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令中国人痛恨的日本野心奏折

大刀队振奋全国民心，尽扫“皇军”名誉。
　　何应钦在1933年3月11日接替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他把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万福麟、于学忠、何柱国和王以哲分任军长。他看到日军攻势很猛，知道光靠东北军挡不住日军的锋锐，便请南京政府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扎山西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调到了北平以东，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华北第三军团总指挥。这样，

长城一线就有了七八个军的力量。
　　但是，何应钦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兵力不足。他知道，如果自己丢了华北，一定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到时候他就成了张学良第二。他接连给蒋介石发出五份电报求援，又致电胡适、丁文江和翁文灏。胡适等人都是舞文弄墨的社会名流，并不带兵，何应钦给他们发电报干什么？何应钦看准了文人墨客会造舆论，给他们发电报，是为了追究责任时可以洗清自己。果然，三位名流收到电报，都致电蒋介石：热河丢失，决非张学良一人之责。不战再失华北，中央难逃罪责。
　　蒋介石这下坐不住了，本来决定只调徐庭瑶第十七军的黄杰第二师和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北上，留下刘戡第八十三师南下江西“剿共”，这时不得不命令刘戡师也北上抗日，同时增调第二十六军北上。
　　奉命北上的部队陆续抵达目的地，何应钦组建了两个军团，对长城抗战做出部署：商震军守卫东边的界岭口和冷口一线，宋哲元军担任中部喜峰口、马兰峪和罗文峪一线防务，杨杰的第八军团拱卫北平，并以主力前出南天门和古北口方向，傅作义的第七军团担任察哈尔省东部和南部的防务。
　　日军轻易地占领了热河，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河北省与察哈尔省的东部进犯。他们集中兵力，向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三个方向，对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
　　冷口是交战双方争夺的要地。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先遣队侵入冷口的第三天，商震军的黄光华第一三九师就发起反攻，收复了冷口。十几天后，日军再次猛攻冷口北部，黄光华师与日军苦战，不时组织反击，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将日军赶出口外十多公里，与日军对峙。
　　第四军团的缪澄流第一一六师防守着界岭口，日军混成第三十三旅团从绥中开来，进攻守军阵地。缪澄流师稍事抵抗，便放弃了阵地。第二天，缪澄流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占领了界岭口两侧的敌楼，并从正面逼近日军。六天后，日军再次进攻界岭口，守军再次撤退。此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是一支擅长攻坚的部队，攻打冷口碰了钉子，又来攻打喜峰口。他们在这里碰到了号称“西北虎”的宋哲元军。
　　宋哲元军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一些零散部队退到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下辖冯治安第三十七师、张自忠第三十八师和刘汝明暂编第二师。冯治安师下辖两个旅，张自忠师下辖三个旅，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宋哲元军的长官，都是冯玉祥当初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他们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
　　宋哲元等人具有爱国思想，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有些军官还参观过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向士兵们传达了打败日军的经验。经过刻苦训练，全军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力，美中不足的是武器旧劣，军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三分之一，另一部分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土造枪，枪 械陈旧，补充弹药很难。全军只有十几门野炮和山炮，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仅有两挺，步枪没有刺刀，只好发扬西北军的传统，让士兵们背上大刀。战士们寻求近战和夜战，勇猛地冲向日军，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蒋介石眼里的这支“杂牌军”，装备远不如中央军，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顽强战斗的作风，是许多中央军部队望尘莫及的。这些官兵从西北军到第二十九军，平时练兵都以日军为假想敌。当他们奉命从山西调往冀东，防守华北前线，准备对日作战时，全体官兵爱国热情高昂，士气旺盛。宋哲元军约有一万五千人开往华北前线，只有张人杰旅留驻山西。
　　何应钦命令宋哲元军开赴长城喜峰口、罗文峪和马兰峪一线，抵御日军的进攻。宋哲元率军部从蓟县进驻遵化，命令冯治安师第一一○旅旅长何基沣率两个骑兵营先期出发，冯治安师和张自忠师随后推进。何基沣将两营士兵集合起来训话：“弟兄们，国家多难，日寇侵凌，我辈军人，受人民养育深恩，现在正是杀敌报国之时。好男儿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还！”
　　队伍快速向前，静悄悄的，没有人说笑。马蹄过处，泥渍四溅，路边的民众伫立着，目送这支急行军的队伍。他们日夜兼程，于3月8日来到喜峰口长城脚下。
　　喜峰口是条宽宽的谷口。长城从东西两边蜿蜒而来，扼住这个咽喉。谷口向南北延伸出一条小路，可容两人并排而行。
　　何基沣安顿好部队，副师长刘自珍骑马赶到，传达冯治安的命令：“军部发来通报，日军离喜峰口只有三十里路，估计两个多小时就到这里，冯师长要你及早做好战斗准备。”

“先看看地形再说吧。”何基沣说着，和刘自珍一起登上长城，朝四面了望。
　　喜峰口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光秃秃的长城没有草木，部队无法隐蔽，容易暴露目标，对守军不利。
　　刘自珍说：“日军离这里不远了，我们来不及挖工事隐蔽，只能扬长避短。我看阵地不

