪，赵尚志带领部队去增援。到那里一看，日军已经跑了。两名哨兵报告：他们坐在荒草丛里放哨，二十多张雪橇拉着一百多名日军来了，直到很近才发现。他俩站起来连开几枪，日军吓了一跳，征来拉雪橇的马没受过训练，受了惊，掉头就跑，日军丢下了几件衣物和军毯。

　　赵尚志说：“那边的伪军刚让咱们给打跑了，今天不敢再来，这边的鬼子一会还要来报复，咱们在这里打他一家伙！”
　　傍晚，日军果然来了，大概有二百多人，老远就跳下雪橇，跑步向马架子冲来。赵尚志把六挺机枪集中在一起，架在围墙上猛射。日军倒下一片，其余的趴在地上还击，还不时发起冲击，都被打退。看来，日军要和抗联决一死战。
　　天渐渐黑了，越来越冷，刺骨的寒风吹得战士们隔一阵子就得到马架子里取暖，不然食指就没法打弯抠扳机。日军趴在冰上，不断得到增援，一雪橇一雪橇的日军从远处奔来。抗联有六挺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日军怎么也冲不过来。日军指挥官很恼火，几次挥刀督战，都没成功。但他们坚持不撤退，老是想冲过来和抗联拼刺刀。抗联战士的步枪上没有刺刀，决不能让日军冲上来。
　　天黑以后，战斗仍在继续。气温急剧下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北风呼啸，吹得积雪直冒白烟。渐渐地，有些枪冻得打不响了，战士们跑回马架子烤烤火，出来再打。后半夜，日军枪打得少了，可还撑着不撤，抗联组织几个小分队轮流出击，从侧翼打日军，打几分钟就回来烤火，另一个小分队再出击。就这样一直打到拂晓。
　　天渐渐亮了。这一夜，日军死伤不少。赵尚志决定撤退，不再跟日军纠缠。部队撤到山上，天已大亮，往下一看，到处是日军的尸体、武器和装备。日军遭到重创，眼睁睁在山下看着抗联撤退，不来追击。
　　冰趟子战斗，抗联伤亡七八个人，日军死伤四百多。
　　密山游击队和李延禄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在1934年底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第二年，当赵一曼被俘的消息传到吉东地区时，李延禄获得情报：日军下一步就要来“围剿”第四军了。他将部队分成两路，自己带一路西去方正和依兰，开辟后方游击根据地，胡仑带一路向北游击，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李延禄带领部队到达方正，不久就听说第三军来了，很是高兴，急忙带着第四军军部来到三家子屯。当时张寿篯正患肺病，听李延禄讲起他去关内寻找党中央的经过，以及中央特派员吴平帮助第四军建军的情况，立刻打起了精神。
　　当晚，两个军的领导人一夜没睡，情绪高昂。他们谈到吸收谢文东的部队扩编为第六军，谈到吸收刁翎附近李华堂的部队编为第七军，还决定拔除南刁翎的日伪据点。
　　9月10日，李延禄派出联络员，分头联络他手下的第一师和第三师，以及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通知大家都来五道河子报到。
　　五道河子有座炮楼，住着一个伪警备排。炮楼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第三军干部一听李延禄通知大家到五道河子开会，疑惑地发问：“为啥把开会地点选在那里？”
　　李延禄说：“那里安全！”
　　第三军的人睁大眼睛看着李延禄。李延禄笑了笑，给他们讲了这样一件事。
　　第四军刚到方正时，曾想在北刁翎建立游击根据地。驻北刁翎的伪警备营营长，早就听说他们的旅长与李延禄签了秘密协定，对李延禄不敢怠慢，派一名心腹代表他去见李延禄。会见当中，有人进来报告：五道河子的伪警备排排长，带着几个人去依兰，在路上被第四军抓住了，缴了他们十几条枪，人都押到村里来了。
　　李延禄一听，马上到另一间房子召集干部们开会，研究如何处理这几名俘虏。组织部长朴风南等人说，俘虏的人马可以放回去，但枪必须留下。大家问军长是什么意思，李延禄说：连人带枪都放回去！
　　很多人问他：难道还让这些伪军拿着枪去给鬼子当差吗？
　　李延禄说，既然我们和伪警备旅之间有秘密的停战协定，我们就应该遵守。那个伪排长，如果我们缴了他的枪，再把他放回去，他肯定会被撤职，倒不如把枪还给他们，这样在五道河子就有了一个秘密关系。
　　大家最后同意了李延禄的意见。伪排长接受了李延禄提出的条件，保证以后只要第四军的部队经过五道河子，他可以把村子让出来给第四军住宿，还可以带着伪军为第四军巡逻和警戒。