能摆在长城上，把兵力放在喜峰口两侧高地，你看如何？”他手指长城外那些不大不小的山头，又说：“我们只能利用这些小山了。”
　　“我赞成，”何基沣说，“各个山口都要有兵力，防止日军乘虚而入。”
　　天有不测风云，3月的万里长城突然大雪纷飞，寒风呼啸。一枚炮弹飞来，在骑兵营不远处爆炸。何基沣举起望远镜，只见大约两千多名日军，在十二辆装甲车掩护下，密密麻麻向喜峰口以北的孟子岭爬来。宋哲元军主力还没到达，骑兵营开始与日军交战。不到半小时，日军就占领了孟子岭山头。何基沣站在巨石上，大声对官兵们说：“弟兄们，你们看到了吧，敌人就在前面，你不消灭他们，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生死在此一举，弟兄们，冲啊！”
　　营长王宝良举着手 枪，吼叫道：“一连攻打西侧山头，二连三连跟我来！”说毕，直奔东侧山头。骑兵营官兵们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分两股投入激战。
　　日军见中国军队冲过来，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如泼水般朝骑兵营倾泻，整个山头如火山爆发，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在倒下的士兵旁边，部队贴着地皮匍匐前进。何基沣见部队接近了日军阵地，大喊：“弟兄们，夺下日军指挥旗！”
　　士兵们拔出背上的大刀，吼叫着冲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肉搏。日军指挥旗被砍倒，大批日军死在大刀之下。日军侵入中国以来未见过如此英勇的中国军队，吓得纷纷溃退，骑兵营完全控制了孟子岭高地。
　　十分钟后，日军第二梯队在炮火支援下发起攻击。四百名日军骑兵弃马跑步，向骑兵营冲锋。骑兵营伤亡增多，王宝良中弹身亡。
　　下午4点，日军凭借优势兵力，重新占领了孟子岭。何基沣和勤务兵也被日军包围。关键时刻，冯治安师赵登禹旅第二一七团及时赶到。团长王长海拔出手 枪，大喊：“一营和三营跟我上，打不垮日军，别活着回来！”
　　王长海率领的两个营如旋风般直扑主峰，喊杀声在山谷中回响，如雷如电，阵阵滚动。幸存的骑兵营官兵们见大部队来了，激动得热泪盈眶，加入反击队伍，如猛虎下山，挥刀砍杀日军。可是，五次反冲锋都未奏效。何基沣叫王长海把正面攻击改为两翼包围，要求士兵们打近战，发挥大刀和手榴弹的威力。王长海团调整部署，从两翼发起反击。官兵们喊声震天，日军拼命抵抗，双方杀得难解难分。何基沣见状，又叫王长海把预备队第二营调上去。第二营一鼓作气扑向日军，挥刀猛砍。日军队伍被打乱，开始溃逃。
　　王长海团抓紧战斗间隙休整，准备新的恶战。何基沣来到前沿阵地，了解伤亡情况。王长海报告说：“连长刘世昌腿部重伤，司务长赵克修、排长侯风鸣牺牲，一营长石振昌重伤，士兵伤亡五百六十人。”
　　何基沣说：“伤亡很大啊。后续部队正在路上，你们必须顶住，坚持五个小时，军长就会带领大部队赶到。”
　　王长海说：“狗日的小日本休想从我这里闯进长城一步！请旅座放心！”
　　王长海团坚守了两个小时，赵登禹旅第二一八团提前赶到，马不停蹄冲了上来，同王长海团一起，将日军堵住，在山坡上展开肉搏。
　　何基沣在望远镜中看到日军占领了东北阵地，大声呼喊：“预备队全部上来，跟我冲上去！”
　　在何基沣带领下，预备队冲上去了。夜幕降临，宋哲元军的官兵们越战越勇。日军害怕近战和夜战，吹号收兵。何基沣指挥部队迅速占领了几个山头的制高点。
　　晚上，官兵们连饭都没吃，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何基沣判断日军第二天还会进攻，奔走在各个山头，大声动员：“弟兄们，现在不能高枕无忧，快起来修筑工事，准备明天的战斗！”
　　官兵们忍着极度疲劳，摇摇晃晃地起来修筑工事。干到后半夜，才轮流睡觉。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赵登禹旅主力赶来了。何基沣向赵登禹介绍了战况和敌情，一起研究了作战计划。新到的部队刚进阵地，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冲上来，攻势如海浪，一波接一波，喊叫声沸沸扬扬。赵登禹见何基沣一脸疲劳，便要何基沣旅暂时休整，由他指挥战斗。
　　日军靠近阵地了，赵登禹一声令下，第一○九旅官兵跃出堑壕，展开反击。何基沣旅不愿休息，抄山路转到日军背后，突然开火。日军腹背受敌，惊慌不安，乱了阵脚，四处逃散。赵登禹指挥部队追杀逃敌，追出一段，怕中日军埋伏，下令收兵。
　　第三天，3月10日，冯治安师的王治邦旅风雨兼程，赶到了喜峰口。三位旅长研究敌情，认为日军的进攻方向可能因喜峰口守军兵力增加而变更。日军下一步进攻方向可能有三个，第一是白台子，第二是蔡家峪，第三是声东击西，将守军注意力转移到白台子和蔡家峪，再大规模进攻喜峰口。他们决定仍将主力留在喜峰口，派部分兵力增援白台子和蔡家峪。
　　赵登禹命令第二一八团第一营出击白台子，第二营出击蔡家峪。两个营接到命令，连夜出发，半夜赶到目的地，发现日军正在帐篷内呼呼大睡。他们突然发起攻击，烧毁了日军十五辆卡车，把手榴弹扔向帐篷，炸死大部分日军，活着的日军纷纷逃命。战斗到拂晓，枪声渐稀，两营部队撤回喜峰口。

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无隙可钻，于3月11日集中兵力再度猛攻喜峰口。清晨，天地笼罩在雪雾中。日军阵地上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接着传来一声声撼天震地的巨响，日军开始火炮准备。宋哲元军阵地上顿时沙石横飞，烟尘滚滚。15分钟后，日军开始集团冲锋。赵登禹指挥炮兵还击，炮弹在敌群中爆炸，日军被气浪抛向空中，重重摔下来。日本兵红了眼，发出嚎叫，顶着炮火向守军冲来。赵登禹见日军逼近阵地，下令停止炮击，命令部队跃出堑壕反击。几千名官兵冲向日军，两军相撞，互相厮杀，杀得天昏地暗，地动山摇。几处高地几

经得失，肉搏战达几十次之多。
　　赵登禹和士兵们一起，用大刀砍杀日军。官兵们在他的带领下顽强冲杀，日军渐渐不支，只好退下。赵登禹派人到各团统计战果，日军死亡七百人，己方伤亡四百多人。
　　傍晚，赵登禹命令部队好好睡一觉，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残酷搏斗。王长海向赵登禹建议，发挥西北军近战和夜战的特长，派一支部队乘夜色掩护，突袭日军营地。
　　赵登禹听了，一拍大腿，说：“好！晚上绕到日军背后，杀他个措手不及！”他把眼光投向何基沣。
　　何基沣想了想，说：“日军武器精良，又有飞机坦克助战，我军的大刀有利有弊，靠大刀在白天死拼，用不了几天就会拼完，我同意王团长的提议。”
　　赵登禹发电向宋哲元报告。宋哲元很快回电，同意夜袭。
　　赵登禹和何基沣研究了具体部署，到各部队交代战斗任务和战斗纪律，要求部队速战速决。
　　晚上8点整，王治邦旅戴守义团赶到喜峰口，接替赵登禹旅王长海团正面防守喜峰口及孩儿岭一线。
　　夜色如墨，前几天下的雪刚刚融化就结了冰。官兵们在冰上行军，不时有人滑倒。凌晨4点，他们爬过摩天岭，抵达蔡家峪。这是个小集镇，房屋少，八九百个日军驻扎在帐篷内，除了几个哨兵，统统进入了梦乡，呼噜声此起彼伏。
　　官兵们悄悄干掉哨兵，直扑帐篷。枪声和爆炸声骤起，伴随着一阵惊惶痛苦的嚎叫。日军没想到半夜会有突袭，等他们明白过来，已成了刀下之鬼。
　　副营长过家芳举着大刀，冲进一个小庙，一连砍死十五个日军，夺得日军大佐的自卫手 枪和行军图囊，捡到日军长城一带兵力配备详图，上面标明了日军进攻路线和进攻时间。
　　驻老婆山的日军见蔡家峪和白台子一带爆炸声不绝，火光冲天，知道情况不妙，三百多名日军分乘十二辆卡车赶来增援。黑夜里分不清敌我，就朝有火光的地方开枪。混战到拂晓，赵登禹命令部队打扫战场，统计战果，共歼灭日军七百多人，破坏大炮十八门，缴获轻重机枪二十一挺。赵登禹旅伤亡六百多人。
　　在宋哲元军的长城防线上，筑成了坚固的阵地，日军从任何地点进攻，都要付出较大伤亡的代价。宋哲元军开到前线的一万五千名官兵，共有五千多人伤亡。双方兵力疲惫，形成胶着状态。
　　从9日下午到15日，宋哲元军在喜峰口连续战斗七昼夜，守住了阵地。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被迫放弃攻占喜峰口的计划。日本报纸承认，这使号称“武运长久”的日军蒙受了奇耻大辱。
　　从16日起，日军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攻夺罗文峪，企图迂回到喜峰口背后，攻击中国守军。
　　罗文峪在喜峰口东北五十五公里处，正是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长城凹入的地方，距遵化县城只有十公里。西面有马兰峪、黄崖口等要隘，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承德通向遵化的重要孔道。罗文峪有一条南北交通必经的山道，可以行驶卡车和坦克。山道两旁崇山峻岭，人烟稀少，遍地野兽出没。日军占领了这里，就可以向东出击喜峰口，向南威胁遵化和冀东。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急调西蒙义一第八师团的第四旅团和骑兵第三旅团各一部，配备了十门山炮和三辆坦克，在伪军协同下，向罗文峪发起进攻，企图威胁喜峰口阵地的后方。
　　宋哲元得到情报，命令刘汝明师开赴罗文峪防守。部队开拔半小时后，宋哲元考虑到进攻罗文峪的日军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还有坦克和大炮，刘汝明师恐非敌手。于是，他打电话给张自忠，要他火速率第三十八师向罗文峪增援。
　　宋哲元的两个师几乎是同时抵达罗文峪，立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刘汝明查验了工事，比较满意，向北向东各派出十几个人，化装成老百姓，潜伏放哨。潜伏哨在田里做农活，发现日军便迅速报警。
　　16日，天刚麻麻亮，远处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刘汝明知道这是哨兵报警，命令部队进入阵地。日军先头部队很快就到达罗文峪关口前面的三岔口阵地，双方发生枪战。
　　日军先头部队是骑兵，由于罗文峪一带只有一条大路，其余都是崎岖的山道，有些路段十分陡峭，骑兵无法施展优势，靠近罗文峪时，只能牵马步行。牵马打仗自然很不方便。当日军进入有效射程时，守军猛掷手榴弹，肉搏冲锋，反复几十次，活捉了日军骑兵大尉。
　　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刘汝明忽然想到，日军出击一般是步、骑、炮联合行动，估计骑兵后面肯定有大批步兵，距罗文峪不会太远。他很快想出一个作战方案，抓起电话说：“祁团长，三岔口高地正在激战，估计日军骑兵后面还有步兵，可能在半壁山方向，你们马上出击，绕出黄崖口，向半壁山方向进攻，拦住步兵，不让敌人步、骑靠拢。如果半壁山没有步兵，你们就从背后攻击骑兵，来个前后夹击。”

　　“是！”祁光远放下电话，带领队伍急行军，绕过黄崖口，在一处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不出刘汝明所料，半壁山方向果然有日军两列纵队并排前进，队伍很长，看不到后尾。步兵队列中有炮车、装甲车和辎重。祁光远冷静地考虑了拦歼日军的方案，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利用地形构筑工事。
　　祁光远将指挥所设在离大路二百米的山坡后面，命令通讯参谋向各营传达作战方案，要