　　李延禄把伪排长带到伪营长的代表跟前，对他们宣布说：“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有的伪军，只要是不甘心给日军当走狗，为生活所迫当了伪军，我们是可以谅解的。”然后，当着他们的面，把枪还给了伪军排长。
　　一见这情景，伪营长的代表高兴地说：“贵军这种光明磊落的大义，我回去一定宣传；我们以后决定和贵军秘密合作。”后来，北刁翎的伪军果然与第四军建立了秘密关系。
　　伪排长回去以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这样，五道河子就成了第四军最安全的宿营地。每当他们开进去，伪排长就带着手下出发巡逻，村子里只留下通讯员守电话。

　第三军的人听了这件事，都说第四军建立这种“内红外白”的关系，非常有意义。如果第三军能在哈东建立这种关系，行军时还用住露天吗？不也可以像第四军的同志一样睡热炕头了吗？
　　第三军和第四军决定攻打南刁翎。李延禄的老朋友孟泾清送来地方党委得到的情报：日军马上就要对抗联进行大规模“讨伐”。孟泾清说，在林口驻有一个联队的日本骑兵，南刁

翎这面一打响，林口的日军就可能出动。
　　李延禄和张寿篯一听，很快做出决定：在拿下南刁翎之后，趁林口的日军出援时，再袭击林口，把日军的注意力引向东方。
　　攻打南刁翎的战斗打响了，联军部队举着红旗登上围墙。这时，联军驻扎在镇外的营房突然中炮起火，很快燃烧起来。
　　火越烧越大。驻扎在南山顶上的谢文东，以为联军攻击失败，形势不利，带着部队撤走了。他只愿分享胜利果实，不愿承担一点风险。
　　战斗形势其实对联军有利。经过激战，联军占领了南刁翎，打死打伤七十多名伪军，缴获一百多支枪，迫使伪保安队一百多人反正，最后，伪警备营也投降了。
　　攻下南刁翎的当晚，李延禄和张寿篯接到报告：林口的日军出援了。近日秋雨连绵，柴河暴涨，日军马匹无法过河，只好把马都留在林口，变骑兵为步兵。
　　李延禄他们在刁翎留下一个营，让第四军一个团撤出土城子，向刁翎靠拢，等日军一到达，就派兵袭扰他们后方，使日军搞不清联军主力的所在。联军部队以每天六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赶赴林口。
　　联军攻进林口时，发现已是一座空营。留守的日军全跑了，只有三百多匹不会说话的战马，用吃惊的目光望着这些陌生的来客。它们成了联军奔袭林口的战利品。但是，有些马不肯过河，大家连打带哄，让一百多匹马过了柴河。
　　不久，李延禄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
　　周保中在抗日作战中名气越来越大。他在1934年2月召集绥宁地区各反日部队领导人开会，一呼百应，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王汝起和裴振东等人都来了。会议决定将各支抗日武装联合起来，共同对日作战。
　　日军最怕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绥宁反日同盟军一成立，日伪就提出“专打平南洋和游击队，收降山林队”，企图孤立反日同盟军。日伪在1934年秋季发动大“扫荡”，兵力以日军为主，加上从辽宁调来的伪靖安军，四面包围，重点进攻。日军实行经济封锁，强迫山区农民搬家，归屯并户，制造无人区。
　　日伪的宣传动摇了一些人的意志。有一天，李荆璞和于洪仁正在吃午饭，几个叛徒闯进来，把枪瞄准了他俩。
　　李荆璞坐在炕外边，没来得及反抗，两手就被叛徒们反绑起来。于洪仁坐在炕里头靠窗台的位置，叛徒们难以接近。他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只要从身上摸到枪，出手就响，百发百中。他伸手摸枪，还没来得及出手，叛徒们的枪就响了。这位有勇有谋的英雄好汉，没有死在日军的枪口下，却死于几个叛徒的突袭。
　　叛徒们杀了于洪仁，将队内所有党团员统统缴械，还虏走了五十多人去当土匪。李荆璞因有陶净非等人保护，才幸免于难。
　　李荆璞和于洪仁好不容易拉起来的工农义务总队大伤元气，中共宁安县委不久又将它恢复起来，还是李荆璞任队长。
　　日伪军没能把中共的队伍打下去。周保中在1935年2月牵头成立了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和柴世荣分任正副军长。第五军编成两个师，每师三个团，共有九百多个人，八百多条枪。李荆璞和傅显明分别任第一师和第二师师长。