求各营埋伏在大路两旁的山坡上，等日军靠近时，先组织神枪手射击骑马的日本军官，日军混乱时发起冲锋，将日军分段包围，逐个歼灭。各营按照方案行事，在路中间埋了地 雷。
　　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阻，恃强轻敌，没想到半路上会遇到伏击，行军时昂首阔步。
　　祁光远目不转睛地看着走在前面的日军，当日军靠近埋伏圈后，他举起手 枪高喊：“打，狠狠打！”
　　靠近祁光远身边的特等射手丛书元，早就瞄准了日军队伍中一名骑马的军官。祁光远命令刚出口，他就击中了目标，日本军官落马倒地，其他射手同时射击。顿时，手榴弹和地 雷相继爆炸，日军队伍乱成一团。但是，他们经过严格训练，混乱不过几分钟，便分散隐蔽在石块后面顽抗。岭上岭下，枪炮齐鸣，烈火弥漫。
　　祁光远用电话向刘汝明报告战况，刘汝明又向喜峰口的冯治安报告。这时候，喜峰口一带冷冷清清，没有战斗。冯治安认为日军进攻的重心转向了罗文峪，让赵登禹旅抽出一个营，增援罗文峪。
　　赵登禹派吉星文营开往罗文峪。吉星文营赶过去，投入三岔口高地的战斗。吉星文打仗不怕死，赵登禹叫他“吉大胆”。他指挥部队阻击了一阵，觉得不过瘾，高声喊道：“弟兄们，拿出大刀跟我冲啊！”
　　他领头跃出堑壕，冲向敌阵，与日军厮杀。一个日本兵号叫着朝他刺来一刀，他身子一闪，日本兵用力过猛，收不住脚，朝前踉跄两步，险些刺到自己人。两个日军一愣神，吉星文趁势从后面一刀戳了个透心凉。刀没拔出，另一个日军朝他猛刺一刀，把他的袄袖刺破。危急时刻，吉星文的勤务兵一个箭步冲上来，朝日军后背猛刺一刀，日军哇的一声倒地。吉星文发现一个日本兵伏在一具日军尸体上朝勤务兵瞄准，啪的一枪，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
　　岭上岭下，杀声阵阵，中国军队越战越勇。日军抵挡不住，开始后退。官兵们哪里肯放过，追杀一阵，又打死一批日军。
　　刘汝明预计，日军后退，将与半壁山附近的步兵会合，对祁光远团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他命令吉星文营追击后撤的日军。他在电话里说：“日军后退，局势反而严峻了，你们营赶快追击这股日军。不让日军靠近祁光远团。如果两股日军靠近了，你和祁光远要共同担负歼敌任务，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讲。”
　　吉星文说：“现在主要是弹药不足，还有，弟兄们战斗大半天，还没吃一顿饭呢。”
　　“好，我马上派人送弹药和粮食给你们！”刘汝明说罢，派人送去了两卡车弹药和五筐馒头。
　　吉星文营在山路上跑步追赶日军，追了半小时，见日军正三五成群聚在一起休息。吉星文命令机枪朝日军猛射。日军不知虚实，以为来了很多追兵，吓得拔腿就跑。吉星文指挥部队且战且追，日军且战且退。不一会儿，就与前壁山附近的祁光远团靠近了。祁光远见吉星文营赶来增援，精神振奋，决定围歼日军。两支日军都吃了败仗，碰到一起灰溜溜的，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他们担心中国军队不断增援，自己会陷入打不了又走不掉的困境。日军联队长叫号兵吹号撤退。祁光远见自己的队伍还没形成包围圈，日军就要溜了，急得直问吉星文：“日军要溜，我们怎么办？”
　　吉星文想了想，回答说：“弟兄们追到这里很困乏，还没吃上一顿饭，我们的伤亡也不小。”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不宜穷追。
　　祁光远同意他的看法。两支部队打扫了战场，掩埋了牺牲的战友，撤回罗文峪。
　　他们将战斗情况向刘汝明作了报告。刘汝明说：”二位指挥有方，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我估计日军还会进攻，你们要向部队传达这个意思，准备投入更残酷的战斗！“
　　刘汝明送走祁光远和吉星文，向遵化的军部作了报告。宋哲元说，过家芳缴获的日军进攻路线图表明，日军的进攻重点在罗文峪，日军在明天会大举进攻。
　　前面说过，刘汝明师主力只有一个李金田旅，兵员装备奇缺。日军进攻罗文峪的兵力，有两个联队五千多人，守军没有三四个旅的兵力，是无法支撑的。于是，宋哲元连下两道命令，调王治邦旅火速从喜峰口开往罗文峪，要求当晚到达，构筑工事；命令祁光远团暂不开赴喜峰口归建，留在罗文峪由刘汝明调遣。
　　17日清晨，天刚放亮，一夜未眠的刘汝明走出指挥所，想看看天气如何。他朝北面眺望，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他的家乡有一条铁路，小时候，他放学回家，老爱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远方火车的动静，根据声音大小来判断火车的方位和距离。此刻他趴到地上，将耳朵贴在大石头上细听。一会儿，他又把耳朵贴在大树干上。不一会儿，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在震动，可能是日军坦克！”

　他这一说，参谋们也把耳朵贴在石头上谛听，都说远处可能有日军坦克开动。刘汝明顾不上早餐，命令部队进入阵地。不一会儿，十里外的潜伏哨送来情报：日军骑、炮、步联合部队约五千多人，从半壁山向罗文峪、三岔口和沙宝峪方向进攻。
　　刘汝明站在大树枝桠上，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日军虽然兵分三路，但重点仍在罗文峪，其他两路意在分散罗文峪守军的兵力。

　　8点左右，十五架日军飞机来到罗文峪上空，丢下几十枚重型炸弹，阵地上一片火海，浓烟夹着气浪，升腾翻卷，令人窒息。许多官兵昏倒在阵地上。刘汝明通知各团，紧急抢救伤员，准备投入战斗。
　　日军的步兵和骑兵紧接着蜂拥而来。待日军迫近阵地时，官兵们开火还击。猛烈的火力给日军重大杀伤，但仍没刹住日军的攻势。部分日军攻到长城墙根下。日军在城墙上炸了个大缺口，七八个日军从缺口向上爬。第三营副营长李晨星，把身上所带的十六枚手榴弹连续投下缺口，打散了这群日军。不一会，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爬上来。李晨星坚守在缺口上端，上来一个就用大刀砍死一个。他正在大砍特砍，一名日军从背后将他抱住，要把他摔下缺口。李晨星猛一转身，用头猛撞日军下巴，日军牙齿相撞，咬破了舌头，痛得嗷嗷直叫。李晨星用大刀把他砍死。紧接着，又有几名日军从缺口上来，都被李晨星打了下去
　　上午10点半，多处城墙根被炸出缺口，日军一批接一批爬上来，情况十分危急。刘汝明率领师部手 枪队，冒着弹雨，来回奔跑督战。他发现一个日本骑兵军官腕勒马缰，双手抱一挺快枪，疯狂地冲上城墙。刘汝明指挥手 枪队向他扔手榴弹。轰隆一阵巨响，日本军官从马上落地，大白马挣扎几下，没能站起来，躺在地上“咴咴”直叫。刘汝明命令两个士兵把日本军官拖过来，上前翻过来一看，不由兴奋地大叫一声：“好啊，是个大佐！肯定有情报价值。”他吩咐士兵把日本军官送到后方医院治疗。
　　罗文峪战斗坚持到中午，日军伤亡过大，撤出战斗。三岔口那边，守军与日军反复争夺，保住了阵地，日军在傍晚撤出战斗。打到25日，日军对争夺罗文峪失去了信心，在龙王庙留下部分兵力警戒，主力撤回承德休整。
　　日军在进攻喜峰口和罗文峪的同时，调集西蒙师团四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加上大约一万名伪军，攻打长城以北的老虎山和黄土梁子。在这里布防的是原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二师。这支部队从沈阳撤到这里，被全国舆论谴责和唾骂，对抗战抱着消极悲观情绪，几个回合就被日军的大炮轰得无力支撑，退到了古北口。这时，徐庭瑶的第十七军刚刚从安徽蚌埠开到。
　　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率先到达古北口。官兵们正在挖工事，一架日军飞机来到上空侦察。不久，又飞来了五架飞机，分别在古北口和龙儿峪低空轰炸。副师长杜聿明见日军如此嚣张，火冒三丈，组织机枪手对空射击。关麟征对他说：“你这一打，不仅打不下飞机，还会刺激日本人，他们会炸得更凶。”
　　杜聿明答道：“军座要你多听我的意见，我组织对空射击是正确的，你为什么要反对呢？”
　　关麟征一愣，想起徐庭瑶确实有过交代，无言以对，两人不欢而散。
　　下午3点整，日军开始兵分三路，向古北口发起进攻。梁恺旅和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顽强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日军知道当天已无望攻占古北口，撤回营地休整。
　　白天的阻击，没有杀伤多少日军，杜聿明觉得不过瘾，便向关麟征建议，趁日军宿营毫无防备时发起突袭。
　　关麟征很佩服杜聿明主动求战，便捐弃前嫌，笑道：“我赞同你的建议，但这可不是借刀杀人，是你主动请战。”
　　杜聿明笑笑，转身离开。夜深人静时，他带领一个团，悄悄摸到日军宿营地，一声令下，部队杀进敌营，见人便砍，杀得日军人慌马乱，东奔西跑，还俘虏了两名军官。日军援兵赶到时，杜聿明已率部回到古北口。
　　日军夜里吃了大亏，第二天一早便出动三千多人，疯狂攻击古北口。日军进攻的重点，选在东北军防守的古北口北城，以及徐庭瑶军防守的龙儿峪和将军楼。徐庭瑶军顽强阻击，并不时出击，打败了日军的五次进攻。
　　防守北城的东北军顶不住日军的攻势，在中午被迫后撤，日军占领了北城。日军兵分两路，集中兵力进攻南城和龙儿峪。关麟征来到梁恺旅指挥所，对杜聿明说：“东北军跑了，我们压力增大。如果跟着东北军走，可以保留部分兵力。继续打下去，损失会更大，你看怎么办？”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杜聿明大气凛然，“我们中央军要起模范作用。我的意见是再打几仗，多歼灭一些日军，部队就多一点斗志，多一份信心。”
　　“好，我同意！”关麟征说罢，和杜聿明分工。杜聿明坚守古北口南城，关麟征率特务连和张耀明的第七十五旅增援龙儿峪。
　　关麟征带着部队走出古北口不远，遭遇一股日军。关麟征命令部队迅速占领两旁山坡。双方交战时，三名日军占领了离关麟征不远的小山头，居高临下，对关麟征射击。卫兵将关麟征拖到岩石后面，向日军摔手榴弹。日军投来两枚手榴弹，有一枚在关麟征身边爆炸，轰的一声，弹片四散，关麟征觉得头部有异，手一摸，满手鲜血，知道自己负伤了。

　第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听说师长负伤，跑过来找人包扎。关麟征忍着剧痛对他说：“别管我，赶快派人去收拾那三个敌人！”
　　“是！”王润波接过卫兵手中的冲锋枪，对着三个日军扫射，将他们击毙。
　　关麟征又对王润波说：“我们途中碰到的这股日军，只有二三百人，我们人多势众，要

占领有利地形狠狠打，迅速将他们歼灭！”
　　“是！”王润波答应一声，指挥部队抢占对面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日军。日军伤亡很大，慌忙后撤。王润波大手一挥，喊道：“弟兄们，跟我追啊！”
　　官兵们跃出阵地，猛追狠打，王润波跟着冲去，不料路边小山洞里冒出机枪的火舌，许多士兵中弹倒下，王润波头部负伤。士兵们将他抬到后面抢救，可他伤势过重，半路上停止了呼吸，年仅二十九岁。
　　关麟征带着张耀明旅来到龙儿峪时，头上流血不止，伤势越来越重。徐庭瑶打电话给他，命令他回密云治疗。关麟征临走时，派人将杜聿明叫到身边，说：“光亭兄，我走了，这副担子交给你，请你代理师长职务。另外，我对你并不妒忌，也不眼红！”
　　杜聿明微微一笑，安慰道：“非常时期，我早忘了那些小事，你安心治伤吧，祝你早日康复，回到前线带领我们抗日。”
　　关麟征走后，杜聿明检查全师情况，四个团经两天战斗，损失过半，日军还在源源不断向古北口增兵。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日军，保存力量，他调整部署，把兵力集中到五个高地上，靠有利地形杀伤日军。他留下一个营做预备队，在日军兵力加大时，让预备队掩护部队分批转移。
　　12日和13日两天，日军西蒙师团以飞机、大炮、坦克开路，三千多名步兵轮番进攻，关麟征师视死如归，毫不退缩，接连打退日军十几次进攻。13日下午，守军阵地遭到飞机轰炸，又遭炮弹轰击，官兵伤亡严重。4点左右，日军占领了几个阵地，包围了杜聿明设在关帝庙的司令部。此时，通向各团的电话线被炸断，无法与外界联系。关帝庙屋顶被飞机投弹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杜聿明抬头看看窟窿，对张耀明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等死，要设法冲出去，多冲出一个，就多留下一颗抗日的种子。”
　　“我同意！”张耀明握着拳头说，“我们分两批突围，你和司令部先走，我在后面掩护！”
　　杜聿明想了想，说：“人不多了，分两批更少，还是一起突围吧。”
　　他们稍作准备，杜聿明拉着张耀明的手说：“走吧，大家生死与共！”
　　这时，从屋顶的大窟窿里飞来一颗燃烧弹，屋子里大火熊熊，烟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了。杜聿明吼道：“弟兄们，不怕死的跟我冲啊！”
　　卫兵在前面开路，杜聿明和司令部的十几个人冲出门外，边走边打。他们跑到张耀明旅的阵地上，架起电话机，和各团联络，得知日军攻势很猛，官兵伤亡惨重。杜聿明下令后撤到预备阵地。天色暗了下来，杜聿明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提出，部队伤亡再大，只要有一个人幸存，都要坚持到底。
　　杜聿明调整部署，把师部设在南天门，各旅以南天门为中心进行守备。梁恺旅防守右翼，张耀明旅防守左翼。杜聿明知道，部队连续战斗三天，粮弹消耗很快，有的部队已无米下锅。于是，他给徐庭瑶打电话，要求支援。徐庭瑶说：“我这个军长现在成了你的后勤部长，你不说我也知道，黄昏时已派五辆卡车送粮食给你们了。”
　　徐庭瑶放下电话，考虑到关麟征师伤亡大半，不能让他们苦撑下去。杜聿明没有叫苦，但身为军长，他应该为这支部队的存亡负责。于是，他重新拿起电话，对杜聿明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让更多的部队参加作战，摸摸日军的作战规律，我马上调第二师去接替你们的防务。”
　　下午3点，代理师长杜聿明下令撤退。这时候，第一线部队已被截断，在日军有增无减的包围下逐渐崩溃，沿河溃退的大部队，成为日军炮火和飞机投弹的靶子，伤亡更为惨重。梁恺负伤，第七十三旅部队失控，未能按预定计划转移阵地。
　　第一四五团派出的一个军事哨所，因远离主力，来不及撤退，继续抵抗日军的冲锋，打死打伤一百多名日军。日军用大炮轰、飞机炸，才把哨所摧毁。日军折服于这个哨所的英勇不屈，掩埋了哨所守军的七具尸体，竖立墓碑，题为“支那七勇士之墓”。
　　关麟征师官兵们的军装已经破碎，半是灰土，半是血污的棉花，在冷风吹拂中抖动。一些士兵跑到杜聿明面前，要求留下：“我们来古北口之前，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现在日军还没消灭光，我们请求留下！”
　　杜聿明劝说道：“弟兄们，仗有你们打的，也许两三年都打不完。我们回去，休息好了，吃饱喝足了，养好了精神，还愁打不到日军吗？”
　　官兵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一步一回头地告别阵地。
　　关麟征师是当年元旦刚刚由一个独立旅扩编而成的，缺乏经验和技术。成立一个多月后，没有经过什么训练，就匆匆北上抗日。他们的重型武器，只有迫击炮一种。古北口一仗，他们在无坚可凭的光秃秃的阵地上，以四个步兵团独挡优势的日军，激战三昼夜，伤亡四千多人，打死打伤日军两千多人，难怪日军会对这支部队产生敬畏之心。