　　第五军紧接着第二军之后打出东北抗日联军的番号。当时吉东地区面临着日军的大“讨伐”，形势非常险恶。周保中将第五军主力撤出绥宁，转战于中东路南北。傅显明率领第二师两个团到达密山，他自己在战斗中牺牲，王光宇继任师长，部队继续前进。第一师从额穆县向镜泊湖一带转移，与日军在莲花泡发生激战。日军使用毒气，第一师伤亡惨重。
　　周保中见原定计划难以实现，命令第一师向中东路东段道北转移，只留两个团与军部一起继续在宁安活动。第一师和第二师在穆棱、宁安和林口等地打了许多胜仗，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队伍得到补充，战斗力很快恢复。第五军留守部队也是连战皆捷，缴获甚丰。
　　1937年1月下旬，柴世荣得到情报：日军驻后刁翎的三百六十多名步兵，强征当地居民雪橇两百多张，准备撤往林口。
　　柴世荣揣摩，如果只是三百多名日军向林口调动，七十到八十张雪橇就够用了，为什么需要两百张雪橇呢？看来，他们除了兵员，还要带大量的军用物资。这样，他们的行动会比较笨拙。柴世荣决定在大盘道打一次伏击。
　　部队在27日晚秘密出动，第二天进入预定阵地。大雪天，地上白茫茫一片，战士们一动不动地潜伏在用冰雪筑成的掩体后面，眼睛盯着前方。直到中午，还不见日军踪影。性急的战士耐不住了，说：“大雪天的，跑这里白来挨冻了，哪来的敌人？”
　　柴世荣传下话来：“忍着点，鱼儿一定会上钩。发现敌人后，大家要听从指挥，猛打猛冲。”中午12点半，日军来了。前头是五十名尖兵，坐在八九张雪橇上，冻得缩手缩脚，根本顾不上警戒，很快进了包围圈。紧接着，后面的大队日军也都进了埋伏圈。

　柴世荣发出攻击信号，战士们把雨点般的子弹射向日军。下午4点钟，战斗结束。日军官兵全部被歼，第五军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接着，柴世荣指挥部队夜袭前刁翎。2月末3月初，周保中和李华堂指挥抗联第三军、第四军、第五军、第八军和第九军，共同围攻依兰，歼灭三百多名日军，缴获了大批物资，打乱了日军春季大“讨伐”的部署，冲破了日军的交通封锁。从此以后，在伪三江省地区，出

现了抗联战士“骑大马、逛大屯”的新局面。
　　夏云杰和戴鸿滨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1934年2月的一天上午，戴鸿滨率领六名队员，揣着两支手 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佯装吵架，两人满脸是血，撕打着向伪自卫团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去评理。戴鸿滨等人跟在后边“拉架”，一行人热热闹闹，闯过哨兵的拦阻，进入伪自卫团大院。
　　伪军官兵看见有人打架，幸灾乐祸地喊：“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戴鸿滨见人都出来了，便亮出手里的“家伙”。伪团长高魁一见就傻眼，让团丁把十四支枪全部交出来。
　　戴鸿滨缴了枪，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把十三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缴了械。这次收获，游击队员人人都有枪使了。
　　夏云杰又派人去找大地主张传福。张家有三百多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张传福1933年接受日伪任命，担任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残忍地屠杀爱国民众，心里十分惭愧。
　　张传福对夏云杰的代表说：“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我谈谈。”
　　日本人和汉奸却对张传福有了戒心。日本守备队把他传到县城，一进门，日军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打他两个耳光，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