　黄杰带着第二师连夜赶到古北口接替防务。关麟征师撤走后，古北口的日军不再发动进攻，黄杰师就在南天门与日军形成对峙。
　　目空一切的日军，进攻长城受阻，便改用侧面包抄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军队的侧背。在日军猛攻下，冷口和喜峰口相继失守。不久，关东军为了配合日本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策反张敬尧在北平起事，命令西蒙师团“对古北口

以南之敌进行攻击”。他们决定首先集中兵力击破中央军，进一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日军出动之前，先派飞机轰炸了黄杰的第二师师部驻地石匣镇。隔一天，又轰炸徐庭瑶的军部驻地密云城。再隔一天，西蒙师团一个大队，在当地汉奸带领下，偷袭南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黄杰说，穿皮靴的日本兵无论如何爬不上这些碉堡，只派了一个连防守。这个连的官兵，仗着地势险要，也放松了警惕。结果是，一夜之间，八座碉楼全被日军占领，令黄杰大为震惊。他用电话向徐庭瑶报告八道楼子失守，徐庭瑶说：“你们怎样失守，你们就负责怎样收复！”
　　黄杰马上组织反攻。罗奇的第六旅实施反攻，没有奏效。郑洞国的第四旅四次实施反攻，仍然没能夺回。日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多次发动猛攻，都被黄杰师打退。黄杰师苦战五昼夜，伤亡极大，部队疲劳不堪。徐庭瑶连忙派刘戡师接替南天门阵地的防务。
　　两天后，天还没亮，日军集中火力向南天门附近的三七二高地和四二五高地射击，步兵分三路纵队猛扑过来，刘戡的部队和日军激战八个昼夜，双方都有很大伤亡。刘戡师虽然放弃了主阵地，但战线仍然胶着在南天门附近，大出日军意料之外。
　　日军经过短暂休整，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七十多门火炮，配合飞机和坦克，向守军阵地轮番轰炸。激战一天后，守军的魏巍团长身负重伤，汪兴稼副团长阵亡，士兵伤亡达到三分之二。全师伤亡太多，致使防线崩溃。刘戡命令部队撤离阵地，南天门完全被日军占领。刘戡眼见得全师官兵在一昼夜之间蒙受惨重的损失，还是保不住阵地，悲愤失控，拔枪企图自杀，被部下夺去手 枪，自杀未遂。
　　前方将士浴血苦战，国民党政府对于抗日却非常消极，甚至训斥主动出击的几个师长，企图取消河北境内的义勇军。南天门守军正在激战的时候，何应钦已向日军探询求和的条件。日军为了逼迫国民党政府接受屈辱的条件，5月上旬派出坂本师团和西蒙师团，越过长城，向关内的河北东部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渡过滦河向西进犯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在西线的新开岭地区，徐庭瑶军的刘戡师和黄杰师，与日军西蒙师团主力轮番激战，然后奉命撤退。
　　徐庭瑶的中央军节节撤退，频频告急，从南天门撤到石匣和密云，北平岌岌可危。何应钦急调傅作义的第五十九军，从张家口开往昌平集结待命。一百多公里路程，傅作义军只用二十四小时就赶到了。
　　傅作义到北平军分会报到，何应钦对他的行动神速感到惊奇。几天后，傅作义军从昌平开到怀柔城西的牛栏山一带，占领阵地，构筑工事。5月21日拂晓，日军西蒙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驱动十几辆坦克，在三十几门火炮和飞机掩护下，向第四三六团第十连阵地进攻。战士们英勇阻击，重创日军，从拂晓打到上午7点钟，全连包括连长在内，只剩下八个人。
　　日军占据了前进阵地，休整半个多小时，发起第二轮进攻。守军待日军进入射程后，用机枪扫射，投掷手榴弹。日军反复发动波浪式的冲锋，气焰凶顽。守军以硬碰硬，猛烈反击，守住了正面阵地。从下午1点开始，日军又连续七次进攻正面阵地，七次都被打退，死伤累累。
　　隔了一天，傅作义军抵抗日军的攻势，从拂晓战斗到下午6点，连续血战十五个小时。突然，傅作义接到何应钦的命令，要求第五十九军停火。傅作义不愿撤退，但又不能抗令，气得对参谋长大嚷：“这个仗打得太窝囊！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阵亡将士能瞑目吗？”然而，何应钦接连三次打电话催促撤军，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场恶战，就这样中止在投降派手里。
　　怀柔之战，傅作义军三百六十七人阵亡，四百多人负伤，打死日军三百四十六人，打伤六百多人。在呼和浩特市，至今还能看到一座“华北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镌刻了烈士的姓名，上面的墓志铭有这样四句话：
　　这里长眠的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傅作义军奉命撤退，到达怀柔和顺义两县以北。5月下旬，日军已经占领秦皇岛、北戴河、密云、遵化、唐山等二十二个县，进逼北平和天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
　　日军兵临城下，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准备南迁保定。这时候，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便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

5月31日，中国军代表熊斌和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日本陆军运输派出所签订了自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以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协定草案是冈村宁次提出的，一字不容修改，熊斌只能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这使人们想到了清末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的那场谈判。《塘沽协定》使冀东变成了“满洲国”第二，并将华北置于日军监控之下，为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个卖国《协定》，招来全国一片抗议声。在《协定》签订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通电反对。

冯玉祥收复失地，蒋介石却不许结拜大哥抗战。
　　妥协者总在放弃原则，而爱国者总在想法子抗争。当傅作义的部队离开张家口开往北平附近抗战时，长年被蒋介石冷落的爱国将领冯玉祥，把山西汾阳军校的三千多名学员调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将他们扩编为一个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所辖三个团的团长，都是共产党员。不久，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率领旧部从山西介休徒步行军到达张家口。从东北与热河退

入察哈尔的抗日军队，以及蒙古自卫军和察哈尔的地方武装，都表示服从冯玉祥的指挥。冯玉祥的老部下吉鸿昌等人，先后来到张家口，各自收编了一部分抗日武装。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五天，张家口举行了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一致公推冯玉祥出任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公布同盟军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吉鸿昌的第二军，佟麟阁的第一军，阮玄武的第五军，张凌云的第六军，李忠义的第十六军，黄守中的第十八军，邓文的第五路军，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蒙古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十万人。
　　冯玉祥下令查抄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命佟麟阁为察哈尔省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任命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务处长和公安局长。
　　《塘沽协定》签订的第二天，日军就开始轰炸独石口，几天后陆续攻陷宝昌和康保，张北告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张凌云军、李忠义军和自卫军等部队防御张北。方振武派抗日救国军的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派张凌云率领一个旅协助防御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接着，同盟军收复察哈尔东部被日军侵占的四个县。6月22日，张砺生的部队首先进攻康保，经过三小时战斗，崔兴武的伪军向东逃窜，王德重率领同盟军收复了康保。
　　第二天，同盟军兵分两路，吉鸿昌等人率领左路军向宝昌发起进攻，李忠义率领右路军向沽源挺进。沽源有两支伪军防守，其中刘桂堂的部队通电反正。同盟军打退了陷入孤立的张海鹏伪军，收复了沽源。随后，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狠狠打击了张海鹏和崔兴武的伪军部队，迫使他们逃往多伦，同盟军又收复了宝昌。
　　这时，吉鸿昌得到一个情报：蒋介石要将东北划归日本，多伦也在其中。他决定先发制人，乘胜收复多伦。日军非常重视多伦这个交通枢纽和军事重地，派骑兵第四旅团和一部分伪军驻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三十二座，还有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防御工事。
　　吉鸿昌决定集中四个师的兵力攻打多伦。大家商定，张凌云从左路进攻，李忠义从中路进攻，刘桂堂从右路进攻，吉鸿昌和邓文率领总预备队。
　　各路部队在多伦外围集结完毕，三路同盟军发起进攻。日伪军凭借完备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拼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锋。这一场激战打了两天三夜，多伦城还是没有攻下。吉鸿昌急了，连夜率领敢死队，脱掉上衣，赤膊匍匐前进。他连续三次指挥登城，部队还是被日军的火力顶了回来，付出了伤亡两百多人的代价。
　　吉鸿昌向冯玉祥报告战况，冯玉祥回电说：“你干不了，请你离开，我来指挥。”吉鸿昌看了电报，失声痛哭，给冯玉祥发电说：“打不下多伦，就不回来了。”
　　到了拂晓，同盟军又发起几次进攻。突然，日军飞机过来袭击，部队伤亡加重，只得暂时退回原阵地，等待合适的机会。
　　吉鸿昌眉头紧锁，想到一个办法。他秘密地派出一名副官，带领四十多名士兵，化装成伪军，悄悄潜入城内。凌晨1点钟，天色漆黑，吉鸿昌命令部队发起猛攻。部队接近城墙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日伪军听到后方响起枪声，乱成一团，同盟军趁势从北门、西门和南门冲进城内，与日伪军展开巷战。
　　经过三小时战斗，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同盟军收复了失守七十二天的多伦，察哈尔东部的四个县，都回到了中国人手中。同盟军的这次出征，是“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占领下收复失地。察东战役，抗日同盟军共歼日伪军一千多名，同盟军伤亡一千六百多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取得了胜利，全国舆论要求蒋介石对他的盟兄冯玉祥委以军事重任，为同盟军供给弹药，收复东北四省。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想法刚好相反，企图整垮冯玉祥。何应钦派出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人进入察哈尔省，而日军两个旅团和伪军共两万多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蒋介石还派出蓝衣社的特务，对成分复杂的同盟军进行分化瓦解。结果，包刚、冯占海等人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人被暗杀，同盟军发生混乱。冯玉祥被迫撤消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把察哈尔省的政权交还给宋哲元，抱恨离开张家口，前往泰山。

　外侮延伸，内部的毒菌又侵蚀着中国的肌体。
　　蒋介石以他所居的高位，似乎不可能不明白，对于外国霸权的退让，是不可能有个止境的。但他急于铲除国内的异己，还是止不住在对日本妥协的路上滑下去。中国的局势，由于他无心攘外而专注于“安内”，变得越来越危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黑暗。