　　伪县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也来整治张传福，用马鞭狠狠抽打他，又指挥手下把他打了一顿。
　　张传福从没吃过这样的亏，铁了心要去参加游击队。他的这些举动，早有人报告给夏云杰了。戴鸿滨去和张传福会面，让他等到时机成熟，就把队伍往外拉。
　　1934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张传福认为时候到了，派人给游击队送信。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张传福带着人来，游击队人多了，装备也得到改善。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家产，为游击队买了六十多套棉衣，还有价值一千二百块现大洋的机枪和手 枪。
　　还有一个刘铁石，是自己找上夏云杰的。他二十七岁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局长，心高志大，有心在若干年后跟蒋介石竞选总统。他正要大展宏图，日本人的枪炮打碎了他的美梦。他辞去职务，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觉得这个生意人非同寻常，来历不浅。
　　刘铁石在1933年夏天找到了夏云杰，提出要跟队伍走。夏云杰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抗日。”
　　日本人怀疑刘铁石为游击队服务，把他抓起来，他家里人卖了二十多石黄豆，才把他保了出来。刘铁石出狱后又去找夏云杰，要求加入部队。夏云杰说，游击队缺枪支弹药，最好能利用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再回去干。”
　　刘铁石搜集枪支弹药，日军知道了，又要抓他。他悄悄地把家搬到一个小屯子里。搬迁后的第三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伪军端着枪向他走来。
　　刘铁石知道，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一个日军劈头问道：“刘铁石的有？”刘铁石断定日军不认识他，便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日军带来的多数伪警察认识刘铁石，但他们没有丧失良心。跟在后边的两名翻译，其中一个叫赵东国的，向他递个眼色。赵东国对日军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刘铁石骑着马，一口气跑到河东。夏云杰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到了游击队，夏云杰派他担任了军需官。
　　夏云杰身边聚集了四方豪杰。1935年12月，赵尚志的第三军和李延禄的第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的部队会师。
　　赵尚志也擅长搞统一战线。他在酒桌上交朋友，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带领全连交出了武器。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两挺轻机枪和一百多支步枪全部送给夏云杰。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
　　这时候，汤原县成了抗日队伍云集的大兵营。李延禄、张寿篯、夏云杰、李华堂、谢文东和冯治纲等人，带领人马，齐聚汤原县吉兴沟。大家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政府，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任总司令。
　　联合军总司令部很快就分派作战任务。夏云杰奉命带领第六军主力去打鹤岗，张寿篯指挥留守部队收拾盘踞在老钱柜一带的日伪军。

　老钱柜在小兴安岭腹地汤旺河畔，是伐木场把头给工人开支放粮的地方。日军占领汤原以后，用重金收买了以于四炮为首的一伙胡子，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还给于四炮配了七个日本指导官，他们的老窝就设在老钱柜。
　　于四炮一伙进驻老钱柜以后，抓劳工、征牲口，为日本人伐木，仗着山道熟、枪法准，经常偷袭抗日队伍，严重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赵尚志决心铲除这颗毒瘤。

　　可是，老钱柜不好打，于四炮难对付。张寿篯只有二十多名警卫战士，武器差，战斗经验不足，和于四炮手下一百多名装备精良的伪警察比起来，相差悬殊。况且，他们还得远程奔袭八百多里，这仗怎么打呢？光凭第六军这点人手不够，就把汤原县洼区八十多人的游击连也拉上，人数与伪警察差不多了。但是，于四炮以逸待劳，装备占优势，他们有没有弱点呢？
　　张寿篯找到了敌人的弱点。于四炮正在汤原县城给傻儿子办喜事，老钱柜的伪警察群龙无首。还有，于四炮的战线拉得太长，各部分队伍互相照应不上。再者，这支新建的汉奸队伍还没吃过大亏，官兵傲慢，警惕性不高。
　　一个雪后初晴的下午，张寿篯带着队伍出发。他算好了，部队刚好可以在天黑以后到达于四炮的第一道哨卡查巴溪。
　　游击连长李风林带领战士们，突然出现在查巴溪伪警察大队的房子里，正在喝酒的两个家伙吓呆了，对着黑洞洞的枪口回答问题。
　　“汤旺河北岸有多少人？”
　　“有……四十多人。”
　　“头头是谁？”
　　“中队长黄毛、丁山……”
　　“有几个岗哨？”
　　“就一个。”
　　李风林和战士们押着两个伪警察，直奔河东北的那个大院套。风大夜黑，岗哨被李风林紧紧勒住脖子，来不及叫喊就倒下了。
　　李风林带着三十多人进了西院，张寿篯带二十多人进了东院，封锁所有门窗。东院里住的是中队长黄毛和丁山，张寿篯破门而入，他们正躺在炕上过大烟瘾。
　　“不许动！缴枪不杀！”
　　见过阵仗的黄毛偏要动，伸手抓起身边的烟灯，“呼”的一下扔过来，顺势一滚，就要去取挂在墙上的匣子枪。张寿篯甩手一枪打落烟灯，用枪指着炕上的几个家伙，再次喝道：“不许动！”与此同时，窗外捅进来一排枪口。
　　看到这阵势，再也没人敢动了。
　　东院的枪一响，西院的李风林马上动手，迅速缴了伪军的枪。
　　说难也不难，很快就结束了奔袭老钱柜的第一仗。但是部队已经比较疲劳。张寿篯下令暂不休整，立即奔袭南岔。他亲自说服黄毛等人，晓以民族大义，要他们配合行动。戴鸿滨叫战士们换上伪军服装。李风林深入套户，动员大家赶着自家大马拉的雪橇，支援部队行动。
　　张寿篯冲老乡们一拱手，热情地说：“麻烦大家辛苦一趟！”那些爱说话的老乡忙回答：“这说哪去了，打鬼子嘛，没啥说的。”不爱说话的人则憨憨地说：“打下老钱柜，不交人头费。”
　　张寿篯的队伍乘着大雪橇，顺着汤旺河连夜向南岔奔去。
　　突然，前面雪橇上的小战士，发现河床里有一团黑影迎面而来。
　　“嗳，那是什么？”他悄声问。
　　“是一张马爬犁！”
　　“深更半夜的，哪来的爬犁呢？”
　　“怎么办？”有人请示张寿篯。
　　“别开枪！”张寿篯吩咐道，叫赶雪橇的迎上去。
　　两头的雪橇很快迎头相遇。戴鸿滨带着几个战士走下雪橇，走到对面的雪橇面前，发现上面只有一个人。
　　“你是干什么的？”戴鸿滨问。
　　“我……”那人见眼前站着一帮带枪的人，显然有些害怕。
　　“这不是陈永家的小子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戴鸿滨认出那人是他的一个同乡。
　　那人一看是戴鸿滨，心里更害怕了，嘴上也越发不利落。他早就听说戴鸿滨参加了抗日的队伍。
　　“你别怕，”戴鸿滨看出了他的心事，“我们是打鬼子的，只要你说老实话，不会为难你。”
　　“我、我是五炮派来的哨兵，他正在后面巡视呢！说不定一会儿就能和你们走个顶头碰。”
　　他说的五炮，是于四炮的把兄弟，打猎的出身，枪法很准，在于四炮手下算是得力的干将，总负责查巴溪和南岔一带的哨卡，也就是伪森林警察大队里的第二号汉奸。
　　张寿篯他们一碰头，定下一个智擒五炮的方案。全队不再隐蔽行动，让赶雪橇的把鞭子甩得“叭叭”直响，大张旗鼓地向前开进。
　　李风林带着几名战士押着黄毛和丁山，坐在第一张雪橇上。他用枪顶着黄毛的后腰，说：“呆会儿遇上五炮，你就说是山下送粮食的爬犁。能办到吗？”
　　“能办到！能办到！”有人在后面“撑腰”，黄毛岂能办不到。
　　工夫不大，五炮迎面而来。相距二百多米时，五炮就叫雪橇停下，喊道：“什么人？”随后，便是一阵咔嚓的枪栓响。
　　李风林用枪一顶黄毛，黄毛立即喊道：“老五吗？”
　　五炮听出是黄毛，便问：“后面的爬犁是干啥的？”
　　“山下送粮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