　　冯玉祥离开张家口以后，方振武和吉鸿昌把部队集结在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蒋军和日军同时打击这支抗日部队，好像是不谋而合，又似乎是合谋而为，迫使这两位抗日将领离开部队，前往天津。
　　蒋介石还纠集一百万兵力，对号召全民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其中有五十万兵力用于围攻江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日本根本不和蒋介石讲情面，把华北的形势弄得紧张万分。连日本人内部也在争先恐后，日本海军积极策动华北的分离，而日本陆军则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
　　内蒙古也处在日军威胁之下，日本驻承德的特务头子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蒋介石容得下日本的挑衅和侵略，却容不得不大听话的抗日将领活在世上。吉鸿昌在天津遭到国民党特务陈恭澍暗杀，受伤被捕，半个月后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天理自在人心。抗日同盟军被扼杀，第十九路军为之愤慨，他们联合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李济深、陈明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树起“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旗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他们声明集体退出国民党，还释放了监禁的共产党员。新政府同中央红军订立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
　　不用说，蒋介石对待国内的反对派态度非常强硬。1934年元旦，他调动五个军十二个师共约十五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军舰，也应邀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蒋介石舍得花钱排除异己，第十九路军的一些将领被他收买。福州、厦门、泉州和漳州等城市相继被蒋军攻占。李济深和蒋光鼐等人逃往香港。
　　蒋介石是根本顾不上东北的国土和同胞了。在那里，日军为了扑灭抗日战火，带领伪军在东边道、辽东和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
　　在察哈尔，半年多时间里，发生了两次张北事件和两次察东事件。蒋介石的态度是牺牲主权，息事宁人，使日本人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然后再牺牲主权，求得暂时的和平，如此陷入恶性的循环。
　　张北事件，第一次发生在1934年10月27日。当时，宋哲元军对张家口和张北防卫较严。这一天，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八人，来到张北城南门，声称去内蒙古旅行，要出发前往多伦。他们没有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就想穿门而过。南门的卫兵和保安队要求他们出示证件，盘查了四十分钟后，将他们放行。
　　两天后，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向驻军赵登禹师提出抗议。接着，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又向宋哲元强烈抗议。宋哲元命令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又将当事的连长免职，日军才暂时罢休。
　　第二次发生在1935年6月5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派出四名军人，又以旅行的名义，要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这一天，他们乘卡车从多伦到张家口，经过张北城南门，由于没有护照，被卫兵暂时扣留。宋哲元接到报告后，担心触怒日本人，下令放行。
　　日本方面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要求中方道歉，处罚责任者，还要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日本的特务机关长威胁说：“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察东事件，第一次起始于1935年1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无中生有的声明，胡说驻守热河与察哈尔边区的中国军队有碍行政，他们曾经要求宋哲元限时撤离这支部队，但中国军队没有履行，所以决定要用武力驱逐。第二天，日本驻华公使馆的武官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要求驻守独石口到沽源一带的中国军队迅速撤出。
　　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是，两天后，一千多名日军步炮兵和两千多名伪军向长梁、乌泥河与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军飞机连日轰炸独石口和东栅子等地。
　　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日军又赢了一局，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
　　第二次起始于6月11日。这一天，热河的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攻东栅子。第二天，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在这些地点，宋哲元军的部队都进行了抵抗。日方硬说是他们的人无端遭到宋哲元部队的射击。
　　对于张北和察东的四次事件，何应钦惟恐事态扩大，一味妥协。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职务，由副手秦德纯代理。关东军又调兵四千多人在长城一线的古北口和南天门等处实弹演习，加以威胁。国民政府再度妥协，授权秦德纯与土肥原谈判，签署了一个《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让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哈尔省北部地区。
　　在河北，大约在同一时期，日军主要制造了两次阴谋事件。

　自幼习武的河北隆县人孙永勤，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民众军，武装打击日伪势力。1934年2月，民众军开始接受中共冀东特委的领导，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孙永勤任军长，队伍发展到五千人。救国军打退了日伪军的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兵力，战绩卓著。
　　1935年5月，救国军在茅山地区被五千多名日军包围，还有国民党军队协同“会剿”。身

患重病的孙永勤指挥部队抵抗，中弹牺牲，部队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借口救国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中国地方政府庇护，对中国政府施压。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同一年5月2日，在天津主编亲日报纸的汉奸胡恩溥和白逾桓，接连被人暗杀。有人在夜间潜入胡恩溥在日本租界的住所，向他连射几枪，然后逃走。日本巡捕闻声赶到，没有抓到凶手，将胡恩溥送到医院，没能将他救活。第二天凌晨4点，有人潜入白逾桓在日本租界的住宅，向他连射三枪，日本警察赶到现场时，白逾桓已经死亡。于是，胡恩溥的《国权报》和白逾桓的《振报》立即停刊。两名汉奸接连在戒备森严的日本租界被杀，当时有许多人认为是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大佐操纵的。
　　这两个事件，成为日本提出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政府的筹码。结果是，国民政府一再退让，何应钦出面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日本借此大捞了一把，攫取了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
　　日本没有止步。他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自治事件”，践踏和侵吞中国华北地区的主权。
　　土肥原为著名汉奸白坚武撑腰，在1935年支持他拼凑起一支“华北正义自治军”，让他任总司令，日本浪人当顾问。这支汉奸武装打算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收买了北平铁甲车大队的两名中队长。他还派人收买副大队长邹立敬，后者不愿当汉奸，向大队长曹耀章密报。曹耀章又密报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了策划铁甲车大队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决定提前发动叛乱。6月27日夜里，白坚武率领六十多名包括部分日本人在内的匪徒，从天津乘快车在丰台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得到报告，立即下令全城紧急戒严，派部队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的警戒。
　　在丰台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铁甲车大队叛变的第六中队，在第二天凌晨到达北平永定门口，发现缺口已被堵住，车队无法前进。日本浪人命令铁甲车向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开炮，企图用爆炸声通知城内的便衣队开始动手。但是，炮弹被士兵卸去了引信，都没有爆炸。便衣队被军警包围在东交民巷，无法行动。
　　天快亮了，城外的叛军不敢拖延，退回黄村。叛变的铁甲车中队长段春泽见大势已去，领着三百多人逃往香河县。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王树常的命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三名叛军头目，乌合之众立即四散。三名叛军头目被押解到北平，经审讯后枪决。同时落网的日本顾问和几名浪人，被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人，则在日军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丰台事件刚过，香河又有汉奸叛乱。
　　香河县政府在8月13日颁发布告，要增加土地附税。布告贴出，民怨沸腾。当了汉奸的大地主武宜亭和安厚斋，乘机鼓动抗税。
　　日本驻天津的特务机关，巴不得武宜亭带头闹事。他们认为，香河县地处北平和天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在这里策动“自治”，对日军大为有利。
　　10月上旬，日本特务在北平对武宜亭和安厚斋面授机宜。这两个人回到香河，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20日早晨，约两千多名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从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县里的警察鸣枪弹压，将城门关闭，民众大部分散去。
　　第二天，河北省主席商震调了一个保安中队到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闹事，也从北平派出二十多名宪兵，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下午，日本宪兵的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人的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武宜亭很快拼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
　　国民政府命令商震“妥为处置”。商震派刘耀东到香河任代县长，武宜亭设了个鸿门宴。酒宴上，日本“代表”西村向刘耀东索取省政府的委任状来看，接到手里看也不看，就将委任状撕毁。刘耀东抗议，武宜亭的人一拥而上，打得他大呼救命。刘耀东的三名随从拔枪登楼，武宜亭一伙同时开枪，随从一死两伤，后来有一名在医院死去。刘耀东被扣押监禁。随后，武宜亭率领手下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几个月后，日本陆军部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认为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大，日军才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武宜亭这伙叛逆作鸟兽散，他本人逃进天津日本租界。中国的保安队开入香河城内，维持治安。一场由日本特务机关导演的“自治”闹剧，就此草草收场。